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車

原載《當代作家》1993年第2期、《花城》2002年第1期。

收入藍天出版社2003年7月版《2002年中國文學最佳排行榜》。

收入2007年10月長江文藝出版社版《墨白作品精選》。

小說描寫了一個有著南方生活經驗和文化背景公社書記突發奇想，要在他現在生活的北方土地上建出一個江南的魚米之鄉。既然要建設江南風格的魚米之鄉，那麼，池塘和風車就是必不可少的，於是，在書記的命令下，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教導下，一場荒唐的轟轟烈烈的運動展開了。小說是對那個年代中國狀況的一個隱喻，展現了在這個年代荒唐政治帶來的苦果。但是，小說也展示了，相比較文革年代在人們內藏的私慾驅動下進行的革命行動來說，大躍進年代中的“革命”行為更為真誠，生活在其中的人的精神狀態是一種愚昧的真誠和快樂。小說雖然也描寫了許多殘酷的場面，可是這些場面更像是一種玩笑。小說濃墨重彩地描寫了生活在這個年代中的人的愚昧的真誠，比如，小說中的木匠，為了荒唐的理想日夜不息的勞作，導致勞累過度，雙腿殘疾，但是他仍然要為社會主義做貢獻：

木匠說：“我不能躺下去。”他的神色很凄傷，“我現在不能走動了，我不能再站起來去做風車了。”

“你不要傷心，不是還有我們么？”

木匠說：“我成了廢人了，我再也不能幹活了……”木匠說著傷心地哭泣起來，他的樣子就像一個受了委屈的小孩子。最後他說：“隊長，可我不能閑著，我想來想去終於想出一個好辦法，我現在正在給集體抱小雞。”

“抱小雞？”木匠的話使隊長感到驚奇，“咋抱小雞？”

木匠伸手從被子里取出一個雞蛋在隊長的眼前晃了晃說：“就這樣，用我的體溫來抱。”隊長走過去掀開木匠的被子，在燈光里，隊長看到在木匠的大腿根下擺著十幾個白色的雞蛋。

小說中的這一段堪稱點睛之筆，如此荒唐的事情卻又用如此鄭重其事的筆墨展現出來。因公致殘的木匠沒有對公家抱怨，反而是為自己不能再為集體做貢獻而感到痛苦，這個年代人的精神的愚昧躍然紙上。當然，墨白也寫出了，這種愚昧是一種全民性的愚昧，因為不僅僅木匠具有這樣愚昧的真誠，即便是小說中的上層人物理論家，我們也可以看到，此人一方面利用手中的權力任意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另一方面，這個人因為對大家思想覺悟不高而深感痛心，居然真誠地想要培育共產主義的種子從而解決這個問題。……

瘋癲與迷茫

江媛

思想深度

《風車》開篇以一個刻板的、盲目自信的男人形象出現在人民公社里。他的出現對人的心理和精神構成無形的壓迫——尋釁的目光（革除人性的刀鋒）、塞滿僵化理論的頭腦、抽空人性的衡量尺度。他運用頭腦中的共產主義理論給人民公社的男女量體裁衣，以盲目樂觀的熱情從肉體到靈魂清洗社員的頭腦、規範社員的言行、監督社員的夢境。這一時期，中國人的狂熱被領袖的巨大號召力全數釋放出來，黨委書記對理論家說：“是的，這將是一個奇迹，我們要在全縣放一顆刺目的衛星。”盲目而冒進的群眾力量脫離了生產資料匱乏及科技水平及勞動者素質低下的現實，呈現出失控的亂投亂建。

理論家精心用理論餵養的豆芽們耳濡目染了理論家無數個日夜的革命理論教育后，偏離了理論家預想的成長軌道，毀於理論家與女人的一次性行為。理論與實際生活的脫節挫敗了理論家的理想。理論家妄圖把豆芽教導成革命豆芽的努力失敗了，人民公社試圖把缺少文化知識的社員培養成建設人民公社棟樑的措施也失敗了。此時，性摧毀了愚昧無知，將理論家從理論機器還原到性慾，轉而質疑了理論的可行性。

