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化武器

生物武器，由於以往主要使用致病性細菌作為戰劑，早期它的名字便被稱為細菌武器。隨著科技的發展，生物戰劑早已超出了細菌的範疇。生物武器的首次使用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但大量研製生物武器是在30年代確立了免疫學和微生物學之後。1936年，侵華日軍在中國哈爾濱組建細菌研究部隊，並於1939－1942年先後在中國多處投擲細菌彈。朝鮮戰爭時期，中國政府指責美國軍隊在朝鮮半島和中國東北使用化學武器攻擊中朝兩國軍民，後來經李約瑟率領的國際科學調查團得到證實，但美國對此拒不承認，李約瑟回到英國后也受到各界圍剿，成為冷戰時期東西方意識形態衝突的犧牲品。後世就朝鮮戰爭中美軍化學武器的使用問題也存在爭議。

國際公認的生物戰劑有潛在性生物戰劑和標準生物戰劑兩大類。作為生物戰劑至少有6類23種病原微生物及毒素。這些生物戰劑的使用方式也已發展成以氣溶膠形式大規模撒布。在現代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中，生物武器的面積效應最大。據世界衛生組織測算，1架戰略轟炸機使用不同武器對無防護人群進行襲擊，其殺傷面積是：100萬噸當量核武器為300平方公里；15噸神經性化學毒劑為60平方公里；10噸生物戰劑可達10萬平方公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在格魯尼亞島試驗了1顆炭疽桿菌炸彈，直到1986年才用280噸甲醛把格魯尼亞島上的炭疽桿菌消滅掉,1990年宣布該島已經脫離危險。生物武器的罪惡，引起了世界人民的極端憤慨。1972年聯合國簽訂了禁止試製、生產和儲存並銷毀細菌（生物）和毒素武器的國際公約。但是少數發達國家從來就沒有放棄生物戰的準備，只不過是更加隱蔽罷了。由於生物武器比其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更容易製造和走私，因此，它對整個人類的威脅不僅沒有消除，反而在冷戰後更增大了。

在人類戰爭史上，利用生化武器作為攻擊手段的記載很多。著名的例子是1346年韃靼人進攻克里米亞戰爭中利用鼠疫攻進法卡城。原來韃靼士兵中有人因感染鼠疫而死亡，他們把死者的屍體拋進法卡城裡，結果鼠疫在守城者中蔓延，終於放棄了法卡城。18世紀英國侵略軍在加拿大用贈送天花患者的被子和手帕的辦法在印地安人部落中散布天花，使印地安人不戰而敗，也是殖民統治者可恥的記錄。生化武器近現代的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研製和使用的生物戰劑主要是細菌，

1915年4月22日，德軍在比利時的伊普爾戰役中首次大規模使用毒氣。當時戰場出現了有利於德軍的風向，德軍打開了早已在前沿陣地屯集的裝滿氯氣的鋼瓶，一人多高的黃綠色煙雲被每秒2－3米的微風吹向英法聯軍陣地。面對撲面而來的刺鼻的怪味，英法守軍一陣大亂，陣線迅速崩潰，跟在煙雲後面的德軍未遭任何抵抗，一舉突破英法聯軍防線。這次攻擊，英法守軍共中毒15000人，德軍亦有數千人中毒。毒氣攻擊的顯赫戰果引起了交戰各國的極大重視。從此，一些國家競相研製化學武器，並開始了化學武器與防化器材之間的角逐。1939年，德國首先研製出新毒劑沙林，1944年又合成出毒性更高的梭曼毒劑。1953年，英國研製出維埃克斯毒劑。沙林、梭曼、維埃克斯統稱神經性毒劑，這類毒劑毒性高、穩定性強，是目前為止各國化學武器的主要戰劑。在軍用毒劑發展的同時，使用毒劑的方法也得到極大的發展。不僅有毒劑炮彈、炸彈和用於飛機布毒的布撒器，還有用於近戰的毒煙罐和毒劑手榴彈。二戰中，蘇聯研製出可發射氫氰酸毒劑“卡秋莎”火箭炮，美國研製出M－34型沙林集束彈。抗日戰爭期間，日本軍隊對中國軍民使用化學武器2000餘次，染毒地區遍及19個省區。在朝鮮戰爭中，雙方均未使用化學武器，但由於政治需要而互相指責。在戰爭中使用有毒的化學物質，歷來遭到世界各國人民的反對。早在1899年，海牙國際和平會議就通過了《禁止使用以散布窒息性或有毒氣體為惟一目的的投射物宣言》；1925年6月，有45個國家參加的日內瓦會議，再次通過了《禁止在戰爭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氣體和細菌作戰方法的議定書》。然而，化學武器的發展歷史證明，國際公約並沒有能夠限制這種武器的發展，更沒有能限制它在戰爭中的使用。化學武器成了一種禁而不止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從30年代開始，研製生物武器的國家增多，主要有日本、德國、美國、英國等。生物戰劑種類增多，生產規模擴大，施放方式改為用飛機施放帶菌媒介物，包括帶菌的跳蚤、虱子、老鼠、羽毛甚至食品，攻擊範圍擴大。

