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公

劉公（1881—1920），湖北襄陽人，辛亥革命領導人。1902年東渡日本求學，肄業於東亞同文書院，聯絡同志，宣傳民族革命。對陳天華的《警世鐘》、《猛回頭》等革命刊物極力資助，各翻印數萬冊，輸入國內，以期振聾發瞶。

1904年4月，與田桐、程家檉、宋教仁等發刊《二十世紀之夕那》雜誌於東京，印刷費大部分由其捐助。后入日本東斌學堂習軍事，結識了一些有志之士，與鄒容、章炳麟尤稱莫逆。1905年秋遇孫中山、黃興於東京，協助孫中山創立同盟會，創辦《民報》宣傳革命。1906年，萍醴起義，奉孫中山之命回國，積極準備響應。事泄，潛回家鄉居3月，復至漢口圖舉大事，未成。再赴日本入明治大學習政治經濟學。1907年3月，與張伯祥、鄧文翠等在日本成立“共進會”，亟謀發難長江腹地，后被舉為第三任會長。1910年秋畢業，攜帶十八星旗、革命文告和重要書籍回國。后同楊玉如在漢創辦《雄風報》。由於奔走革命，積勞成疾，暫返故里療養。養病期間，在鄂北、豫南一帶繼續進行革命活動，吸收同志入會，鼓勵青年從軍。凡革命事業用錢時，總慷慨解囊。

10月10日，武昌起義成功，劉公與張振武、蔡濟民等領導人。在咨議局集會，組織湖北軍政府，推舉都督，劉再三謙讓，乃任軍政府總監察處總監察，監察都督以次官員。后同孫武、張知本、胡瑛、居正、湯化龍、陶德琨等組成憲法起草委員會，起草制定《鄂州約法》。未幾，漢陽失守，武昌危急，黎元洪擅自出走葛店，劉以總監察名義，布告城內外，督率軍隊，竭力防守，並組織奮勇軍保衛武昌。人心粗定，又通令各機關，凡行政措施、人事安排、經費開支等須得總監察處批准。孫武等故意刁難，黎元洪乘隙，置劉於無足輕重之地。劉以總監察的名義，彈劾黎元洪棄城不守，結果不了了之。劉深感總監察處無繼續存在的必要，當武昌編組北伐軍時，即表示願意領軍北伐。黎、孫贊同，委劉為北伐左翼軍總司令兼洞南安撫使，但對左翼軍人事、裝備又蓄意掣肘，多方阻撓。幸劉革命資歷深，待人寬厚，鄂北、豫南同志多願隨行，總司令部直屬單位加先鋒隊、奮勇軍共約2000多人。因革命聲威遠震和河南人民光復心切，先鋒隊和河南奮勇軍很快就分別進至河南唐河和新野等地，劉亦於1912年3月20日統率本部抵達襄陽，收編光復襄陽的張國荃部，準備向北推進。時，黎元洪竟嚴令退出已被光復之地，劉拒絕接受命令。黎乃電請大總統袁世凱調京任用，初堅辭不就。經黨人胡祖舜、蔣秉忠二人赴襄勸說，方勉強應允，9月離襄赴京，就任總統府高等顧問，所部由黎元洪的嫡系王安瀾部收編。11月以辛亥首義之功，授勛二位。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后，湖口起兵討袁，劉公借故離京走滬。袁世凱稱帝，劉公通電反對，並在漢口積極組織討袁武裝力量。袁世凱死，黎元洪任總統，他又任總統府高等顧問。

1911年3月，武漢革命形勢迅速發展，共進會諸人切盼劉公來漢主持會務，尤需在經濟上予以支持。為籌措革命經費，劉對家裡佯稱：“頃蒙駐日武官說項，捐得一實缺道台，分發河南，可以走馬上任，急需白銀8000兩”。得到其叔劉子麟的支持，即倡議款項由各房分攤。5月隨攜家中所給5000兩銀票赴漢，供共進會作革命活動經費。9月24日，共進會和文學社召開大會，制定起義方案，初步決定劉公為總理，蔣翊武為軍事總指揮，孫武為軍務部長，重大事務由3人共同商處。按照共進會規定，總理即是起義的大都督，后因革命形勢變化，沒有按預定計劃實現。10月9日下午，劉公與孫武往漢口俄租界寶善里14號機關部點驗黨員名冊畢，孫武試驗炸彈，不幸燃爆受傷，劉命李春萱將孫武送往同仁醫院醫治，本人則隱蔽於漢口漢興里友人處。武漢總、分機關被破壞，其妻李淑卿、其弟劉同等人被俄捕房捕去。彭楚藩、劉復基、楊宏勝3人遇害，革命黨人人自危。於是，同張振武等於漢口法租界召集會議，密為布置，決定仍照原計劃起事，並派人至武昌，告知工程炮隊各營起義時間及“同心協力”口令。

1917年段祺瑞獨攬中央大權，破壞《臨時約法》，孫中山南下護法，劉於12月回到襄陽，召集舊部，組織護法軍。同時，敦促襄鄖鎮守使黎天才宣告自主。后吳佩孚率部進犯，黎部失敗西退，劉和豫軍總司令王天縱以新聚之眾，輾轉於川鄂之交，堅持護法。終因肺病日益嚴重，經同志們力促，始赴滬就醫於同濟醫院，1920年4月12日於上海逝世，時年39歲。1922年10月15日大總統黎元洪追贈劉公為陸軍上將。1928年10月21日，由湖北省政府公葬於武昌卓刀泉寺後山之陰。1941年1月10日，國民政府明令褒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