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牌村

石牌村地處廣州市天河區中部。由於年代變遷，其地理範圍在變動和縮小。民國初期（1912年）石牌村有耕地4800畝，另有大小山崗、水塘、荒地及村民住宅等，總面積達14平方公里。隨著國民政府的統一，廣州經濟發展，政府相繼在石牌北部與東部邊界興建跑馬場（今華師大操場）、暨南大學石牌校區、廣州氣象台等，共征地約5平方公里。20世紀50年代，石牌村除北部的大操場、松崗、大崗等地為解放軍駐防部隊外。政府還陸續開辦了南方大學（今華師大）、暨南大學、廣東教育行政學院（今中山三院）、廣州華僑學生補習學校等，村範圍進一步減至6平方公里左右。改革開放后至1996年，石牌村的農田已基本被徵用完畢，只剩下村民居住地及少量留用地。目前石牌村的主要範圍是：東與暨南大學相鄰；西至石牌西路；北起天河路、中山大道；南至黃浦大道，面積約1平方公里。石牌村靠近珠江邊，村周圍田野多為沖積平原，地勢較平坦，西北高、東南低。在村的中、北部錯落分佈著幾座小山岡。位於村莊中心的山岡名叫廟邊崗（俗稱山桔頂），村民住宅以此為中心呈輻射狀分佈（俗稱八卦形布局），村莊四周均有農田，在沒有高層樓房時，站在山桔頂上可眺望村莊周邊的田野。在村北出口處的山岡名曰鴉崗和崗頂，在北面與農田相間的小山岡有大崗、松崗等。石牌村屬亞熱帶季風氣候區，一年四季均可耕種，土壤原質屬砂質壤土和中砂質土，對農業生產頗為有利。

石牌村的歷史可追溯至宋朝。南宋咸淳九年（1273年），董氏基祖董裔隆從南雄遷徙來此，結茅定居，漸成村落，稱為董村。其後裔在董村住了約200年，即到了第八九代祖公時，人口迅速增長，第八代祖公共有10個兒子，於是另擇地勢較高的地方先後建新房。新址就在廟邊崗西北邊。其後在蜆殼牆村已住了約100年的池姓後裔，已各繁殖到第五代，第五代的5位祖公共生了11個兒子，於是另擇地勢較高的地方先後建新房。新址在廟邊崗東北邊。董、池兩姓後裔在新住地定居后，人口稀少增長，兩姓居住地就逐漸連成一片。到明代成化年間（1465～1487年），兩姓村民另擇村名，並以廟邊崗的名字，取名為廟邊崗（村）。

廟邊崗（村）取名后，經過近100年，董、池兩姓後裔繁衍昌盛，廟邊崗村村民迅速擴大。這時潘姓後裔亦繁衍昌盛，從原著地不斷向周圍擴大。明代嘉靖年間（1522～1566年）早期，廟邊崗村的董、池姓後裔住地基本上與潘姓後裔住地連成一片。這個時候，謝氏在謝角灣（村）已定居近100年，繁衍到第四五代後裔，謝氏第四代（市橋謝氏第九代）龍橋於明代隆慶四年（1570年）欽命為山西典試大主考，后特授福建永定縣知縣有3個兒子，6個男孫，仕途三代，謝龍橋有嶺南人傑之稱。謝后第四代開始先後回鄉建房紀念祖先，新址在石螺（今石牌西河大街）。

明代嘉靖年間，廟邊崗村已發展為一個具有相當規模的多姓氏的村莊，山桔頂前面一帶已形成商鋪雲集的村中心市場，由於此市場地處山岡前面，村民稱之為“山前市場”，此名一直流傳至今。當時村民經濟繁榮，人口昌盛，又由於廟邊崗周邊有許多石器，如石馬、石龜、石鼓等，鼓村民把村名改名為“石牌”。到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石牌村仍屬永泰鄉管轄。

清代早期，在方圓幾十里範圍內，石牌村已是一個知名大村，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番禺縣就以石牌的名字設置了鹿步司石牌堡，下轄18個行政村，石牌堡的建置直到民國廿年（1931年）才撤銷。

清代嘉慶年間（1796～1820年），村內已形成以山前市場為中心通向四周的20多條大街，也是今天村中主要大街。道光八年（1828年），村民籌集資金，把村內多條主要大街和部分小街巷鋪上花崗石板路面。

