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文培

1899年12月10日，方文培出生於四川省忠縣（今屬重慶）一個農民家庭，6歲即隨父親、祖父務農。當時家境貧寒，生活艱苦。

8歲入私塾，辛亥革命后，1913年14歲時考入官壩鄉新辦小學首屆。1916年17歲考入忠縣中學第九屆，是他學習和熱愛自然科學的啟蒙。他學習努力，晚間常用百步燈獨自照讀至深夜。中學距家120里，往返翻山越嶺，草履徒步，養成了刻苦精神。1921年22歲時考入南京東南大學首次創辦的生物系，生物界前輩秉志、錢崇澍、胡先驌、陳煥鏞都在此授課，方文培學習成績優異，是學生中之佼佼者。學習中見記載中國植物的《中國植物名錄》（Forbes F.B. &Hemsly W.B.，Index Florae Sinensis，1905～1926.）和《華西植物志略》（Sargent C.S.，Plantae Wilsonianae，1911～1917.）均系外國人編著出版，激勵了他終生從事植物學研究。

東南大學畢業后，曾在河南中州大學短期任教。1927年28歲時考入南京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讀研究生，在錢崇澍教授直接指導下學習和從事研究工作。他了解植物分類學在國計民生及植物學研究中的重要意義，便專攻植物分類學，遵格物致知的古訓，博覽群書，跋山涉水考查植物，採集標本。為了切實了解中國植物資源狀況和給研究工作奠定堅實的基礎，1928～1932年間，多次受生物所派遣，往植物豐富的四川省考察與採集。1934年獲“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會”每年約200英鎊獎學金資助，由錢崇澍、胡先驌二教授向英國愛丁堡大學植物系主任及愛丁堡皇家植物園主持人，世界著名植物學家施密斯教授（Prof.W.W.Smith）及高文博士（Dr.J.M.Cowan）推薦，赴英深入學習槭樹科和杜鵑花科分類。該園對杜鵑花科研究多年，資料豐富，植物園又有引種植物可對照研究，得益匪淺。這期間又去倫敦、巴黎、柏林、維也納、羅馬、佛羅倫薩等地植物標本館（室）查閱參考模式標本。1937年6月以論文《中國槭樹科的分類》（A Monograph of Chinese Aceraceae），經口試答辯，以優異成績獲愛丁堡大學博士學位。

1937年9月回國，10月應聘至成都四川大學理學院生物系任教，授植物學和植物分類學，兼授農學院林學系樹木學。1939年四川大學文、理、法三學院為避日本侵略軍空襲而遷峨眉山，時方文培任生物系主任，教學之餘潛心研究峨眉山植物。

1948年秋，利用在四川大學任教10周年休假機會，接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出的訪美邀請赴美考察講學，同時用自己工資大量搜集有關植物資料。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即決定回國參加建設。當時哈佛大學梅樂爾教授（Prof.E.D.Merrill）及舊友高文博士（Dr.J.M.Cowan）均挽留其在美、英工作，方文培均謝絕，於12月5日途經香港回到成都。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四川大學生物系得到擴展，增聘了人員協助方文培開展科研和植物調查。1950年他代表四川、西康（今四川西部）兩省參加了中國科學院召開的植物分類工作會議，確定在全國廣泛開展野生植物調查以累積資料，為更好地支援國家建設和編著《中國植物志》創造條件。方文培承擔了主持四川和西康兩省的調查任務，為此他竭盡全力，爭取各方支持，組織人力，甚至親自到重慶西南農學院兼任林學系主任和授課教師，以換取抽調更多的年輕教師參加野外調查。1954年他又應聘兼任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每月撥給他100元兼職工資，他分文未取。1959年中國植物志編輯委員會成立后，他任歷屆編委。1978年當選為中國植物學會榮譽理事長，四川植物志編委會主編。1980年應聘為中國大百科全書生物卷編委會委員，中國科學院成都分院學術顧問，四川省政協委員，四川省科技顧問團成員，四川大學理科學術委員會副主席。曾建議建立四川（成都）植物園，峨眉山自然保護區等。1950年英國皇家園藝學會授予銀質獎章，以表彰其對植物學的貢獻；1990年世界名人傳記中心（劍橋）授予他金質獎章，並為他立傳；1991年美洲名人傳記研究所又頒給“突出貢獻金質獎”，以表彰他的學術成就。

