庫爾特·圖霍夫斯基
庫爾特·圖霍夫斯基
庫爾特·圖霍夫斯基（kurt Tucholsky），1890年生於柏林，魏瑪共和國時期重要的政論家、文學評論家、詩人。1935年12月於瑞典哥德堡的住所服安眠藥自殺。
庫爾特·圖霍夫斯基
圖霍夫斯基是魏瑪共和國時期最重要的評論家。他致力於時政評論，曾參與出版周報《世界舞台》（Die Weltbühne），以亨利希·海涅的傳統自命，抨擊社會現狀。其作品多為諷刺小品、小劇場劇本、歌詞和詩。自我定位為左派民主人士、反戰與和平主義者、對當時泛濫於政界、軍界和法律界的反民主潮流甚為不滿，一再呼籲警惕國家社會主義（即納粹主義）的危害。
青年與求學時代
1890年1月9日，圖霍夫斯基生於柏林呂貝克街13號的家中。他的童年隨父親在波蘭斯德丁度過。父親亞歷克斯·圖霍夫斯基是職業銀行家，1887年與科倩妮·多瑞絲·圖霍夫斯基結婚，育有兩子一女：長子庫爾特、次子菲雷茨和女兒埃倫。1899年，全家回遷柏林。
圖霍夫斯基對母親印象不佳，對父親卻十分尊敬、愛戴。亞歷克斯·圖霍夫斯基於1905年死於梅毒，給遺孀與子女留下一大筆財產。從此，長子庫爾特在生活、學習上均無費用之憂。
庫爾特·圖霍夫斯基於1899年入讀法語高中，1903年轉學到皇家威廉高中，1907年退學，在私人家庭教師的輔導下考取高中畢業證，1909年在柏林大學就讀法律專業，1910年，他又到日內瓦念了兩個學期。
在大學階段，圖霍夫斯基始終對文學抱有濃厚興趣。1911年9月，他偕好友庫爾特·斯札法蘭斯基（Kurt Szafranski）前往布拉格旅行，求見他所仰慕的作家馬克斯·布諾德（Max Brod）。馬克斯·布諾德是法蘭茨·卡夫卡（Franz Kafka）的好友。圖霍夫斯基因而與卡夫卡會面。
儘管職途順暢，圖霍夫斯基最後還是沒有成為律師，對文學和新聞的興趣反而愈加濃厚。
初成作家
早在中學時期，圖霍夫斯基已經開始嘗試新聞寫作。1907年，他在諷刺周刊《惡作劇》(Ulk)發表了一則短文《童話》，文中，他揶揄皇帝威廉二世的藝術品味。上了大學之後，圖霍夫斯基更用心於新聞出版的實踐，還加入了社會民主黨派組織“前線”。1911年，他參與社會民主黨的選戰。
1912年，圖霍夫斯基出版《萊茵堡：致愛人的畫冊》，書中以清新、幽默的筆調抨擊時勢。他憑著這本書一舉成名。為了刺激銷路，他與配圖的斯札法蘭斯基一起在柏林庫當大街開了一爿書店酒吧。購書的讀者均可獲贈烈酒一杯。這樁學生氣的玩笑舉動於數周後遭禁。
自1913年始，圖霍夫斯基全心投入到他為之奉獻終身的事業中。1913年1月9日，他在戲劇雜誌《戲院》（Die Schaubühne）發表第一份劇作。《戲院》雜誌後來經出版家齊格弗里德·雅各布松（Siegfried Jacobsohn）更名為《世界舞台》。雅各布松與圖霍夫斯基一生相交，亦師亦友。圖霍夫斯基在瑞典自殺前兩年寫道：“1926年，發行人弗里德·雅各布松去世。他的一切，圖霍夫斯基全然感激。”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參軍
圖霍夫斯基的職業記者生涯被第一次世界大戰打斷。兩年多的日子裡，他並未發表作品。他也結束了在耶拿大學的學業，獲授抵押法博士學位。同年4月，圖霍夫斯基入伍，隨即奔赴東線，作裝備兵參加陣地戰，後來轉任連隊書記。1916年11月，他出版陣地報紙《飛行員》。在庫爾蘭的炮兵-飛行員學校，他與瑪麗·格諾爾德（Mary Gerold）相識，她後來成了他的第二任太太。
與法學家埃里希·丹尼爾（Erich Danehl）相識後，1918年，他得以轉為駐羅馬尼亞的戰地警官。（這位叫丹尼爾的朋友，後來多次在他的文章中出現，化名作“小卡爾”。）1918年夏天，圖霍夫斯基在羅馬尼亞接受新教洗禮。而早在1914年7月1日，他已宣布脫離猶太教。
到1918年8月，圖霍夫斯基仍然在買第九屆戰事募捐獎券。同年秋天，他卻成為了反戰、和平主義者。