清代道光年間後期至民國廿七年（1938年）的100年間，石牌村仍保持經濟繁榮，人口昌盛。1938～1949年，日軍侵略和內戰使貧窮、落後、飢荒籠罩全村。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所稱的石牌村，實際是個行政村，包括石牌、新慶、東石牌3個自然村，1999年在冊人口9317人，人口較多的姓氏依次為池、董、潘、陳、冼，5個姓氏人口合計佔全村總人口的86.9%。今天的石牌村已成為廣州市新城區中心的一部分。

在行政區域建置隸屬上，自南宋末期建村起至明代中期，石牌屬番禺縣永泰鄉管轄。明代后其開始，番禺縣設立巡檢司，石牌屬鹿步司永泰鄉管轄。

清代康熙廿五年（1686年），鹿步司設12個堡，石牌村屬石牌堡管轄（石牌堡管轄石牌、東石牌、新慶村、甲子瀝、沙河墟、楊箕、冼村、獵德等18個村墟）。

民國廿年（1931年），石牌村屬番禺縣城第四區石牌鄉管轄（民國廿五年廢區，改鄉鎮為保甲制）。

民國廿六年（1937年），石牌鄉歸廣州市管轄，建置石牌堡鄉。

民國廿九年（1940年）10月，石牌堡鄉有劃歸番禺縣管轄，屬番禺二區，1946年12月又劃歸廣州市管轄。石牌堡鄉轄石牌、林和庄、程界東、程界西、潭村、寺右。

1949年10月，石牌村屬廣州市石牌區石牌鄉管轄。

1951年5月，石牌鄉屬廣州市白雲區管轄。

1956年6月，廣州市成立廣州市郊區，撤銷白雲區。8月成立石牌大鄉，石牌村屬廣州郊區石牌大鄉管轄。

1958年3月，石牌屬廣州郊區沙河大鄉管轄。

1959年2月，石牌管理區改為大隊，仍屬沙河人民公社管轄。

1961年3月，石牌大隊屬石牌人民公社管轄。

1962年8月，石牌人民公社屬黃埔區管轄。

1962年9月，撤銷黃埔區，重新成立郊區，石牌人民公社併入沙河人民公社，仍為石牌大隊。

1984年2月，石牌大隊改為石牌鄉，屬天河區公所管轄。

1987年9月，石牌鄉改稱石牌村民委員會，屬天河區石牌街道辦事處管轄。

1997年5月，撤銷石牌村民委員會，成立石牌三駿企業集團，屬石牌街管轄。原村委會下屬的三個經濟聯隊（源於過去生產隊聯隊）與5個居民委員會是二個牌子一套班子，屬石牌街道辦事處領導。

石牌村從建村到現在已有七百多年的歷史，從村域的大小、建制和沿革而言，變化很大。現在，石牌村這一名字，作為一個村落已不復存在，但是作為廣州市的一個地名、街道名稱的歷史，則重開新的篇章。

1949年之前石牌村人口中除了少數在當地駐紮的國軍和警察之外，很少有外來人，建國后，石牌村逐漸吸納了眾多外來人口。在改革開放之前，這些外來人口一些是在土改時吸納進來的市民，一些是原來的水上居民，一些是由城鄉之間人們的聯姻所生的子女，一些是周邊大專院校安頓下來的人口。這些人經過二三十年後已和原來村民融為一體，取得村民資格。改革開放后的外來人口只要指從全國各地進入廣州市謀生創業的外來人口。他們沒有村民資格，而是租屋、租鋪位居住和從商的一族，住在石牌村內。根據1999年的統計，石牌城中村的常住人口，即石牌村村民為1994戶，9317人。2000年的統計，石牌村暫住人口有42000人，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51181人（包暫住人口）。

至於本地村民，歷史以來都呈快速增長之勢，直至改革開放后增長遲緩，成老齡化趨勢。在外來人口湧入村裡的同時，本地村民逐漸搬出村落。在民國時期已有一些村民移民香港、新加坡等地，八九十年代還有一些村民定居美國、加拿大等國。從1997年三駿集團公司成立起，由村民集資、集團公司組織的“安居工程”啟動，在村的留用地建成南門小區和珠江新城小區，至今大部分的村民已經遷至村外的小區居住。