調查中國植物

方文培深知中國幅員廣大，植物種類繁多，亟待研究開發，然而已往搜集的標本甚少，因此必須親自涉足山川實地調查，了解種群分佈狀況和採集充足的實物標本，為長遠研究建立堅實的基礎。1928年至1932年4年間，開始對四川周邊交通閉塞、人煙稀少的少數民族居住的山區開展調查。最先考察的是南川縣金佛山。早在1891年德國人即已來此山採集標本，並於國外發表，從而引起了國內外的注意。金佛山屬大婁山山脈，山勢陡峻，峭壁深澗縱橫。為了揭開此山植物的神秘，方文培從東到西、從南到北穿越山體路線反覆調查，了解到北部山脊殘留有古代孑遺裸子植物銀杉，山頂為落葉和常綠闊葉樹組成的森林，林下常生方竹及灌木狀杜鵑。首次發現金山杜鵑、尖葉杜鵑、川南杜鵑、長穗鵝耳櫪、金山安息香等一批新種植物。闊柄杜鵑和租脈杜鵑（又叫麻花杜鵑），前人只採到果實標本。此次採到花，對種的原始記載作了補充。1928年又到了中外聞名的峨眉山，此山植物從1875年就陸續被外國人採集，其豐富奇特植物的盛名，早已廣播於全世界。經調查峨眉山相對高差極大。從500米至3099 米，植物生長隨高度分帶明顯。山的下部報國寺一帶以黃桷樹、楠木、喜樹、楓楊分佈，中段以九老洞至洗象池間為珙垌、槭樹、天師栗等落葉樹組成森林，洗象池以上至山頂則為冷杉組成的純林，林下亦為高山植物。杜鵑花則從山下到山頂均有分佈。經1個月的調查，即採得標本1000千餘號計1萬多份。在九老洞、初殿、華嚴頂一帶發現“木瓜紅”小喬木，椐葉、花、果特徵實為一特殊喬木，遂採得標本后經胡先驌鑒定發表為一新屬Rehderodendron.冷箭竹（Sinarundinaria fangiana）在雷洞坪和接引殿一帶林下生長普遍，經多方努力才採得開花標本，經仔細研究后，確認為一個尚無記載的新種。花佩也是調查中首次發現的另一新種植物。這些新發現確定和新增加了中國原產植物的特有種屬，豐富了植物學寶庫的內容。秋後，還經滎經、漢源、滬定到康定，時已大雪封山無法進行多山採集，仍於榆林鄉發現由紅杉、冷杉、白皮雲杉，康定雲杉組成的森林，林下多為杜鵑灌叢。1929年後，於馬邊縣調查時發現大片樺木、石櫟及拱桐為優勢樹種的落葉闊葉林。在海拔2000米以上則是以麥吊雲杉、雲南鐵杉、冷杉為主的大片原始森林。美姑縣大涼山原始森林主要樹種是雲杉、冷杉、鐵杉和雲南松為主，另有槭、報春及杜鵑等。1930年7月調查了滎經縣瓦屋山，其海拔在3000米以上，山勢巍峨、植物蔥蘢，其特點與峨眉山十分相似，山頂全系濃密的冷杉林，林下是以鱗斑杜鵑為主的灌叢。以後摶沿安寧河流域調查了越雋、冕寧、西昌、會理、鹽源、鹽邊等縣，這一帶氣候溫和，熱帶及亞熱帶植物繁茂，木棉及仙人掌普遍，常見麗江雲杉、雲南鐵杉、雲南松、長苞冷杉等組成森林，這些與四川西部所見明顯不同，而多與雲南北部相似且關係密切而屬於不同區系。

