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精神

1936年，竺可楨 (藕舫) (1890.3.7—1974.2.7) 先生就任浙大校長。1938年11月，竺校長在廣西宜山主持召開校務會議，決定以“求是”為校訓，作為探求高深知識，培養健全人格的準繩。何謂“求是”，竺先生在題為《求是精神與犧牲精神》的講演中這樣闡述：“何謂求是（英文是Faith of Truth）？所謂求是，不僅限為埋頭讀書或在實驗室做實驗。求是的路徑，《中庸》說得最好，就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單是博學、審問還不夠，必須審思熟慮，自出心裁，獨著隻眼，來研究是非得失。”竺先生還說過：“校訓為求是，實事求是，自易瞭然，然而言易行難，一旦利害衝突，甚難實行‘求是’精神。近世科學始祖首推哥白尼、伽利略以及布魯諾三氏，除前一人著書外，后二人一秉求是精神，歷險如夷，視死如歸，以身殉科學。……壯哉求是精神！此固非有血氣毅力大勇者不足與言。”

竺可楨（1936.4-1949.5 期間 擔任浙江大學校長）

諸位同學：諸君進到該校，適值抗日戰爭方烈，因為統一招生，發表較遲，又以交通不便，以致報到很是參差不齊，比舊同學遲到了一個月，才正式開課。諸君到浙大來，一方面要知道浙大的歷史，一方面也要知道諸位到浙大來所負的使命。

浙江大學的前身最早是求是書院，民國紀元前十五年（一八九七年即光緒二十三年）成立，中經學制更變，改名為浙江大學堂，浙江高等學堂。到民國十年，省議會建議設立杭州大學，但迄未能實現，到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軍抵定浙江，始能成立。合前浙江公立工業專門學校和公立農業專門學校而成，所以浙大從求是書院時代起到現在可說已經有了四十三年的歷史。到如今“求是”已定為我們的校訓。何謂求是？英文是Faith of Truth。美國最老的大學哈佛大學的校訓亦是求是，可謂不約而同。人生由野蠻時代以漸進於文明，所倚以能進步者全賴幾個先覺，就是領袖；而所貴於領袖者，因其能知眾人所未知，為眾人所不敢為。歐美之所以有今日的物質文明，也全靠幾個先知先覺，排萬難冒百死以求真知。在十六世紀時，歐美文明遠不及中國，這不但從中世紀時代遊歷家如馬哥孛羅到過中國的遊記里可看出，就是現代眼光遠大的歷史家如威爾斯，亦是這樣說法。中世紀歐洲尚屬神權時代，迷信一切事物為上帝所造，信地球為宇宙之中心，日月星辰均繞之而行。當時義大利的布魯諾（Bruno）倡議地球繞太陽而被燒死於十字架；物理學家伽利略（Galileo）以將近古稀之年亦下獄，被迫改正學說。但教會與國王淫威雖能生殺予奪，而不能減損先知先覺的求是之心。結果刻卜勒（Keplev），牛頓（Newton）輩先後研究，憑自己之良心，甘冒不韙，而真理卒以大明。十九世紀進化論之所以能成立，亦是千辛萬苦中奮鬥出來。當時一般人尚信人類是上帝所造，而主張進化論的達爾文、赫胥黎等為舉世所唾罵，但是他們有那不屈不撓的“求是”精神，卒能得最後勝利。所謂求是，不僅限為埋頭讀書或是實驗室做實驗。求是的路徑，《中庸》說得最好，就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單是博學審問還不夠，必須審思熟慮，自出心裁，獨著隻眼，來研辨是非得失。既能把是非得失瞭然於心，然後盡吾力以行之，諸葛武侯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睹。我再可以用歷史上事實來做幾個篤行的引證。十六世紀時，一般人士均信地是平的，地中海是在地之中，所以叫地中海，義大利人哥倫布（C.Columbus）根據希臘哲學家的學說，再加上自己的研究，相信地是圓的。他不但相信，而且能根據他的信仰以達到新大陸。哥倫布的一生夢想就是想到新大陸。但義大利王和歐洲一般人都不熱心，最後還是西班牙王給他錢，裝了三船的囚犯，向大西洋冒險出發，卒達美洲，這才可稱為“求是”。中國的往史，不乏這樣例子，最近的就是中山先生。滿清以數百萬文化低落游牧部隊，滅亡明朝，奴使漢族，以少數制多數，以低文化的民族，來壓迫文化高的民族，這是不得其平。但一般人都不敢講，若有人敢提到興漢滅滿，就是極大的危險。雍正、乾隆兩代文字獄是一個明證，至於實行革命，更是難能。唯有中山先生不但鼓吹革命，而且實行革命，這革命精神，正是源於求是的精神。

