張文木

自1979年起，相繼在西北大學、天津師範大學、山東大學學習。

1997年獲法學博士學位。

1975年中學畢業後下鄉插隊鍛煉。

曾就中國安全戰略問題發表了一系列文章，主要研究方向：國家安全戰略。

現在是十個人，十個觀點。餓他們三天，十個人五個觀點。再餓三天，十個人一個觀點。什麼“左派”“右派”，都是吃飽了撐的。

槍杆子裡面出大國

張文木是在接受《華聲視點》雜誌採訪時說：“我覺得，目前中國的歷史進步已從‘槍杆子里出政權’階段進入‘槍杆子裡面出主權’階段。因為，中國現在已經到了不進則退的關鍵時刻……中國現在還不夠強大，但完全有條件成為大國。而要成為大國，就必須有打大仗的能力與準備。”

張文木自己也不清楚什麼時候國外把他稱作“中國學界鷹派人物”，當2000年張文木在傳媒公開“槍杆子裡面出大國”主張后，“鷹派張文木”的尖叫聲在國外更是甚囂塵上。

為了更完整地發表自己的主張，他還強調：中國要做的首先應該是軍事上的準備，任何對話和談判都是以實力為後盾的。而實力首先是軍事實力。我們絕不能等到有了“敵人大規模入侵”時再作軍事準備。

其實“槍杆子裡面出大國”的主張一直貫穿了張文木的學術研究。1997年張文木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後進入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就中國安全戰略問題發表了一系列在外界看來十分“激進”的文章，引起中國高層的重視和社會各界的關注。特別是科索沃戰爭期間，張文木看到了經濟革命引起的現代戰爭模式的改變。那還是在科索沃戰爭初期，有不少人把這場戰爭與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進行比較，認為美國正在面臨越戰式的災難。而張文木卻持相反的判斷，他認為，這是“一場克勞塞維茨式的傳統戰爭理論與現代高科技信息戰爭理論所進行的有史以來最認真的較量”，美軍不會陷入“越戰式的災難”。戰爭的結果正如張文木的判斷。

由科索沃戰爭，張文木聯想到世界軍事技術革命對中國未來安全的影響。他認為，由於科技革命已使戰爭模式完成了從制陸權到制海權再到制空權的立體轉換，在新世紀的戰爭中決定戰爭勝負的主要因素不取決於一國陸軍的數量和作戰能力，而取決於該國的海軍和空軍的高科技含量及由此形成的作戰能力，誰掌握了外層空間繼而深層海域的監控技術，誰就掌握了低層空間的制空權和制海權，誰就掌握了戰爭的主動權。因此他提出：“中國必須迅速將目前以本土防衛為主的國防模式調整為以制海權和制空權為主的國防模式。否則，就不能確保中國在21世紀的國際政治鬥爭中立於不敗之地。”

人們在閱讀張文木的文章時，發現“發展權”和“海權”兩個詞出現得比較多。這兩個詞又是相互關聯的，“海權”是一個國家生存和發展的必要前提，而“發展權”則是國家生存最核心的部分。我們也可把這兩組詞視為張文木戰略研究中最核心的部分。

張文木看到，近代中國政府被迫失去主權的戰爭都不是敵人全面和大規模入侵的戰爭。國家的綜合國力只有在無限和全面的總體戰爭中，才能發揮作用。而經驗表明：往往正是局部戰爭的失敗才導致國家的失敗。打贏局部戰爭的關鍵並不是綜合國力而是軍事技術及由軍事技術決定的軍事指揮藝術。在未來戰爭中，物與物的衝突已代替傳統地位的人與人的衝突；在遠距離空中和海上打擊后，並在對手已絕無反擊能力的條件下，入侵者才會發動地面戰役。對中國而言，如果沒有海權，對台灣和南沙充其量只能有名義而非事實的主權；但若因軍力不濟而導致戰爭失敗，則很可能徹底失去與這些地區的主權聯繫。因此，中國必須迅速加大國防與軍事力量的建設。“我們也應該確定‘周邊事態’的概念。當周邊事態有可能威脅我們時，我們也應確定‘主動出擊’的觀念。絕不應把未來的戰爭引入我們的領土，而應該直接引入敢於跟我們敵對的國家境內。”