在這一時期從事野外調查與採集是一項十分艱苦而危險的工作，特別是在四川周邊，地廣人稀、交通閉塞的少數民族山區更是艱險，可是方文培從不畏懼，他克服各種險阻，歷盡艱辛，5年間徒步行程數萬里。為了採得一份珍貴的標本，幾次幾乎獻出自己的生命。在從金佛山赴峨眉山途經江縣山採集時，忽被地方武裝抄襲，不但毀了全部標本，還被關押了3天後送至縣府才免罹害。從洪雅至瓦屋山步行6天，借住于山頂一座小廟，一日外出採集，忽遇大雨滂沱、山霧瀰漫而迷失了出林方向與小路，不得不夜宿岩洞，忍飢受寒，輾轉4天方回到住地。留駐民工等數日，未見方文培等人歸來，料必被野獸所害，已報告鄉政府派人尋找殘骨。雖然如此，由於他對科學事業的執著追求，矢志不渝，5年間共採集標本1.2萬多號、約15萬多份，分存北京、南京、廣州、昆明等大標本館，成為中國最早最寶貴的一批植物標本，為了解中國植物資源、發展中國植物學事業奠定了基礎，作出了貢獻。

從1937年至1948年，方文培在四川大學理學院生物系任教時，大部分時間正值抗日戰爭時期，科研條件及經費都很困難，他此時仍把全部課餘時間潛心用於峨眉山植物研究，甚至拿出自己的工資去搞植物調查與採集，經過幾年努力，為建立四川大學植物標本室奠定了基礎。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由於國家對科研的重視，他更加勤奮工作。根據國家規劃他擬編了《川康植物調查計劃書》，系統地調查川、康兩省植物資源。從1950年組成第一支考查隊，至1960年最多達八支考查隊，共數十人在野外調查，每一次都由方文培親自布置並審定調查計劃，包括調查地區範圍、要求，以至部分具體調查路線、生活安排和安全措施等也都一一過問。他本人雖身兼四川大學及西南農學院的教學任務，仍然抽出時間親赴野外調查採集和指導工作。經9年努力，調查了南鄰雲南，西接西藏，北接陝西、甘肅，東與湖北神農架相接的四川周邊山區共20餘縣，採集標本計9萬多號，100多萬份，分送給北京、南京、華南、昆明、廣西等植物研究所，極大地豐富了西南地區的植物標本資料，為國家建設和發展植物學事業積累了可靠的資料。四川大學植物標本室也因此更加充實，現館藏標本50 多萬份，是中國高校中最大的植物標本室，它從1964年起已列入世界主要植物標本室（館）目錄冊內，是世界上著名的植物標本室（館）之一，在國際、國內植物學及其相關學科的研究上發揮著重要作用。這是方文培堅持不懈、長期努力的結果，也是他熱愛科學、熱愛祖國的具體體現。