為共和國而戰
1918年12月，圖霍夫斯基就任《惡作劇》主編，直到1920年4月離任。《惡作劇》是贈閱周刊，刊載諷刺作品，隸屬魯道夫·摩西（Rudolf Mosse）出版的左派獨立報紙《柏林日報》（Berliner Tageblatt）。
他亦重新為《世界舞台》定期撰稿。為了使這份左派民主周刊不至於太“圖霍夫斯基化”，1913年，他開始使用“伊格納斯·和若貝爾”、“提奧巴爾特·老虎”和“彼得·潘特”三個筆名。提奧巴爾特·老虎也用於在《惡作劇》發表的稿件。1918年12月，他在《世界舞台》上發表詩歌，首次使用第四個筆名：碧玉房子。所有欄目都有他的文章：從政論，到法院報告，從雜文到諷刺小品再到詩歌、書評。他還為“聲與煙”小劇場和女藝人克萊爾·沃爾多夫（Claire Waldoff）和圖魯德·赫絲特貝格（Trude Hesterberg）寫台詞、歌詞和劇本。
戰後幾年，發生了一件不光彩的事情。他原為政治宣傳雜誌《Pieron》工作，享有高薪。在波蘭公民投票表決上西里西亞地區歸屬之前，帝國政府授意這份雜誌發表反波蘭的言論。圖霍夫斯基因此受到其他報紙的猛烈批評，並被禁止在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派（USPD）的報章發表文章。因為資金周轉困難，他仍留在《Pieron》雜誌社，後來才引咎辭職。
儘管如此，在十一月革命後產生的左派報章上，圖霍夫斯基仍然不懈為魏瑪共和國吶喊，分析軍事、法律和政治界的形勢，抨擊因循守舊的精英、反民主的新傾向。1919年1月，他開始在《世界舞台》上連載反戰作品《軍用物資》，矛頭直指政府的“威廉精神”。儘管曾為政府打過仗賣過命，他從未遲疑於尖銳批評德國官僚體制。傳記作家賀普（Hepp）認為，《軍用物資》實際上是“一種自我剖析”。
圖霍夫斯基言辭激越，不計其數的政治迫害之下，魏瑪共和國岌岌可危。左傾、反戰，甚至僅僅主張自由主義的政治家、新聞界人士屢屢遭受威脅，如卡爾·李卜克內西（Karl Liebknecht）、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沃爾特·拉特瑙（Walter Rathenau）、馬提亞·艾爾茲貝格（Matthias Erzberger）和菲利浦·謝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甚或馬克西米利安·哈登（Maximilian Harden）。在法庭上，就政治謀殺罪名審判極右派時，圖霍夫斯基認為法官明顯偏袒鼓吹專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被告。
對民主派的政治家，圖霍夫斯基也不吝批評。1922年，外交部部長拉特瑙遇刺，他當即在《世界舞台》上寫詩，警告共和國要自我把持好分寸。
魏瑪共和國堅持了11年，圖霍夫斯基早早看到失敗的端倪。他不再以新聞記者的身份旁觀，而是直接投身政界。早在1920年，他即已加入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派，現在更創立了“參戰者和平聯盟”。儘管身為黨員，他仍未停止批評自己所在的黨派。
通貨膨脹的高峰時期，圖霍夫斯基也陷於難關。不僅因為經濟困難，更因為自1922年秋天始，他受嚴重的抑鬱症所擾，懷疑寫作的意義，甚至第一次試圖自殺。1923年3月1日他終於受雇於柏林貝特與西門銀行，到1924年2月15日，他又與齊格弗里德·雅各布松簽訂工作合約。1924年春天，他背負《世界舞台》和籌辦中的《霍氏日報》（Die Vossische Zeitung）駐法國通訊員的使命，到達巴黎。
1924年也是圖霍夫斯基私人生活的轉折點。1920年5月，他與伊利斯·薇依（Else Weil）醫生結婚，到1924年2月離婚。同年8月30日，他與瑪麗·格諾爾德成婚，當年在庫爾蘭相識後，他們一直保持信件聯繫。1920年初，兩人在柏林重遇，直到來了巴黎，才終成眷屬。