他看到19世紀英國的資本擴張給法國帶來了一系列問題，結果造成法國在與英國的對抗中崛起，成為資本全球化和國際力量多極化進程中的第一極。緊接著德國、美國、日本這幾極都出來了，並且都是打出來的。中國也面臨著這種形勢，因為中國需要爭取發展權。

張文木眼中的“發展權”，從經濟的角度看，“至少包括在世界範圍內自由貿易不受侵害的權利”。而贏得這種權利的關鍵是自由和平等地利用世界貿易必需的交通線，特別是海上交通線的權利。如何保障這種“發展權”呢？張文木推出來的結論是：“需要槍杆子來捍衛。”

正是張文木的這個推論引起世界一些國家對他的猜疑，有人稱他是中國最具“野心”的知識分子，於是“強硬學人”“鷹派人物”的帽子向他飛來。美國中央情報局甚至懷疑他有中國軍方的背景，結果發現他與軍方毫無瓜葛。

面對國外一些人士對他的評價，張文木很平靜。在他看來，愛好和平的中國基本上不存在所謂的“鷹派人物”，中國從來沒有侵略過別國，也一直在避免戰爭，但是中國有保衛自己國家和礪志圖強的權利，有與其他國家一樣享有平等的、不可侵犯的“發展權”，在這一點上，中國只有“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沒有“學界的鷹派人物”。

中國國家的邊界安全已達底限

張文木沒有神秘的家庭背景，也沒有離奇的人生歷險。1957年他出生於陝西，1975年和當時的城市知識青年一樣下鄉插隊勞動，1979年考入西北大學，后在天津師範大學、山東大學攻讀碩士和博士學位，1997年成為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的研究人員。

在18年的求學生涯中，張文木一直對美國海軍軍官馬漢懷有某種敬意。

馬漢曾參加過美國內戰，他在著名的“海權論三部曲”中第一次提出了以爭奪制海權、控制海洋、消滅敵人艦隊為首要任務的海權理論，認為海上貿易是致富的重要途經，是民族繁榮和強盛的主要因素，因此任何一個大國都要有自己的海上活動自由，控制海洋。而控制海洋的前提是國家要擁有足夠的商品進行海上貿易，擁有足夠的商務船隻和基地，擁有足以保護海上交通線的強大海軍。

馬漢的“海權論”對世界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促使美國、日本、德國、俄羅斯等國海軍的大規模發展，尤其為美國的海外擴張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條件。馬漢被稱為“帶領美國海軍進入20世紀的有先見之明的天才”。

張文木曾認真地讀完《海上力量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海上力量對法國大革命和帝國的影響》《海上力量的影響與1812年戰爭的關係》三部偉大的著作，對中國人的海權觀表達了深深的憂慮。

1999年3月23日，科索沃戰爭爆發，張文木又想起中英鴉片戰爭和中日甲午戰爭。他在思考一個問題：在中世紀（至少唐朝以後）曾是世界超級大國的中國，為什麼會在近代被打敗？他俯察中國版圖，發現了一個有趣的事實：除北方外，中國四周均受大自然很好的保護。在沒有飛機的古代，西部、西南部的昆崙山和喜馬拉雅山，就是一道無法逾越的屏障。如果沒有這道屏障，當年從地中海打到印度的亞歷山大就很可能進一步在中國西部或西南部留下足跡。另一方面，中國又受著東海和南海的天然保護。在沒有遠程航海技術的古代，征服大海遠比征服中國更困難。因此，中國自古就沒出像英國那樣的海軍，更沒有、也無必要建設像英國那樣的海權國防。