《風車》中基層幹部將理論同薄弱的物質基礎及缺乏知識技能的人員結合，上演了一場將南方風車矗立到北方農村的鬧劇。理論家說“風車？你說在豫東的土地上將出現一部風車？”理論家立刻興奮起來，顯示出知識分子的熱情來：“自古以來，我們這裡還從來沒有出現過一部風車！風車只有南方才有。”不切實際的生產活動源於放衛星的狂熱，胎房來自激進式改造和全民的盲目激情，此時指導農業生產的科技專家被擱置一邊，只有“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蠻幹熱情，支撐著遍及農業、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全民性的知識素養被忽略——能力與理論的不匹配，群眾狂熱力量的驅動，推動大躍進運動偏離正常軌道，滑向倒退或失敗。

《風車》從人性的角度深入挖掘，獲得了質疑和批判的思想深度——個人情感被壓制、個人生命權被剝奪、同情心喪失、以政治身份替代是非公正、政治立場高於個人的生命和情感。極端政治導致了上述惡果，並將民主從政治體制內剷除。回顧西方社會某些制度所達到的合理性，都是通過充分考慮人性、理解人性而實現。小說《風車》反映出50年代的中國，公有制未能建立在有效控制私慾的社會制度之下。這一時期的大小運動排斥法律，強行壓制或排斥人性，脫離實際地推行死板教條的理論，不僅毀滅了人性中最美好的部分，還造成了個人與社會的激烈對抗。人的社會制度把人的七情六慾驅趕到制度之外，性的大火轉而焚燒了制度依存的物質基礎，即便後來制度之下滋生出花樣繁多的潛規則，從一定程度上調劑了制度與人性之間的矛盾，卻高度縱容了特權階層的泛私慾主義，成為社會資源分配不均、機會不等、腐敗加劇、社會顯失公正和諧的加速器。

批判性

深刻的批判性貫穿小說《風車》的始終。它不僅是對大躍進運動冒進的批判，更是對推進大躍進席捲全國的國民性的批判。假如大躍進得不到廣泛的群眾基礎。《風車》這樣描述了大躍進時期農村經濟被被破壞的景象：鋪子里的門板一塊一塊地都被摘下來，灰色的屋肚裡模糊不清，彷彿一個呼吸困難的人再也不願意閉上他的嘴。鋪子奄奄一息的樣子使右派分子感到悶氣，他由此想到了垂危的病人。可是人們再也不需要這些用來出售油米醬醋柴的鋪子了。《風車》中對農村的機械化過程，實際上是想打碎舊世界，建立一個新世界，然而舊世界打碎了，新世界卻因技術落後、生產資料匱乏和以文盲居多的勞動者的現實，無力建立起來。

醬菜廠的老穆以死反抗人們沒收自己的財產時，理論家直起腰來說：“同志們，大家聽到沒有？他自絕於我們，他的腦袋已經被資產階級地主剝削階級的思想禁錮了，他看到我們新的居住區會恨之入骨的。好吧，我們來滿足他的要求。”說完他朝四周看了一下，在一個角落裡他看到一口黑漆棺材，他說：“來，我們把他抬到那裡去！”冷酷的人性從理論家的肉體內部升騰而起，不禁使人聯想到卡夫卡筆下的那台殺人機器。理論家命令人們合上了老穆的棺蓋，轉而批評人們對集體的牛缺乏同情心，理論家看著他們漸漸走遠，才走到老牛的身邊用手撫摩著汗水淋淋的老牛，眼睛里不由得充滿淚水。他說：“他們竟這樣對待你。”譏諷的笑聲凜冽而來，人命不如牛命，理論家對個體生命的無視演化到喪失人性的地步。這種本末倒置的對理論的應用，通過血的教訓，能否洗亮整個民族的眼睛，除去整個民族的恥辱？

《風車》中被打成右派的醫生，治癒了人民公社社員的凍瘡。人性的痼疾，從隱喻的凍瘡里出現。科學在愚昧的當權者面前第一次點亮了油燈。然而，對提供科學技術的醫生，當權者不僅毫不尊重，還對其進行人格和肉體的雙重侮辱。真才實幹者一方面被剝奪了專業領域的工作崗位而去從事重體力勞動，另一方面又在權勢欺壓之下被剝奪了一切個人生存權力。中國社會脫離實際的用人機制由此成型，它只考察個人政治身份的純粹性和對政治目標的虛構能力，而一味地忽視科學技術和個人的德行才幹。這個政治目標高於一切的社會，失去了公正和真理，人性也由對個體生命的不尊重而迅速喪失。