在法國與德國之間
像海涅一樣，圖霍夫斯基從此長住國外，只偶爾回德國。他也藉此得以審視德國和德國人。通過《世界舞台》，他繼續為政治理念而戰。他也效法海涅，研究德國人與法國人的行為區別。
齊格弗里德·雅各佈於1926年12月逝世，圖霍夫斯基即接管《世界舞台》，但他不願遷回柏林，所以不久即將編務交予同事及朋友卡爾·馮·奧西埃茨基（Carl von Ossietzky）。作為協助發行人，他仍然為“新社會主義者”庫爾特·希勒（Kurt Hiller）等人的激進言論開闢發表空間。
1927年至1928年間，他出版旅行散文集《一本比利牛斯山脈的書》（Ein Pyrenäenbuch）、文集《用五個筆名》（Mit 5 PS，即他的本名及四個筆名）和《蒙娜·麗莎的微笑》（Das Lächeln der Mona Lisa）。借文學人物溫特里拉先生和小洛特，他描述當年柏林人的性格及形象。
即使長居國外，他仍在與政敵對薄公堂。1928年，因為發表詩作《英國唱詩班男孩之歌》（Gesang der englischen Chorknaben），他被控以“瀆神”的罪名。
同年，他與瑪麗分手。1927年他即與麗莎·瑪提亞斯（Lisa Matthias）相識，1929年一同到瑞典度假。他把這段度假經歷寫入短篇小說《格里普斯科爾摩城堡》（Schloß Gripsholm），1937年由羅沃爾特出版社出版。
1929年，他與畫家約翰·哈爾特菲爾德（John Heartfield）合著社會批評集《德國，關於德國的一切》，文鋒尖銳，抒發他對彼時德國愛恨交加的感情。
沉默
1930年代初，圖霍夫斯基意識到，他為共和國所作的忠告和批評都無人聽取，祖國的民主和人權也並未因他的呼籲而有所改善。他預見到希特勒上台的危險。“他們已經踏上往第三帝國進發的路途了，”在希特勒掌權前一年，他如此寫道，對前途不抱任何幻想。當時曾與他會面的埃里希·卡斯特納（Erich Kästner）於1946年回憶說，這位作家是個“矮胖的柏林人”，試圖“……用打字機阻擋災難的降臨”。
1930年，圖霍夫斯基搬到瑞典哥德堡，從此在那兒長居。他在德國的出版事業處處受阻，尤以著名的“《世界舞台》案”為最。1929年，《世界舞台》刊載《德國航空界的浮誇風》（Windiges aus der deutschen Luftfahrt）一文，披露國防軍正在加強空軍軍備。卡爾·馮·奧西埃茨基與記者沃爾特·克萊澤（Walter Kreiser）因此被地方法院控以“泄露軍事機密”的罪名，1931年底，前者以“間諜罪”入獄18個月。入獄後，馮·奧西埃茨基因圖霍夫斯基所發表的詩作《士兵是殺手》（Soldaten sind Mörder）再次被控。1932年7月，法庭裁定這首詩不構成對國防軍的誹謗。考慮到馮·奧西埃茨基仍在獄中，圖霍夫斯基一度打算回國聆訊。然而形勢險惡，他恐怕會落入納粹黨人手中。
1931年開始，圖霍夫斯基漸漸減少在出版面上的露面。與麗莎·瑪提亞斯分手，好友的去世和慢性鼻炎的折磨，加重了他的抑鬱症。1932年11月8日，他在《世界舞台》上發表《紙屑》（Schnipsel），錄有散碎的箴言，這是他最後一次公開發表長文。1933年1月17日，他在巴塞爾給《世界舞台》寫了短篇筆記。他再也無力寫中長篇文學作品了。德國的政治形勢也愈加險惡，1933年，納粹政府查禁《世界舞台》雜誌，焚毀圖霍夫斯基的作品，並剝奪了他的國籍。
要研究圖霍夫斯基最後幾年的思想，只能通過他的私人通信，這些信件多寫予朋友沃爾特·哈森克萊沃（Walter Hasenclever），或他最後的愛人、蘇黎世醫生海德薇格·穆勒（Hedwig Müller），1960年代結集出版。致海德薇格（昵稱“Nuuna”）的信里還夾有他的日記，今日編集為《Q日記》（Q-Tagebücher），圖霍夫斯基在文中以“非德國人”和“非詩人”自嘲。
