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進會

清末由一部分長江中下游和南方几省的同盟會會員組織的革命團體。1907年8月18日，經過焦達峰、張百祥、鄧文輝、劉公、吳永珊等兩個多月的奔走，各地哥老會、孝義會、三合會、三點會首領及部分中國同盟會會員在東京成立共進會。成立那天到會近百人，推張百祥為總理。

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中國同盟會領導人孫中山、黃興致力於籌劃在南方起義，屢不得手；東京本部因人事、意氣和宗派的糾紛，組織日趨鬆散。若干籍隸長江中游數省、在會黨中有較高地位的會員，如四川張百祥、湖北劉公、彭漢遺、湖南焦達峰、江西鄧文翚等，認為同盟會“行動舒緩”，不重視在長江流域起義，因而倡議另行組織一個革命團體，以結納會黨為主，謀在長江發難。8月，共進會在日本東京成立，參加者有川、鄂、湘、贛、皖、浙、粵、桂、滇等省人士百餘人，絕大多數是同盟會會員。

1907年8月，革命團體共進會發表宣言。宣言說:

嗚呼！吾同胞苦於祖國淪亡，呻吟於異族專制之下，垂三百年矣。以四百兆黃帝子孫神明華胄之多，而屈辱於區區五百萬腥膻之韃虜，其可恥可哀，孰有過於此者？凡有血氣，皆奮起，以雪累世深仇。此共進會今日成立之原因及其宗旨意義之所在也。

共進會者，合各派共進於革命之途，以推翻滿清政權、光復舊物為目的。吾同胞甘心恭順，願認仇賊作父，則亦已矣；若不然者，當應撫胸自問，猶有熱血，當必憤火中燒，應該揮刀直前，以圖報復。太平天國討滿檄文有雲；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何其壯也，功雖未竟，亦其傑矣。我共進會當繼承其志，以竟其未竟之功，然後可以上對祖宗，下垂後人，以齒於圓顱方趾之儔，皇天后土，實鑒斯言，弟兄袍澤，有如此約。

當即發表白話、文言兩個宣言，著重強調排滿，宣言稱：“共進會者，合各派共進於革命之途，以推翻滿清政權，光復舊物為目的。”並制定紅底十八星軍旗，舉張百祥任會長。張回國謀發展，鄧文翚繼任，加推居正任參謀，彭素民任文牘，何慶雲、潘鼎新、孫武、袁麟閣、陳兆民、溫爾烈分任交通、黨務、參議、理財、調查、糾察各部部長。入會者逐漸增多。1909年（宣統元年）八月，鄧文翚返國，劉公繼為第三任會長。共進會雖自稱為同盟會的“行動隊”，但實際上是自行其是。在會章里，對同盟會綱領中的“平均地權”，借口其意高深，不易為會黨了解和接受而改為“平均人權”（近三十年來，史學界對此有不同的看法）。在大多數場合，共進會也基本上沒有接受和奉行同盟會的指示和部署。所以，共進會成立時，譚人鳳就力持不可，指出這是與同盟會分道揚鑣的舉動。

張百祥是四川文安人，喜拳棒，好結客任俠，打抱不平，是孝義會的頭目，被稱為“雙刀子張邕”。他在川東一帶擁有極多黨眾，資格最高，各地碼頭最熟，因而被推舉。共進會下設內政、外交、交通、軍務、參謀、財政、黨務、文牘各部。工作先從 團結會黨入手，再聯合軍警各界，以厚聲勢。

共進會發表宣言說：“共進者，合各黨派共進於革命之途，以推翻滿清政權光得舊物為目的，其事甚光榮，其功甚偉大，其 責任亦甚艱巨也。”該會沿用幫會的開堂、燒香、結盟、入伙的 習俗，訂立“中華山”、“興漢水”、”光復堂”、“報國香”等名目，每字各系一詩。其《光復堂》詩為：“堂上家家氣象新，敬宗養老勉為人。維新守舊原無二，要把恩仇認得真。”孫武等 並制訂3等9級軍制，確定旗式為紅底黑心，輪角，外加18黃星，表示黃帝子孫、18省人民鐵血主義的精神。

共進會成立時，黃興頗不以為然。黃興責問焦達峰：“何故 立異？”答：“同盟會舉趾舒緩，故以是赴急，非敢異也。”黃 興說：“如是，革命有二統，二統將誰為正？”達峰笑說：“兵 未起，何急也？異日公功盛，我則附公；我功盛，公亦當附我。 ”

1908年冬，孫武、焦達峰等先後返國，至武漢，約集一部分革命人士，於次年春設立共進會湖北分會，積極聯絡長江兩岸會黨，秘密編成五鎮軍隊，由孫武任正督統，每鎮設副督統分別統率。焦達峰嗣後返湘，在長沙設共進會湘部總會，並親往瀏陽、醴陵及江西萍鄉等地與會黨擴大聯絡，也仿湖北的作法，分別編成幾鎮。江西共進會則由鄧文翚主持，以原有的反清小團體易知社為基礎，擴大改名建成。共進會聯絡會黨雖進展迅速，但在 1909至1910年間，湖北、湖南先後有幾處會黨不受約束，輕率起事，致相繼潰敗，且使共進會的秘密活動有所暴露。孫武等領導人感到會黨散漫難制，不易成事，於是將聯絡重點轉向新軍。

1911年春，共進會重要成員鄧玉麟在武昌設同興酒樓為聯絡據點，共進會在湖北新軍中的活動取得長足的進展，與文學社並稱新軍中的兩大革命團體。到該年初秋，文學社和共進會達成聯合協議，組成統一指揮起義的領導機構，從而共同發動了10月10日武昌起義。湖南首先響應武昌起義。焦達峰領導的共進會和會黨，參與了長沙起義，獲得勝利，焦達峰被舉為湖南軍政府都督。江西共進會人參加了九江和南昌的起義。

