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廬對策

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

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

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奸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

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暗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岩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諸葛亮親自在田地中耕種，喜愛吟唱《梁父吟》。他身高八尺，常常把自己比作管仲、樂毅，當時的人都不承認這件事。只有博陵崔州平，潁川的徐庶與諸葛亮友善，說是確實這樣。

當時先主劉備駐紮在新野。徐庶拜見劉備，劉備很器重他，徐庶對劉備說：“諸葛孔明，是卧龍，將軍是否願意見他？”劉備說：“你和他一起來。”徐庶說：“這個人你可以到他那裡去拜訪，但不可以委屈他，召他上門來，將軍應該親自去拜訪他。”

因此劉備就去拜訪諸葛亮，總共去了三次，才見到。於是劉備叫旁邊的人避開，說：“漢朝的統治崩潰，董卓、曹操先後專權，皇室遭難出奔。我不能衡量自己的德行能否服人，估計自己的力量能否勝人，想要為天下人伸張正義，然而智謀淺短、辦法很少，就因此失敗，弄到今天這個局面。然而我的志向到現在還沒有罷休，我應當怎麼辦呢？”

諸葛亮回答道：“自董卓篡權以來，中土各地豪傑紛紛起兵，佔據州郡的數不勝數。曹操與袁紹相比，名聲小，兵力少，但是曹操能夠戰勝袁紹，從弱小變為強大，不僅是時機好，而且也是人的謀劃得當。現在曹操已擁有百萬大軍，挾制皇帝來號令諸侯，這的確不能與他較量。孫權佔據江東，已經經歷了三代，地勢險要，民眾歸附，有才能的人被他重用，孫權這方面只可以以他為外援，而不可謀取他。荊州的北面控制漢、沔二水，一直到南海的物資都能得到，東面連接吳郡和會稽郡，西邊連通巴、蜀二郡，這是兵家必爭的地方，但是他的主人劉表不能守住，這地方大概是老天用來資助將軍的，將軍難道沒有佔領的意思嗎？益州有險要的關塞，有廣闊肥沃的土地，是自然條件優越，物產豐饒，形勢險固的地方，漢高祖憑著這個地方而成就帝王業績的。益州牧劉璋昏庸懦弱，張魯在北面佔據漢中，人民興旺富裕、國家強盛，但他不知道愛惜人民。有智謀才能的人都想得到賢明的君主。將軍您既然是漢朝皇帝的後代，威信和義氣聞名於天下，廣泛地羅致英雄，想得到賢能的人如同口渴一般，如果佔據了荊州、益州，憑藉兩州險要的地勢，西面和各族和好，南面安撫各族，對外跟孫權結成聯盟，對內改善國家政治；天下形勢如果發生了變化，就派一名上等的將軍率領荊州的軍隊向南陽、洛陽進軍，將軍您親自率領益州的軍隊出擊秦川，老百姓誰敢不用竹籃盛著飯食，用壺裝著酒來歡迎您呢？如果真的做到這樣，那麼漢朝的政權就可以復興了。”

三國的管理思想，首先值得總結的是戰略。魏、蜀、吳三方，在戰略思想上各有獨到之處。作為繼春秋戰國之後中國的第二個歷史大動蕩時期，縱橫捭闔的你爭我奪，翻雲覆雨的聯盟拆解，變化莫測的戰略重組，戰亂蹂躪下的民生困頓，似乎進入了歷史的輪迴。與春秋戰國不同的是，兩漢帝國的參照系和漢代社會形成的獨特背景，使三國的戰略不同於先秦而有了質的提升。如果說，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奠定了中國古代哲學思想、政治思想乃至社會思想的根基。

那麼，漢晉之間的群雄紛爭，則孕育了戰略思想的空前進展。此後中國歷史上的戰略構思和設計，基本上再未能超出三國的模式和框架。《三國演義》作為小說的名氣，與三國時期的謀略思想發達緊密相關。滿族興起創建后金政權時，遠離中原，文化不足，就以《三國演義》作為治國打仗的教材，竟然屢獲奇效。所謂“少不讀《水滸》，老不讀《三國》”云云，正是民間口碑對它們的定位。今天，由小說回歸史實，考察這一時期的戰略思想，或許是一件有意思的工作。探討三國戰略對世道人心的影響，挖掘三國戰略的文化積澱及其在國人競爭行為中的觀念濡染，推究本土戰略思想的歷史淵源，則可能更有意義。

諸葛亮的管理思想，首先體現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的”草廬對“戰略構思上。他在登上政治舞台之初，就以”草廬對“的方式為劉備描述出一個戰略遠景。這一古文名篇，許多人能夠倒背如流。在中國古代的戰略思想中，“草廬對”具有典範價值。

諸葛亮為劉備描繪的戰略使命，是順著劉備“欲信大義於天下”的興復漢室旗號，寄託重建統一王朝的理想；能夠看得見的願景，是“跨有荊益”造成鼎立之勢；攻守策略，是利用劉表的見識淺薄和魄力不足，先取“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的荊州，佔據“用武之國”的地利；再取“沃野千里，天府之土”的益州作為後盾，呼應四戰之地的荊州；面對北方擁有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誠不可與爭鋒”的曹操，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的孫權，內修政理，外結孫權，待機而起，以宛洛為主攻方向，以秦川為側翼呼應，進取天下。這一設想如果完全實現，確實可以做到“霸業可成，漢室可興”。所以，這一構思打動了劉備。

任何戰略，都離不開對自身實力和所處情境的分析論證。戰略研究中各種模型，不外是提供一個分析框架而已。”草廬對“在事實論證上，對大局的判斷是符合實際的。曹操已經成為當時最大的勢力而不可主動對抗，東吳已經有了穩固的基礎只能結盟，只有長江中上游的荊州益州由於劉表、劉璋的短見和失策能夠為劉備提供可乘之機，這一分析正是”草廬對“能夠成立的關鍵。即便當代人用SWOT法來套，多數也超不過諸葛亮的水平，這正是”草廬對“的過人之處。但是也要看到，在戰略分析層面，”草廬對“在實力和使命的關係上打了馬虎眼，埋下了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伏筆。而”草廬對“的缺陷，恰恰彰顯了諸葛亮的偉大。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即赤壁之戰的前一年，劉備往請諸葛亮出山，在隆中草堂長談，此隆中只能是在襄陽城西二十里之隆中不會是別的地方，更決不會是遠在數百裡外、已在曹操佔據下的南陽。如諸葛亮是在南陽，劉備決不敢去自找殺頭之禍。曹操也決不會放諸葛亮去幫自己的敵人劉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