他預見希特勒不會在短期內倒台。而更令他傷心的，是大部分德國民眾甘為獨裁者喝彩，甚至鄰近國家也與希特勒交好。圖霍夫斯基看出戰爭的徵兆。
儘管長年旅居，圖霍夫斯基卻從未申請瑞典國籍。對德國和歐洲的政治局勢，他也沒有袖手旁觀。為了給獄中的馮·奧西埃茨基打氣，他曾打算重新公開發表文章。自殺前的一段日子裡，他準備好一篇辛辣的作品，批評他曾敬愛的挪威詩人努·漢姆森（Knut Hamsun）。漢姆森公開支持希特勒政權，並對卡爾·馮·奧西埃茨基落井下石，甚至沒有阻止納粹政府將奧西埃茨基送往集中營。圖霍夫斯基為獄中的朋友提名諾貝爾和平獎。1936年，馮·奧西埃茨基獲追授諾貝爾和平獎，然而彼時圖霍夫斯基已不在人世了。
Image:Grab Tucholsky.jpg
圖霍夫斯基的墓誌銘：“一切無常事物，無非譬喻一場。”1935年12月20日夜間，圖霍夫斯基在居所吞服過量安眠藥自殺。次日被送往哥德堡的醫院，12月21日夜，庫爾特·圖霍夫斯基在醫院逝世。
1936年夏，圖霍夫斯基的骨灰落葬於瑞典瑪麗菲爾德，格里普斯科爾摩城堡附近的橡樹下。二戰結束後，人們為他豎了墓碑，墓誌銘取歌德《浮士德》的結尾：
“一切無常事物，無非譬喻一場。”（Alles Vergängliche ist Nur Ein Gleichnis，本句參照《浮士德》董問樵先生譯本。）
然而，早在1923年，圖霍夫斯基即在以伊格納斯·和若貝爾為筆名發表的作品中為自己寫下充滿諷刺意味的安魂曲：
“一顆良心安眠在此，
還有一副鐵硬的五官，
晚安－－！”
圖霍夫斯基紀念郵票(民主德國1990年發行)
身為新聞從業員，圖霍夫斯基的政治觀點毀譽參半。在1919年3月發表的綱領性作品《我們反對》（Wir Negativen）中，他以左派精英自命，認為剛成立的共和國不夠積極。
此後，他對法律界、政界和軍界的批評愈加犀利，始終對共和國體制不抱信任。直到1933年被開除國籍、作品遭禁，他對國家社會主義的姿態仍不免妥協。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聯邦德國學界認為：以圖霍夫斯基和貝托爾特·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為代表的左派文學家對魏瑪共和國的失敗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像《世界舞台》這樣的激進言論雜誌被納粹勢力利用。持此觀點者，以歷史學家戈洛·曼（Golo Mann）為代表。
圖霍夫斯基也參與過工人運動。然而即使隸屬於工人階級政黨，他仍然將表述個人觀點的權利置於黨紀之前。他反對把《世界舞台》當作宣揚教條的工具，而堅持把雜誌辦成左派觀點的討論平台。
二戰後，與聯邦德國相反，民主德國將圖霍夫斯基奉於先賢的地位。民主德國學界否認圖霍夫斯基對德國共產黨向莫斯科靠攏、對左派陣營的分裂和納粹主義的掌權負有責任。
在文學批評領域，圖霍夫斯基是第一個關注法蘭茨·卡夫卡的人。早在1913年，他即對卡夫卡的散文首作給予極高的讚譽。圖霍夫斯基也把捷克作家雅若斯拉夫·哈謝克（Jaroslav Hašek）推介給德國讀者。他不喜歡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的《尤利西斯》。在他的專欄頁“飯後甜點”中，他每期發表6篇書評。圖霍夫斯基一生對超過500部文學作品作過評論。
圖霍夫斯基以諷刺長詩見長，是德國世界的天才詩人。抒情詩方面，他私淑亨利希·海涅。德國中小學生的必讀書目中，即有圖霍夫斯基詩集。
圖霍夫斯基紀念郵票(民主德國1970年發行)
在猶太人方面，舒勒姆的批評影響廣泛。而在保守派和極右翼－－包括認同納粹主義的猶太人－－的眼中，圖霍夫斯基是“腐朽的猶太文學”的代表人物。圖霍夫斯基脫離猶太教、接受新教洗禮的舉動，於各方看來都有爭議之處。