為中國人寫《中國植物志》而奮鬥

以前中國的植物分類調查研究多為外國人所進行和完成，方文培於東南大學就讀時就立志中國人自己編寫《中國植物志》，他畢業專攻植物分類學，共發表論文80餘篇，專著15部，共計900萬字。發現新種植物100多個。他是著名的槭樹科和杜鵑花科專家，對山茱萸科、旌節花科、楊柳科、芍藥科、報春花科、藍果樹科、八角楓科等17個科也有深入研究。早在1927～1932年進行大量野外調查時，即開始注意在野外環境下對植物進行觀察研究，經數年調查后，他決心對槭樹從分類學方面進行整理。由於槭樹葉形和楓樹相似而常被誤為楓。植物分類自瑞典植物學家林奈奠定分類學基礎以來，高等植物都以花的特徵為主進行分類，而槭樹花很小，呈淡綠色，又常混在葉間，野外工作不易採得，且其構造複雜，按其進行分類存在困難。德國植物學家巴格斯（F.Pax）為此自19世紀以來，費了幾十年研究其分類，發表了不少專著，后經各國學者繼續研究，仍認為其分類原則不妥。方文培根據自己的觀察研究認為：槭樹的分類應根據其全部營養器官和繁殖器官的綜合特徵為依據，於1932年整理大量資料后以英文發表了《中國槭樹科的初步研究》和《中國槭樹科志》，首次整理記載中國槭樹科植物有56種，其中金錢槭屬2種，其餘則為槭屬，按種類分為9組，其中1個新種，3個新變種和3個新變型，這是中國最早具代表性的植物專志之一。1934年後，在英國留學期間，更是專註研究、搜集和查閱存於國外標本館（室）而采自國內各地的標本資料，如愛丁堡植物標本室、倫敦皇家邱植物園標本室及英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等，1905年編著《中國植物名錄》的憑證標本均源於此。1936年秋，他又去法、德、意、奧等國各大標本館（室）查閱資料，在數月內以巨大毅力和驚人速度仔細研究了他們采自於中國湘、鄂、閩、贛、川、黔、滇、藏、陝等省區的全部標本，並製成卡片，於1937年夏完成論文《中國槭樹科的分類》，1939年在國內發表，共記載有槭樹植物87種，其中產於中國60多種，相鄰地區20多種，這是自1931年以來國內實際調查資料和國外植物採集者采自中國槭樹資料的全面研究和總結，為在國內獨立進行槭樹分類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基礎，十分可貴。在此後又經數十年野外繼續考察和認真研究，最後他認定中國槭樹科植物增至143種，對其分類系統也提出了新見解，即在屬以下用亞屬、組和系三級分類法，全世界槭樹分為2亞屬，22組和35系，中國的槭樹在這個全屬分類系統中佔有15組，21 系。亞屬和組的排列參照演進程序，達到符合自然分類系統原則。1981年他編著的《中國植物志》46卷—槭樹科—出版，即得到植物學界的廣泛讚譽，稱“槭樹科研究具國際水平”。

杜鵑花科也是方文培深入研究的課題之一。早在英國求學時即已發表長篇論文《中國的落葉杜鵑》（1935），以後又發表《近時採集的中國杜鵑花》（1939），分別記載了32種和153種，總結當時中國全部杜鵑花資料，為研究中國杜鵑花植物奠定了基礎。爾後，又經多年繼續採集與研究，直至主持《中國植物志》杜鵑花科編寫時，已確定中國共有杜鵑花植物548種，比林奈（C.Linneaus）的《植物種志》（Species Plantarum）中記載中國只有一種多出540餘倍，中國才是世界上杜鵑花的分佈中心。可惜方文培未看到《中國植物志》杜鵑花科的最終定稿和出版就去世了。在杜鵑花研究中，他組織有關人員，利用所搜集的室內外照片，以系統反映自然界中杜鵑花的生長環境及有關特徵為主，出版了《中國四川杜鵑花》一書，包括5個亞屬，95 種，共500餘幅彩色照片，在世界上贏得了廣泛稱讚。美國杜鵑花學會雜誌（Journal of Anerican Rhododendron Society Vol.41，No.4.1987）發表評論：“對於植物學家，園藝學家及園林愛好者，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書，當中得到它時，真是愛不釋手”。英國皇家園藝學會會刊Rhododendrons with Magnlias and Camellias 1988～1989，The Royal Horticultural Society，London，在評論中稱：“此書內容豐富，超越以前的記載，是一部空前的著作，很多資料直接取材於野外，非常有用，是一部極好的書，價值甚高”。國內外植物學者都認為四川大學在杜鵑花的研究上，由於方文培教授的指導，研究歷史悠久，成績卓著。方文培是世界公認的杜鵑花科專家，而且居於科學前沿領先地位。