中國本質上算一個內陸大國，但海岸線又很長。儘管中國的軍事發展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即使到了20世紀，中國人的海權觀依然十分薄弱。

張文木認為中國海權觀之所以薄弱是與明朝時海權的失落密切相關的。中華帝國政治體系以政治文化取向為主，有別于軍事經濟取向的西方社會。當達·伽馬重新開通東西方貿易通道、哥倫布發現美洲，歐洲人由此掌握了制海權的時候，中國幾乎一直堅持著北向政策。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的經濟基礎以農業為主，另一方面是因為數千年來，中華文明承受著來自北方匈奴、突厥、蒙古的巨大壓力。明朝時鄭和下西洋成為中國人走向海洋的一個起點，但卻是曇花一現。明朝集權的中央政府的政治文化取向，使得政府不得不將國家經濟當成軍事的基礎，重農輕商，無法形成繁榮的市場經濟。又因為儒生階層倡言“王道”，限制統治者的對外擴張，使明朝最終放棄了海權。

而正因為從明朝開始，中國的海權意識一直沒有建立起來，致使中國吃盡苦頭。張文木看到中美這方面形成鮮明的對照。19世紀80年代時，中國和美國當時的海軍都很弱。可就在清政府大造頤和園時，美國卻在迅速發展海軍，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的海軍已經成為了世界第二。中國和美國在海權上的不同認識使得中國在甲午戰爭中失敗，而美國則得到夏威夷、佔領古巴和菲律賓，繼而在東太平洋上獲得相當的海權利益。

事實讓張文木不得不感到海權利益的至關重要。“海軍關乎中國的海權，海權關乎中國的未來發展。”在他看來，沒有海權的大國，其發展是沒有前途的。他提出：“沒有一支強大的海軍，中國就肯定沒有偉大的未來。”

張文木看到，近些年來，世界興起兩大經濟圈：“大西洋經濟圈”和“環太平洋經濟圈”。儘管世界經濟不景氣，但海洋經濟一直保持10年翻一番的高速增長勢頭，中國也出現了“環海經濟圈”，崛起了環渤海、長江三角洲和華南3個巨大的港口群。近15年，中國海洋經濟每年的發展速度高於國民經濟的平均發展速度，到上世紀末，中國海洋經濟已超過2500億元。由此可以看出，21世紀的海權已超越了以往那種只停留於保衛商船航行及海外領地權益上的海權。他深深感到，走向世界的中國對海權的訴求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強烈。

張文木看到，原來美國人對歐洲十分在意，儘管歐盟勢力有所擴展，但美國對歐盟並不那麼介意了，這是因為美國人看到歐盟只能在分而不散中“融合”而不能統一，融合本身不足以形成挑戰美國的力量。但中國的情況則與歐盟不同。世界的常規資源總量可能不足以在東方再支撐一個新“歐洲”出現。而中國經濟發展一直與資源消耗成正比例上升，這更使中國經濟與世界資源產生了不可斷絕的聯繫，而獲取世界資源的前提條件是必須擁有強大的海權。在這方面，中國也就與美國的世界霸權產生了難以調和的衝突。

於是，張文木公開提出這樣一種觀點：中國國家安全的焦點是海權問題。而中國與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美國的矛盾的關鍵也就是海權問題。

張文木所說的“中國海權”，指的是建立在外層空間衛星監控技術引導下的導彈遠??，不是“美國式”的霸權。

霸權就是排斥別國的自主發展權，是發展權的國際壟斷。張文木看到美國開始時也是反霸權的資本外圍國家。比如它反英國，開始是正義的，但自從它入侵菲律賓和佔領古巴之後，它與西方列強的矛盾就成了非正義的世界霸權之爭了。美國進入遠東后，在與其他列強的關係上，開始還是低姿態。比如它剛到中國，只提出通商自由的要求；但隨著它貿易的發展和海上力量的加強，特別是到二戰之後，隨著英國退出世界霸權地位及蘇聯解體，美國就成了世界獨一無二的霸主。這時它開始排斥其他國家，特別是南方國家的發展權。他今天打伊拉克，明天又打南聯盟；在海上拉幫結派，形成對海上通道的絕對壟斷。這都是當代中國人為保衛自己正當的發展權利而不能不反對的霸權行徑。