唯成分論

右派分子想了想走過去解開褲子掏出東西對著車軸就尿，邊尿邊說：“沒有更好的辦法，只有先加點水了。

理論家突然喝住了他：“停住！咋能用你的尿來澆集體的車？”

右派分子感到茫然，他的尿水嘩嘩地注在了地上。他看到理論家解開褲子把東西掏出來把尿注到車軸里，尿了一半，止住，轉到另一側又尿。太平車再走動時，車軸的磨擦聲就不那麼難聽了。

頑固的唯成分論思想，促使理論家由對右派分子正確行為的否定性批判，發展到剝奪他在“供給制”時期吃飯的基本生存條件。右派分子從一名醫生的職業道德出發，幫助砍傷腿的醬菜廠老穆，理論家和隊長熱烈地握了一下手說：“他是右派，我們沒有給他這種同情幫助別人的權力！”唯成分論未給右派任何改造機會，反而導致了個人權力的自我膨脹。

右派分子幫著地主婆把四肢上的繩子解開，然後說“你不要這樣來嚇我，你以為你不呼吸就能嚇住我了？你要知道我是醫生，活者和死者對我來說都一樣，我最看重的是人的本身。”政治資格可以把牛抬高到人民公社社員的地位，政治資格也可以視地主婆的生命於不顧，戕害人的天性。即使這樣，人性仍從右派分子的內心頑強地復活了——他說出了國家機器存在的合法性——亦即遵守法律所體現出的對個體生命的尊重。

隊長說：“比瘋還可怕！他不願意離開這裡，不願到新的居住區去，他不願意把這些東西歸集體所有。他說他準備死在這裡，他用死來嚇唬我們！”以成分為標尺，隊長將掠奪財物合法化，並將其發展成以消滅個人財產權為目標的全民運動。然而，任何掠奪只能是掠奪，任何將非法行為合法化的社會體制，只能縱容更多的非法侵害行為。被剝削者可以變成剝削者，剝削者也可以變為被剝削者，強制掠奪，只能顯示出暴力攫取下的法律缺失。

“你罪有應得！”理論家說：“你是一個糊塗的人！你是一個沒有階級立場的人！你同情右派分子，你不關心我們國家的命運，你不關心我們民族的命運，我將要你到課堂里去聽我講述有關共產主義的理論，我將用這些理論把你糊塗的頭腦洗清楚，我將要把蒙在你眼睛上的塵埃擦去，使你脫胎換骨，使你成為一個新人！”理論家利用輿論宣傳工具，將屈打成招的右派定性為階級敵人，並把這一組織結論灌輸給全體社員，完全剝奪了右派的自由。由此，理論家等基層幹部領導的對農村經濟的改造也深化為對人性的改造。理論家接著說“這才是個開始！用這些吐沫擦擦你的臉吧！看看你的臉有多麼的骯髒！你這個長在貧下中農身上的病瘤，我告訴你，我將用你使過的手術刀把你割除掉！”這裡用了“割除”這個詞，顯示出深刻的階級仇恨抹殺了理論家的良知，使他淪為一個暴徒。

在大躍進運動中，唯成分論成為階級鬥爭的工具，迅速深入群眾人心。小說《風車》揭示了中國人服從領袖意志所進行的一系列鬥爭所引起的混亂——擱置法律、激增的無效率高強度勞動以及個人喪失自由的生活。

無知與愚昧

黨委書記站起來走近理論家：“到底是我們的理論家。”說完，他有力的大手落在了理論家的肩膀上。這使理論家感到了黨的溫暖。理論家說：“我可以動身了嗎？”黨的溫暖具體到一個人的身上，黨委書記代表了黨，局部代替了集體，無知的荒謬由此產生。反知識的時代，無知成為炫耀的資本，也是釀下人禍的核心因素。無知的破壞性在大躍進及文革時期表現得異常充分。

理論家想，能不能培養一種能種植的理論種子？把那些共產主義的理論種子種植在這些閑放的土地里，就會紮根發牙開花，然後結出像小麥或者豆子一樣的果實，讓那些缺乏共產主義理想的人吃下去，共產主義思想就會像維生素蛋白質和糖一樣被人體吸收，就會在那些人的心裡紮下根來！唯物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被唯心論的理論家進行創造性應用。理論家藉助主觀力量改造客觀世界的夢想，由於失去現實基礎的支撐，發展成個人的狂想。感性完全脫離理性判斷，折斷了現實之橋，搭建這座橋樑的人全數跌落河流。