臭名昭著的731部隊就是二戰時期日本在中國建立的生物武器研製機構之一，日軍使用細菌武器殺害了大量中國軍民。德國主要研究鼠疫桿菌、霍亂弧菌、落基山斑疹傷寒立克次氏體和黃熱病毒等戰劑和細菌懸氣機噴灑裝置。美國於1941年成立生物戰委員會，進行空氣生物學實驗研究。英國於1940年建立生物武器研究室，曾在格瑞納德島上用小型航彈和炮彈施放炭疽胞菌。加拿大也研究過肉毒毒素的大規模生產方法，並用飛機進行過噴灑試驗，以測試其致病作用。

生物武器進一步發展，出現病毒武器、毒素武器等。生物戰劑種類增多，包括細菌、病毒、衣原體、立克次氏體、真菌和毒素。劑型除液體外，還有凍乾的粉劑。施放方式以產生氣溶膠為主。除用飛機拋灑、投彈以外，還可用火箭、導彈發射生物彈頭。殺傷範圍擴大到數百至數千平方千米。美國的生物武器研製水平遠遠領先於其他國家。

系統研製生物武器是微生物學和武器製造技術有了一定發展之後才開始的。在現代技術條件下，利用微生物學方法可以大量製取生物戰劑，使用方式也由簡單的人工撒布逐步發展為利用遠距離投射工具進行規模撒布。隨著基因工程其他生物技術的迅猛發展，利用遺傳工程、脫氧核糖核酸（DNA）重組或其他分子生物學技術調控、構建和改造微生物及毒素，研究和發展新的生物武器，其中備受注目的是基因武器。

生物武器是一種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其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20世紀初到二戰結束

研製和使用的生物戰劑主要是細菌，20世紀初稱為“細菌武器”。開始時的戰劑僅限於少數幾種細菌，如炭疽桿菌、馬鼻疽桿菌和鼠疫桿菌等。生產規模很小，施放方法主要是由特工人員潛入敵方，用裝在小瓶中的細菌培養物秘密污染水源、食物或飼料。

德國主要研究鼠疫桿菌、霍亂弧菌、落基山斑疹傷寒立克次體和黃熱病毒等戰劑和細菌懸氣機噴灑裝置。

70年代末

生物武器進一步發展，出現病毒武器、毒素武器等。生物戰劑種類增多，包括細菌、病毒、衣原體、立克次體、真菌和毒素。劑型除液體外，還有凍乾的粉劑。施放方式以產生氣溶膠為主。除用飛機拋灑、投彈以外，還可用火箭、導彈發射生物彈頭。殺傷範圍擴大到數百至數千平方千米。美國的生物武器研製水平遠遠領先於其他國家。

80年代以後

系統研製生物武器是微生物學和武器製造技術有了一定發展之後才開始的。

化學武器的特點是殺傷途徑多，毒劑可呈氣、煙、霧、液態使用，通過呼吸道吸入、皮膚滲透、誤食染毒食品等多種途徑使人員中毒；持續時間長，毒劑污染地面和物品，毒害作用可持續幾小時至幾天，有的甚至達數周；其缺點是受氣象、地形條件影響較大。

這是一種作用於神經系統的劇毒有機磷酸酯類毒劑，分為G類和V類神經毒。G類神經毒是指甲氟膦酸烷酯或二烷氨基氰膦酸烷酯類毒劑。主要代表物有塔崩、沙林、棱曼，V類神經毒是指－二烷氨基乙基甲基硫代膦酸烷酯類毒劑，主要代表物有維埃克斯（VX）。

