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復禮
傳教士
薄復禮（又稱勃沙特），1897年生於英國的曼徹斯特，此前父母生活在瑞士。1922年秋，受教會派遣來到中國，在貴州境內的鎮遠、黃平和遵義一帶傳教。 1934年10月1日，薄復禮和妻子由舊州前往鎮遠的途中，同任弼時、蕭克、王震率領的紅六軍團不期而遇。當時的紅軍官兵，對於來華傳教的洋人多抱有敵視態度，但傳教士們有可能提供一些經費和藥品，以解紅軍醫療器械和藥品極度匱乏之急。因此，紅六軍團要求薄復禮暫時不要離開紅軍，以幫助籌措經費或醫療用品。
1897年，在英國曼徹斯特的一對瑞士夫婦家中，誕生了一個男孩，他叫勃沙特。他從小便受到基督教的熏陶，十歲起就開始參加教會的活動。
在少年勃沙特的童年生活中，10歲時發生的一件事，對他的一生產生了重要影響。他在《神靈之手》中回憶：1907年，在我的家鄉英國曼徹斯特鎮，有一位從中國回來的傳教士，他叫查爾斯·費爾克拉夫。他在曼徹斯特到處做報告，介紹中國的情況。鬼使神差，我也溜進了教堂，混在人群中得到了這個難得的機會。
通過費爾克拉夫的介紹，在少年勃沙特的腦海中，中國似乎就在曼徹斯特近郊，他決心以查爾斯先生為榜樣，去闖天下，探索未來，“甚至在夢中，我都想著去中國。如果有一輛車開往中國，我會不顧一切地跳上車的。”
20歲時，勃沙特的機遇到來了。他向一個名為“CIM”的教會組織提出申請，要求去中國。（“CIM”是基督教宣教組織“中國內地會”的縮寫，長期招募可以前往中國內陸地區長期工作的傳教士）
當時的中國，正處於民初的混亂之中，“CIM”將傳教士們派往的又多是中國內陸的偏遠地區，艱難和風險可想而知。可能也正因為這樣，應徵者並不多，勃沙特的申請很快得到了答覆。他受邀參加教會會議，很快又被送到倫敦的訓練基地，培訓了三個月。
勃沙特後來回憶，在為期三個月的集體生活中，大家談話、做夢都是關於中國的苦力、乞丐、商人和地方行政長官。為了體驗生活，有一次，他同兩個學生一起去倫敦的唐人街，說是去買中國的鋼筆，其實是到一家中國的餐館去吃飯，“吃中國餐別有風味，不說別的，歐洲人使用中國筷子就夠笨拙可笑的。”
此後，勃沙特又被留下來進行了2年訓練，課程主要是醫學。勃沙特的指導老師湯姆·布拉格醫生曾到過中國，他對勃沙特說，中國內地缺醫少葯，在那裡如果不懂醫將陷入困境。他教學員們自己用繃帶打結，組織他們去郊外練習救護，教他們自己進行診斷、開處方，發放藥品。
勃沙特認為，後來在中國的經歷證明，這兩年的學醫生涯相當重要。
1922年10月前後，25歲的勃沙特到達了他中國之行的第一站——上海。在這裡，他除了為以後的旅行購置被單、草席、漢英字典等等之外，還在語言學校學習了一個階段的中文。
教書的是一位中國老先生，在見他之前，勃沙特等幾位年輕人反覆練習了如何像中國學生一樣行鞠躬禮。老先生根據每個英國學生的英文名發音，都給了他們一個“信達雅”的中文名字。
勃沙特的中文名字是薄復禮。“薄”是取英文名字勃沙特的音首為姓，“復禮”取自《論語》的“克己復禮”，儒家指約束自己，使每件事都歸於西周之禮。“克己復禮”是達到仁的境界的修養方法。
要讓一個初學中文的英國人明白這兩個字的意思可不容易，不過，勃沙特很滿意自己的中國名字，在《神靈之手》中解釋自己的名字也算準確：“我的名字薄復禮，意思是不自私自利，以克己復禮為榮。”
從此，勃沙特變成了薄復禮，一個帶著濃重儒家色彩的中文名陪伴他在中國度過了20多年。
分配的時候，“CIM”的負責人霍思特把薄復禮叫去，指著地圖上的遵義市對他說，這是貴州的第二大城市，這裡曾經有一座建立年代較久的教堂。
