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義運動
浪漫主義運動
從十八世紀後期到今天,藝術,文學和哲學,甚至於政治,都受到了廣義上所謂的浪漫主義運動特有的一種情感方式積極的或消極的影響。
連那些對這種情感方式抱反感的人對它也不得不考慮,而且他們受它的影響常常超過自知的程度以上。浪漫主義觀點乃是我們眼下要涉及的一段時期中大部分哲學思想的文化背景。
浪漫主義運動在初期跟哲學並不相干,不過很快就和哲學有了關係。通過盧梭,這運動自始便和政治是連在一起的。到盧梭時代,許多人對安全已經厭倦,已經開始嚮往刺激了。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讓他們把刺激足足嘗個飽。當1815年政治界回歸平靜的時候,這又是那麼死氣沉沉、那麼僵硬刻板、與一切蓬勃生活那麼敵對的一種平靜,只有喪魂落魄的保守派耐得住。因此,像太陽王治下的法國與法國大革命時代前的英國特有的那種在思想上默認現狀不存在了。
十九世紀時對神聖同盟體制的反抗分兩種。一方面,有既是資本家的又是無產階級的工業主義對君主制和貴族政治的反抗;這種反抗幾乎完全沒沾到浪漫主義,而且在許多方面又返回十八世紀。這種運動以哲學上的急進派、自由貿易運動和馬克思派社會主義為代表。與此完全不同的是浪漫主義的反抗,它有的地方是反動的,有的地方是革命的。浪漫主義者不追求和平與安靜,但求有朝氣而熱情的個人生活。他們對工業主義毫無好感,因為它是醜惡的,因為苦心斂財這件事他們覺得與不朽人物是不相稱的,因為近代經濟組織的發展妨害了個人自由。在革命后的時代,他們通過民族主義逐漸進到政治里:他們感覺每個民族有一個團體魂,只要國家的疆界和民族的界限不一樣,團體魂就不可能自由。在十九世紀上半期,民族主義是最有聲勢的革命原則,大部分浪漫主義者熱烈支持它。
但是,我們必須先按它的最根本的形式來考察它,即作為對一般公認的倫理標準和審美標準的反抗來考察,然後才能了解它在政治上和哲學上的影響。
浪漫主義運動中的頭一個大人物是盧梭,但是在有些地方他只是表現了已然存在的潮流傾向。在十八世紀的法國,有教養人士極其讚賞他們所謂的lasensibilit(善感性),這個詞的意思指容易觸發感情、特別是容易觸發同情的一種氣質。感情的觸發要做到徹底如意,必須又直截又激烈而且完全沒有思想的開導。善感的人看見一個困窘的小農家庭會動心落淚,可是對精心擘劃的改善小農階級生活狀況的方案倒很冷淡。
窮人想當然比有錢人要多具備美德;所謂賢哲,認為就是一個從腐敗的朝廷里退出來,在恬淡的田園生活中享受清品樂趣的人。這種態度作為一時的心境來說,幾乎在歷代詩人的作品中都找得到。《皆大歡喜》(As You Like It)里的流亡公爵表達了這種態度,不過他一有辦法便回到他的公爵領地;唯獨抑鬱多愁的傑克斯是真心歡喜那森林生活。甚至浪漫主義運動所反對的一切人當中的十足典型波普也說:
誰把願望和心計囿於幾塊祖留的田畝,甘心在自己的地上呼吸鄉土氣,誰便有幸福。
在培養善感性的那些人的想像中,窮人總都有幾塊祖留的田畝,靠自己的勞動產品過生活,無需乎對外交易。是的,他們總是在凄慘的境況里把這些田畝逐漸失掉,因為上年紀的父親不能再勞動,狡媚的女兒又在害著癆傷症,奸惡的受抵押人或混賬的領主不是正準備攫走田畝,就是準備著奪去女兒的貞操。在浪漫主義者看來,窮人決不是都市裡的,決不是工業界的;“無產階級”是個十九世紀的概念,也許是同樣浪漫化了的,卻完全是另一種東西。