2021年6月13日，廣州市天河區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報：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時廣州石牌村常住人口為177781人。

姓氏狀況及來源

石牌村在幾百年發展歷史中，一直是多姓氏的村莊，其中以池、董、潘姓的人口最多，佔總人口的85.4%，其次是陳、冼、及其他姓氏。

董姓是一個古老的姓氏，相傳該姓為帝舜賜名。漢代時已有董姓後裔南遷到廣東，現石牌村的董姓人，最近的祖根在南雄珠璣巷，於南宋咸淳年間來廣東永泰鄉董村。

池姓先民原是殷商之民，淹池是池姓先民的發源地，在漫長風月中，社會屢經變亂，池姓一部分人南遷，約在元末年和明朝初期才到廣東定居於永泰鄉蜆殼牆，比董姓來這裡稍晚。

潘姓最早源於周朝時期在楚地中有一個潘邑，約在唐朝期間，南下福建廣東，后也遷南雄的珠璣巷，在宋末元初的時候有從珠璣巷到廣州石牌地區。池、董、潘三姓後裔遷到石牌地區定居，從毗鄰而居到成為一個村。

多姓氏的村社關係

石牌村在城市化進程中是由鄉村行社區向城市社區過渡，而石牌村作為社區，在歷史上形成以下幾個顯著的特點：①姓氏中幾大姓氏人口佔總人口絕大多數；②幾個大姓氏人口聚集一村，歷史長達數百年；③姓氏之間關係較為和諧。他們在長時期聚居的歷史過程中相互之間未有產生過嚴重的宗族糾紛的事件，而是共同聯繫和互相尊重。表現在村莊內部權力配置也是比較穩定和協調的。村幹部、村權力核心沒有被一姓把持，領導權力的授權和履行也沒有因姓氏宗族關係的障礙而發生困難。

石牌村地處大城市廣州市郊，由於長期以來受城市文化觀念的影響較多，石牌村各姓氏的宗族組織功能比較單一，主要是管理宗祠田產，尋根祭祖。因此宗族組織一方面在權力分配上起協調作用，另一方面又沒有與當時行政權力產生分庭抗禮的狀況，而是起協助作用。

城市化前期石牌村經濟

城市化前期石牌村的經濟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土地改革以前；土地改革；合作化和集體化時期。

在土改之前的時期，石牌村依靠優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條件，深厚的農業基礎，受城市的直接影響，農業經濟發展較為穩定。特別是陳濟棠統治時期（1928～1936年），當時廣東社會穩定，經濟發展，石牌村糧食和經濟作物收成也較好，經濟繁榮，但到了抗日和日佔時期，經濟生產遭受嚴重破壞，在清代由村民集資興建的5個陂塘都遭不同程度的破壞。到抗戰結束，1946年，石牌村民在國際救濟總署的幫助下，又群策群力，在較短時間修復了各大陂塘水利設施。

在單家獨戶的小農經濟情況下，當時都習慣於傳統的耕作技術，但即使如此，石牌村民依靠其靠近城市，信息和交換關係較發達，因而在改良品種和耕作技術上往往走在前面。20世紀40年代，他們已有人少量使用化肥和農藥。這種傳統的城郊農業經濟，決定了石牌村的經濟自給性較少，商品性較多；封閉性較弱，開放性較強。在種植品種上，促使他們較早地由水稻為主轉向蔬菜生產，和種植藿香等經濟作物。早在1948～1949年，石牌村有耕地4800畝，其中種植水稻3840畝，每年供應廣州市稻穀50多萬公斤，種植蔬菜面積960畝，佔耕作地面20%，畝產達1500公斤。每年供給廣州市蔬菜300多萬公斤，還有一部分出口至香港。石牌種植的藿香當時約達200畝，其質量特別好，在30年代已遐邇聞名，運銷港澳及東南亞，50年代被廣州市列為優土特產。