在此後的十餘年間，薄復禮在貴州輾轉多地，他經歷了殘酷的戰爭、經歷了1925年貴州的大飢荒，也收穫了愛情。在貴陽的一座小教堂禮里，薄復禮和同來中國傳教的瑞士姑娘露西舉辦了婚禮，並坐上中國的花轎前往距貴陽十八里的地方度蜜月，最終二人定居在貴州鎮遠的一座教堂。
時間的鐘擺走到1934年秋天，一次與紅軍的“偶遇”，改變了薄復禮的生命軌跡。
1934年的8月，為了一個月的宗教學習，薄復禮和妻子一起離開了貴州鎮遠的家，前往黔西安順。
他在《神靈之手》一書中回憶：那裡是另一位牧師阿爾伯特夫婦的教區。當時他們在安順創辦了一所教會學校，決定在宗教節日里，以學校的名義，邀請在貴州的外籍教會人員聚會。我們希望通過參加這次活動，在那裡同分離的朋友相聚。
一心傳教、不問政治的薄復禮當時並不知道，1934年的中國共產黨，正經歷的一個怎樣曲折而艱難的秋天。
8月，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為了給中央紅軍戰略轉移探索道路，命令紅六軍團撤離湘贛蘇區，到湘中發展游擊戰爭。
時任紅六軍團軍團長的蕭克在回憶錄中詳細記錄了這個過程。
1934年7月23日，中央軍委給湘贛省委來電指示：“中央書記處及軍委決定六軍團離開現在的湘贛蘇區，轉移到湖南中部去發展擴大游擊戰爭及創立新的蘇區……”
這個長電中，中央軍委對中央紅軍的意圖沒有說明，後來我們在行動中體會到，中央紅軍也可能向西撤，中央電令我們起先遣隊的作用，周恩來後來曾說過，當時組織紅軍第六、七軍團分別西征和北上，“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調敵”。
經過充分的準備，8月7日下午3點，紅六軍團約九千人，由遂川的橫石出發，踏上了西進的征途。
甘泗淇、蕭克、王震、關嚮應、陳伯鈞
紅六軍團從湘鄂黔邊進入貴州，在當地群眾的幫助下，他們順利地渡過了清水江，又突破了湘、桂、黔三省敵軍共18個團的包圍，強渡大沙河，攻入地主武裝盤踞的老黃平縣城——舊州。
在這裡，紅六軍團“偶遇”了傳教士薄復禮夫婦。
薄復禮夫婦參加的宗教活動結束后，起身回鎮遠。途經舊州時，他們和在那裡傳教的海曼夫婦度過了1934年9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天。
10月1日一早，海曼夫婦送他們上路，“路上小心！”海曼迎著晨風對薄復禮揮了揮手，大聲說道。
僅僅分手24小時以後，他們和海曼夫婦又在一種奇特的情形下見面了。
薄復禮在《神靈之手》中這樣描述：
此時，我們已經聽聞鎮遠那邊“出了亂子”，我並不知道“亂子”是什麼，也不清楚當時政府軍（即國民黨軍）的動向。回家的路有大小兩條，為了選擇道路，我們爭論了好半天，隨行的廚師堅持要走小路，我們就選擇小路前行。結果，還沒等下山，從樹林中衝出了一群人，攔住了去路。
薄復禮發現，這些人大都操著江西方言，都帶著相同的帽子，佩戴著紅色標誌。
帽子的頂很大，有點像西方賽馬騎師帽。他們穿的衣服則很雜亂，簡直一個人一個樣。看到山下小村裡有很多他們的人時，我第一個印象是，抓我們的人是強盜，我們被綁票了。不過，當看清那些人在牆上新寫的標語后，我才恍然大悟：他們就是共產黨！
因為國民黨的反動宣傳，紅軍長征開始時，很多貴州的老百姓對紅軍都不大了解。薄復禮也不例外，他以為自己被“共匪”綁票了。
薄復禮看到人群中還有剪短髮的婦女，在齊耳的短髮之下，一套男軍裝收拾得整潔得體，這令他心裡又生起疑來：土匪是這樣的嗎？