方文培除研究槭樹科和杜鵑花科植物外，早在1939～1946年間，在調查了峨眉山植物后，他確定峨眉山植物至少有3000多種，從中選取有重要價值的植物及地區特有種共200種，編纂成《峨眉山植物圖志》一書，共2卷4冊，每種均附精細插圖，並用中、英兩種文字描述，於1942～1946年陸續出版，它代表中國早期地區性植物志的問世，標誌著植物學的研究進入一個新階段。1942年英國李約瑟（Dr.J.Needham）到重慶見此書後認為：在戰爭的艱苦歲月里，能繼續搞科研實屬不易。故致函祝賀，並於1986年出版的《中國科學技術史》（英文版）Needham J.，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6：20.1986.中寫道：“中國最傑出的植物學家方文培博士1939年發表了槭樹科專著，他不僅用現代科學的分類方法採納了拉丁學名、中文名稱，而且還用英文描述特徵，後來《峨眉山植物圖志》也同樣採用，推動了植物學研究的發展”。1959年10月中國科學院組織全國著名植物學家討論籌備編寫《中國植物志》科學巨著，他感到多年夙願得以實現，十分喜悅，分工時他接受了槭樹科、杜鵑花科、七葉樹科、藍果樹科、八角楓科、山茱萸科、胡頹子科、瑞香科、榿葉樹科、罌粟科等10個科的編寫任務。“文化大革命”中，方文培不但所寫的大量資料被毀，而且身心遭到嚴重摧殘，整整10年無法工作，在以後的歲月里，雖然年過古稀，仍夜以繼日地工作，力圖把失去的時間奪回來。經多年努力，他撰寫了《中國植物志》第46卷槭樹科、52卷胡頹子科、56卷山茱萸科、57卷杜鵑花科、《中國四川杜鵑花》、《植物分類系統比較》、《拉丁植物名詞及術語》等。他主編《四川植物志》巨著，親手撰寫了第1卷，於1981年出版后，國際植物學會會刊（Taxon）1982年第8期著文稱讚，並報道了出版計劃，這在中國眾多植物志中還是第一次。他還參加編寫了《中國大百科全書》生物卷Ⅰ、卷Ⅱ、《中國高等植物圖鑑》第二冊、《西藏植物志》第3冊、《中國樹木志》第2卷等5卷冊中的部分科屬。

在整個研究和所有發表的論文和專著中，他十分注意植物名稱的使用，很早就注意使用拉丁學名，以便於國際交流，同時又使用中文名稱，以便於國內廣大實際工作者應用。他常把訂正一個合理的中文名稱作為自己應當完成的一項嚴肅工作和任務來對待，如藍果樹，最早根據拉丁文Nyssacea譯音為柅薩科，20世紀30年代依照江蘇宜興俗稱紫樹科，20世紀70年代遂采江南各省的通稱為藍果樹。

方文培為發展中國植物學所作的貢獻是多方面的。除撰寫專著外，他為植物學研究創造條件而搜集的國內外文獻及標本資料也是十分廣泛的。1948～1949年在美講學期間，利用自己的工資將采自中國的模式標本拍成底片帶回國內，計4000餘張，交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供全國使用，爾後植物所編纂的《中國植物圖片集》中部分照片即取材於此。1926～1936年間對杜鵑花科和槭樹科的研究中，幾乎查閱和搜集了全部中外文獻，特別是把杜鵑花的原始文獻打成卡片，計3000餘張，存於四川大學植物研究室，以利杜鵑花的研究不離校就能查到全部中外有關資料，這也是方文培教授為研究人員預備的一份難得的寶貴資料。可惜於“文化大革命”中許多原稿已經散失，對於科學事業的發展是一場觸目驚心的浩劫。

忠心耿耿，培養植物學人才

方徠文培自幼家境貧寒，在他成長的道路上，經歷了許多曲折與磨難，深知獲得學習機會之不易，1937年應聘四川大學生物系講授植物學、植物分類學、林學系樹木學等課程，教學任務雖重，他總是寫出英文講稿，課後又常指導學生野外實習，不厭其煩地講解花、果的結構及特徵，和如何採集與製作標本等。在講授植物分類學課程中，他按恩格勒（A.Engler）的分類系統且以科為重點，先介紹該科常見植物，再扼要講解其特徵及系統地位，然後舉出屬、種的特徵進行比較，最後說明其地理分佈、經濟價值等。講課條理清楚、循序漸進，學生易於筆記，每次講課學生都感到增加了不少新知識。為了提高學生學習分類學的興趣，一年五月正當杜鵑花盛開季節，他支持學生上峨眉山採集各種著花杜鵑回校，自己鑒定名稱並舉辦花展，其助學效果很好，以致這些學生畢業時有近半數人爭選分類學做畢業論文。1975年他已74歲高齡，為了使青年教師迅速成長，他開闢專題講座，講授《植物分類學研究方法》，並抽出時間寫出系統講稿，把分類學基本研究方法闡述得極為詳細，同時介紹國內研究已取得的成就和現狀，以便青年學者繼續努力奮起趕超使其順利成長和成才。為了幫助經濟上較困難的學生，他曾用自己的部分工資在校內設立一名獎學金，贊助有志者努力學習。少數學生寒暑假回家缺路費，他也解囊相助。