1950年10月，石牌村開展土地改革，直至1952年9月結束。在土改中沒收地主土地1124.77畝，徵收富農、工商業者、農業資本家、宗族公田、小土地出租者的土地共2922.05畝。沒收的徵收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及少地的農民。土改結束沒多久，石牌便跟隨國家馬不停蹄地進入合作化運動。從初級合作社和高級合作社，到1958年公社化運動，再到1984年撤銷人民公社，整整折騰30多年。在合作社階段農業生產有所提高，但很快就被公社化時期的狂飆和接踵而至的一系列政治運動和階級鬥爭破壞。文革結束，改革開放，農業生產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1983年，村民所種的蔬菜完成國家任務后，超額部分可自行處理。1984年11月，廣州市取消蔬菜上市任務，實行自由議價銷售，土地仍以戶為單位承包，自主經營，因此農民的生產熱情大大提高，石牌成為廣州市“菜籃子”工程的重要基地。

石牌村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處於全國改革開放深化時期，也是石牌村城市化步伐加快時期。為適應此一形勢，他們進一步實行股份制、公司制，並有農業轉向物業經營的第三產業為主，使其集體經濟得到飛躍發展。

城市化經濟形態的轉換

石牌村經濟形態的改變，從資源形態上看，由土地形態轉換為貨幣形態，然後又轉換為物業形態；而與之相適應的是在經營方式上，由對集體土地家庭承包制轉為“股份合作制”，再轉到對物業的公司經營。這種形態轉換與經營方式的轉變，兩者是相互配合，互相適應，互相促進。

隨著廣州市城市化的步伐加快，土地逐步被徵用，土地減少，集體經濟受到挑戰，村民生活保障面臨危機，在這種情況下催生了“股份合作制”。由承包制變為股份制，從經濟資源形態看是由土地形態向貨幣形態的轉變。在釐清股權和股金構成及來源的情況下，經濟社的資金，通過市場經營，進一步轉變為物業形態。並隨著經濟發展，於1997年成立了“三駿企業集團公司”統一經營，實現了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這種適應城市化進程的物業形態和經營方式的創新，使石牌村集體經濟實現飛躍式的發展。由1988～1997年，股份社總收入增長了763%，純收入增長了615%；集體資產增長40多倍。擁有的物業建築面積，1996年為19.39萬平方米，2000年為25萬平方米。1998年以來，石牌三駿企業集團公司的年經濟總收入都在2億元以上。這種經濟成就一方面和制度創新有關，另一方面又是城市化中土地升值和市場經濟發展的結果。土地被征之後，石牌村充分利用自身股份社資金和留用地的價值，從第一產業直接跳到以物業租賃為主的第三產業，向銀行借款辦起崗頂飯店、綜合市場等經營項目。隨後的十多年間，他們進一步採取了多種形勢與市場要素結合、交易，是村的集體經濟資產轉變被物業，其形式概況來說有：一是以征地單位不用安排農村勞動力為條件，換取物業；二是吸引市場資金在村的留用地上建物業後分成；三是以土地和時間換取租金和物業；四是村自籌資金在留用地建成物業后，出租或承包經營；五是以股份形式籌資建物業經營。這樣石牌村在集體經濟這一塊上完成了從“種稻”、“種菜”到“種樓”的過程。

除了集體經濟，在改革開放中發展起來的個體經濟也發生轉變。先是1984年蔬菜市場價格放開，村民收入大增；而另一方面，城市化的發展使出租屋市場興旺，村民經營出租屋的收入有很可觀。隨著土地的進一步被徵用，村民加緊把積累的資金用於村民自身房屋的擴建改建和新建，從而完全轉化為出租屋進行經營（包括居屋及鋪位），完成從“種菜”到“種樓”的過程。除了出租屋經營外，還有村民將資金投入到運輸業、外地的種植業、店鋪等等，但大部分村民都以“種樓”為主。

