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

全書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從莫爾索的母親去世開始，到他在海灘上殺死阿拉伯人為止，是按時間順序敘述的故事。這種敘述毫無抒情的意味，而只是莫爾索內心自發意識的流露，因而他敘述的接二連三的事件、對話、姿勢和感覺之間似乎沒有必然的聯繫，給人以一種不連貫的荒謬之感，因為別人的姿勢和語言在他看來都是沒有意義的，是不可理解的。確實的存在便是大海、陽光，而大自然卻壓倒了他，使他莫名其妙地殺了人：“我只覺得鐃鈸似的太陽扣在我的頭上……我感到天旋地轉。海上泛起一陣悶熱的狂風，我覺得天門洞開，向下傾瀉大火。我全身都繃緊了，手緊緊握住槍。槍機扳動了……”

在第二部分里，牢房代替了大海，社會的意識代替了莫爾索自發的意識。司法機構以其固有的邏輯，利用被告過去偶然發生的一些事件把被告虛構成一種他自己都認不出來的形象：即把始終認為自己無罪、對一切都毫不在乎的莫爾索硬說成一個冷酷無情、蓄意殺人的魔鬼。因為審訊幾乎從不調查殺人案件，而是千方百計把殺人和他母親之死及他和瑪麗的關係聯繫在一起。

《局外人》醞釀於1938年至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加繆26歲，此時他已在親友的資助下完成了大學學業，專業是哲學。並且已經開始文學創作，主要集中在戲劇方面，他不僅寫劇本，還辦劇團，甚至親自登台表演。從希特勒上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加繆一直積極投入反法西斯抵抗運動。1940年，他離開阿爾及利亞，前往巴黎，參加地下抵抗運動。1942年。加繆出版了小說《局外人》，一舉成名。完成時間基本上可確定是在1940年5月。

莫爾索

莫爾索的種種怪誕行為乍一看難以理解，但事實上，他才是活得最多、最充實、有著深沉本真追求的人。死亡前夜，他第一次敞開心扉，他覺得自己過去是幸福的，現在也是幸福的，他至死都是這個世界的“局外人”，他感受到了這個世界的荒謬，但至死幸福。加繆評價說，莫爾索“遠非麻木不仁，他懷有一種執著而深沉的激情，對於絕對和真實的激情。”他早已洞悉這個世界的荒謬，“我不知道”、“毫無意義”兩句話被他懸掛嘴邊，“厭煩”則是他面對人事時的常態。莫爾索意識到世界沒有意義，沒有出路，認識到世界對於人的種種慾望漠不關心，認識到人同世界特別是人同社會這種不協調乃至對立的關係。只不過他沒有像柏拉圖那樣認為世界萬物是“理念”的影子，那樣過於虛幻；也不認同禪宗的生命“如露如電”，從而尋求涅槃寂靜；更沒有魯濱遜的“經濟人意識”，唯利是圖。他熱愛自然，渴慕自由，珍惜每分每秒，完全靠著自己現實的理性與實踐精神支配著一切行動。

“大部分人總是表裡不一，他們做的往往並非他們內心真正渴望的。他們都有一種群居意識，懼怕被疏離與被排斥，懼怕孤單無依靠。”但是莫爾索卻有意無意地要跳出這個世界的既定模式，保持和芸芸大眾的距離，完全遵照內心本性，做一個冷眼旁觀、我行我素的局外人。這種局外人體現在幾個方面：

首先是情感生活上的局外人，“今天，媽媽死了。也許是昨天，我搞不清”。這就是小說驚世駭俗的開篇。喪失親人的打擊無疑是沉痛而慘烈的，可是他卻以極其平靜的口吻輕描淡寫地敘述，彷彿事不關己，連時間也記不準確，讓人十分訝異。他自始至終都沒有流過半點哀傷的淚水。在草草地給媽媽守靈下葬后，他還急不可耐地去海灘游泳，看喜劇片，尋求肉慾刺激。女友瑪麗問他是否愛她，他卻把這個人們視為神聖的問題當成毫無意義的廢話，絕對不肯巧言令色來搪塞女友。鄰居雷蒙殷切地表示想與他交個朋友，莫爾索卻回答“做不做都可以”，一副無所謂的態度。