盧梭講求已經存在的善感性崇拜,使它有了一個要不然就不會具有的幅度和範圍。他是個民主主義者,不但按他的學說來講是,按他的趣味來講也是。他一生在長時期中是一個四處漂泊的窮漢,接受一些論窮困程度不過稍亞於他的人的好意照顧。他在行動上常常用糟到家的忘恩負義來回報這種關懷,但是在情感上,他的反應卻是最熱忱的善感性崇拜者所能想望的一切。他因為有流浪人的好尚,覺得巴黎社交界的種種拘束讓人厭膩。浪漫主義者們跟他學會了輕蔑習俗束縛——最初是服裝和禮貌上的、小步舞曲和五步同韻對句上的習俗束縛,然後是藝術和戀愛上的習俗束縛,最後及於傳統道德的全領域。
浪漫主義運動在藝術上、在文學上以及在政治上,都是和這種對人採取主觀主義的判斷方式相聯繫著的,亦即不把人作為集體的一個成員而是作為一種美感上的愉悅的觀照對象。猛虎比綿羊更美麗,但是我們寧願把它關在籠子里。典型的浪漫派卻要把籠子打開來,欣賞猛虎消滅綿羊時那幕壯麗的縱身一躍。他鼓勵著人們想象他們自己是猛虎,可是如果他成功的話,結果並不會是完全愉快的。
浪漫主義運動的特徵總的說來是 用審美的標準代替功利的標準。蚯蚓有益,可是不美麗;老虎倒美,卻不是有益的東西。達爾文(非浪漫主義者)讚美蚯蚓;布雷克讚美老虎。
浪漫主義者並不是沒有道德;他們的道德見識反倒銳利而激烈。但是這種道德見識依據的原則卻和前人向來以為良好的那些原則完全不同。從1660年到盧梭這一段時期,充滿了對法國、英國和德國的宗教戰爭和內戰的追憶。大家深深意識到混亂擾攘的危險,意識到一切激烈熱情的無政府傾向,意識到安全的重要性和為達到安全而必須作出的犧牲。謹慎被看成是最高美德;理智被尊為對付破壞性的熱狂之輩頂有力的武器;優雅的禮貌被歌頌成抵擋蠻風的一道屏障。牛頓的宇宙井然有序,各行星沿著合乎定則的軌道一成不變地繞日迴轉,這成了賢良政治的富於想像性的象徵。表現熱情有克制是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上流人最確實的標記。在法國大革命當中,浪漫主義前的貴族們默不作聲地死去。
浪漫主義者的道德都有原本屬於審美上的動機。但是為刻畫浪漫主義者的本色,必須不但考慮審美動機的重要,而且考慮趣味上的變化,這種變化使得他們的審美感和前人的審美感不同。關於這方面,他們愛好哥特式建築就是一個頂明顯的實例。另外一個實例是他們對景色的趣味。
約翰生博士(Dr.Johnson)對江浦街比對任何鄉村風光更喜愛,並且斷言凡是厭膩倫敦的人一定厭膩生活。盧梭以前的人假使讚賞鄉間的什麼東西,那也是一派豐饒富庶的景象,有肥美的牧場和哞哞叫著的母牛。盧梭是瑞士人,當然讚美阿爾卑斯山。在他的門徒寫的小說及故事裡,見得到洶湧的激流、可怕的懸崖、無路的森林、大雷雨、海上風暴和一般講無益的、破壞性的、兇猛暴烈的東西。這種趣味上的變化多少好像是永久性的:現在差不多人人對尼亞加拉瀑布和大峽谷比對碧草蔥蘢的牧原和麥浪起伏的農田更愛好。
浪漫主義者的性情從小說來研究最好不過了。他們喜歡奇異的東西:幽靈鬼怪、凋零的古堡、昔日盛大的家族最末一批哀愁的後裔、催眠術士和異術法師、沒落的暴君和東地中海的海盜。菲爾丁(?fielding)和斯摩萊特(Smolleit)寫的是滿可能實際發生的情境里的普通人物,反抗浪漫主義的那些現實派作家都如此。但是對浪漫主義者來說這類主題太平凡乏味了;他們只能從宏偉、渺遠和恐怖的事物領受靈感。
那種多少有點靠不住的科學,如果帶來什麼驚人的事情,倒也可以利用;但是主要講,中世紀以及現時的中古味頂重的東西最使他們歡喜。他們經常跟過去的或現在的現實完全斷絕了關係。在這點上,《老舟子吟》(The Ancient Mariner)是典型,而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Kubla Khan)也很難說是馬可波羅寫的那位歷史君主。浪漫主義者的地理很有趣:他們注意的儘是遙遠的、亞細亞的或古代的地方。
