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陽書院

全國著名書院之一，位於徽州歙縣，郡守韓補始建於南宋淳六年(1246年），初建在徽州府南門外紫陽山麓，理宗皇帝御題“紫陽書院”匾額。紫陽書院以祭祀朱熹，宣揚朱熹理學思想為主旨。元代至元年間遷於南門內，延二年(1315年）又遷於南門外，后毀於兵。

明洪武初，重建於歙縣縣學右之射圃。

正德七年(1512年）郡守熊桂重修紫陽書院，並親自主教。正德十四年郡守張芹，別建書院於紫陽山中，從此，歙縣有兩個紫陽書院，講學之風稱盛一時。明末四毀書院，兩書院門庭冷落。清代，康熙，乾隆先後御題"學達性天","道脈薪傳"兩匾額。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歙人曹文埴，鮑志道等於縣學后朱文公祠建"古紫陽書院",重振講學之風，桐城姚鼐曾講學於此。咸豐，同治年間，兩書院均遭兵毀。后籌工局撥款重修古紫陽書院，並改為校士館.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紫陽師範學堂設此。以後，書院舊址均辦有學校。現存有"古紫陽書院"碑坊一方聳立在歙縣中學后的一個高坡上。

歷史上，以“紫陽”命名的書院很多，分佈在徽州、蘇州、杭州、漳州、漢口等地。“紫陽”是理學大師朱熹的號，人們以此名其書院大多是為了紀念他和尊崇理學。在眾多“紫陽書院”中，杭州、蘇州、徽州三地的紫陽書院最為有名。

徽州是朱熹祖籍之地，他生前曾兩次回徽州訪親祭祖，並講學 其間。1245年，郡守韓補即於府城南門外紫陽山麓創立書院，不久便得到理宗皇帝御賜的“紫陽書院”匾額，書院與祭祀朱子之祠堂合為一體，成為本地宣揚理學的重鎮，也因此奠定了徽州地區的學風。元代至元年間，書院遷移至府城南門內,1315年又遷於南門外。元明之交，建築毀於兵火，直到1368年方得重建，后又被遷至歙縣縣學右之射圃，但朝廷此時正在大力發展官學，抑制地方書院發展，所以紫陽書院的規模有限，主要用來崇祀朱子而已。1519年知府張芹又別建書院於原紫陽山中，從此，徽州一地就有兩所同名書院。然而明朝末年，朝廷先後三毀書院，這兩所書院也因此被毀棄。

入清之後，紫陽與嶽麓、白鹿洞等同受康熙皇帝欽賜“學達性天”匾額，此後乾隆皇帝又賜“道脈薪傳”之匾，以褒獎書院傳承程朱理學的貢獻。1790年，出生於鹽商之家的歙縣人、時任戶部尚書太子太保的曹文埴另在文公祠舊址復建書院，取名“古紫陽書院”。桐城姚鼐曾主講於此，他開創的“義理、辭章、考據”統一之說的古文之“義理”即程朱理學之義理。乾、嘉以後，徽州雖為樸學重地，但紫陽書院以祭祀朱子、宣揚朱熹理學思想為宗旨，以《白鹿洞書院學規》為綱，讀朱子之書，傳文公之教，講德進業，一直延續程朱學脈。

紫陽書院在武夷山五曲隱屏峰下。始建於宋淳熙十年(1183)，稱武夷精舍，南宋末年擴建，稱紫陽書院，明正統年間改稱朱文公祠。宋朝理學家朱熹曾在此講學達十年。初建時有仁智堂、隱求齋、寒棲館、晚對亭、鐵笛亭等建築物。現僅存止宿和隱求室的部分建築。書院各處石壁上，留有許多詩文手跡，尢以朱熹親筆題勒“游者如斯”和人陳省在曬布岩刻下的“壁立萬仞”為著。

