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阿克爾洛夫
信號理論之父
喬治·阿克爾洛夫(George A. Akerlof ),1940年生於美國的紐黑文,信號理論之父。
喬治·阿克爾洛夫於1966年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獲得博士學位,自1980年到現在,一直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任經濟學首席教授。
喬治·阿克爾洛夫和邁克爾·斯賓塞、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由於在“對充滿不對稱信息市場進行分析”領域所作出的重要貢獻,而分享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這三名獲獎者在20世紀70年代奠定了對充滿不對稱信息市場進行分析的理論基礎。其中,阿克爾洛夫所作出的貢獻在於闡述了這樣一個市場現實,即賣方能向買方推銷低質量商品等現象的存在是因為市場雙方各自所掌握的信息不對稱所造成的。斯彭斯的貢獻在於揭示了人們應如何利用其所掌握的更多信息來謀取更大收益方面的有關理論。斯蒂格利茨則闡述了有關掌握信息較少的市場一方如何進行市場調整的有關理論。阿克爾洛夫、斯彭斯和斯蒂格利茨的分析理論用途廣泛,既適用於對傳統的農業市場的分析研究,也適用於對現代金融市場的分析研究。同時,他們的理論還構成了現代信息經濟的核心。
阿克爾洛夫被他的同事描述為“一個職業化的人”,他對市場的不對稱信息研究具有里程碑意義。他引入信息經濟學研究中的一個著名模型是“檸檬市場”。(註:“檸檬”一詞在美國俚語中表示“次品”或“不中用的東西”。)主要用來描述當產品的賣方對產品質量比買方有更多的信息時,低質量產品將會驅逐高質量商品,從而使市場上的產品質量持續下降的情形。阿克爾洛夫的理論被廣泛運用於一些完全不同的領域,如健康保險、金融市場和雇傭合同等。
阿克爾洛夫從1966年開始加盟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系,任助教。阿克爾洛夫得到承認是因為他的研究借鑒了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以及其他學科以確定經濟學的影響和結果。他的專業領域包括宏觀經濟學、貧困問題、家庭問題、犯罪、歧視、貨幣政策和德國統一問題。
麥克法登阿克爾洛夫曾說過,“經濟學對待理論就像法國廚師對待食物,要發展那些被不成文的規則所限制的因素成為有獨特風格的模型。傳統的法國烹飪不使用生魚和海藻,新古典經濟學模型也不從心理學、人類學或社會學出發提出假說。我不同意任何限制經濟學模型自然成分的規則。”
阿克爾洛夫的同事,2000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麥克法登評價阿克爾洛夫對現代經濟學具有足以驕傲的洞察力,他認識到市場結構的理論建立在參與者可以嚴格地充分利用信息的基礎上,這是一個對交易和合同具有統治權的機械理論。這種情況會阻止資源的有效配置,相反信息的流動可以使市場得到發展,改善資源配置。”
阿克爾洛夫教授的研究發現,在一個市場中如果賣方掌握了比買方更有利的信息,他就可以掩蓋產品的真相,以次充好。比如二手車市場,賣方對車況肯定比買方清楚得多,買方則只能從車的表面情況來判斷。這樣賣方與買方處於信息非對稱的狀況,賣方具有信息優勢,而買方則處於“劣勢選擇”地位。阿克爾洛夫的“劣勢選擇”概念已經被寫進大學本科的教科書中,他的理論還揭示出,在不規則的市場,如果買者無法觀察到商品的內在質量,那麼賣者就會以次充好。由於信息的不對稱,將最終導致高質量的產品從市場中退出,而只有低質品仍留在市場中,結果造成市場萎縮。阿克爾洛夫還揭示了借貸人和放款人之間的信息非對稱如何導致第三世界國家如此高的借貸率等問題,其影響相當深遠。
發展中國家內部市場的利率為什麼如此之高?想購買二手車的人為什麼求助於職業經紀商而不是私人售車者?即使對紅利所征的稅高於資本利得稅,企業為什麼還支付紅利?保險公司提供的保費、保額和未保險額組合為什麼因人而異?富有的地主在與貧困的佃戶簽訂合約時為什麼不願承擔莊稼收成的全部風險?這些表現不同但實質相似的諸多現象向傳統經濟學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阿克爾洛夫1970年的論文《檸檬市場:質量的不確定性和市場機制》是信息經濟學文獻中最為重要的研究,提出了簡單而又深奧的一個普遍化思想,並因應用廣泛而產生了巨大影響。如今,稱謂有缺陷舊車的口語“檸檬”已成為經濟學家理論辭彙中的一個著名的隱喻。
阿克爾洛夫認為信息不對稱問題可能導致整個市場崩潰,或者市場萎縮,以至於只有劣等產品充斥於其中。阿克爾洛夫還指出,類似的信息不對稱在發展中國家尤其普遍併產生了重要影響。他以印度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信貸市場為例子來說明逆向選擇問題。印度小地方放貸者索取的利率是大城市利率的兩倍。在城鎮借款然後在農村放貸出去的一個中年人並不了解借款人信譽,因此極易遭受慘重損失。“檸檬論文”中一個關鍵的見解是經濟主體有強烈的激勵去抵消信息問題對市場效率的不利影響。阿克爾洛夫認為許多市場機構可以被看成是為了解決不對稱信息問題而出現的。除了對不對稱信息所進行的研究外,阿克爾洛夫還從社會學和社會人類學的角度發展了經濟學理論,在這方面最值得一提的貢獻是他對勞動力市場效率的關注。
《一位經濟理論家講述的故事》阿克爾洛夫的研究範圍較廣,包括貨幣理論、金融市場、宏觀經濟學等,並曾在貧困和失業理論、犯罪與家庭、社會習俗經濟學等領域發表過大量研究論著,其中有:
《穩定增長——在危急關頭嗎?》(1967);
《資本、工資與結構失業》(1969);
《“檸檬”市場:質量的不確定性與市場機制》(1970);
《種族制度經濟學與無休止的激烈競爭及其他可悲的陳述》(1976);
《貨幣需求基金流通理論的微觀模型》(1978);
《失業影響的社會習俗理論》(1980);
《貨幣需求短期趨向:對老問題的新展望》(1982);
《禮物互換與效率工資理論:四種展望》(1984);
《一位經濟理論家講述的故事》(1984);
《勞動力市場效率工資模型》(與耶倫合著,1986);
《非理性行為的理性模型》(1987);
《泡沫經濟學》(1989);
《合理工資前提與失業》(與耶倫合著,1990);
《懲罰與服從》(1991);
《社會懸殊與社會制裁》(1995);
《自我控制與退職救助》(1998);
《經濟學與恆等式》(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