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文古爾鎮

小說前十章的內容圍繞著德瓦諾夫和科片金展開，先是德瓦諾夫一個人尋找社會主義，後來是二人一起遊歷，途中指揮社會主義建設。其中“切文古爾鎮”這個名字在第十章首次出現。後半部分十一章至小說結束，主要圍繞著切文古爾鎮的社會主義建設展開。小鎮里的人脫離人民，脫離實際，或靠吃泥土過日子，或專拆房子求痛快，或以槍斃資產階級為樂事，不從事物質勞動，精神畸形膨脹，坐吃山空，最後終於遭到毀滅。

《切文古爾鎮》是普拉東諾夫創作高峰時期的一部作品，正值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浪潮在農業、工業領域內掀起之際，它的主題表面上來看集中在反官僚主義和反映社會主義建設，但真正關注的是人的心靈。

在給高爾基的信里，普拉東諾夫說出了他的創作意圖，“……作者是正確的，他真心誠意地試圖在小說中描寫社會主義社會的開端。”俄羅斯的過去充滿了那麼多的不幸，她的人民又是如此的貧窮落後，和過去斬斷關係，奔向美好的、全新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就成了人們的選擇。這種截斷時間之流的衝動，普拉東諾夫早已有之。早年學習技術的背景讓他充滿了用技術改造世界的幻想，“那時我就明白，一切都是人為的結果，而不是自發產生的。我常常想，也許在什麼地方，伴著汽笛的長鳴，孩子也被製造出來，而不需要通過母親的孕育。”在他的奇思妙想中，總有著割裂過去的意圖。而此類思想一直延續到《切文古爾鎮》的寫作當中。

薩沙·德瓦諾夫

薩沙·德瓦諾夫是在革命中成長起來的，因此，年青時就樹立起了對革命的信心，他相信，革命就是世界盡頭。正是懷著這種堅定而美好的信念，他毅然地參加了革命，從國內革命戰爭的前線，到戰後建設和探索新型社會形態的工作，薩沙·德瓦諾夫放棄了自己的愛情，隻身一人漂泊在俄羅斯大地上，不辭辛苦四處奔波。他堅信革命就是真理，就是無所不能的美好事物：他認為，革命對人民來說就是知識和智慧的象徵，指出“革命——就是人民的識字課本”；革命后的新型社會形態是歷史的終結，時代的終結。但是，他也意識到了革命的另一面，也有許多“瑕疵”的事物和疑慮：他感受到了革命后俄羅斯大地的貧瘠和人民的痛苦：“沒有任何建築一隻有被人拋棄的大自然在痛苦呻吟！”；“在革命中這些強烈的感情同樣在起作用——人們活動時不光靠鋼鐵般地信念，同時也帶著戰戰兢兢的疑心。但對薩沙·德瓦諾夫來說，革命的“瑕疵”並沒有動搖他對革命本身的信心，當他對革命產生了些許懷疑的時候，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就給他帶來了希望，他將這種“瑕疵”理解革命的另一種表現形式，他也堅信這種一貧如洗、除了階級友愛別無他物的切文古爾公社就是美好的新型社會形態。”從薩沙·德瓦諾夫參加革命、認識革命和理解革命的目的，就是為了探索個體存在的意義。他將革命要建立的“無上幸福的未來世界”視為個體的存在意義，但是切文古爾公社的破產也宣告了他理想的破產。

斯捷潘·科片金

斯捷潘·科片金曾經是一位農民，出於對革命的憧憬，他加入到了建設社會主義的洪流當中，他堅信：任何敵人都是軟弱的。因此，斯捷潘·科片金的革命信念和行為就是堅決而果斷地與一切阻礙革命前進、破壞革命的消極現象進行鬥爭，甚至藉助暴力手段。他不僅要消滅資產階級儈子手，而且要鎮壓那些反對革命的富農階級，因為：“社會主義就要由純粹的貧農當家作主，富農們必定要在鬥爭中死掉。”儘管斯捷潘·科片金是“激進的革命鬥士”，也對切文古爾的新型社會形態產生了懷疑，但他仍對革命充滿了期待。可以說，他的一生都在與戰鬥打交道，個體的存在意義就在於革命本身——鬥爭。斯捷潘·科片金為革命而生，為革命而死，他是積極而勇敢的革命鬥士，但最終也因革命理想的虛妄而走向了幻滅。