武夷精舍在武夷山的隱屏山下，是南宋理學家朱熹於淳熙十年(1183年）親自擘劃、營建的一所書院。這是武夷山的一大建築，人稱“武夷之巨觀”。

構築武夷精舍的緣起應追溯到淳熙五年(1178年）。這一年初秋，朱熹與妹夫劉彥集、隱士劉甫共游武夷時，只見九曲溪旋繞曲折，隱屏峰下雲氣流動，頓覺耳目一新，因而萌發出“眷焉此家山”和“仙人久相招，授我黃素書，贈我雙瓊瑤，茅茨幾時建，自此遣紛囂”的建屋初念。經過數年的苦心籌措經營，精舍終於在淳熙十年(1183年）動工，當年就初見規模。按朱熹《武夷精舍雜詠詩》所記，其布局大致是這樣的：在隱屏峰下，兩麓相抱之中，有三間房屋，名為仁智堂。堂的左右，有兩間卧室，左邊是自己居住的，叫隱求室，右邊是接待朋友的，叫止宿寮。左麓之外，有一處幽深的山塢，塢口累石為門，稱石門塢。塢內別有一排房屋，作為學者的群居之所，名為觀善齋。石門西邊，又有一間房屋，以供道流居住，名為寒棲館。觀善齋前，還有兩座亭子——晚對亭和鐵笛亭。而在寒棲館外，則繞著一圈籬笆，截斷兩麓之間之空隙，當中安著一扇柴門，掛上“武夷精舍”的橫匾。精舍甫成。朱熹約集了建寧知府韓元吉和著名歷史學家、建安（今福建建陽縣）人袁樞等前來慶賀。韓元吉寫了《武夷精舍記》。袁樞賀詩（清·董天工《武夷山志》卷十）曰：

本是山中人，歸來山中友。

豈同荷蓧老，永結躬耕耦。

浮雲忽出岫，膚寸彌九有。

此志未可量，見之千載后。

詩人陸遊也馳函祝賀，並寄賀詩四首（宋·陸遊《劍南詩稿。寄題朱元晦武夷精舍四首》），其中兩首為：

先生結屋緣岩邊，讀易懸知屢絕編。

不用采芝驚世俗，恐人謗道是神仙。

山如嵩少三十六，水似邛郲九折途。

我老正須閑處看，白雲一半肯分無。

精舍落成之後，朱熹懷著喜悅的心情，寫了《精舍雜詠十二首》，並撰寫詩序，以記其盛況。此後，他即在此廣收門徒，著書講學，長達五年之久，栽培了大量學生。朱熹的理學思想就傳播開來，從而形成了一個有力量、有影響的學派。當時，一些著名的學者如蔡元定、劉火侖、黃干、詹體仁、真德秀、李閎祖和葉味道等人，都曾就學於武夷精舍。之後，一批理學名家相繼在武夷山中和九曲溪畔擇地築室，讀書講學，有的還以“繼志傳道”為己任。如劉火侖的“雲庄山房”、蔡沈的“南山書堂”、蔡沆的“詠雪堂”、徐幾的“靜可書堂”、熊禾的“洪源書堂”等先後出現在武夷。所以，武夷山在南宋時期已成為祖國東南的一座名山，後人稱之為“道南理窟”。

朱熹逝世之後，武夷精舍備受封建統治者的重視，歷代都曾加以修建。南宋末，經擴建后改為紫陽書院，由官府撥給公田，以供養學者。此後，直到明正統十三年(1448年），才改為朱文公祠，奉祀朱熹的神主，並以黃干、蔡元定、劉火侖、真德秀配享祭祀。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巡按御史周鵷清、軍御史及僉事肖乾元協力檄令縣令王和重葺修，闢地百餘丈，繞以圍垣。前豎牌坊，匾上鐫刻“武夷書院”。沿著牌坊稍進有樓五楹，名叫高明樓，正中大堂也有樓五楹，兩廡各六間堂齋。全部構築軒雅宏麗，並曾置田百畝作為祀事及修繕費之用，旁邊又建屋數間，擇朱子後裔一人世居管理。明萬曆年間，少司馬陳省寓居武夷雲窩時也曾修繕過武夷書院。這裡有一段饒有興味的佳話，說是當時書院傾頹，有士人題詩於壁云：“紫陽書院對清波，破壁殘碑半女蘿。頗愛隔鄰亭榭勝，畫欄朱拱是雲窩。”影射紫陽書院遠遠不及陳省寓居之畫欄朱拱的雲窩。陳省見詩后，笑著說：“是其啟我乎！”即解囊鳩匠將紫陽書院修繕一新[清·董天工《武夷山志》卷十]。

明崇禎末年(1574年），陳黃門履貞又捐資修繕。清順治十六年(1659年），崇安縣令韓士望又予以修飾。次年春，大風拔木，文公祠圯毀，僅存二門。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官方再度加以修建，由康熙皇帝賜 予御筆“學達性天”匾額。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閩浙總督覺羅滿保捐俸重修。既立堂宇以祀朱子，復在堂后蓋屋數椽，而以趙清獻（北宋學者、崇安縣第二任縣令）、胡安國、劉子翚等附祀。建築物至今已毀，僅留存兩廡。原址現豎立有福建著名書法家沈覲壽撰並書的“武夷精舍遺址”六字及介紹文字的碑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