他被帶到一間大馬廄里，隨即被鬆綁。紅軍如數歸還了他的財物，連他旅費中的幾個銀毫子也如數奉還。
這下，薄復禮更摸不著頭腦了：“如果不想搶劫財產，為什麼還要把我們抓到這裡來呢？”
薄復禮隨後被帶去見“法官”，也就是他最初接觸到的紅軍幹部：
在帶去見法官的時候，法官的妻子始終坐在床上注視著我們，最初，我認為那個女人可能很冷酷，但事實證明她很和善，並好像受過很好的教育。當我告訴他們，我妻子可能不能堅持跟他們走這麼多路時，法官的妻子寬慰我：“我也是個女人，她將會像我一樣慢慢適應。”當我對法官闡述基督教義時，他總迷惑不解，因此，往往由他妻子再進一步解釋我的這些“鬼話”。
他在書里一直稱“法官”的人，是紅六軍團保衛局長吳德峰。他稱為“法官妻子”的，是吳德峰的妻子戚元德，時任紅六軍團保衛局黨總支書記。
1934年10月2日，紅六軍團經過55天的艱苦征戰，進入貴州黃平境內，於當日八九點鐘攻佔黃平老縣城——舊州。
舊州城東，有一所幽靜的天主教堂，院內建有一座德國式的高大寬敞的禮拜堂和一棟中國式的普通教會學校。加拿大籍英國基督教中華內地會舊州教會牧師阿諾利斯·海曼夫婦就居住在那棟二層樓房裡。
紅軍攻佔舊州后，與薄復禮夫婦一樣，海曼夫婦也被帶到了紅軍的隊伍里。
蕭克在回憶錄中回憶這一事件時說：
在舊州地區，我們扣留了外國傳教士薄復禮和海曼。當時，正處於緊張的戰鬥行軍時期，對這些不明身份的外國人，自然不能放過，雖然我們很快查明了他們的身份，並釋放了他們的家人，但還是留下了薄復禮和海曼。
有關這一涉外事件的歷史背景，戚元德後來回憶說：“當時在貴州的教會，大多支持反動政府和土豪劣紳，以宗教迷信欺騙麻痹教友，進行反動宣傳，指責我們是‘洪水猛獸’、‘土匪流寇’，是‘紅禍’。我們每到一處，他們都號召教友‘堅壁清野’，與反動政府一起撤退，視我們為敵。因此，我們抓到教會骨幹成員，都要甄別審訊，沒問題的放，有問題的都以帝國主義間諜罪處以徒刑和罰款。只要他們認罪，不與共產黨、紅軍為敵；只要交納罰金，支持紅軍革命、抗日救國，就立即放人，並保證護送他們到達安全地帶。”
剛開始被紅軍看管起來的外國人總共有七人，即薄復禮夫婦、海曼夫婦及其兩個孩子(大的3歲、小的8個月)，另外一個是紐西蘭籍英國基督教中華內地會思南教區傳教士埃米·布勞斯小姐。
紅軍佔領舊州的當晚，就分別對五名外國成年男女進行了審訊。軍團領導和保衛局研究后，首先釋放了四名挑夫，將女僕和廚師暫且留了下來，以便照顧幾名外國人的生活。出於人道考慮，對五名外國成年男女也加以區別對待，其中的兩名已婚婦女和兩個小孩當即予以釋放。
蕭克在回憶錄中道出了扣留薄、海二人的另一層原因：
坦率地講，我們扣留他們兩人的主要原因，是從軍事角度來考慮的。西征以來，轉戰五十多天，暑天行軍，傷、病兵日益增多，苦於無葯醫治。我們知道幾位傳教士有條件弄到藥品和經費，於是，提出釋放他們的條件是給紅軍提供一定數量的藥品或經費。
此時的薄復禮，對於抓捕、扣留了他的紅軍仍然心懷恐懼，戰戰兢兢。但幾天後發生的一件事情，令他對共產黨的看法開始產生了一點改觀。
薄復禮手繪隨紅二、六軍團長征路線圖
到達貴州后，紅軍遇到的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地形不熟悉，《蕭克回憶錄》中寫道：