浙江大學原在杭州。諸位到過杭州的，曉得杭州蘇堤南端有一古墓，是明末張蒼水先生（名煌言）的墓。自李闖入京，崇禎縊死煤山，吳三桂請清兵入關。張蒼水是寧波一舉人。明亡屢起義兵，及魯王亡，張名振亦歿，而鄭成功居海上抗清，受桂王冊封，公亦遙奉桂王。其時桂王已勢衰走雲南，清軍方致力於西南。張公逐乘機和台灣鄭成功聯軍攻長江，下蕪湖等二十七州縣，從鎮江逼南京，以成功輕敵深入，敗於南京。公知事不可為，乃潛居於南田小島上，為漢奸所賣被逮，勸降不屈，從容就義於杭州。他給勸降的趙廷臣說道：“蓋有捨生以取義，未聞求生以害仁”，又說到：“義所當死，死賢於生”。象張蒼水這樣殺身成仁，也是為了求是。

以上是講到浙大校訓“求是”的精神，這是我們所懸鵠的，應視為我們的共同目標。其次就要講諸位到該校來的使命。在和平時期我國國立大學每個學生，政府須費一千五百元的費用。在戰時雖是種種節省，但諸位因淪陷區域接濟來源斷絕的同學，還要靠貸款來周濟，所以每個學生所用國家的錢，仍需一千元左右。現在國家財源已經到了極困難的時候，最大的國庫收入，以往是關稅，現在大為減色，其次鹽稅，因為兩淮和蘆鹽區的陷落，以及兩粵交通的不方便，亦已減收大半。在這國家經費困難的時候，還要費數百萬一年的經費來培植大學的學生，這決不僅僅為了想讓你們得到一點專門學識，畢業以後可以自立謀生而已。而且現在戰場上要的是青年生力軍，不叫你們到前線去在槍林彈雨之中過日子，而讓你們在後方。雖則各大學校的設備不能和平時那樣舒服，但是你們無論如何，總得有三餐白飯，八小時的睡眠，和前線的將士們不能比擬。就和我們同在一地的軍官學校的學生相比，也要舒服多了。他們常要跑到野外練習戰術，有時四十八小時沒有睡眠，整個白天沒得飯吃，行軍的時候，一天要跑到一百二十里，背上還要負荷二、三十斤的糧食軍需。國家既如此優待諸君，諸君決不能妄自菲薄，忽視所以報國之道。國家給你們的使命，就是希望你們每個人學成以後將來能在社會服務，做各界的領袖分子，使我國家能建設起來成為世界第一等強國，日本或是旁的國家再也不敢侵略我們。諸位，你們不要自暴自棄說負不起這樣重任。因為國家用這許多錢，不派你們上前線而在後方讀書，若不把這種重大責任擔負起來，你們怎能對得起國家，對得起前方拚命的將士？

海軍則英國三倍於德意志，而意國海軍尚不及法，俄國姑不論。空軍則戰爭開始，德國可出三千架飛機，義大利二千五百架，後備者兩國合計約三千架。而英法俄最初即可加入七千架，後備三千架。英法既在海陸空三方都佔到絕對優勢，何以張伯倫會忍恥受辱作明興之盟。果然如沙卜德所云，德國可以於三個月內征服羅馬尼亞或波蘭，而英法欲救捷克，則非征服德國北部不可，但如假以時日，英法終能取得最後之勝利。而英法為什麼竟至屈服，甘棄捷克於不顧呢？這是很顯明的由於英國保守黨和一般有資產階級的人們不肯犧牲自己的安全舒適的生活，來為國家保持威信。所以當八月間歐洲各國劍拔弩張一觸即發的時候，英法諸國統下了動員令。起初民氣激昂，但不久因為母別其子，婦別其夫，物價高漲；兒童防德國飛機來襲，統移鄉下去；一般人民眼看到倫敦利物浦紙醉金迷笙歌太平的世界，一剎那間就要變成德國飛機轟炸的目的物；於是不到兩星期民氣就消沉下來。所以等到張伯倫從明興得到和平回來，英國人民如釋重負，甚至感激流涕，而大英國的威信如何，在所不顧了！法國威根將軍說，德國這樣狂妄自大，著實可惡，而其人民之能萬眾一心，公而忘私，卻值得法國人之欽佩與模仿的。所以做領袖的人物，不但要有專門技術，清醒頭腦，而且要肯吃苦，能犧牲一已以衛護大眾與國家的利益。中國現在的情形，很類似十九世紀初期的德意志。德意志自從大腓烈特（Frederick the Great）為國王以後，漸有國家的觀念。不久法國拿破崙當國，自從1796—1813年十餘年間侵略德意志，得寸進尺，不但盡割萊茵河以西之地，並且蠶食至於易北河以西沿海一帶盡歸法國之版圖。愛國志士如費希德（Fichte）等，大聲疾呼，改良德國教育制度，廢除奴籍整頓考試製度，卒能於短期間造成富強統一之德意志。費希德在其告德意志民眾的中演說中有云：“歷史的教訓告訴我們，沒有他人，沒有上帝，沒有其他可能種種力量，能夠拯救我們。如果我們希望拯救，只有靠我們自己的力量。”諸位，現在我們若要拯救我們的中華民族，亦惟有靠我們自己的力量，培養我們的力量來拯救我們的祖國。這才是諸位到浙江大學來的共同使命。