半個世紀以來，方文培教授了幾十屆植物專業、林學專業本科生，四屆研究生，一屆外國留學生，聽課學生多達5000餘人。他們有的現已是國內外著名專家、教授、研究員和植物學界、林學界、教育界、醫藥界的骨幹和學術帶頭人。他晚年指導的日本留學生狄巢樹德，已被美國一家雜誌預測為日本將有重大成就的十大傑出青年之一。

方文培對青年的培養不限於在校學生，90年代廣西林業科學研究所的一位青年工作者，一稿投《植物分類學報》，審后批註：“此文修改後可採用，限15天內寄回”。青年十分高興，但又不知如何修改，遂投書方文培請教。方文培與這位青年並不相識，收稿后做了詳細修改，並附上文獻等給予具體幫助與指導，使得該稿按期於學報上發表了。1983年冬，方文培因病住院期間，仍戴著眼鏡在病床上為一位青年教師字斟句酌地修改文稿，在他辭世后的手提包中發現該稿《中國西南杜鵑花四新種》已修改完畢，著者已投稿發表於四川大學學報1984年1期上。他對青年的培養傾注了滿腔熱情，在教育事業上赤膽忠心，孜孜不倦，耗盡畢生精力，可真是“春蠶到死絲方盡”。

在他的努力和關心下，四川大學生物系學生的植物分類基礎知識十分雄厚，學生素質備受外界青睞，因此每年都有眾多學生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和各高等院校任職。四川大學的植物分類學在國內、外享有盛名，並同美國、英國、日本、荷蘭等國幾個著名的學術單位，建立了經常性的學術聯繫，切磋業務。

1983年11月30日10時15分，方文培突然與世長辭了。國內外學術界對他的逝世感到極大悲痛。美國杜鵑花基金會雜誌（Rhododendron Notes & Records Vol.1，1984）刊登了訃告，並在1985年的國際會議上，舉行弔唁儀式，英、日、荷、加等國專家紛紛發來唁電、唁函。中國著名植物學家、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秦仁昌教授來函稱：“方文培教授這一生對四川大學、對植物分類學、對培養後學方面都作出了卓越貢獻，堪稱中國為數不多的植物學家”。世界著名植物學家，密蘇里植物園主任被德·雷文（Dr.Peter H.Raven）發來唁電說：“頃聞方文培教授逝世，我極為震驚，多麼傑出的人才，非凡的貢獻，我敢保證國際植物學界將永遠不會忘記他”。他留給了我們在野外艱苦跋涉所搜集的大批珍貴標本資料、豐碩的科研成果，以及為國家培養了一代高級建設人才和永不磨滅的精神財富。他的功績李約瑟博士（Dr.J.Needham）已寫入他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中。1991 年世界名人傳記中心（劍橋）（The Intenational Biographical Centre，Cambridge）為表彰他在科學研究上的成就，授予他金質獎章，並為他立傳。1992年美洲的世界名人傳記研究所（American Biographical Institute）授予他傑出貢獻勳章，以弘揚他為人類所作出的重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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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方文培.中國大百科全書（生物卷）.1：16，420，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1.2：839.1135.1137.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1.