其次是工作，工作是一個人實現自我價值、獲取榮華富貴的重要途徑。基督徒認為工作是上帝賜予的使命，即“calling”，必須要嚴肅認真地對待。可是，當老闆提出要派莫爾索去巴黎設置的辦事處工作時，身居偏遠小城的莫爾索卻拒絕了這個發展前景廣闊的差使，回答說：“人們永遠無法改變生活，什麼樣的生活都差不多”。這種不知好歹的答案讓老闆頗為掃興。此前，莫爾索為置辦母親喪事而向老闆告假時，明顯覺察出老闆臉色不好，他卻無動於衷，認為“反正不是我的錯”，而不像別人一看到上司臉拉長了便膽戰心驚，惴惴不安。他的這一心態和契訶夫小說《小公務員之死》中因得罪上司而憂鬱致死的小公務員形成強烈反差。“不關心”、“無所謂”的工作態度使他自覺跳出了以“鞠躬盡瘁”、謀取“陞官發財”的滾滾紅塵。

再次是死神，當他無意間錯殺了那個阿拉伯人之後，無論是在身陷囹圄的漫長歲月里，還是在法庭上憤怒的審判聲中，他保持了一貫的冷漠態度。人們的言辭無法引起他太大的關注，周圍微末的事物卻緊緊攫住了他的心。“我聽見椅子往後挪的聲音”，“我看到好些記者都在用報紙給自己扇風”，“儘管掛著遮簾，陽光仍從一些縫隙投射進來”……面對人們“義正辭嚴”的譴責，他繼續說出內心真實的想法，完全沒有為了保命而討好大眾的媚態。在得知不公正的死刑強加於身後，他頑固地認為“自己曾經是幸福的，現在依然是幸福的”，“我希望處決我的那天，有很多人來看熱鬧，他們都向我發出仇恨的叫喊聲”。對死亡的恐懼是人的天性，但是莫爾索卻等閑視之，不以為意，擺脫了死亡對他的困擾。

還有彼岸世界的局外人，當人們被現實當中形形色色的苦難壓迫得無路可走時，便會寄希望於飄緲的彼岸世界，渴盼能有一個永恆的上帝來拯救自己，指引道路，並祈求肉體毀滅后能靈魂升天，永享安樂。可莫爾索徹底否定這一綺麗幻想，不崇拜任何精神偶像。於是不論神甫怎樣耐心勸導他皈依基督，虔心懺悔，他卻不肯服從，並且堅信自己“對我所有的一切都有把握，比他（神甫）有把握得多”。

《局外人》以一種客觀記錄式的”零度風格”，粗線條地描述了主人公莫爾索在荒謬的世界中經歷的種種荒謬的事，以及自身的荒誕體驗。從參加母親的葬禮到偶然成了殺人犯，再到被判處死刑，莫爾索似乎對一切都無動於衷，冷漠的理性的而又非理性的存在著，他像一個象徵性的符號，代表了一種普遍的存在，又像是一個血紅色的燈塔，具有高度的警示性。

小說中，威嚴的司法以某種荒謬的正襟危坐呈現，比如審訊幾乎不集中於殺人案本身，而是想方設法將案犯妖魔化，把殺人者與母親之死牽強附會。訴訟雙方悄然獲得某種置換，彷彿罪犯退出被告席而代之於法庭或檢察官。小說結尾道“我還希望處決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來看，對我發出仇恨的喊叫聲。”就是這種不動聲色而又頗具內力的語調，活現了一個驚世駭俗、對一切漠然的“荒謬的人”。而從“這一個”中，人們看到更多的人，乃至一個階層或整個社會的不可理喻。那些與殺人沒有關聯的事情，最後卻把莫爾索送上了斷頭台，這讓莫爾索看到了世界的荒誕性，而在那個荒誕的社會中，人是沒有發言權也不被重視的。在庭審中，莫爾索本想替自己辯白，但他的律師卻告訴他：“別說話，這對您更有利。”由此，莫爾索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可以這麼說，他們好像在處理這宗案子時把我撇在一邊，一切都在沒有我的干預下進行著。我的命運被決定，而根本不徵求我的意見。”