中國要爭取海權，就必須反對美國的霸權。這樣，霸權與反霸權，成了中美矛盾的本質所在。但是在許多場合，很多人把國家的“領土邊界安全”和“國家安全邊界”這兩個既有聯繫但又相互不同的概念混淆使用，往往把一國的安全邊界的擴展混同於領土邊界的擴張，因而稱之為“威脅”。張文木指出，這是錯誤的。因為任何一個進入市場經濟的國家都有主權範圍內的利益和主權範圍外的利益，即融入世界的利益及其安全需求。因此，只要不擴張領土邊界和侵犯他國的主權，那麼，在尊重國際法基本原則的基礎上，為自衛在全球範圍延展其安全邊界的行為，就應當被看做正常合理的國家行為。

美國幾乎是傾其國力與東方“大風車”較量

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國家戰略能力”1是政府實施國家戰略的能力，而這種能力總是在特定的世界政治下發生的。因為世界衝突是無法避免的，所以國家戰略能力的提高不僅是國家政治永恆的議題，而且也是世界和平的保障。

一、世界充滿戰爭風險

戰爭產生的根源在於資源的絕對有限性與發展的絕對無限性的矛盾。國際間戰爭衝突的烈度與世界資源稀缺程度為正比。今天人們不會為陽光打仗，因為陽光是充足的；但是水資源現在開始緊張，人們就要為水資源發生戰爭。凡是資源稀缺的地方，戰爭就會發生。你看地圖，凡是資源豐富的地區，那裡的國家邊界線就曲曲折折；而在沒有什麼資源的沙漠地區，邊界就多是直線。國家邊界拐點，都是國家力量對比的拐點，都是要流血，要刺刀見紅的地方。

新世紀初連年發生的戰爭打破了人們對全球化時代的和平憧憬，對於戰爭的理解，人們必然還要回到列寧“在生產資料私有制還存在的這種經濟基礎上，帝國主義戰爭是絕對不可避免的”2的論斷中尋找答案。列寧的論斷基於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規律。3而這個規律，現在看來，不僅僅產生於資本主義生產和消費間的基本矛盾，而且它還產生於資本主義生產與自然環境的總矛盾，即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絕對無限性和支撐這種發展的世界資源的絕對有限性之間的矛盾。如果說，前一種矛盾，屬於階級間的鬥爭，可以通過資本主義改革適度緩解，那后一種矛盾就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帶給人類與自然間的總矛盾。既然人類隨所謂“經濟全球化”普遍進入了市場經濟，那麼，發展就成了這種經濟的“硬道理”。但這種“硬道理”卻得不到自然資源的硬支撐。物質是不滅的，能量是守恆的，資本主義可以創造無限的產品和生產力，但沒有支撐這些生產力的資源的同步增長。正如能幹的人飯量大的道理一樣，能幹的國家“飯量”也大。國家吃飯問題實則是資源供給問題。“糧食”少了戰爭多。小孩都知道在桌上劃一條線以此與“同桌的你”分割有限空間，這種人之初就萌生的地緣政治淺顯道理，我們的一些學者卻不明白了，硬說全球化時代主權界限模糊了，硬說這時的國家間鬥爭已轉為“反恐合作”。