貴州是個多山多雨的省份，常聽人講貴州是“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到這裡一看，果然如此。山高、谷深、道路窄小。我們從江西、湖南帶的馬，不習慣那種道路，好多都掉到溝里去了。老百姓也沒有受過我黨和大革命多少影響，對紅軍不大了解。尤其困難的是沒有軍用地圖，全靠找嚮導指路。對於一支獨立行動的隊伍來說，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又沒有群眾基礎、甚至連地圖都沒有的地區活動，困難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當蕭克拿到這張寶貴的貴州地圖時，激動的心情也是“可想而知的”。不過，攤開地圖，蕭克不禁又皺起了眉頭：這張地圖不是中文的，上面標的地名全是外國文字，完全看不懂。
蕭克叫來兩個稍懂外語的幹部，他們說地圖上不是英文，同樣看不懂。這時，有人提醒說，前些天抓住了幾個外國人，有個叫薄復禮的能講漢語，還認識不少漢字，何不讓他來試試看能不能認識這些“洋文”。
蕭克一聽，趕緊派人把薄復禮找來。
薄復禮拿著地圖一看，認出上面的字都是法文，他還當真法語熟練，把圖上所有的道路、村鎮的名字翻譯了過來。
薄復禮翻譯，蕭克記錄並在地圖上標註。兩人忙了大半夜。不過兩人的交流顯然不只翻譯地名。薄復禮記得蕭克“希望避免在運動中遇到汽車路”，蕭克則“不僅知道了許多軍事上有用的材料，也知道了他的身世。”
這一天的遭遇，薄復禮在《神靈之手》中有非常詳細的記錄。寫這本書時，薄復禮已經被紅軍釋放，完全不需要出於功利或自保考慮而對紅軍有任何恭維之詞。而他對蕭克的第一印象是這樣的：
我的良心受到質問。他只有25歲，是一個熱情奔放、生氣勃勃的領導者，一雙明亮的大眼睛閃閃發光，充滿了信心和力量。在艱辛曲折的旅途中，他不屈不撓。顯而易見，他是一個充滿追求精神的共產黨將軍，正希望在貴州東部建立一個共產主義的政權。
令薄復禮感到“良心受到質問”的，是蕭克年輕而充滿熱情的形象和他腦海里“土匪”的樣子毫不相干，從這個晚上開始，他慢慢地接觸和了解了真正的共產黨人。
蕭克後來回憶說，他當時對傳教士的印象也是不好的，因為認為他們來中國是搞文化侵略，所以把他們當地主一樣看待。但經過與薄復禮合作翻譯地圖的這一晚接觸后，他的看法有了改變。“他幫我們翻譯的地圖成為我們轉戰貴州作戰行軍的好嚮導。我作為一個獨立行動的軍隊的指揮者，在困難的時候受到人們的幫助，不管時間多久，也難忘記。”
在後面的一路同行中，薄復禮慢慢發現，這支訓練有素的隊伍有很多獨特之處令他瞠目結舌。
離開舊州后，薄復禮、海曼和埃米三人跟隨紅六軍團，開始了他們的“長征生活”。對於這些外國人來說，行軍當然是辛苦的，更不要說是艱苦卓絕的長征。
我們進入了一種新的生活，大部分日子，一天到晚只吃一頓飯，一天天沒有休息和禮拜日的行軍。
紐西蘭籍的埃米·布勞斯小姐對行軍生活尤其吃不消。戚元德管她叫“洋小姐”，也有人叫她“胖子”。她的身體很胖，行動比較遲緩，行軍時總是趕不上趟。
薄復禮這樣記錄總是拖在隊伍最後的埃米小姐：
他們經過考慮，將埃米小姐放在隊伍後面，不過天黑前也要到達宿營地。可憐的埃米小姐，她總是在後面追，往往好像後面剛趕到，前面又吹響了出發號。
埃米小姐只跟著走了兩天，腳上就打了幾個水泡，鞋子也磨爛了，走路一瘸一拐的，十分痛苦。無奈之下，戚元德就把棉布被單撕成長條，打成比較柔軟的布條“草鞋”，讓埃米小姐穿上堅持行走。
“記得洋小姐的一雙布‘草鞋’，是我親自編打的，我還特意在鞋頭給她裝飾了一個紅色絨球。她看了很驚訝，一再說穿著很舒適，表示非常感謝。”戚元德回憶說。為保證兩名外國男傳教士能夠穿上鞋子，不至於赤腳行軍，戚元德還把吳德峰的一雙布鞋、一雙長筒靴，拿出來送給薄復禮和海曼。
薄復禮回憶：