然而，局外人現象的產生無疑是由那個世界本身所孕育的，莫爾索的存在有其深刻的外部原因。本書寫於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這個時期，西方世界正處於戰爭的恐慌之中，人們對社會充滿迷惘，精神沒有歸宿。莫爾索們正是生活在這樣一個環境中，他們孤獨、痛苦、冷漠，但又不甘於被現實的世界如此凌迫，於是他們變成了世界的局外人，自我成了自我的陌生人。他們以冷漠來反抗生活，卻最終未能逃脫在命運面前的慘敗，悲劇是註定的，但蔑視悲劇的態度卻讓他成了一名挑戰荒謬的英雄。

在既定的社會準則下，人的命運是未知的，是不可控地被裹挾著的，要麼異化，要麼被審判，於是，想做個真誠地忠於內心的人還是做個隨大流的人，是至今為止，很多人都面臨的選擇。從這個意義上說，每個人都是莫爾索。

可以說，局外人並不是指莫爾索一個人，而是許多具有相同生活狀態的人的代表，莫爾索的意義也正在於此。作為一個人，他是特別的，但是普通卻往往寓於特別之中，他的身上有著太多人的影子。為了進一步了解生活，了解從前的人或許也是我們身邊的人，莫爾索的個人的世界也便成為一類人共有的特質，通過對莫爾索的探知，才能更加深入的認識“局外人”這種現象。

在《局外人》整個小說都是選用一種與主人公性格一致的枯燥、呆板、閃爍的語言風格來連接全文的，作者選用這些超乎尋常的刻意追求的語言來宣揚人生的荒誕和無意義。主人公在眾人眼中是“荒誕”的，眾人在莫爾索的眼中也是荒誕的。整個小說如同演一幕滑稽的小丑劇，所有的人包括觀眾都是荒誕的。加繆在這裡為我們揭示了社會的醜態。

然而加繆並沒有僅僅停留在揭露這個荒誕社會的層面，他揭露荒誕的終極目標是指向人們對本真的追求。加繆荒謬論中一個有名的論點：“人生沒有希望但並不包含絕望。所以，要活得真實而不虛偽，就必須堅守下去，並不是不願迂迴，而是沒有退路可走。”莫爾索式的冷漠，具有積極反抗的基調，不失為一種大智大勇的精神，在精神上戰勝了荒誕，獲得了自由。加繆的自由是否定上帝后的自由，其結果是由人自己承擔行動的責任，從而以挑戰的姿態接受這個荒誕的世界，以現世對抗來世。

薩特曾說過“存在主義即人道主義。”加繆筆下的《局外人》是他哲學思想的集中表現，他選用獨特的視角為我們展示了人道主義精神的內涵。而加繆在《局外人》中所表現出來是一種比傳統的人道主義者更深沉的人道主義關懷。他不僅描寫荒誕，而且還提倡個人的自我拯救和自我創造，從而表現了對人的自由和本真的尊重和依賴，這就比其他同時期的現代派走得更遠，更深入。

莫爾索十分關注生理慾望，就像他自己所說：“我有一種天性，就是肉體上的需要常常使我的感情混亂。”在處理母親喪事時，他不停地抱怨自己的“渴”、“餓”、“熱”，還大膽地在母親的遺體前暢快抽煙，回家后便急於和女友瑪麗發生肉體關係。在法庭上接受審判時，他也不忘記欣賞瑪麗的身體和裝扮。得知自己被判死刑后，他有些緊張，想要逃避，但這也是出於人類求生的本能。由此可見，莫爾索基本擺脫了世俗鐐銬。人們絞盡腦汁設置的禮法在他看來毫無意義。唯一真實的便是明媚的陽光、美麗的大海以及自己作為自然人的種種需求。並且，他也懂得將自己的慾望控制在合理範圍內，沒有真正侵害誰的利益（射殺阿拉伯人也是由於防衛過當），完全符合“發乎情，止乎禮”這一規矩。阿爾貝·加繆認為，說謊，正是我們所有人每天所做的，目的是為了簡化生活。莫爾索則與他的表面相反，他不願簡化生活。