其實，全球化時代的國際體系，本質上還是個“丟手絹”的遊戲：大家一片和好，一旦有人倒下，就會是一片“快點快點捉住他”叫喊。蘇聯倒下時，就是這樣；伊拉克倒霉時，也是這樣。這不好，但這就是歷史。問題是，這塊“手絹”自美蘇對決之後的第二輪遊戲中正在悄悄地丟在中國人的後面，西方人並沒有將此消息“告訴他”，我們的一些學者不僅沒有提前“告訴他”，反而用所謂“全球化時代主權概念淡化”、“國際邊界模糊”、“世界相互依賴”、“國家將更多地不依賴戰爭而通過談判解決問題”等忽悠中國的國家戰略意識，弱化中國的國家戰略能力，其結果自然就是繼19世紀末中國大清解體、20世紀末蘇聯解體之後，又有人自覺或不自覺地為另一場“快點快點捉住他”的亞洲盛宴而準備。

二、國家戰略能力的高低是國家興衰的關鍵

既然傳統的“丟手絹”式的國際體系沒有變，那中國就得考慮在這險惡的環境中怎麼生存和發展。為此，學界開始尋究大興衰的原因，且發現了許多悖論：

人們提出經濟落後得挨打，於是人們就強調發展經濟。但經濟發展了也要挨打，日本侵華戰爭就是在中國經濟發展較快時發生的。國家與人一樣，富了要得心血管病、血脂高等富貴病，胖得不能動了，就有其他國家收拾你，就要亡國。所以說，要研究國際政治，先看動物世界。

有人說，文明落後要挨打。中國大清是因為它落後被打敗的，這沒得說。但是文明程度高是不是就不挨打呢？顯然不是。大宋之於北方契丹部落，大明之於努爾哈赤的女真部落，古羅馬之於北方蠻族部落，前者文明程度肯定要高於後者，但都為後者打敗。

那軍事力量強是否就不挨打，也不是。正如法國的馬奇諾防線在法國人眼中固若金湯，而在德國人的眼中卻毫無國防意義一樣，蘇聯的軍工產業可與美國比肩，但卻被西方整垮了。

也有人說不民主要挨打，於是就有人炒西方“民主”，進行所謂“中國和印度的比較”，似乎“民主”無敵，且不說1962年的中印衝突結局，也不說南斯拉夫和蘇聯是在民主“整容”的開始階段就被美國打垮，即使古代“民主”的雅典也最終敗在“專制”的斯巴達腳下。米洛舍維奇現已死在獄中，西方人說他專制，但真推動南斯拉夫完成從共產主義體制向西方“民主”體制轉軌的就是米洛舍維奇。戈爾巴喬夫講“改革新思維”，結果是丟了國家。就連為美國式民主背叛自己共產主義信仰的謝瓦爾德納澤也在被美國顛覆后叫苦不迭。可以肯定，即使將來社會主義國家換上了西方的民主“馬甲”，如果自己沒有戰略意識，結果還是要挨打、還是要“傷自尊”的。2006年2月28日，有著慘痛亡國經歷的戈爾巴喬夫對中國記者說“我給中國朋友的忠告是：不要搞什麼‘民主化’，那樣不會有好結果！千萬不要讓局勢混亂，穩定是第一位的”；談到蘇共垮台，他說:“我深深體會到，改革時期，加強黨對國家和改革進程的領導，是所有問題的重中之重。在這裡，我想通過我們的慘痛失誤來提醒中國朋友：如果黨失去對社會和改革的領導，就會出現混亂，那將是非常危險的。”4

有些和平主義者、浪漫主義者說，世界轉變了，和平了，不要作軍事鬥爭的準備。薩達姆曾是軍事強人，后又180大轉彎，搖身一變卻成了現代“宋襄公”，在美國人面前他主動自廢武功，其過程對西方也是高度“透明”，結果也挨了打。薩達姆沒有核武器，那美國為什麼要打他呢，布希說，是因為薩達姆腦子裡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腦子裡有，也得打。相反，不那麼“民主”，經濟也不那麼發展，但戰略意識極強的古巴、朝鮮卻不可動搖。

也有人說，那是文明的衝突，可歷史上同宗同教的國家衝突還少嗎？19世紀90年代末，美國人入侵菲律賓時，菲律賓人信奉基督教已有上百年歷史了。可美國人登島時還是將菲律賓人殺了個血流成河。