行軍路上，我的一隻鞋子壞了，紅軍給我找了一雙非常合腳的橡膠雨鞋，它是剛從一位正在嘟噥著的同志腳上“沒收”的。因為氣候潮濕，雨多，我們提出要塊雨布，結果給了一件床單。我們後來才知道，這在紅軍中已是非常奢侈的供應了。
一周后，當部隊來到一處平坦而又靠近村落的安全地帶，出於人道主義考慮，紅軍決定無條件地將埃米釋放。戚元德回憶說：“臨走時，她對我們表示千謝萬謝。我目送她走了很遠，看見她還回過頭來，向我們招手致謝。”
埃米被釋放后，只剩下薄復禮和海曼兩名成年男性外國人，跟著紅軍一路前行。
薄復禮在書中，詳細地講述了他跟隨紅軍遭遇的各種突圍和游擊。雖然作為一個外國人，他當時並不完全清楚戰事情況，但是他所描繪的場面，在黨史中都有相應事件作參照。他提供的細節，恰是這段歷史的珍貴註腳。
在行軍中，他無意間見證了紅軍長征中的一個重要事件——木黃會師。
紅二、六軍團木黃會師，是中國紅軍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來自不同戰略區域的兩支紅軍聯合在一起，為紅二方面軍的誕生奠定了基礎。
薄復禮對於紅二、六軍團會師的回憶，生動而細節化。
這一天，是紅軍會師的熱鬧日子，住地鑼鼓鏗鏘，彩旗飛揚。我們同先到這裡不久的賀龍紅二軍團合併了。賀龍的軍隊，衣著更加破爛，但軍隊中紅色旗幟及標誌卻十分明顯。
在一次行軍途中，一個蓄有小鬍子、年約四十歲的中年人，騎著一匹馬，頗有風度地從我們這支特殊的隊伍前走過，我們知道，他是賀龍將軍。
蕭克在回憶錄里，對這次重要的會師也有詳細的記錄：
1934年10月24日，紅六軍團抵達貴州印江縣木黃，與紅二軍團勝利會師。在木黃，我和任弼時、王震等與二軍團首長賀龍、關嚮應、夏曦等同志歡聚一堂。
木黃會師之後，兩軍團領導商量，黔東根據地縱橫才200里，人口只有10萬，人少糧缺，從兩軍會師后的發展前程看，需找到更好的發展方向。紅軍準備由黔東轉戰湘西。
轉戰路上，敵人的圍追堵截不斷。在由四川酉陽前往湘西時，為了擺脫尾隨的敵人，紅軍進行了連續多日超出人體極限的急行軍。這段路程讓兩個外國人苦不堪言。
負責照顧他們的戚元德，看出這兩人已經難以承受疲憊，安慰他們說會給他們找馬騎。在紅軍中，只有高級指揮員才配備馬匹，部隊忙著前進，馬匹哪有那麼容易補充。三天之後，戚元德好不容易才給他們找了一頭騾子。薄復禮和海曼輪換著騎，勉強能跟上紅軍戰士的腳步。
1987年，時年90歲高齡的薄復禮老人，仍念念不忘地對李雲飛說：紅軍對他“很好，很好”，因為他大部分時間都能騎馬，而且還給他配備了一名馬夫。
除了一路上受到的優待以外，令他最記憶深刻的，是與紅軍的交往，讓他看到了一群“理想主義者”。同時，他也用他的筆描寫了紅二、六軍團艱苦長征的戰士群像。在長征的行進中，薄復禮看到的，是一群極能吃苦的人：
路，在中國的定義與英國略有不同。隨紅軍所走的路，有時幾乎只是前邊的人踏出的一條痕迹，說不上路。
在山間的路上行走，滑得很，數千人馬邁著沉重的腳步走在這條道上，把本來就很滑的路弄得泥濘不堪。跌倒是家常便飯，衣服上的泥漿常常是這塊幹了，那裡又新添了塊濕的，好在大家都習以為常，而且一旦有人摔倒，立即就有人把你扶起來，一起前進，並沒有笑話你不會走路。
光是跟上紅軍戰士前進的腳步，薄復禮就已經疲於奔命。難以置信的是，在極度疲憊的趕路之外，那些平日里默默行軍、雕塑一般的戰士們，還不放棄任何時間來學習。
我看到勤奮的紅軍戰士除了忙著打草鞋、補衣服外，每次發言后，排長做總結，重申主要觀點。
一旦到了某個駐地，可以進行極為短暫的休整，紅軍都會建立“列寧室”。