企業經營模式

石牌村是一個行政村，在20世紀80年代前的計劃經濟體制時期稱為生產大隊，下有27個生產隊，以後行政上轉為“村”，建立村委會，經濟上進行股份制改革后，村的經濟組織稱“經濟聯社”，27個生產隊改為“經濟社”，27個經濟社分成五個片，稱“聯隊”。但村民仍然習慣於稱“大隊”和“生產隊”。1997年5月行政上撤銷石牌村村委會，這是石牌由鄉村變城市的轉折標誌。同時，由石牌經濟聯社和27個經濟社共同發起成為出資人而誕生了石牌三駿企業集體公司。統一經營管理原石牌村全部集體經濟。集團公司成立黨委會，並按章程召開股東代表大會，選舉集團公司董事會和監事會，使石牌村原來集體經濟進入公司化經營的新階段。但這種情況同時意味著三駿企業公司除了具有作為企業的共性之外有其特性，即其社區性。公司是以石牌村民為股東，經營的是石牌村原來的集體經濟的資產，並以股份經濟社和聯社為公司資產所有制與經營者的中介、紐帶。由於三駿企業集團公司建立是在撤銷村委會和將其行政職能轉入街道辦事處同時進行，村委會原有班子直接轉化為集團公司的領導班子，使得三駿集團公司雖然是一個純經濟性組織，但它與村民關係極為密切，客觀上許多村務、村內矛盾仍只有公司出面才能解決，使得公司具有行政性功能。公司內部設有行政辦公室和治保部，負責村務和社會治安。另外，公司還承擔著村社區的社會福利性方方面面的開支，如村鎮建設、醫療、衛生、老人福利、學校、文體活動等等。這種社區型的企業承擔著眾多的社區責任，也形成了以穩健為主導的經營理念。

房屋租賃經濟

改革開放使廣州市邁開城市擴展的大步伐，同時也帶來了現在138個“城中村”，而石牌是其中最大的一個城中村。廣州的城市化和國家政策的變動吸引了大量的外地流動人口在廣州“闖天下”，這就刺激了石牌房屋租賃經濟的成長，其收入成為村民主要經濟來源；同時由於出租屋租金價格普遍比村外低，出租屋的大量湧現反過來為到城市來的打工仔提供立身之地。這樣，出租屋的存在解決了外來工生活出路問題，促進社會的相對平衡，但同時由於人多雜亂、一些外來人素質低下而帶來的治安、衛生、消防等問題。

石牌村民出租屋經營的特點是“雙層經營”：一層是屋主；一層是村集體（三駿公司）。屋主是出租屋經營的主體，對自己的出租屋承擔各種各樣的責任，而村集體主要從組織機構、物質保障和制度供給三個方面參與經營，並進一步推行“旅業式”管理。

石牌村進入城市，其經濟形態轉型，成為以物業出租為主的經濟，從日常生活看，村民的生活方式越來越多地脫離鄉村的“原味”，而走向市民化。“飲茶”（在酒店喝早茶）是村民普遍的生活習慣；家庭消費與城市消費融合，私家車成為日常用品；福利及醫療條件改善，居住條件進一步提升，“安居過程”的興建使村民的生活質量最終融入現代化的都市。另外，麻將、打牌是村民最流行的一種消遣方式；三大祠堂、文化中心釣魚台等成為中老人娛樂消遣的主要場所；全國各地大大小小的旅遊同樣是許多村民熱衷的項目。

人才成長

石牌村自南宋咸淳九年（1273年）董姓人最先結茅定居，漸成村落以來，已有700餘年的歷史，到清初，已是廣州市東郊人口眾多，規模較大的自然村。石牌村歷史悠久、人文郁盛，當時，村內的書院、私塾達十間，至今仍可看到古樸的私塾遺址。由於崇文重教，因而孕育不少人才。如明代隆慶四年（1750年）有進士謝龍橋。清代（咸豐年間）有舉人余貲、（同治年間）有武舉人董逢昌，還有秀才池大恭、董香苑等。到了民國期間，一些大學相繼遷入石牌地面，更增添了石牌的文化氛圍。中山大學就曾經為村民辦過夜校、識字班等，這對石牌當時的人才成長起了重要作用。此期間在當時反封反帝的革命風潮影響下，石牌湧現一批革命志士、精英人才，突出的如參加過同盟會，追隨革命黨人黃興，參加過“黃花崗之役”的池柏（1879～1961年）。擔任過孫中山醫務侍從，在孫中山病危時直接參與醫療救治，在孫中山逝世后的奉天大典中擔任大會司儀的池博（1892～1938年）。還有曾與孫中山為同學，且醫術精湛，受到當時宣統皇帝獎勵的池耀廷（1870～1960年），等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有全國勞動模範鐵道部科學技術研究所所長兼總工程師池又元（1925年～），還有在村內長期當基層幹部，因防災而以身殉職的優秀共產黨員池德周……