正如一個四肢強壯的人也會因大腦一個小小的問題而瞬間死亡一樣，國家強大與否的關鍵不在硬體方面，而在軟體方面。而其中最關鍵的不在軟體技術而在國家戰略能力。經驗表明：歷史上，凡是打敗的，都是缺乏全民整體政治意識及建立其上的國家戰略能力的國家。明治維新之後，特別是甲午戰爭前後，中日差別不主要在財富和技術，而在戰略意識及與之相應的國家戰略能力。當時日本國家戰略意識都遠高於以“莫談國事”自警的中國人。卡特時期美國經濟和軍事技術力量並不差，可卡特這個人的戰略管理能力極低，所以讓蘇聯勃列日涅夫打得在印度洋亂跑。戈爾巴喬夫上台，蘇聯的經濟和軍事技術力量並不差，但他與對手講“新思維”，結果被美國里根和布希的現實主義生生將蘇聯整垮。在蘇聯快解體的時候，尼克松到蘇聯看后即表示動手的時候到了。於是蘇聯就被具有較高國家戰略能力的美國打散了，肢解了。這時他們才不管你蘇聯是“民主”還是“不民主”。事後沒有多少戰略意識的戈爾巴喬夫還以“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的灑脫採訪了老布希。

世界上為什麼總這麼打，康德式的世界和平到底能不能實現？孟子都說了，“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5。“力”是第一位的。光說仁不說力，那是農夫，農夫不能馴蛇而只能被蛇咬。康德式的和平是存在的，但前提是要有力量均勢。聯合國是民主的，但保證這種民主的是對德、日、意法西斯的鎮壓，是戳在五大常任理事國後面的五顆原子彈。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仁”，是人們渴望的和平，而“力”則是實現和平的手段。力的使用是一種能力，對國家來說，它就是國家戰略能力。

三、“國家戰略能力”是戰略文化、戰略思維、戰略管理的有機統一

既然這個世界還不是一個大同的世界，而是一個無政府的世界。那就得考慮提升國家戰略能力問題。

那麼，“國家戰略能力”是怎樣的構成的呢？

國家戰略能力，不是一般的個人、團體或某些階級的局部能力，而是覆蓋全國的國家能力。我採用李際均先生的劃分，6將它分為三個有機要素：（1）戰略文化；（2）戰略思維；（3）戰略管理。

戰略文化是國家公民的整體政治意識即捕捉國家生活中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意識。國家公民的戰略文化是國家戰略思維生長的土壤。戰略思維，是知識群體的政治認知能力。如果說，戰略文化是國家戰略的感性認識，那麼戰略思維就是由戰略文化抽象出的理性認識。戰略思維有沒有注入國家學術之中，其發展成熟不成熟，都是一個國家戰略知識和經驗儲備優劣的前提。

戰略管理是進入實踐的戰略思維和戰略文化，它更多的是國家領袖階層的事。戰略管理能力源於戰略思維能力。國家最高管理層的戰略能力如何，又取決於其智庫的戰略思維能力的支撐力度。歷史上有許多偉大人物——如拿破崙、俾斯麥、列寧、毛澤東等——的建樹，是由於他們本人就是天才的戰略管理者，也有的——比如富蘭克林·羅斯福——是由於他擁有一批戰略思維能力極強的參謀班子。

反觀中國清王朝，如果說，全民“莫談國事”是大清朝戰略文化極度衰落的標誌，7那麼，對戰略型人才的逆向淘汰並將這些人比如孫中山等推向革命陣營的現象，則是大清國家戰略管理能力衰落的標誌。由此推論：戰略管理逆向淘汰戰略思維，戰略思維逆向淘汰戰略文化，是國家戰略能力整體衰落的標誌和大失敗的開始，反之則是國家復興的徵兆。比如，儘管中國共產黨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面臨大失敗，但它接納了毛澤東，由此共產黨漸入佳境並獲得巨大成功；儘管美國在50、60年代已被朝戰和越戰拖得精疲力竭，但美國人推出尼克松，這使美國在80年代以後開始復甦；儘管俄國在葉利欽時期已潰不成軍，但在新世紀之初，俄國戰略管理層接納了普金，俄國便迅速復興。與日本東條英機內閣逆向淘汰了近衛內閣是日本大潰敗的開始一樣，美國，自從小布希政府逆向淘汰了鮑威爾等戰略家時起，它就開始面臨其難以避免的衰局。還是毛澤東同志的總結得好，他說：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黨的路線正確就有一切，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沒有政權可以有政權。路線不正確，有了也可以丟掉。8