他並非對母親沒有感情，只是不願意強迫自己為了做戲而哭天搶地，昭告世人：我很傷心。並且，他認為死亡是無法逃離的必然環節，母親的去世算不上什麼壞事。書中的沙拉馬諾老頭每日都要咒罵自己的狗，可一旦狗走失，他又椎心泣血，感嘆“我怎麼活下去呢？”雷蒙怨恨情婦對自己不忠，想要狠狠報復，可還覺得心底對她頗為留戀。這兩組隱喻巧妙地暗示了莫爾索和母親的關係，儘管形式上他的表現不符合孝子標準，可還是在靈魂深處敬愛母親的。

當瑪麗問他愛不愛她的時候，他明明知道女友想要的答案，也完全可以甜言蜜語地博取佳人一笑，可他依然毫不隱諱地否定；雷蒙熱切地詢問他能否和自己結交，他也沒有所謂禮貌上的回應，只是淡淡地說“做不做都可以”；老闆對他寄予厚望，要他擔當要職，他仍不肯委屈心靈，阿諛迎奉，而是立馬拒絕。在法庭上，律師要求他找各種理由為自己開脫，讓他承認為母親的去世感到悲痛不已，莫爾索卻認為沒必要撒謊遮掩什麼，直言不諱；檢察官說他“沒有靈魂，沒有絲毫人性，沒有任何一條在人類靈魂中占神聖地位的道德”，他也沒有聲嘶力竭地為自己辯護，反駁這些不公正的指責；最後神甫為他做臨終的懺悔儀式，他卻說“我不相信上帝”，並且堅持沒有對某件事真正悔恨過。

對莫爾索來說，所謂道德，就是忠實地遵循自己的感情而行動，就是要為了自己，也為了別人而忠實地表現這種感情，拒絕作假，拒絕扮演角色。在他心中，最重要的是現世的、眼前的、具體的東西，而不是任何先驗價值，不是任何沒有現實意義的抽象概念。反之，遵守社會道德，在莫爾索看來，就是要服從先驗法則，就是要否定同社會道德相矛盾的一切情感，就是要受世俗的左右、擺布。

然而莫爾索追求的歡樂，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以失敗告終的。他的自由和反抗逾越了人們劃定的框架，因而成了茫茫大眾的局外人，成了世俗眼中惡貫滿盈的罪人，儘管他平時安分守己，與世無爭，沒有什麼危害極大的行徑。可是社會通過法庭所追究的，並不是他的殺人罪，而是他的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對這個社會現存秩序的威脅。法庭的審判表明了社會對莫爾索這樣一個不遵守既定規範、沒有一般人的感情和罪惡意識、而又拒絕同社會、宗教妥協的“怪物”，從肉體到靈魂都要徹底毀滅的決心。正如《李爾王》中那個天真純潔、不願屈從於浮華形式而最終慘淡收場的考狄利婭一樣，世界要以莫爾索生命的消殞來再次強調：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荒謬的世界是強大的，在追求自然、本真的個體生命面前，它似乎無往而不勝。然而從另一個方面來講，莫爾索是極其成功的。在這個人格獨立性逐步泯滅的社會裡，他能夠沒有悔恨，始終忠實於自己的感情，這種“舉世非之而不加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豪邁氣概，是對世界荒謬性的有力反擊，至少讓更多的人認識了世界的荒謬，也認識了自己的荒謬。美國當代學者大·蓋洛韋認為《局外人》是通過荒誕的主人公來表達執著於意圖和現實之間的重大不平衡的荒謬主題。它實際上是一則寓言：每個人都走在世界的邊緣，每個人都必然毀滅於自己以及他人共同創建的荒謬世界。

以“荒謬”反擊荒謬，這正是《局外人》主人公莫爾索的思想，當然也是作者阿爾貝·加繆的思想和創作意圖。

小說採用第一人稱敘述，但是主人公又從不分析他內心的思想感情，所以是內心描寫和外部描寫巧妙的結合，表明加繆掌握了美國作家福克納、海明威等人的部分寫作技巧。關於審訊和判決的段落則顯然受到了卡夫卡作品的影響。主人公在自己不自覺的情況下犯罪，會使人聯想到西默農的偵探小說。總之《局外人》的奇特而又新穎的筆調包含了不能以世俗之見和從字面上來理解的意義：塑造了一個顯然與眾不同的反面人物，卻是一個不指望有別的社會，不想和別人有任何聯繫、只想保持自己個性不受干擾的人物。