這是能引起皮膚起泡糜爛的一類毒劑，讓人緩慢痛苦地腐爛死去，沒有特效藥，主要代表物是芥子氣、氮芥和路易斯氣。

這是指損害呼吸器官，引起急性中毒性肺氣的而造成窒息的一類毒劑。其代表物有光氣、氯氣、雙光氣等。光氣在常溫下為無色氣體，有爛乾草或爛蘋果味，難溶於水、易溶於有機溶劑，在高濃度光氣中，中毒者在幾分鐘內由於反射性呼吸、心跳停止而死亡。

這是一類破壞人體組織細胞氧化功能，引起組織急性缺氧的毒劑，主要代表物有氫氰酸、氯化氫等。氫氰酸有苦杏仁味，可與水及有機物混溶，戰爭使用狀態為蒸氣狀，主要通過呼吸道吸入中毒，中毒者呼吸困難等，重者可迅速死亡。

這是一類刺激眼睛和上呼吸道的毒劑。按毒性作用分為催淚性和噴嚏性毒劑兩類。催淚性毒劑主要有氯苯乙酮、西埃斯。噴嚏性毒劑主要有亞當氏氣。

這是一類暫時使人的思維和運動機能發生障礙從而喪失戰鬥力的化學毒劑。其中主要代表物是1962年美國研製的畢茲（二苯基羥乙酸-3-奎寧環酯）。該毒劑為白色或淡黃色結晶，不溶於水，微溶於乙醇。戰爭使用狀態為煙狀。主要通過呼吸道吸入中毒。中毒癥狀有：瞳孔散大、頭痛幻覺、思維減慢、反應獃痴等。

1、細菌類生物戰劑。主要有炭疽桿菌、鼠疫桿菌、霍亂弧菌、野兔熱桿菌、布氏桿菌等。

2、病毒類生物戰劑。主要有黃熱病毒、委內瑞拉馬腦炎病毒、天花病毒等。

3、立克次體類生物戰劑。主要有流行性班疹傷寒立克次體、Q熱立克次體等。

4、衣原體類生物戰劑。主要有鳥疫衣原體。

5、毒素類生物戰劑。主要有肉毒桿菌毒素、葡萄球菌腸毒素等。

6、真菌類生物戰劑。主要有粗球孢子菌、莢膜組織胞漿菌等。

並開始了化學武器與防化器材之間的角逐。1939年，德國首先研製出新毒劑沙林，1944年又合成出毒性更高的梭曼毒劑。1953年，英國研製出維埃克斯毒劑。沙林、梭曼、維埃克斯統稱神經性毒劑，這類毒劑毒性高、穩定性強，是目前為止各國化學武器的主要戰劑。在軍用毒劑發展的同時，使用毒劑的方法也得到極大的發展。不僅有毒劑炮彈、炸彈和用於飛機布毒的布撒器，還有用於近戰的毒煙罐和毒劑手榴彈。二戰中，蘇聯研製出可發射氫氰酸毒劑“卡秋莎”火箭炮，美國研製出M－34型沙林集束彈。抗日戰爭期間，日本軍隊對中國軍民使用化學武器2000餘次，染毒地區遍及19個省區。在朝鮮戰爭中，雙方均未使用化學武器，但由於政治需要而互相指責。在戰爭中使用有毒的化學物質，歷來遭到世界各國人民的反對。早在1899年，海牙國際和平會議就通過了《禁止使用以散布窒息性或有毒氣體為惟一目的的投射物宣言》；1925年6月，有45個國家參加的日內瓦會議，再次通過了《禁止在戰爭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氣體和細菌作戰方法的議定書》。然而，化學武器的發展歷史證明，國際公約並沒有能夠限制這種武器的發展，更沒有能限制它在戰爭中的使用。化學武器成了一種禁而不止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生物武器，由於以往主要使用致病性細菌作為戰劑，早期它的名字便被稱為細菌武器。隨著科技的發展，生物戰劑早已超出了細菌的範疇。生物武器的首次使用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但大量研製生物武器是在30年代確立了免疫學和微生物學之後。1936年，侵華日軍在中國哈爾濱組建細菌研究部隊，並於1939－1942年先後在中國多處投擲細菌彈。後來，志願軍將當時在朝鮮發生的傳染病歸咎於美國軍隊在戰爭中使用過生物武器，後來經證實是由於水土不服產生，由於政治需要而大肆宣傳。其實當時美軍還沒有使用的能力。國際公認的生物戰劑有潛在性生物戰劑和標準生物戰劑兩大類。作為生物戰劑至少有6類23種病原微生物及毒素。這些生物戰劑的使用方式也已發展成以氣溶膠形式大規模撒布。在現代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中，生物武器的面積效應最大。據世界衛生組織測算，1架戰略轟炸機使用不同武器對無防護人群進行襲擊，其殺傷面積是：100萬噸當量核武器為300平方公里；15噸神經性化學毒劑為60平方公里；10噸生物戰劑可達10萬平方公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在格魯尼亞島試驗了1顆炭疽桿菌炸彈，至今該島仍不能住人。生物武器的罪惡，引起了世界人民的極端憤慨。1972年聯合國簽訂了禁止試製、生產和儲存並銷毀細菌（生物）和毒素武器的國際公約。但是少數發達國家從來就沒有放棄生物戰的準備，只不過是更加隱蔽罷了。由於生物武器比其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更容易製造和走私，因此，它對整個人類的威脅不僅沒有消除，反而在冷戰後更增大了。