理論家說：“怎麼是生豆芽？在生長的過程中，我們還要對這些種子進行各種理論教育，還得一遍遍地講述無產階級的理論，讓共產主義思想深化到種子的肌體里去，融化到種子的骨子裡去！”理論家由對理論的忠誠，轉變成對理論的迷信。

木匠說：我現在正在給集體孵小雞。

“孵小雞？”木匠的話使隊長感到驚奇：“怎麼孵小雞？”

木匠伸手從被子里取出一個雞蛋在隊長的眼前晃了晃說：“就這樣，用我的體溫來孵。”

木匠的無知只能導致雞蛋的浪費，然而他的這種無知卻得到了隊長的鼓勵“癱子的精神使隊長大受感動，他就像父親撫摩兒子一樣伸手撫摩了一下木匠的臉頰，木匠因此得到了鼓勵。”至此，理論家的無知與勞動者和隊長的無知相互作用交融，直接引起了失敗，造成生產資料和人工的浪費。

無知助長了愚昧的暴力，致使處於極端階級立場上的人們，對生命的隨意處置，致使社會生活陷入混亂，農村經濟陷入癱瘓。

人性的喪失

小說《風車》中右派想起因勞累而睡在土地上而悲傷，理論家批評他“你這個人看來已經不可救藥！想起母親應該高興才是。我們的祖國像一匹千里馬正在飛躍的前進，而你卻在這裡悲傷！你個不孝的子孫！你抬起頭來看看我們集體的老牛吧，它儘管十分勞累，卻沒有一聲怨言。可它吃的是什麼呢？那些可惡的對無產階級缺乏感情的小農經濟者卻讓它吃乾草，讓它喝清水，這太不公平了！我們應該讓老牛吃蒸饃加肥肉，這樣它才會更有勁。”兒子對母親的情感遭到理論家政治化的批判，理論家認為人應當像牛那樣任勞任怨的勞動，而不應當有情感。喪失人性的理論家蠻橫地壓制右派的人性，並將人動物化——盲目樂觀、無情感無思想、以損害生命為代價參與高強度勞動、無條件服從命令。

階級鬥爭時期，中國百姓舉國上下恪守唯身份論，人們不分是非曲直，隨意戕害生命，個人生存權力隨時被剝奪，最終導致了人性的喪失。在理論家的號召下，社員們紛紛把一些發黃的骨頭放進那口棺材里去。在這之前，那具埋了四十多年還沒有化去的老地主的屍體已被移到那個地主婆的身邊，開始在陽光下腐爛，發出陣陣臭氣。社員們紛紛離開這裡，理論家想，讓這地主婆躺在屍體的身邊，飽嘗他祖先為她留下來的氣味吧！

右派分子建議隊長派人把爛到地里的紅薯收起來，卻遭遇了隊長和社員們的籮面戰。右派分子在這個圈子裡被人們用拳頭推來推去，他感到渾身到處遭受著拳頭的襲擊，他感到天旋地轉，太陽在他的頭頂上一會兒盪到南邊一會兒又盪到北邊，他多麼想倒到土地上去呀，可是有一種仇恨他的力量把他推過來推過去，不讓他停下來，也不讓他倒下去。右派的個人權力被徹底剝奪，他的意見無論對錯，皆因他的身份被全盤否定。而基層領導的決策，無論對錯，都被全部肯定，並禁止提出反對意見。權力的專制特性顯露出深刻的封建暴君思想，大躍進運動也因得不到正確意見的扭轉，而一敗塗地。對正確聲音的消滅加上普遍群眾的支持響應，致使暴力成為慣常。人性的喪失由此深刻顯現。

《風車》中這樣刻畫了階級仇恨，理論家放下手中的肉碗說：“你是右派，是無產階級的敵人！”右派分子再不言語，他愣愣地坐了一會兒又躺到棺材里去。理論家說：“這才對，棺材里才是你們的歸宿！”階級仇恨使理論家失去了同情心，也使他失去了可觀的判斷力。本來被錯劃成右派的人，被理論家的階級仇恨之火立即宣判棺材為其歸宿。