徠加繆的小說風格介於傳統小說和新小說之間。一方面，存在主義文學是反傳統的，作者從不介入小說，從不干預主人公的命運，從來不發表自己的議論；另一方面欠缺而不足以滿足人們的需要。薩特把這個概念運用到哲學，小說的語言又極其簡單明晰，可以說具有古典主義的散文風格，具有強的表現力和感染力。《局外人》這部前所未有的小說的成功表明了加繆深厚的藝術造詣。當然，與新小說和荒誕派戲劇相比，包括《局外人》在內的存在主義文學，都由於其流暢可讀而應歸入傳統文學的範圍。

加繆在 《局外人》中引入了一種陌生化的表現手法。所謂的陌生化指代的是作者在表達小說內容的過程中，顛覆了一些社會民眾習以為常的情理，表面上進行一些毫不相關的事件描述，而實質上則對各類因素之間的衝突與對立面進行揭示。在 《局外人》中，引入這種陌生化的表現手法是為了加強故事內容的荒誕性，即使小說讀者與小說文本之間構建一種距離，使讀者不能全方面地對小說人物信息進行了解，也不能通過一些模糊性的文字表達來了解作者的表達本意，而這種帶有距離性的閱讀過程使荒誕情節具有了一定的審美趣味。

為了能夠體現小說的荒誕之美，加繆使用了象徵的表現手法。以小說中頻繁出現的“陽光”這一意象為例，儘管陽光本身是作為一種反傳統的象徵意義而出現的，在小說中似乎只是一種元素符號，但是文中每次出現陽光的時候，主人公的精神狀態往往是非常慵懶頹廢。當陽光出現的時候，讀者就會開始預感到莫爾索萎靡不振的精神狀態，似乎陽光象徵著主人公的陰暗，而這種顛覆傳統認識的象徵本身就是一種荒誕。

儘管加繆為小說 《局外人》所選取的是一個看似十分平常的生活瑣碎雜事，小說中也存在著很多瑣碎細節的描述，但是整體內容上卻前後呼應，懸念四伏。可以說，正是加繆為小說所設置的一系列懸念，才使得小說故事整體上相互銜接，而一些荒誕性的事件才得以展開表述。如小說的前半部分，我們可以看到作者對於莫爾索母親的葬禮進行了很多細節描寫，如抽煙、喝咖啡等，而這些內容在前期看來可能是多餘而無效的。但是當莫爾索後來出現在庭審上的時候，法官與檢察官卻恰恰是抓住了這些瑣碎的細節來對莫爾索的價值觀與精神狀態進行判定。縱觀全文，我們可以發現加繆對於文字內容的安排是十分精確的，一些表面上看似無用的瑣事描寫，實則都是所設伏的一種懸念，是為了後續的荒誕性情節表述而做準備。

小說中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描寫，即有人把莫爾索描繪成一個生性緘默孤僻的人，預審官問莫爾索對此有何看法，莫爾索的回答是：“因為我沒什麼可說的，於是我就不說話。”他怎樣想就怎樣做了，可就連這，都成為他日後被審判的內容。

《局外人》是加繆小說的成名作和代表作之一，“局外人”也由此成為整個西方文學-哲學中最經典的人物形象和最重要的關鍵詞之一。

法國哲學家、文學家薩特：“無所謂善惡，無所謂道德不道德，這種範疇對他不適用。作者為主角保留了‘荒謬’這個詞，也就是說，主角屬於極為特殊的類型”。

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 1913—1960），法國小說家、散文家和劇作家，“存在主義”文學的 大師，1957年因“熱情而冷靜地闡明了當代向人類良知提出的種種問題”而獲諾貝爾文學獎，是有史以來最年輕的諾獎獲獎作家之一。加繆在他的小說、戲劇、隨筆和論著中深刻地揭示出人在異己的世界中的孤獨、個人與自身的日益異化，以及罪惡和死亡的不可避免，但他在揭示出世界的荒誕的同時卻並不絕望和頹喪，他主張要在荒誕中奮起反抗，在絕望中堅持真理和正義，他為世人指出了一條基督教和馬克思主義以外的自由人道主義道路。他直面慘淡人生的勇氣，他“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大無畏精神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不僅在法國，而且在歐洲並最終在全世界成為他那一代人的代言人和下一代人的精神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