空氣

最令人感到恐慌的是通過空氣

城市供水系統

流程如下：

水源→主要管道→分支→家庭用水→人體

食物供應

流程如下：

土地→糧食→各種食物→人體

通過炸彈或導彈將化學或生物製劑傳播到一個很廣的區域。

利用作物噴灑機或其他飛機在城市上空噴灑毒劑。

由駛過城市的汽車或卡車沿繁華地段的街道噴灑毒霧。

在人群聚集區域（如地鐵、體育場所或會議中心）釋放小型炸彈或毒氣罐。

天花

天花是一種病毒。在二十世紀被疫苗控制住之前，它一直是威脅人類的主要殺手之一。天花已在世界範圍內得到根除，但令人擔心的是恐怖分子可能會散布新的變種。

炭疽不同，天花的主要危害在於它的高傳染性。它的傳播和致人死亡的速度都極快。在感染這種病毒的人中，高達40%的人會在兩周左右死亡，並且針對這種疾病沒有很好的治療手段。疫苗是主要的防護措施，但只有在感染之前接種疫苗才有效。

肉毒桿菌毒素

肉毒桿菌可產生肉毒桿菌毒素；此毒素只需極少的劑量就能致人死命（少到十億分之一克）。該毒素會抑制神經細胞中促使肌肉收縮的化學物質的釋放，從而導致肌肉麻痹。

埃博拉病毒憑藉湯姆·克蘭西所著的兩本小說，埃博拉病毒成了人們最熟悉的生物戰爭製劑之一。這種病毒能在一周左右使感染者死亡，並可通過直接接觸傳播。

炭疽——炭疽是一種細菌，但它具有生命力很強的孢子結構。如果這種孢子或細菌進入肺部，會不斷繁殖併產生致命毒素。

美國紐約在911事件以後，接著又發生不明人士以郵遞方式展開生化武器恐怖活動，所使用之生化武器為地球上匿跡多年的炭疽菌（Bacillus anthracis）；炭疽菌所引起的疾病稱炭疽病（anthrax）。

1997年，前蘇俄Sverdlovsk地區軍事單位，曾發生炭疽菌芽孢氣霧外泄意外，導致68人死亡。911事件以後，許多醫學及相關雜誌、學術刊物爭相報道炭疽菌。根據傳統文獻過去僅針對猴子、羊毛揀選工及獸皮處理工所作的研究顯示，只有在數千個炭疽菌孢子進入肺部深處時，才會感染吸入型炭疽熱。但此次恐怖份子所使用者為經過加工精鍊之炭疽菌芽孢，以粉末狀之粉劑劑型處理郵件，經穿透信封的小縫隙進入信件內，收信人或郵務人員在不知情狀況下，開啟此封含有炭疽菌芽孢的信函，或信封打開后，炭疽菌芽孢成氣膠（aerosol）飛揚散佈於空氣中，如此不知不覺的暴露於炭疽菌中，由呼吸或接觸而進入人體。

此次恐怖份子所散發之炭疽菌芽孢不但純度及濃度極高，致命力極高，且製成之粉末亦極精細，能形成氣霧，懸浮在空氣中飄散，令人防不勝防，杯弓蛇影，更引起社會大眾普遍之恐慌。

《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的簽署，並沒有使一些國家停止研製生物武器，只是更加隱蔽。隨著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的發展。當前和今後的生物武器研究的重點主要表現在如下幾方面：