愚昧與無知，增強了群眾的可塑性。它毀棄精神生活，喪失人性，這個群體一旦被權力和經濟所操控，不是墮落為政治動物就是墮落為經濟動物。

隱喻之巢

隱喻不是空穴來風，而是對生活的高度濃縮。對人性的改造，構成了《風車》中的隱喻核心。理論家對人性進行改造的野心，有時黯淡於右派一泡潤滑車輪的尿，有時又會遭到現實生活的尖銳對抗。為了對人們實現共產主義的改造目標，理論家要培養出共產主義理論的種子，餵飽人們飢餓的肚子。理論家要求人們飢餓的肚子選擇共產主義的種子，吸收共產主義的理論營養，讓共產主義在心裡紮下根來。想象的翅膀越飛越遠，理論家在飢餓與糧食的啟發下，開始了生產理論種子的實踐工作。

謬誤進行到這裡，並未停下腳步。人民公社的公有制變成了被慾望處置的另一種私有制，這玩笑雖然來得猝不及防，道理卻簡單：無人能保證掌管公有財富的個人能控制自己的慾望，無人能監督他們不把公有財富據為私有。財富的平等擁有權由於政治資格的佔據而喪失殆盡。理論家不僅感覺自己的尿比右派的尿純潔，而且還認為有必要將埋進墳墓的白骨進行政治身份的正確劃分。理論拯救一切的愚昧如此強烈，竟無人提出異議，這是迷信的另一個變體。中國人不迷信這個，便要迷信那個，不盲從這個，便要盲從那個，根性彷彿從來就未存在過，是什麼導致了這種搖擺？人性的搖擺，人格的搖擺，善良與邪惡的搖擺，都源於基礎不牢固。一座龐大的東方建築，被中國人迅速蓋起來，材料不夠可以拆東牆補西牆，技術不熟練，亦可以照葫蘆畫瓢，然而建築的核心充滿了虛空，精神力量從來不曾支撐過我們的智慧大廈，如此便釀造了一個個缺乏自我決定能力的大腦，東風一吹向東歪，西風一吹向西斜，一個從來站不穩腳跟的民族，亦從來未曾獲得過真正意義上的精神幸福。淺薄導致的吵鬧和論戰，只是一種爭鬥的形式，它們從來不曾凝聚過智慧，然而中國人熱愛吵鬧和論戰，擅用誇張和排除異己，這種站不穩腳跟的言論與行為，只能使機會主義和投機鑽營者滿載而歸。

背離科學的高強度勞動及很差的生活條件引起了社員難於治癒的頑疾——凍瘡。《風車》這樣刻畫了疾病將神話性的理論重重摔落在現實困境面前的殘酷場面。在這個黑夜裡，右派分子的思維始終沒有從那些骨骼里走出來，剛才當他轉身看到隊長時見到的就是一架骨骼，使他感到驚奇的是這架骨頭怎麼站起來了？接著那架骨頭就把他領到這臭哄哄的棚屋裡來了。在棚屋裡他同樣看到了許多活動著的骨頭架子。後來他聽到一個聲音說：“凍瘡，都是凍瘡，你有什麼辦法治這些凍瘡？”文盲隊長面對理論實踐帶來的疾病，束手無錯，現實困境扼住了他，使隊長變成右派眼中的一架能夠站起來的骨架——一個徒有軀殼卻沒有知識能力的當權派，在黔驢技窮之時，第一次向知識求教，然而這種求教卻是侮辱性的：他一把捉住了右派分子的耳朵，他像拉一頭驢扯著右派分子的耳朵把他拉到棚屋外邊。隊長在前面走，右派分子彎著腰雙手護著耳朵噓噓地叫著小碎步跟在後面……隊長有求於知識，卻以侮辱知識分子的方式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右派分子在地鋪上坐下來，開始在記憶里搜尋有關治療凍瘡的方子。在很短的時間裡他幾乎是機械地背出了兩個治療的單方：“凍瘡？沒有破頭的用茄子根加紅辣椒燒水洗。破了頭的凍瘡用白狗屎……”封建迷信思想對理論的神話，遇到了事實的檢驗，科學首次戰勝了謬誤，連屁都珍貴的無產階級，要用骯髒不堪的白狗屎治療身體的頑疾。《風車》用疾病的隱喻，揭示了權力不重視知識的災難性後果。