啟蒙運動時期
浪漫主義運動儘管起源於盧梭,最初大體是德國人的運動。德國的浪漫主義者們在十八世紀末都還年輕,也正是當年輕的時候他們在自己的看法上表現出最富有特色之處。那些沒有幸運夭折的人,到末了讓個性泯沒在天主教的齊一模式中。(一個浪漫主義者如果原來從出生是個新教徒,他可以成為天主教徒;但若不是這樣,就不大能當天主教徒,因為他必須把天主教信仰和反抗結合起來。)德國浪漫主義者對柯勒律治和雪萊起了影響;與德國的影響無關,浪漫主義觀點在十九世紀初葉在英國流行開。在法國,自王政復辟以後,直到維克托·雨果,浪漫主義觀點大盛,固然那是一種弱化的浪漫主義觀點了。在美國,從梅厄韋爾(Melville)、索婁(Thoreau)和布洛克農場可以見到近乎純粹的浪漫主義觀點;稍有緩和的,從愛默生(Emerson)和霍桑(Hawthorne)也見得到。雖然浪漫主義者傾向於舊教,但是在他們的看法上的個人主義方面,總有一種什麼牢固不拔的新教成分,而且在塑造風俗、輿論和制度方面,他們取得的永久性成功幾乎完全限於新教國家。
無政府主義
無政府的叛逆者做得更妙:他們感覺自己並不是與神合一,而就是神。所謂真理和義務,代表我們對事情和對同類的服從,對於成了神的人來講不復存在;對於旁人,真理就是·他所斷定的,義務就是·他所命令的。假使我們當真都能孤獨地過生活而且不勞動,大家全可以享受這種自主狀態的銷魂之樂;既然我們不能如此,這種樂處只有瘋子和獨裁者有份了。
孤獨本能對社會束縛的反抗,不僅是了解一般所謂的浪漫主義運動的哲學、政治和情操的關鍵,也是了解一直到如今這運動的後裔的哲學、政治和情操的關鍵。在德國唯心主義的影響下,哲學成了一種唯我論的東西,把自我發展宣布為倫理學的根本原理。關於情操,在追求孤獨這件事與熾情和經濟的必要之間,須作一個可厭的折衷。D.H.勞倫斯(Lawrence)的小說《愛島的人》(The Man Who Loved Islands)里的主人公鄙夷這種折衷越來越甚,最後凍餓而死,但他是享受著完全孤獨而死去的;可是如此程度的言行一致,那些頌揚孤獨的作家們從來也沒有達到過。
文明生活里的康樂,隱士是無從獲得的。想要寫書或創作藝術作品的人,他在工作期間要活下去,就必須受人服侍。為了依舊感覺孤獨,他必須能防止服侍他的人侵犯他的自我,假如那些人是奴隸,這一點最能夠圓滿完成。然而熱烈的愛情卻是個較為困難的問題。一對熱情戀人只要被看作是在反抗社會桎梏,便受人的讚美;但是在現實生活中,戀愛關係本身很快地就成為一種社會桎梏,於是戀愛的對手倒被憎恨上了,如果愛情堅強,羈絆難斷,就憎恨得更加厲害。因此,戀愛才至於被人理解為一場戰鬥,雙方各在打算破入對方的“自我”保護牆把他或她消滅。這種看法通過斯特林貝利(Stringberg)的作品,尤其還通過勞倫斯的作品,已經眾所周知了。
按這種情感方式講,不僅熱烈的愛情,而且連和別人的一切友好關係,只限於在能把別人看成是自己的“自我”的客觀化的情況下才可能存在。若別人是血緣親屬,這看法就行得通,關係越近越容易做到。因此,人們強調氏族,結果像托勒密家系,造成族內通婚。這對拜倫起了怎樣的影響,我們知道;瓦格納在濟克蒙特和濟克琳德的戀愛中也流露出類似的感情。尼采喜歡他的妹妹勝過其他一切女子(固然沒有醜事),他寫給她的信里說:“從你的一切所言所行,我真深切感覺我們屬於一脈同根。你比旁人對我了解得多,因為我們是出於一個門第的。這件事和我的‘哲學’非常調和。”