扎哈爾·帕夫洛維奇

扎哈爾·帕夫洛維奇守舊派的典型代表，對於革命他一直抱著觀望的態度，他沒有直接投入到革命當中，而是想等到革命實現新型社會形態之後再加入它。這位閱歷豐富的老者，不但在革命前對“革命是否是真理”表示了懷疑，而且對革命后所出現的新階段產生了質疑，甚至從樸素的自然革命角度指出了新階段革命事業和革命建設的非科學性，暗示了切文古爾公社建設行為的荒唐性。無論革命發展到哪個階段，扎哈爾·帕夫洛維奇都沒有放棄對它的關注，而是默默地體會革命是否像自己所期待的那樣。

《切文古爾鎮》中的末世論思想，首先表現在主人公德瓦諾夫的基督形象上。小說中，德瓦諾夫如彌賽亞降臨、扮演著救世者的角色，這也就是末世論中彌賽亞論的體現。德瓦諾夫承擔了尋找真理以拯救世人的使命，他一直為尋找共同生存和個人生活的真理而在俄羅斯大地上漫遊。德瓦諾夫很早就肩負起這樣的使命了。幼年時，他目睹父親為探索死亡奧秘而投湖身亡，變成了孤兒后被過繼到一個多子家庭，卻又因養父母無力撫養而被迫出外行乞，淪為流浪兒。

19世紀俄國古典文學塑造主人公的傳統，是為他安排一條苦難的荊棘路——尋找真理，恢復被破壞了的生活和精神的秩序。普拉東諾夫也為德瓦諾夫選擇了這樣一條路，一條在荒蕪曠野中漫遊尋覓的道路。這條道路實際上就是俄羅斯人的基督所走的道路，因為在俄羅斯東正教信仰者的意識中，真理是與道路、與生命相聯結的。在切文古爾鎮，德瓦諾夫日思夜想，無時無刻不為無產階級夥伴費心勞力，把自己折磨到身體極度虛弱，遭受著肉體與精神的雙重痛苦，最後還為了理想隻身走進湖底。這一情節，也不禁使人聯想起代世人受苦的基督。

《切文古爾鎮》中的末世論思想，也體現於小說人物對基督千年王國降臨的期待。在切文古爾鎮，德瓦諾夫想建造灌溉用的水閘，他的同志戈普納想到需要作連鎖木樁的材料，就到鎮外墓園上找到矗立久遠的十字架，戈普納認為只要去掉十字架上的橫木和基督的標誌，就可以用來做為建設共產主義的材料了。

“共產主義”在《切文古爾鎮》里只是隱約可見的海市蜃樓，小說表現更多的卻是烏托邦追尋與末世論、千年王國相互交錯時的“歷史野性思維”。例如，普拉東諾夫以俄國式笑話的口吻把布爾什維克對資產階級及其家人的清洗，稱為千年王國說中的基督第二次降臨。

在這部情節看似荒唐離奇但又不失為真的小說中，幽默和戲謔的語調主要集中在敘述者講述人物言行時採用的敘述語言。

這部小說中的人物身上充滿了喜劇色彩，他們善良天真又古怪離奇，遊歷、戀愛、追尋信仰，又用真誠善良的心做一些愚蠢可笑的事。不過，人物言行固然離奇而富於幻想，作者並沒有把他們塑造成可笑的瘋子。主人公德瓦諾夫的旅伴科片金，文中有一處描寫他簽自己的名字，他於是簽上自己的全稱：“以羅莎·盧森堡命名的上莫特林區布爾什維克野戰部隊司令斯捷潘·葉夫列莫維奇·科片金。”這個身材又瘦又小，以犧牲的德國革命者羅莎·盧森堡為精神偶像，為自己的坐騎取名“無產階級力量”，僅憑一腔革命熱情盲目前進的野戰部隊司令，像極了堂吉訶德。