共進會的成立和活動雖具有分裂同盟會的跡象，但在武昌首義和湘、贛等省響應的過程中，起了很大作用。辛亥革命后，由於多數領導人分別同其他派別的人們從事籌組政黨的活動，共進會無形中渙散解體。

共進會最初是由中國同盟會中分離出來的。當時中國同盟會的領導人孫中山採用漸進式的革命方針，亦即希望先從清帝國南部邊疆地區發動革命，再逐漸進入滿人統治的中心區，這種策略為許多人所批評，尤其許多參與者認為應由長江流域來發動革命。1907年初，日本政府受清廷壓力，以15000元請孫文離開日本。章太炎指責孫中山“私吞”款項，中國同盟會四分五裂。最初中國同盟會的庶務幹事劉揆一希望以重組中國同盟會的方式來重新統一這些成員，但未能成功。

1907年8月18日張伯祥、鄧文翚、焦達峰、孫武、劉公等主要人物，在日本東京，開會討論后正式成立了共進會。共進會的最初參與者大多是留日的軍校學生，有稍好的社會背景，大多來自湖北、湖南、江西、四川等省分。

在1908年左右，共進會湖北籍、湖南籍人士回國。稍後，各省會員也大多回國，投入革命實踐。1910年，劉公攜十八星旗歸鄂。這樣東京的共進會組織全部轉移到國內。

共進會成立后發表了白話文及文言文兩種宣言。宣言道：“共進者，合各黨派共進於革命之途，以推翻滿清政權光復舊物為目的，其事甚光榮，其功甚偉大，其責任亦甚艱巨也。”

宣言中指出“共”是指成員同心合意，“進”是增進知識以找尋正確的“題目”（應指目標），此一目標即推翻滿人的統治，以拯救中國於外國的侵略。此外併發布了十條規約，內容大致包括民主政治、平均地權和財富、社會上各族、各階層、男女平等、以及努力於爭取中國失去的利權等。

其自稱要以較激進與實際的方式來推動革命，並試圖影響同盟會的行事，並仍尊重同盟會在革命中的領導地位，但同盟會其他領導人則對此分裂有所不滿。

共進會的領袖稱作會長，第一任會長為張伯祥，後由鄧文翚接長，會長之下設內政、外交、財政、交通、軍務、僑務、黨務、參謀、文牘等九部，各設一部長。並設立四川、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河南、江蘇、廣東、廣西的都督，預備革命成功後接管政府。

共進會成立后，其成員逐漸由日本回到清帝國，發展革命組織成員和進行革命，其主要的行動目標在長江流域，偶爾也至兩廣活動，如張伯祥曾在四川活動，鄧文翚在1908年曾至江西設立分部，但在大多地區發展並不順利。

僅僅在湖北，共進會得到了很大的發展，由孫武於1908年成立分會，總部設在漢口法租界，另在兩湖各主要城市則有通訊點，早期的湖北共進會吸收了許多兩湖的秘密會社哥老會成員來參與起事。

但1909年以後，孫武等共進會幹部發現秘密社會組織成員紀律不好，且過於自信地使用暴動手段，導致幾次起事如廣西起義的失敗，於是孫武決定改變方針，開始在湖北的新軍中吸收成員。並嚴格共進會的規條，使組織更加嚴密，並開始與其他革命組織聯繫合作。

1909年以後中國同盟會和共進會之間再度多次接觸，包括孫武訪問香港並加入同盟會，以及同盟會譚人鳳訪問武昌，提供共進會一些資金，並商討彼此合作的可能，但革命中心點之爭（以長江流域或南方為主）仍使二者不易達成共識，最後仍決定雙方保持各自的起事活動。

文學社最早在1904年即出現，當時的名稱是科學補習所、日知會等，到1911年才轉為文學社，這些團體比共進會更早進入湖北，成員以一般士兵為主，在1911年中，廣州起義失敗，使他們對中部革命的重要性更有信心，共進會與文學社兩組織於是開始商討合併，期發動革命，后同盟會譚人鳳再到湖北，進一步促成這個合併的達成，合併使得共進會得以增加了在新軍下層士兵中的影響力，促成了其後武昌起義的成功。

武昌起義成功之後，共進會就步入結束，一些成員還擇加入了同盟會，一些成員則集結在後來的副總統黎元洪四周，有些成員則就此離開政治圈。

1911年9月14日，共進會和文學社集會於劉公宅，認為起義時刻已到。劉復基建議文學社、共進會的名義一律不用，大家都以武昌革命黨人的身份和滿清決一死戰。居正建議邀黃興、宋教仁、譚人鳳到武漢主持。16日，居正、楊玉如乘舟東下。

一種意見認為：共進會是中國同盟會的外圍組織，它聯合了南方的大多數會黨，促進了同盟會革命事業的發展；它的活動是在中國同盟會指導下進行的，其革命實踐直接導致了武昌起義，與同盟會的革命目標一致。

另一種意見認為：共進會的成立，具有濃厚的分裂性質。它在組織上自立門戶，行動上不受同盟會制約，是一個與同盟會對等的獨立的、行動自由的革命團體。

還有一種意見認為：共進會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家所造就、培養出來的一批革命分子為中堅所組成的，是孫中山等長期從事革命思想傳播的結果。共進會一方面是中國同盟會的支派，另一方面又對孫中山、黃興不滿，對同盟會存在離心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