所謂“列寧室”，實際上就是紅軍讀書學習的一個地方，有時利用房子，有時就自己動手臨時建，八根竹竿或樹樁做樁，綠色的樹枝和竹枝編在一起作牆，屋頂鋪上稻草就算天花板。這個地方就成了他們讀書學習或者集體活動的地方。
更加令薄復禮訝異的是，這群勤奮、肯吃苦的人，即便是最底層的士兵也有著“完整的理論體系。”他問一個紅軍戰士：“農民和地主的界限你們是如何劃分的？”戰士告訴他：“按自食其力。如果一個人的土地由別人來耕種，那他就是壓迫者。”
薄復禮眼中的紅軍，幾乎總處在被敵人圍追堵截的危險境地，但他們並不悲觀。他們衣不能保暖，食不能果腹，武器更低劣得要命，但他們始終保持著快樂。
對於軍中的娛樂活動，薄復禮也有記錄：
紅軍的娛樂活動通常安排在傍晚，形式也是多種多樣，有時，他們聚在一起，形成一個圓圈，坐在地上，隊長就點人出來唱歌，不會唱的就進行摔跤比賽，不論輸贏都有一陣熱烈的掌聲。
他們的遊戲有時候也有複雜的，比如武術，還有擊劍活動，籃球也是他們所愛的活動之一，他們有時候還化妝演戲，我記得有一天晚上，一個士兵到我們的房子里來，向我借帽子，我就把那頂舊氈帽借給了他。後來聽說他們要化妝成蔣介石和另外一個帝國主義分子參加演出。
而在紅軍豐富多彩的遊戲娛樂之中，薄復禮從沒有看到賭博——在他眼中，那是中國人最熱衷的一項娛樂：
在中國，這麼大的一群人中沒有賭博現象的確少見。據說，紅軍是嚴格禁止賭博的。紅軍的新兵有抽鴉片煙的，但入伍不久，就集中到一起，集中戒煙。他們住在一間大房子里，吃得較好，不參加軍事訓練，衛生員給每個人配一些戒煙用的葯。大約兩個星期，這些新戰士的煙癮就戒掉了。
被紅軍釋放后的薄復禮
海曼被釋放了，薄復禮卻仍然留在紅軍的隊伍里，雖然他早已不再害怕這些帶著紅色標誌的人們，但對妻子的想念，對自由的嚮往，仍令他在行軍之中暗自神傷。
1936年的春天來了，此時的薄復禮，已經隨長征的隊伍進入了雲南境內。紅軍先頭部隊攻佔距離昆明四五十里的富民縣城，另一部直抵廠口附近活動，逼近昆明。
有一天，薄復禮正在曬太陽，遠遠瞧見蕭克同他的警衛員走過來。在親熱地打過招呼之後，蕭克告訴了薄復禮一個喜訊：紅軍準備釋放他。
釋放薄復禮的日子，紅軍似乎經過了精心的挑選和準備。因為薄復禮記得很清楚，那天是4月12日，是個禮拜日，又是復活節。
這一天，紅軍破例擺了一桌酒席，為他們特殊的朋友薄復禮餞行。紅六軍團司令員蕭克、保衛局長吳德峰和戚元德坐在桌上，作陪的還有紅軍曾經的“俘虜”，原國民黨軍第四十一師師長張振漢，當時已是紅軍學校教員。
紅軍長征途中的酒席，遠遠算不上豐盛。給薄復禮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戚元德變戲法一樣拿出來的一罐咖啡，蕭克則給他做了一個拿手菜——粉蒸肉。
薄復禮在《神靈之手》中回憶道：
吳法官說，如果你願意保持聯繫的話，我們將很高興能收到你的信。蕭將軍也插話說：“你作為一個旅遊者留在中國我不反對，甚至可以允許你辦學校，只要不欺騙學生和百姓，讓他們信奉什麼上帝，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回家並留在那裡，這可能更好些。”
飯後，吳德峰還向薄復禮交代了有關事項，問他到昆明需要多少路費，薄復禮以兩天路程計算，提出要四塊銀元。吳德峰給了他十塊。
第二天凌晨，紅軍從駐地撤離了，兩天以後，重獲自由的薄復禮到了省會昆明。在那裡，他重新見到了日夜思念的妻子海倫。
至此，薄復禮隨紅軍長征時間達18個月，轉戰了貴州、四川、湖北、湖南、雲南等5個省，行程達近萬公里，成為紅軍長征途中一名奇特的參加者。
三個月後，薄復禮在英國出版了《神靈之手》。當年10月，他回到英國，他本人也因為成為了一段傳奇經歷的主角，被邀請參加多個報告會。