（此文系竺可楨先生1939年2月4日對一年級新生的講話。）

“求是精神”是歷代浙大人的精神靈魂和思想瑰寶。幾經嬗傳，變動的是時代，恆久的是浙江大學一以貫之的“求是精神”。愛國奉獻、勤奮務實、追求真理是歷代浙大人的“求是精神”的寫照。

愛國奉獻。1897年，求是書院的創辦就融入了以天下為己任的愛國種子，“求是”乃求民族大“是”。“五四”運動期間，浙江工、農兩校成立“學生聯合會”，組織“五四”運動集會，舉行救國大會，參加新民主革命運動。隨後相繼發生的“九·一八”事變請願，“一二·九”運動示威遊行以及“驅郭鬥爭”都表現出“求是”學子的愛國熱情。成立“拓荒社”，恢復“黑白文藝社”，學習宣傳進步思想，推動學生愛國運動。組織“一二·一慘案”反內戰抗暴運動、“五·二O慘案”請願運動等。特別是在“於子三”運動中，浙江大學以及師生們成為反內戰民主運動的“民主中堅”、“民主堡壘”。歷史銘記著一代代求是學子的愛國奉獻、為民族而奮鬥的歷程。

勤奮務實。竺可楨曾將浙江大學自求是書院以來一脈相承的傳統學風概括為“勤”“誠”兩字。“勤”乃“求是”之徑，“誠”乃“求是”之舟。如竺可楨82歲時始完成的代表作“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就是根據他幾十年的大量野外考古、實地勘探所得資料，幾十年研究積累並數易其稿而成。遺傳學家談家楨對瓢蟲色斑遺傳的研究始於1937年，一直堅持七年始在湄潭研究發現了異色瓢蟲色斑遺傳的嵌鑲顯性現象，終至1946年進行理論概括並正式發表。在浙大西遷至廣西宜山時，學校的“教室”只是在草棚里掛上塊黑板，同學們都是站著聽課，肩膀上用雞腸帶斜掛上一塊木版記筆記。學生寢室也是大草棚，夜間自修沒有課桌，常常站在板凳上，在雙層床的上層床板上，就著一盞小小的油燈做習題，就是在這樣的艱苦環境下，“求是”學子們以苦為樂，勤奮學習，奮發進取。回眸今天的求是園裡、教室、圖書館、實驗室、竺可楨像前、費鞏亭下……我們依舊看見同樣的勤奮身影，高揚偉岸的“求是精神”始終指引和激勵著浙大人永無終極、腳踏實地地渴求知識。

追求真理。此乃“求是”之本。竺可楨曾在《科學方法與精神》一文中對“求是精神”內涵作了進一步闡述：“近代科學的目標是什麼？就是探求真理。科學方法可以隨時隨地而改換，這科學目標，蘄求真理也就是科學的精神，是永遠不改變的。”竺先生還在《壯哉求是精神》的講話中勉勵“求是”學子要勇於實踐“求是精神”，他說：“近世科學始祖首推哥白尼、伽利略以及布魯諾三氏，除前一人著書外，后二人一秉求是精神，歷險如夷，視死如歸，以身殉科學：。……壯哉求是精神，固非有血氣毅力大勇者不足與言。深冀諸位效之。”翻開浙大百年史冊，印記著代代求是學者、求是學子以激情追求科學真理，用人生譜寫“求是精神”的燦爛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