一間閣樓，四處散落的全是植物標本。一個老頭兒，戴著眼鏡，埋頭看東西，手裡燃著香煙，整間屋裡煙霧繚繞。

余錦勤和幾個同伴躡手躡腳爬到數理館頂部的這間閣樓，從門縫裡偷瞧。這些大一的女孩兒們，有點兒緊張，又有點兒興奮，畢竟，門縫裡的這個老頭兒，是四川大學僅有的幾位一級教授之一。尤其是生物系的新生，無比景仰這位“方專家”，同時又對這位寡言的名教授充滿了好奇。

整整50年過後，余錦勤向記者回憶起當年的情形，臉上滿是笑意。這位偷瞧“方專家”的生物系女生，後來嫁給了方文培的兒子方明淵。她發現，家裡的公公和閣樓上的教授原來一模一樣，從系裡回來，老爺子就把自己關進書房，和滿屋子的標本待在一起。依舊煙霧繚繞。“我們在外面就聽見噼噼啪啪的打字機聲音，他一生那麼多文章著作，都是這麼出來的。”方明淵說。這樣的聲音一直持續到1983年11月，一天，前段時間就已查出肺部有陰影的方文培覺得身體不適，於是自己走路到了醫院。第二天，方文培逝世。

美國著名植物學家彼得·雷文博士發來唁電稱：“獲悉方文培教授去世，我極為震驚。多麼傑出的人才、非凡的貢獻！我敢保證國際植物學界將永遠不會忘記他。”

1999年，世界園藝博覽會在昆明舉辦，方明淵前去參觀。在英國館，他無意中發現了這樣一段文字：“中國被看作杜鵑花之家，它是中國花卉中種類最多也最為重要的科屬之一……愛丁堡皇家植物園1843至1890年間的欽定總管巴爾弗爵士提出杜鵑分類法……1980年，杜鵑分類法開始進行修訂，這一修訂可以考慮自巴爾弗去世后，包括方維培（1899－1983）在內的西方和中國的植物學家採集的大量花卉。”

顯然，當用威氏拼音拼出的這個中國名字在國際學界流傳時，“方文培”三個漢字卻並不為被稱作“杜鵑花之家”的中國的公眾所知曉，以致錯誤地翻譯成了“方維培”。

上世紀30年代，方文培留學英倫，在以研究植物尤其是杜鵑花科聞名於世的愛丁堡大學獲博士學位。當時，他的學習室是一間小木板房，被人稱為“中國木板房”。案頭的杜鵑花模式標本，多數產自中國，這讓方文培時常會有思鄉的愁緒。他將唐詩換了二字，來寄託心情：“蜀國曾聞子規鳥，英倫（原詩為宣城）還見杜鵑花，一叫一迴腸一斷，三春三月憶三巴。”

1985年，國際杜鵑花學會在美國西雅圖召開學術討論會，會議開始，主席首先宣布：“請大家為去世的對杜鵑花研究作出重大貢獻的方文培教授默哀。”

方文培去世后，曾有後輩學者向方夫人提出，希望得到先生的手杖作為紀念。他告訴方夫人，方先生除了指導自己的學問，更以人品為自己立下模範，扶助自己在治學途中走得端端正正。

在擔任四川大學教授的同時，方文培還是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員，每月按規定有為數不菲的兼職費。錢匯來了，他卻從不去取。中科院來人，和方明淵說起此事，方明淵說自己幫父親取工資，父親根本就沒提過還有這麼一份。來人感嘆：“哎呀，你瞧瞧這些老先生！”

方文培話不多，兒子兒媳都稱他“寡言”。余錦勤告訴記者，老爺子最喜歡請客，外地的同行、學生來川，他是必定要請一頓的，“而且一定會請個陪客，因為他自己實在沒有多少話說。別人負責說話，他負責買單。”

在一個“書友論壇”上，最近有網友發帖，說自己曾在舊書攤上發現一本《近年在四川採集的報春花》，作者方文培。“也許是因為該書屬自然科學類書，放在那兒幾乎有半年無人問津。今日無事把此書看了看，書中有幾句話使我很是感慨：‘四川早以植物種類豐富，著名環宇。在19世紀以來，歐美的植物學者或傳教士先後到來採集植物標本已有十餘次之多，他們採的標本都藏在外國標本室，有關中國植物的著作，也在外國刊物上發表，結果引起我們研究的極大困難。’”

這位網友也許不知道，在這種困境中執著一生的方文培，被李約瑟的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稱為“中國最傑出的植物學家”，他的研究“開拓了中國植物研究的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