對一個執政黨來說，毛澤東說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黨的執政能力高低的標誌，對一個國家來說，則是國家戰略能力，尤其是其中的戰略管理能力的高低的標誌。

四、提高國家戰略能力關乎世界和平

國家戰略能力，本質上是科學地運用國力的藝術。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尤其是中共十六大之後中國人的戰略文化氛圍，戰略思維能力，從而戰略管理能力在建立“和諧世界”的目標下正迅速提升；相反，美國和日本的戰略能力都在快速衰落。

東風有了再次壓倒西風的可能。

日本右翼在靖國神社中崇拜東條英機等戰犯，而堅持參拜戰犯的右翼力量在日本內閣迅速崛起；這既表明了日本戰略管理的嚴重下降，同時也表明東亞和平將面臨嚴重危機。日本人不明白，對日本發展而言，東條英機是最大的罪人，這個人不懂得戰略藝術本質在於節制。無限制的目標和無限制的國力透支，把日本明治以來所有的成果給毀壞了。日本人崇拜他，說明日本人的短見和沒有戰略意識。他提出的國家戰略目標鋪天蓋地，且遠超出美國資源可承受的底線。這表明美國的戰略管理出現了問題。小布希第二任內閣逆向淘汰鮑威爾等戰略家，說明美國戰略思維的嚴重退化；而每四年一次的總統大選，熱鬧得猶如中國人的春節聯歡晚會，其過程重表現而非重實績，其結果選出來的多是政治表演家而非政治家。這說明美國的戰略文化衰落。

小布希政府對於老英國幾百年治理世界的經驗遠不如老布希熟悉。老英國治理世界的經驗告訴海權國家不要深入到內陸作戰，對內陸國家應該靠地區大國制衡。毛澤東說他喜歡右派，10右派是現實主義者，左派往往放空炮。美國的右派也開始放空炮了。小布希及其同僚就是這樣一批愛放空炮的人。有人說他是新現實主義者，其實他是典型的理想主義者：有點像發動十字軍東征的教皇烏爾班二世，為宗教打仗，要改變伊斯蘭文化。這是極不現實的。11尼克松是現實主義，靠均勢，小布希打破了尼克松以來建立的世界均勢，尤其是分佈於中東且有利於美國的力量均勢。美國“反恐”目標過大且使其國力日漸透支，這對美國是很危險的。今天的美國人在小布希的領導下幾乎是傾其國力與東方“大風車”較量。結果可想而知。

“國家戰略能力”是以正為本，以奇為用的概念，其要義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國家的“打仗”能力，而應理解為國家實現和平的能力。東方的和諧思想對當前的世界和平是有益，這次胡錦濤主席訪美期間贈送美國總統《孫子兵法》的意義更是深遠的。12孫子說：上兵伐謀，而小布希伐謀不足反而伐兵有餘；孫子說，全城為上，小布希則在中東是凡城皆破。日本小泉又是孔武突進，這種政策對世界和平真不是好兆頭。美國是國際大家庭中的一員，但世界人民需要的是一個懂得節制武力的美國。

行文至此，看到美國總統簽署延長《愛國者法》，布希還強調，美國仍然處於戰爭狀態的消息，13令人唏噓。看來，和諧世界的建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世界和平還有待於全世界，尤其是世界主要國家的國家戰略能力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