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清池

廣州本土人士興辦女學的風潮，始於戊戌維新前後。著名教育家鄧家驤等人在西關開辦的時敏學堂可謂開路先驅；1901 年，畢業於夏葛女醫學堂的廣州女子張竹君開辦育賢女學。張竹君聰慧豪爽，是一個極為出色的西關小姐。劉佩箴、杜清池則在西關逢源西街尾創辦廣東女子學堂，后改為坤維女子學堂，即坤維女子師範學校的前身。1906 年，廣州南武學堂因女生增多，在河南（今海珠區）躍龍里增設南武女學。據統計，1907 年，廣州共有7 所女學，在全國位居前列。

民國成立后，廣州的女子教育形成了小學、中學到大學的完整體系，其中女子職業教育的表現尤為引人注目。1917 年，私立廣東女子職業學校創辦，初名為廣東女子職業傳授所；1922年，廣州市立第一職業學校創辦於西湖路，初名為廣州市立女子縫刺學習所，專招女生；1927 年，私立廣東女子體育學校創辦，設體育科和圖工體樂專修科，學業期限為兩年；1928 年，廣東省立第一女子中學創辦；以仰忠街天馬巷原廣東女子體育學校舊址為校址。

清末民初，廣州女學之興盛，在全國頗為矚目，據中華教育改進社刊報的統計，女子學生人數逐年遞增，到 民國初期，女生已突破10萬之數。1926年後，男女漸漸開始同校，女學遂慢慢成為一個歷史辭彙。

中國近代婦女解放運動，是從城市推向農村的。城市當中，沿海城市又比內地城市醞釀更早，發展更快，規模更大。上海在近代婦女解放方面，一直走在全國的前列。這在十九世紀就已經揭開帷幕了。其中，《女學報》，同名報紙有兩份，一份是1898年7月24日創刊。中國第一份以婦女為對象的報紙。旬刊，由上海桂墅里女學會書塾的薛紹徽、康同薇、裘梅侶等人創辦主編。實為經元善主辦的中國女學堂的校刊。大概在1899年停刊。另一份是1902年創刊，月刊，陳范之女陳擷芬主編，文明書局代印，蘇報館發行，作者有杜清池、王荷卿、蔣性逐、陳超等，大概1903年4月停刊。此一《女學報》在壬癸之際風雷激蕩的上海，鼓吹婦女解放，呼籲民主，不遺餘力，不啻為女界《蘇報》。

杜清池。廣東演說稿[J]，女子世界，1904(3).

“今日女子所目而染，口而祝，心而醉，夢而求者，非曰自由，則曰平等。夫自由云何？無壓制之主義也。平等曰何？無偏重之主義也”。

20世紀初，中國文壇出現了一道靚麗的風景線。其時，中國女權運動正在蓬勃發展，女性報刊也雨後春筍般地應運而生。弘揚女權，批判男尊女卑等封建傳統觀念，成為當時女權運動和女性報刊最緊迫、最重要的任務。面此現實，作為宣傳女權的主要媒體，女性報刊自然責無旁貸，而首先要解決的就是稿源問題。以宣傳效應而論，在各種文體中，政論文無疑是最佳選擇。也正是在媒體與傳播者互動下，20世紀初文壇上誕生了一個女性政論作家群體。對於這一創作群體，至今少有論述。

女性政論作家群是一個龐大的群體，有近百人，成就突出者也有二三十人。她們由三部分人組成，前兩部分為其主力：一是女權運動的領軍人物和骨幹，二是女性報刊的女主編、女主筆和女編輯、女記者。前者 如秋瑾、唐群英、張漢英、吳木蘭、林宗素、江紉蘭、張竹君、杜清池等；後者如陳擷芬、燕斌、張昭漢、何震、潘朴、吳弱男、楊季威、鄭毓芳等。第三部分是一些尚在學校肄業的女學生，這是女性政論作家群的後備軍。如上海務本女學堂學生何亞希，廣東女學堂學生張肩任、彭維省，常熟女學學生曾競雄，留美女生薛錦琴等，都是當時政論文壇的新秀。

女性政論作家群體的主體是受過新式教育的第一代知識女性，她們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出國留過學，故知識結構比較全面，既有較好的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知識，也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學知識。她們多數思想較新，有的還相當激進，富前衛性，有較強的社會活動能力，其中有些作者還是同盟會、光復會的會員、婦女團體的領袖、新式女學的校長和創辦人，有較豐富的生活閱歷和從事女權運動的工作實踐。這批政論家多數出身於書香門第，她們幼年接受過較好的家庭教育，具有一定的古典文學素養，其中不少人能寫舊體詩詞，再加上新式教育和西學的熏陶，她們見多識廣，思維敏捷，又有革命工作和社會實踐鍛煉。這批政論作家既能滔滔雄辯，又具生花妙筆，她們在女權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中所寫的政論文，包括社說、時評、演說詞、宣言書、請願書、公啟，通過報刊傳播到全國各地乃至海外，產生過巨大的宣傳效應和積極影響。

中國近代以來隨著西學東漸，新式女子教育產生髮展，辛亥前後在社會上湧現出一批頗有影響的新知識女性。她們關心國事，振興女學，創辦報刊，組建女性團體，辦實業，投身反清革命，爭取男女平權，使女界呈現一派活躍氣象。因此，婦女的覺醒成為當時中國最亮麗的風景。

女權運動的開路先鋒，除耳熟能詳的秋瑾、何香凝外，還有湖南的唐群英、張漢英、王昌國、蔡蕙（蔡鍔之妹），福建的林宗素，浙江的尹銳志和尹維峻姐妹、沈佩貞，廣東的徐宗漢、張竹君、張昭漢（后改名張默君）、杜清池，江西的徠吳木蘭，江蘇的吳芝瑛等人。不過，辛亥革命時期的女權運動只限於一部分先覺知識婦女，未能喚醒廣大勞動婦女一道投入到鬥爭中去，縱然有思想和熱血，不免力量單薄，敵不過傳統社會的歧視。但它仍有著不可磨滅的價值，如果說，戊戌變法是一次大的思想啟蒙運動的話，那麼同樣也要肯定辛亥革命時期婦女鬥爭的巨大啟蒙作用。辛亥時期，在男女平等，婦女解放的呼聲中，在先進婦女驚世駭俗的言行中，封建禮教的根基有相當大的觸動，社會習俗、社會風氣、道德觀念因之發生了根本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