一、是毒素類戰劑成為研究的熱點。毒素是由細菌、微生物、動物、植物和真菌等生物體產生的有毒化學物質，這類戰劑又稱生物化學戰劑，其毒性比現有化學戰劑高出100～1000倍，並難於檢測和核查。2012年生物技術的研究成果，已解決毒素戰劑的批量生產、穩定（不易失去活性或改變性狀）和如何才容易被人體吸收（中毒）等技術難題，毒素作為戰劑的可能性越來越受到重視。

二、是運用分子遺傳學方法研究和改造各種生物戰劑。通過基因重組，使致病的細菌和病毒中接人能抗普通疫苗或藥物的基因，使感染者難以治癒；或者在一些非致病微生物體內“插入”致病基因，製造出新的生物戰劑。例如，在相中接人炭疽病基因，將眼鏡蛇毒液的基因“插入”流感病毒等。

三、是研究提高生物戰劑殺傷效應的技術。施放方法對生物戰劑的殺傷效果影響很大。研究表明，以氣溶膠形式施放生物戰劑是使用生物武器的主要手段。一些國家很重視提高氣溶膠的發生率、穩定性、感染力及控制氣溶膠粒度的研究。

四、是利用現代生物技術特別是基因工程發展新型生物戰劑。生物戰劑已經從由自然界篩選致病微生物與毒素髮展到利用DNA重組與蛋白質工程技術改造、構建新的致病微生物和毒素的階段。

生物武器的發展將特別重視用遺傳工程對微生物和其他單細胞按設計要求進行DNA重組，然後轉入受體細胞中克隆表達，以獲得新的定向生物戰劑。利用基因調控方法改造病原微生物的致病基因，提高其毒性。利用蛋白質工程對天然蛋白質及多敗毒素進行修飾改造使之成為具有毒性的毒素。通過DNA重組轉入受體細胞表達生產毒素，解決生物毒素的高密度、大容量培養和病毒的大量生產問題。在發酵工程中應用固相培養、連續培養、高密度培養和中空纖維技術，大幅度提高細菌與病毒的培養效率，以縮小生放規模。利用多肽合成與純化技術，使小分子的多肽毒素（如芋螺毒素能通過多成進行生產）。

科學是一把雙刃劍，它可以造福人類，但一旦被戰爭狂人利用，也會毀滅人類。國際社會必須對生化武器進行限制。1992年9月，草案由負責裁軍事務的聯合國大會第一委員會經過長達20多年的艱苦談判的《禁止化學武器公約》定稿，並於1992年11月30日由第47屆聯大一致通過，1997年4月29日生效。《禁止化學武器公約》主要內容是簽約國將禁止使用、生產、購買、儲存和轉移各類化學武器，所有締約國應在2007年4月29日之前銷毀其擁有的化學武器；將所有化學武器生產設施拆除或轉作他用；提供關於各自化學武器庫、武器裝備及銷毀計劃的詳細信息；保證不把除莠劑、防暴劑等化學物質用於戰爭目的等。條約中還規定由設在海牙的一個機構經常進行核實。這一機構包括一個由所有成員國組成的會議、一個由41名成員組成的執行委員會和一個技術秘書處。

當前生化武器對軍事領域和國家安全的影響正呈現出一些新動向，需要認真研究和密切關注。

一、生化武器發展將進一步加劇軍事領域的競爭。生化武器的角逐是當今各國軍事競爭的一個重要部分，生化作戰能力的強弱，對於在國際競爭中能否贏得戰略主動權有著特殊影響。一方面，生化武器在戰爭中的作用地位仍很突出。儘管生化武器用於戰爭的可能性下降，但由於生化武器的物質基礎仍然存在，生化武器在戰爭中給軍隊帶來的威脅也客觀存在。伊拉克戰爭中，美、英高度重視生化襲擊防護，也再一次深刻反映了生化武器在軍事對抗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生化武器領域已成為軍事爭奪的新制高點。美俄英等軍事強國加緊制訂規劃，不斷增加投入，加大研製力度，使生化武器的發展速度加快。其中，美、俄、英等國將發展基因武器、可控制性傳染病手段作為軍事技術開發的重中之重，並已取得一定優勢。美國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就在馬里蘭州設立基因武器研究中心，先後投資了近百億美元，1997年完成人工人體染色體合成。2000年，美英聯合宣布繪製成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基因組草圖，英稱基因武器最遲不會晚於2010年問世。俄羅斯開發出一種能抵禦16種不同解毒藥的細菌。