以謬推謬的寫作手法

《風車》的寫作採用了不下判斷，不下定義，以謬推謬，通過遞進式推進，直抵毀滅現場的方式。全文著重刻畫了理論家和當權派把不切實際的理論以僵硬的方式在農村改造中強制實施的過程中，對人性的摧殘和生命的迫害。這種反諷到可笑程度的冷幽默寫作手法，讓缺乏人情味的階級鬥爭年代，散發出靈魂的悲哀。理論家狂熱的共產主義理論，通過對大多數處於文盲半文盲知識水平的農民的灌輸，形成了理解和接受的偏差，導致行為與目標偏離或背道而馳。理論脫離生產條件的實際，被理論家及基層幹部強制推行應用，導致了無法挽回的損失，革除了任何反對意見，培育出輿論霸權。不同觀念的交鋒被禁止，公眾輿論被粗暴捏造的宣傳所佔據。面對無處可逃的生活困境，人性深處的本能開始發揮作用，每一個遭遇理論和實踐挫折的人，最終都逃向了性。

對生命和財產的隨意處置，是《風車》中的核心思想。醬菜廠廠主老穆不願把醬菜廠送給人民公社，被理論家送進了棺材，一頭人民公社的牛因為勞動，反而贏得了理論家的深切同情。《風車》中以拯救病人生命為己任的醫生不僅遭到理論家的嚴厲指責，還被理論家和當權派一同剝奪了治病救人的資格，並將其打成右派，淪為和地主土豪一樣被迫害的人物。政治身份使牛比人的生命重要，這種隨意處置百姓生命，任性指鹿為馬，彷彿是政治身份在中國社會造成的普遍悲劇。

《風車》中的一群社員慌慌忙忙地投身於理論家和生產隊長的指揮，大幹苦幹。人民公社的建設者們強行沒收私人財物，用理論的僵硬外殼強行規範個人情感，剪除人性中一切溫情的情感。而現實巋然不動，它以平靜的目光看著人們，表現出我行我素的運行軌跡，現實像一個被理論不斷調戲的女人，轉眼顯露出無知的廢墟。一個深度笑容，從一汪淚水映照的現實之湖上，蕩漾出圈圈漣漪。一群螞蟻妄圖在一夜之間搬移一具死亡大象的軀體？現實教育了理論。

慣性思維

理論通過農村基層幹部的強制推行，完成了清洗頭腦的任務。保持適度清醒的右派遭受理論家和黨委書記及隊長的多次批判否定之後，也步入可怕的慣性思維。他要把墳墓里揀出的骨頭一筐筐拖回去，他想：這些都是公社的財產。慣性思維縱容了權力的不合理，摧毀了一切正確的意識和行為方式。這種僵化的思維模式腐蝕了人們的思想，進而禁錮人們無法走出新的道路，結出深刻的思想果實。

官僚體制的典型標誌就是慣性思維，慣性思維決定行為方式和生活方式。慣性思維鞏固著中國上千年的封建傳統，也促成了中國人的行為慣性——怠惰、恐懼改良、以滿足現狀的生活標準衡量一切、頑固消滅異端。由於慣性思維的作用，理論家出現了這樣可笑的心理活動，棚屋裡散發出來的熱烘烘的臭屁氣使他感到溫暖。這才是我們無產階級的氣息！慣性思維致使理論家非顛倒，黑白不分。右派分子固執地說：“可紅薯要是爛在地里，也太心疼人了。”“到底是右派，你沒看見我們的住地到處都堆放著糧食嗎？”慣性思維產生的盲目樂觀的情緒，引起理論家做出錯誤的決策。隊長的鼻孔因理論家的眼光而劇烈地扇動著，他丟掉鐵杴走過去一把抓起正在彎腰拾紅薯的右派分子說：“你想明白嗎？這回我就叫你明白！”他一伸手就給了他一個耳光，又用力一推，右派分子就踉踉蹌蹌地往後退，還沒站穩，又被他身後的人推過來。隊長權力的自我膨脹，源於人民公社的一切（他管理人民公社，因此他的一切也是正確的）都是正確的慣性思維，以局部代替集體是造成大躍進時期基層幹部做出錯誤指揮，並一錯再錯的根源。木匠在高強度的勞動中癱瘓了，最後他說：“隊長，可我不能閑著，我想來想去終於想出一個好辦法，我現在正在給集體孵小雞。”慣性思維表現出為人民公社服務的忠誠，並徹底將人變成孵小雞的動物，鼓勵木匠繼續付出無效勞動。癱子的精神使隊長大受感動，他就像父親撫摩兒子一樣伸手撫摩了一下木匠的臉頰，木匠因此得到了鼓勵。隊長要求社員對人民公社絕對忠誠的慣性思維，讓他做出了激勵行為。木匠的無效勞動得到隊長的鼓勵，激發了更多的無效勞動。為此，右派分子努力將死人的骨頭正確劃分出階級成分，他沒有發現隊長的到來，他正在凝神專註地組合一架骨骼，他的胸前擺放著十幾根股骨，他一根一根地試……大量的無效勞動既帶不來糧食收成，也無法改善農村經濟，反而使農村經濟發生衰退。理論家一遍又一遍地在鐵鍋的周圍向黃豆們朗讀紙條上的理論。對所有群眾進行理論教育的慣性思維，作用到豆芽身上，理論家再次將人和物等同起來。