Rheinsberg – ein Bilderbuch für Verliebte (1912)
Der Zeitsparer （署筆名Ignaz Wrobel） (1914)
Fromme Gesänge （署筆名Theobald Tiger，前言署筆名Ignaz Wrobel） (1919)
Träumereien an preußischen Kaminen （署筆名 Peter Panter） (1920)
Die verkehrte Welt in Knüttelversen （署筆名 Kaspar Hauser） (1922)
Ein Pyrenäenbuch (1927)
Mit 5 PS (1928)
Deutschland, Deutschland über alles （圖:John Heartfield） (1929)
Das Lächeln der Mona Lisa (1929)
Lerne lachen ohne zu weinen (1931)
Schlo ß Gripsholm (1931)
Christoph Kolumbus oder Die Entdeckung Amerikas. Komödie in einem Vorspiel und sechs Bildern （與Walter Hasenclever合著，署筆名Peter Panter） (1932)
作品集
Kurt Tucholsky: Gesamtausgabe. Texte und Briefe （Antje Bonitz, Dirk Grathoff, Michael Hepp, Gerhard Kraiker編） 22 卷, Rowohlt出版社, Reinbek 1996.
Kurt Tucholsky: Gesammelte Werke in 10 Bänden （Mary Gerold-Tucholsky und Fritz J. Raddatz編） Rowohlt出版社, Reinbek 1975.
Kurt Tucholsky: Deutsches Tempo. Gesammelte Werke Ergänzungsband 1 （Mary Gerold-Tucholsky und J. Raddatz編） Rowohlt出版社, Reinbek 1985.
Kurt Tucholsky: Republik wider Willen. Gesammelte Werke Ergänzungsband 2 （von Fritz J. Raddatz編） Rowohlt出版社, Reinbek, 1989.
書信和日記
Sudelbuch Reinbek 1993
Die Q-Tagebücher. 1934-1935 （Mary Gerold-Tucholsky, Gustav Huonker編） Rowohlt出版社, Reinbek 1978.
Ausgewählte Briefe 1913-1935 （Mary Gerold-Tucholsky, Fritz J. Raddatz編） Rowohlt出版社, Reinbek 1962.
Unser ungelebtes Leben. Briefe an Mary （Fritz J. Raddatz編） Rowohlt Verlag, Reinbek 1982.
Briefe aus dem Schweigen. 1932-1935. Briefe an Nuuna. （Mary Gerold-Tucholsky, Gustav Huonker編） Rowohlt出版社, Reinbek 1977.
Briefe an eine Katholikin. 1929-1931 Rowohlt出版社, Reinbek 19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