石牌村有著捍衛獨立、正義和尊嚴的傳統，比如1841年5月，石牌村民參加了近代史上著名的廣州三元里抗英戰鬥。又因協助國民革命軍打倒陳炯明叛軍和平息廣州商團叛亂的鬥爭中作出貢獻，因而孫中山曾親筆題有“為國殺賊”的牌匾，派專人送給石牌（此牌匾在“文革”期間遺失，現存品為仿製）。

改革開放后，石牌人才的成長呈多樣性發展，各行各業人才脫穎而出。比如經營、管理人才池德扁、潘樹勛；授予“全國特級優秀人民警察”稱號的治安人才王紅斌；有“種菜能手”陳女和網箱養魚創新著池光勝；有被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授予“國際運動健將”稱號的擊劍將董兆致等體育人才；還有農民出身的書法家、畫家、地方志編纂等文化人才池光桓、董應釗……

在城市化進程中，人們面臨務工、承包經營、個體經濟、轉型制種種選擇和壓力。而且石牌很快成了廣州市最繁華的地段之一，有國內南方最大的電腦市場、高檔酒店、商場、寫字樓……城中村住著來自遍及全國各地的從博士、作家、音樂家……白領到眾多打工仔、打工妹等共有5萬多人，是本村人口的5倍。而且流動性很強——一個典型的新興市場，給石牌人以人際交往和成才機遇。而城市化中石牌人生產生活方式的急劇變化，帶來謀生的壓力、競爭壓力……所有這些，都成為其人才成長極有利的條件與環境。比如，過去幾十年村裡的中年老年婦女，很少與外面接觸，只能講本地“白話”（粵語），根本聽不懂國語。然而這十多年由於經營出租屋的需要，與外地人交往的需要，這批婦女大多數都可流利地講國語了。一些中年婦女過去甚少邁出村門，現在卻成群結隊到全國各地旅遊，增長見識，真是社會需要、實踐需要，比辦多少間學校效果更大。

教育事業的發展

石牌歷史上的教育狀況是比較好的，早在清代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開設有鹿山書院[此書院到了光緒廿七年（1901年）改名為鹿山社學，鹿山社學已於1925年拆毀]。當時，鹿山書院是石牌、獵德等鄰近十三個鄉合辦的最高學府。書院又是人們講學和學術研討的場所。到了清代咸豐四年（1854年），又開設有同澤書院（院址位於現中山大道西美心崗省生物藥廠）。該書院當時是由石牌、棠下、員村三個鄉合辦的，是作為修文習武的場所。

到了清末，私塾的興起，逐漸取代書院社學。石牌曾經辦起多間私塾，如“麗莊家塾”、“龍勝義學”、“保良書室”等。這些私塾校址，目前石牌村還比較完整地保存著。當時清政府規定私塾老師要具有秀才資格，本村秀才董香苑、池大恭等都曾在村內當過私塾老師。這些私塾多以公宅如祖祠、廳作課室，一般只有1名塾師，1間教室，學童雖然分有初級、中級、高級三種，但多數同在一室上課，老師因材施教。初級班屬啟蒙教育，文科教材為《三字經》、《千字文》、描紅習字等；中級班教材為《千家詩》、《秋水軒尺牘》、《成語考》等；高級班教材是四書、五經、古文等。算術為珠算、口算、商業用數等。

民國初期，鄉村教育仍以私塾為主，隨後逐步興辦學校，取代私塾。據村志記載：民國十七年（1928年），石牌當時由秀才董香苑等人籌辦了一間民辦的志誠國民小學，有教工五六人，班級設有一、二年級各一個班，三、四年級合為一班，五、六年級又合為一班，學生人數100人左右。教學內容主要有國文、算術、修身、手工、圖畫、唱歌、體操等。這是石牌最早的小學，是石牌小學的前身。據另一資料則認為民國七年（1918年）建番禺第四區第七小學，曾於1920年改名為志誠小學，到1933年改名為石牌中心小學。1950年石牌中心小學由村辦轉為公辦，並改名為廣州市第三十三小學，1952年，隨著石牌區建制的撤銷和白雲區建制的成立，石牌第三十三小學該名為白雲區第一工農子弟學校，校址從原來分散於娘媽廳、中立堂重新回到良湖董氏公祠，從此，校址穩定下來。之後的幾十年裡，石牌小學一度擴張，學生人數增加，並辦起初中班，但總的來說80年代以前的教育基本停滯不前。