令人欣慰的是，這位在紅軍中18個月的英國傳教士，對共產黨的描述友善而客觀。
英國地方報告會的一段記錄中是這樣說的：
勃沙特先生告訴我們，中國紅軍那種令人驚訝的熱情，對新的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對自己信仰的執著是前所未有的。
1939年，薄復禮作為國際教會組織派往中國的傳教士，再次到貴州省盤縣一帶，直到1951年，薄復禮與妻子被召回國。
當夫婦倆就要離開前後生活了約30年的中國時，他們依依不捨的神情溢於言表。臨行前，薄復禮說：“我是最後一個離開貴州回國的外國人。別的外國傳教士都害怕共產黨，可我不怕，因為我了解他們。只要共產黨像我所見到的紅軍，就用不著害怕。他們是講友誼的，是信得過的朋友。”
又是30多年之後，已經古稀之年的蕭克將軍重新找到了老朋友薄復禮。蕭克這樣闡述他們的友誼：
人的信仰可以不同，但並不影響相互間的交往，甚至相互影響，發展友誼，成為朋友。
儘管曾經失卻聯繫，這份友誼卻延續了半個多世紀。1936年，剛剛被紅軍釋放的薄復禮在昆明寫了一首詩，其中有這樣幾句：感謝“被捕”，友誼和血的聯結，超過了世間的一切。我們患難與共，我們共勉負重。為那珍貴的互助，我灑下深情的淚珠。
1936年英文原版《神靈之手》封面
薄復禮在《神靈之手》中稱讚紅軍英勇善戰、紀律嚴明，高度評價紅軍一往無前的大無畏精神。其《序言》說，“許多報道把抓我們這些人的紅軍稱為‘匪徒’或‘強盜’。實際上，這些領導人是堅信共產主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信徒，並在實踐著其原理，是要建立另一種頻率和形式的‘蘇維埃’，歸根結底是以俄羅斯為範本。”
薄復禮看到，紅軍在緊張而艱難的行軍作戰中，仍然利用一切機會，以多種形式，如開會、上課、演戲、唱歌、貼標語等，廣泛宣傳共產主義思想，宣傳共產黨的主張、政策，加強無產階級思想教育，反對各種不良傾向，並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紅軍十分注重對人民群眾的宣傳鼓動工作。《神靈之手》記述道，“他們所到之處，大寫標語，紅的、白的、藍的，一個個方塊字格外醒目……這些標語都是由宣傳班寫成的，這些人走到哪兒總是帶著一桶油漆。凡是能寫字的地方、顯眼的地方，他們都寫大標語，有時還散髮油印的傳單。紅軍紀律嚴明，戰士們都能自覺遵守。有一次遭到敵機轟炸，大家急忙躲進一個果園，藏在果樹底下。樹上的果子實在饞人，但沒有一個人伸手去摘。”
《神靈之手》帶著一種讚賞的口吻，描述了紅軍的日常生活。“我看到勤奮的紅軍戰士除了忙著打草鞋、補衣服之外，還抓緊時間學習文化知識，聽關於共產主義原理的黨課武裝思想。每個排還經常召開會議。會前先選一個議題，要大家做準備。開會時，大家踴躍發言。特別是新兵，在老兵的鼓勵下，講自己受地主剝削的親身經歷。每次發言之後，排長做總結，重申主要觀點。”“紅軍只要在某個地方住得稍久一些，都要設置‘列寧室’（紅軍連隊進行政治教育、文化學習的場所，筆者注）。宿營的地方沒有合適的房子時，他們就緊張地建造一個。它結構簡單，埋8根立柱，上面用席和草搭頂，周圍用綠竹枝圍成牆。然後在綠牆上裝飾紙花和紅旗，面對入口的牆則一定要掛上馬克思和列寧的畫像。”由此可見，紅軍的確是一支有崇高理想，與舊式軍隊截然不同的人民隊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