《風車》表現了大躍進時期慣性思維所引起的人為的災難，如今慣性思維帶來的行為慣性依然作用於中國大眾的社會生活和精神生活，並滲透到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形成千人一面的生活模式、千城一面的城市規劃。這種思維和行為慣性既無法創造新的事物，也無法改變舊的事物。社會普遍的官僚作風由此而來，大眾普遍的精神依附性由此生根。僵化的工作方式、層層審批的文牘主義和拖沓的工作效率成為官僚機構的特點，也是官僚機構行使權利的重要標誌。慣性思維和行為慣性乃至生活慣性是創新的天敵，它們直接導致社會生活陷入一潭死水，引起思維僵化，行為呆板，精神麻木。如今，這些思維和行為慣性不僅滲透到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領域，還迅速深入到文化、教育、科研領域，造成精神陽痿，行為荒誕，認知愚昧和文化的商業性。

慣性思維和行為慣性是文學的強敵，它消滅靈動，堅持僵化，成為精神鴉片，阻礙著一個民族的人格健全和獨立思考。文學是創新和變化的恆久情人，是探險之路上的第一個出發者。小說是感性的，文本結構是理性的。小說直接從人類的內心滋生，又回到思維的理性結構中，獲得新的表現形式。因而，文學始終保持著與現實的對抗姿態，並通過對限制精神發展的任何慣性思維所具有的絕對顛覆性，呈現出戰鬥性的先鋒姿態。

世間萬物都從幻有走向幻無，寫作再現了這一過程，留存了幻有經過的介質——人類、情感、政治、權力、道德、倫理、社會及其他。寫作即是挑戰虛無。從虛無生出幻有，打破自我和他人的慣性思維，獲得全新感性及顛覆性視角，挑戰生存態下的非人性境遇。其根本意義是——在繼承和摧毀的同時即已創造。

墨白，本名孫郁，先鋒小說家，劇作家。1956年農曆十月初十齣生於河南省淮陽縣新站鎮。務農多年，並從事過裝卸、搬動、長途運輸、燒石灰、打石頭，油漆等各種工作。1978年考入淮陽師範藝術專業學習繪畫；1980年畢業后在鄉村小學任教十一年。1992年調入周口地區文聯《潁水》雜誌社任文學編輯，1998年調入河南省文學院專業創作、任副院長。

1984年開始在《收穫》《鐘山》《花城》《大家》《人民文學》《山花》《十月》《上海文學》等刊開始發表作品，其中短篇小說《失蹤》、《灰色時光》、《街道》、《夏日往事》、《秋日輝煌》、《某種自殺的方法》、《最後一節車廂》、《陽光下的海攤》、《一個做夢的人》等一百多篇；中篇小說《黑房間》《告密者》《討債者》《風車》《白色病室》《光榮院》等四十餘部；出版長篇小說《夢遊症患者》《映在鏡子里的時光》《裸奔的年代》等六部；隨筆《〈洛麗塔〉的靈與肉》、《三個內容相關的夢境》、《博爾赫斯的宮殿》、訪談錄《有一個叫潁河鎮的地方》、《以夢境顛覆現實》等七十餘篇；出版中短小說集《孤獨者》《油菜花飄香的季節》《愛情的面孔》《重訪錦城》《事實真相》《懷念擁有陽光的日子》《墨白作品精選》《霍亂》等多種；創作電視劇、電影《船家現代情仇錄》《特警110》《特案A組》《當家人》《家園》《天河之戀》等多部；總計七百多萬字。作品被譯成英文、俄文、日文等、曾獲第25屆電視劇“飛天獎”優秀中篇獎、第25屆電視劇“飛天獎”優秀編劇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