民族主義
民族原則是同一種“哲學”的推廣,拜倫是它的一個主要倡導者。一個民族被假定成一個氏族,是共同祖先的後嗣,共有某種“血緣意識”。馬志尼經常責備英國人沒給拜倫以正當的評價,他把民族設想成具有一個神秘的個性,而將其他浪漫主義者在英雄人物身上尋求的無政府式的偉大歸給了民族。民族的自由不僅被馬志尼看成是一種絕對的東西,而且比較穩重的政治家們也這樣看了。這一來在實際上便不可能有國際合作了。
對血統和種族的信仰,當然和反猶太主義連在一起。同時,浪漫主義觀點一半因為是貴族觀點,一半因為重熱情、輕算計,所以萬分鄙視商業和金融。於是浪漫主義觀點宣稱反對資本主義,這和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社會主義者反對資本主義完全不同,因為前一種反對的基礎是厭惡經濟要務,這種反對又由於聯想到資本主義世界由猶太人統治著而進一步增強。拜倫很難得偶爾也屈尊去注意像什麼經濟權力那種庸俗事,那時就表達出上述看法:
誰掌握世界的平衡?誰統治不論是保皇黨的還是自由黨的國會?誰使西班牙的沒有內衣的愛國者驚醒?(這使舊歐洲的雜誌全都嘰嘰喳喳起來)。
誰使舊世界和新世界處於痛苦或歡樂之中?誰使政治都變得油嘴滑舌?誰使拿破崙的英雄事業變成幽靈?——猶太人羅斯柴爾德和他的基督教友培林。
詩句也許不大鏗鏘悅耳,但是感情十足是現代感情,所有拜倫的信徒向來都發出了迴響共鳴。
英國的浪漫主義的端倪在諷刺作家的作品里見得到。在謝立丹(Sheridan)的《情敵》(Rivals)(1775)中,女主人公決意寧為愛情嫁一窮漢,而不嫁給一個有錢男人來討好她的監護人和他的父母;然而,他們選中的那個富人化個假名,偽充貧窮向她求愛,贏得了她的愛情。貞·奧斯丁(JaneAusten)在《諾桑格府》(Northan-gerAbbey)和《理智與情感》(SenseandSensibility)(1797—8)中嘲笑了浪漫主義者。《諾桑格府》里有這麼一個女主人公:她被1794年出版的瑞德克里弗夫人(Mrs.Radcli?e?ee)寫的超浪漫主義的《烏鐸爾佛的奧秘》(MysteriesofUdolpho)引入了迷途。英國第一個·好·的浪漫主義作品就是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吟》——姑且撒開布雷克不談,因為他是一個孤獨的、瑞典寶利教派的信徒,難說是任何“運動”的一部分。《古舟子吟》發表在1799年;柯勒律治不幸由魏志伍德家供給了錢,翌年進了格廷根大學,沉溺在康德哲學里,這並沒使他的詩進一步工練。
在柯勒律治、華茲渥斯(Wordsworth)和騷濟(Southey)成了反動者之後,對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的憎恨暫時遏止住英國的浪漫主義。但是不久拜侖、雪萊和濟慈使它又復活了,且多少可說支配了整個維多利亞時代。
瑪麗·雪萊的《弗朗肯士坦》(Frankenstein)是在阿爾卑斯山的浪漫情調的景色中與拜倫談話的靈感啟發下寫成的,其內容幾乎可以看成是一部寓言體的、預言性的浪漫主義發展史。弗朗肯士坦的怪物並不像俗語中把他說的那樣,是不折不扣的怪物,他最初也是個溫良和善的生靈,渴望人間的柔情;但是,他打算得到一些人的愛,而他的醜陋倒激其那些人的恐怖,於是逼得他凶暴憤恨起來。這怪物隱著身形觀察一家善良的貧苦小農,暗中幫助他們勞動。最後他決意讓他們知道他:
“我越多見他們,我要求得到他們的庇護和照顧的慾望越強;我的心渴望為這些溫良可親的人所認識,為他們所愛;看見他們把和美的容顏含情對著我,便是我的極度奢望了。我不敢想他們會懷著輕蔑和恐怖躲開我。”然而,他們真這樣躲開了。於是他首先要求創造他的人創造一個類似他自己的女性,等這件事一遭到拒絕,他便致力把弗朗肯士坦愛的所有人一個一個殺害,不過,甚至在這時候,當他完成了全部殺害,眼盯著弗朗肯士坦的屍首,那怪物的情操依然是高貴的:
“這也是我的犧牲者!殺害了他,我罪惡滿盈;我此身的這位可憐的守護神受傷到底了!哦,弗朗肯士坦!你這寬宏大量、捨己為人的人啊!我現在求你饒恕我又有什麼用?是我,毀滅了你所愛的一切人,因而無可挽救地毀滅了你。天哪!他冰涼了,他不能回答我的話……當我把我的可怕的罪孽總賬瀏覽一遍時,我不能相信我還是從前那個在思想中對善德的美和尊嚴曾充滿著崇高超絕的幻想的生靈。但事實正是如此;墮凡的天使成了惡毒的魔鬼。然而連神和人的那個仇敵在凄苦悲涼當中也有朋友夥伴;可是我孤單。”這種心理如果剝除掉浪漫主義形式,毫無不現實的地方,要想找類似的實例也並不難。舊德國廢皇在竇恩對來訪的某個英國人慨嘆英國人不再喜歡他了;伯特博士在他寫的一本講少年犯的書里,提到有個七歲男孩把另一個男孩弄到運河裡淹死。這孩子的理由是無論他一家人或他的同年輩的孩子們,對他全不表示愛。伯特博士以好意對待他,結果他成了一個有身分的公民;可是並沒有一個伯特博士來擔任改造弗朗肯士坦的怪物。
浪漫主義者讚賞強烈的熾情,不管是哪一類的,也不問它的社會後果如何。浪漫愛情,尤其在不如意的時候,其強烈足以博得他們的讚許;但是最強烈的熾情大部分都是破壞性的熾情:如憎惡、怨忿和嫉妒,悔恨和絕望,羞憤和受到不正當壓抑的人的狂怒,黷武熱和對奴隸及懦弱者的蔑視。因此,為浪漫主義所鼓舞的、特別是為拜倫式變種的浪漫主義所鼓舞的那類人,都是猛烈而反社會的,不是無政府的叛逆者,便是好征服的暴君。
浪漫主義觀點所以打動人心的理由,隱伏在人性和人類環境的極深處。出於自利,人類變成了群居性的,但是在本能上一直依然非常孤獨;因此,需要有宗教和道德來補充自利的力量。但是為將來的利益而割棄現在的滿足,這個習慣讓人煩膩,所以熾情一激發起來,社會行為上的種種謹慎約束便難於忍受了。在這種時刻,推開那些約束的人由於內心的衝突息止而獲得新的元氣和權能感;雖然他們到末了也許會遭遇大不幸,當時卻享受到一種登仙般的飛揚感,這種感受偉大的神秘主義者是知道的——如果理智尚存在,這自現必定披上神話外衣。神秘主義者與神合為一體,在冥想造物主時感覺自己免除了對同伴的義務——然而僅僅有平凡德性的人卻永遠不能體驗。於是他們天性中的孤獨部分再度自現。
浪漫主義運動從本質上講目的在於把人的人格從社會習俗和社會道德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這種束縛一部分純粹是給相宜的活動加的無益障礙,因為每個古代社會都曾經發展一些行為規矩,除了說它是老傳統而外,沒有一點可恭維的地方。
但是,自我中心的熱情一旦放任,就不易再叫它服從社會的需要。基督教多少算是做到了對“自我”的馴制,但是經濟上、政治上和思想認識上的種種原因刺激了對教會的反抗,而浪漫主義運動把這種反抗帶入了道德領域裡。由於這運動鼓勵一個新的狂縱不法的自我,以致不可能有社會協作,於是讓它的門徒面臨無政府狀態或獨裁政治的抉擇。自我主義在起初讓人們指望從別人得到一種父母般的溫情;但是,他們一發現別人有別人的自我,感到憤慨,求溫情的慾望落了空,便轉成為憎恨和兇惡。人不是孤獨不群的動物,只要社會生活一天還存在,自我實現就不能算倫理的最高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