小說用了大量的插敘手法，使得小說的時間線索撲朔迷離，故事情節較難理清。從整體上看，小說的形式上前後似乎顯得有些“脫節”，一是其中心對象“切文古爾鎮”只在小說後半部分出現，二是前半部分的主人公德瓦諾夫和科片金在後面有被“架空”之感，不再是作者主要表現的人物；而內容方面，由於運用了大量插敘，小說的情節線索很難理清，使得一個線性敘述的故事顯得離奇複雜。

在《切文古爾鎮》中，“黑夜”作為一個重要意象頻繁出現，不但在小說的環境描寫中佔了相當大的篇幅，而且作者還用了大量筆墨來展現人物在黑夜中的內心活動和身心感受。正是對黑夜中大到切文古爾鎮、主人公，小到一草一木的描寫，才增加了這部小說的厚重感和立體感，這部小說之所以沒有流於通俗和平面，而是深刻詭譎，離不開作者的哲思和與戲謔語調相反的嚴肅語調，而這些別有深意、充滿哲思的敘述，大部分都體現在對黑夜的描寫中。

對黑夜中景色的描寫隨處可見，作者在描寫黑夜的時候敘述語調變得冷靜而緩慢。而對主人公德瓦諾夫的刻畫，作者傾注的筆墨和感情是最多的，尤其是小說前半部分，多次寫到他在黑夜中的思考和夢境。尤為特別的一點是作者在小說中創造了“守夜人”的形象，並前後對其進行五次描寫。“守夜人”時而化作德瓦諾夫睡覺時躺在一起化解孤獨的同伴，時而變成舊教中的護衛天使，但不管在德瓦諾夫心裡是哪個形象，它的存在都說明了德瓦諾夫在黑夜中感受到難以排遣的孤寂，只好想象一個虛幻的形象來陪伴自己。在心中明確感受到和自己相分離的、另一個自我的存在，是非常細膩的一種思考。而這種沉靜的狀態毫無疑問是獨屬於黑夜的，只有在夜深人靜、萬籟俱寂的時候，人才會有更加冷靜深刻的思考，也更容易感受到孤單和傷感。

對夢境的描寫以及觀看星空的習慣還在很多人物身上都普遍存在著。例如科片金、切文古爾鎮的領導切普爾內伊，甚至有著奇怪“綽號”的怪人們，他們在黑夜裡總會做夢，思考革命的一些問題，而思考的結果，則常常是與白天里那種盲目的自信樂觀相反的。他們經常會夢見家鄉、母親等親切的人和事，甚至會因思念、孤獨而哭泣。

即便這部小說充滿了喜劇色彩，但歸根結底它還是一個悲劇，不可辯駁的理由就是這些懷著滿腔熱情建設社會主義的人物都用著一種荒唐而愚蠢的方式開展建設，在切文古爾鎮上，他們殘忍的殺死有產階級，保衛“切文古爾”，但最終被入侵的哥薩克人幾乎消滅乾淨。這一結局是悲劇性的、黑暗得讓人窒息的。

安德烈·普拉東諾夫的長篇代表作《切文古爾鎮》早在1929年就已經完成，但是直到1988年，這部作品才得以問世出版。普拉東諾夫在小說無法發表的情況下，曾向當時的俄國文壇領袖高爾基求助，但高爾基認為普托東諾夫在諷刺現實，而這在當時，是無法獲得俄國書刊檢查機關通過的。

小說出版后，批評家對這部小說讚譽有加，有俄羅斯批評家認為小說是“發揮了關於文明終結的千年王國說”的當代默示錄，美國理論家弗·傑姆遜則盛讚普拉東諾夫是“非凡的美學權威和道德精神權威，作為一個預言家，完全可以和卡夫卡在西方的地位相提並論”。

安德烈·普拉東諾夫（Андрей Платонович ПЛАТОНОВ，1899一1951），獨樹一幟的蘇聯作家、詩人、劇作家、文學批評家。像那個年代的許多作家一樣，他的文學之路並不平坦，既有大獲好評之作，也有被禁的作品——比如他著名的長篇小說《切文古爾鎮》、中篇小說《基坑》等。他後來主要從事兒童文學創作和民間文學的整理。60年代以後，他獲得了應有的追認，作品逐漸獲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