至於成人教育，石牌在民國時期已經在中山大學的指導下開展，共和國成立后又興起“識字運動”、“文化教育大躍進”等，幫助村民掃盲。

80年代后，城市化進程中石牌人進入城市，打開眼界，面臨一系列新事物、新生活、新壓力，再加上國家重視教育的政策，促使村民確立起重視教育的思想觀念。在村領導和村民重教觀念的支持下，石牌小學有了很大的發展。規模和教學水平都大大提高，無論硬體、軟體都基本上實現了現代化，成為市一級的學校。另外，除了小學，幼兒園教育也有很大成果，至2000年，除村辦的石牌村幼兒園外已有4所私人出資興辦的幼兒園。

崇文尚德的文化傳統

石牌村的池、董、潘等幾大姓都是從中原遷徙南來的，在長期的生活中，形成了中原主流文化與嶺南本土文化，華夏文化與海外文化互相兼容，城市文化於農村社區文化相互交融的特點。這個特點主要表現為崇文重教，弘揚祖德，愛國愛鄉的優良傳統。石牌村歷史上辦有不少書塾、家塾、書室、義學、書堂、書院，最早可追溯到清代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石牌村北三娘廟附近興辦的鹿山書院。它既是鄰近石牌、獵德等13鄉最高學府，也是石牌地區最早的學校。由於石牌村有辦學的傳統，歷史上出了不少文人學士。據史料記載，自明代隆慶四年（1570）以來，石牌村出過進士3名，舉人4名，秀才2名，其中最為傑出的是在清代咸豐年間考上進士后官拜翰林院庶吉士，國史館纂修的潘衍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石牌地區已逐漸成為廣州的教育地區，比如，解放軍於49年10月就在石牌跑馬場（原總統府舊址）開辦軍政大學。1950年1月1日，軍政大學改為南方大學。其後一間有一間的大專院校、中等專業學校、普通中學紛紛創辦。這些高等院校都徵用了石牌村的土地。據統計，至2000年，石牌地區有普通高等院校、成人高等院校16所、各種職業技能培訓院校24所。可謂人文薈萃，熠熠生輝。

石牌傳統文化中那種溯本思源的民族傳統是比較突出的。石牌人對自己的“根”向來重視。他們在城市化進程中不忘祖德，做了兩件大事：一是修譜撰志，資治後人；二是修建祖祠，弘揚祖德。他們僅在修志期間，收集來的族譜就有17部，其中最遠的是清代康熙年間的族譜，撰寫《石牌村志》，尋找祖宗根源。再就是通過修建祖祠宗廟，把祖宗出處，淵源都在祖祠中立碑記載，使後人增強對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凝聚力。比如董姓祖祠中廳，“三策堂”三個大字牌匾高懸，加上文字說明，使董姓後代子孫都了解全國各地的董姓祖祠都立有“三策堂”，追思漢朝的遠祖董仲舒的功業德行……

在20世紀50年代前，每年元宵節村都舉辦盛大的抬菩薩游鄉活動，俗稱“菩薩行鄉”，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是日，村民一般都不耕作，穿上節日的盛裝，參加或參觀游鄉隊伍。外嫁女也偕眷回娘家歡度佳節。村民的親戚朋友和鄰近村鄉的村民也有前來看熱鬧。特別是觀音廟（俗稱大廟）一帶和村中心的山前更是人頭攢聚，熱鬧非常。最後一次游鄉活動是在1950年。

城郊型的傳統文化

石牌村處於廣州市的東郊，屬中國南方沿海地區，村民從中原遷移已有數百年歷史，近代以來，受較多的西方文化影響，保留有較多地方文物，在文化觀念上具有較大的兼容性，有較豐厚的文化底蘊。這一方面可以體現在源遠流長的姓氏文化上，另一方面體現在豐厚的文化載體上。