二、生化武器履約困難將阻礙軍控領域的有效合作。當前，國際軍控組織禁止生化武器的履約工作面臨一系列新情況。國際軍控組織與核查手段的發展，滯後於生化武器研製技術的發展和擴散。少數國家置國際《公約》於不顧，擅自研製和秘密生產生化武器，引起"骨牌效應"，使其他國家紛紛效仿。非締約國家發展生化武器更是無法控制。新一輪軍備競賽加劇，特別是美國發展導彈防禦系統使原有維護戰略平衡與穩定的基石不復存在，導致一些國家發展先進的生化武器以求自保。霸權主義國家在生化武器履約上執行雙重標準，並把生化武器履約作為發動戰爭的幌子和推行新軍事戰略的手段。

三、生化安全環境惡化對國家安全將構成直接威脅。儘管一些新型傳染性疾病的生化背景還有待於研究和查證，但其災難性的後果和生化武器擴散帶來的危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生化安全環境逐漸惡化的趨向。特別是愈演愈烈的生化恐怖直接危及國家安全。2012年來世界上有200多個恐怖組織，分佈範圍廣，組織嚴密，大多具備化學攻擊能力，少數具備生物攻擊能力，並嘗試開發新型生化技術手段。這迫使一些國家將應對生化威脅作為安全戰略重點。

四、生化技術發展失衡將使安全預防更加困難。當前世界生化武器攻防技術發展嚴重失衡，對很多新型生化武器沒有防禦手段；即便研製出新型病毒的國家，在短期內也研製不出防禦這種病毒攻擊的疫苗。各國生化技術的差距也在增大。美英等國的生化武器特別是基因武器技術已遙遙領先。生化技術領先的國家利用生化優勢研製對付其它國家的生化武器，使這些國家面臨嚴重的潛在安全危機。個別國家專題研究所謂《中國人的基因組》問題更值得我們高度關注。

《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的簽署，並沒有使一些國家停止研製生物武器，只是更加隱蔽。隨著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的發展。當前和今後的生物武器研究的重點主要表現在如下幾方面：

一、是毒素類戰劑成為研究的熱點。毒素是由細菌、微生物、動物、植物和真菌等生物體產生的有毒化學物質，這類戰劑又稱生物化學戰劑，其毒性比現有化學戰劑高出100～1000倍，並難於檢測和核查。2012年生物技術的研究成果，已解決毒素戰劑的批量生產、穩定（不易失去活性或改變性狀）和如何才容易被人體吸收（中毒）等技術難題，毒素作為戰劑的可能性越來越受到重視。

二、是運用分子遺傳學方法研究和改造各種生物戰劑。通過基因重組，使致病的細菌和病毒中接人能抗普通疫苗或藥物的基因，使感染者難以治癒；或者在一些非致病微生物體內“插入”致病基因，製造出新的生物戰劑。例如，在相中接人炭疽病基因，將眼鏡蛇毒液的基因“插入”流感病毒等。

三、是研究提高生物戰劑殺傷效應的技術。施放方法對生物戰劑的殺傷效果影響很大。研究表明，以氣溶膠形式施放生物戰劑是使用生物武器的主要手段。一些國家很重視提高氣溶膠的發生率、穩定性、感染力及控制氣溶膠粒度的研究。

四、是利用現代生物技術特別是基因工程發展新型生物戰劑。生物戰劑已經從由自然界篩選致病微生物與毒素髮展到利用DNA重組與蛋白質工程技術改造、構建新的致病微生物和毒素的階段。

生物武器的發展將特別重視用遺傳工程對微生物和其他單細胞按設計要求進行DNA重組，然後轉入受體細胞中克隆表達，以獲得新的定向生物戰劑。利用基因調控方法改造病原微生物的致病基因，提高其毒性。利用蛋白質工程對天然蛋白質及多敗毒素進行修飾改造使之成為具有毒性的毒素。通過DNA重組轉入受體細胞表達生產毒素，解決生物毒素的高密度、大容量培養和病毒的大量生產問題。在發酵工程中應用固相培養、連續培養、高密度培養和中空纖維技術，大幅度提高細菌與病毒的培養效率，以縮小生放規模。利用多肽合成與純化技術，使小分子的多肽毒素（如芋螺毒素能通過多成進行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