而文化的載體包括了宗祠、廳、廟宇等。在建國前石牌村的祠堂土地就佔全村耕地的四成，包括幾十個座祠堂公廳和坊廳（為紀念祖先或為提供小區域氛圍內族人的公共活動場所而建立的廳）。祠堂與廳的區別反映在建築結構上是不同的，前者規模更大，裡邊也更講究，是三進兩天井結構，後者是兩進一天井結構。所有這些宗族性建築里，主要包括六大姓氏，即池姓、董姓、潘姓、陳姓、冼姓、梁姓的祠堂與廳，其中，池氏宗族性建築就有13座，董姓有11座，潘姓有10座，而潘姓先祖祠就有3座。宗祠這個場所，現在已成為歷史文化整理和積累、群眾文化藝術體育、娛樂、休閑的理想去處。

文物除宗祠公廳外，單件文物有石雕、牌匾、門額等。石雕，著名的有石龜、石獅、石狗、石馬。經考證，這些文物的歷史，長的有700多年，較短的也有500年。而據傳石牌村名正源於這批石器文物。村民認為這些是鎮村之寶。

文物中的牌匾石刻彌足珍貴的有民國13年（1924年），孫中山親筆手書“為國殺賊”牌匾，現懸掛於村文化活動中心正廳（複製品）。此外，門額8塊：“石牌”門額、“麗莊家塾”門額、“玉虛宮”門額、“朝陽”門額、“瑞藻”門額、“匡居里”門額、“潘氏宗祠”門額、“善平書室”門額，這八塊門額中有兩塊是石刻的。但不論石刻木雕，都由近代或現代名家書寫后加工，如“石牌”和“麗莊家塾”兩塊門額石刻的字，就是前清光緒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編修吳道鎔所寫。其他書寫門額的還有清代的光緒年間進士、探花並授翰林的江孔殷；清代嘉慶年間進士、改庶吉士教館授編修劉彬；清代光緒年間進士、國史館編何榮楷等。

石牌的廟宇眾多，原有廟10多座，較著名的有觀音廟、玉虛宮、天后廟（娘媽廟）、康公廟、金花廟、華光廟、車公廟等。現存下來的只有玉虛宮和娘媽廟，其餘均因政治和建築本身的緣故而被拆。入廟拜神在舊時非常流行，現在雖有，但以成年婦女居多，另外還夾雜進了許多外地人，說明了眾神在城市化的進程當中突破了地域的邊界。農村中的多神信仰歷史悠久，已成為習俗，所以，石牌村每家每戶，農曆初一和十五，逢年過節，燒香點燭，仍很普遍，但亦漸漸流於形式。

文化演進

一個地方的建築文化，很能體現其文化特徵，從這方面看，石牌村內潘、池、董幾大姓的祠堂是歷史與現代結合的典型，這三間重新修建的宗祠，都是氣宇軒昂，造工精緻，宗祠公廳的角落，存放有一些本姓的文物，還有放著群眾文娛的器具，如舞獅用的獅頭。逢年過節、喜慶假日，舞獅隊就先在這裡舞一通。村民平日不在其間燒香，沒有一些宗祠的舊習，進入祠堂自然使人肅嚴起敬，使人懷念先祖。同時宗祠公廳現在又成為老人聚集、頤養天年的好去處。老年人有的在石階排排坐，有的在廳內幾個人或十幾人一起圍著坐，他們談天說地，議論古今，抒發感情。如逢假日，幼兒園放假，許多老人還帶著孫子一起玩，天倫之樂，津津有味。因此，這些宗祠成為村民休閑、娛樂的現代生活的活動場所。體現著歷史傳統與現代文化的柔和。

石牌城中村內，有眾多狹小的街巷，以前稱“里”或“坊”，現叫“大街”。在這20多條主街道人口處刻著街巷傳統命名的門樓，諸如：“朝陽”、“鳳凰”、“長盛”、“迎龍”、“龍躍”、“篤行”、“綠荷”、“逢源”、“青雲”、“河陽”、“上谷”、“天仁”

城市化進程促使石牌村民思想觀念、傳統習俗在變化。保留了傳統的形式，但增加或淡化其中內涵與功能。如民間祭祖、參神、節日習俗、喜事等，繼承了傳統要素，但簡化一些儀式，增加了聯誼、聚餐等內容。又如爬龍船（划龍舟）、舞獅等習俗，淡化其宗族觀念，加深助慶、聯誼、商業化等成分。另外，在嫁婚方面上的傳統束縛也逐漸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