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家祥

1933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並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謝家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歷任戰士、文書、技術書記、連副政治指導員、隊政治指導員、組長、連政治指導員等職，參加了閩西將樂、鍾屋村和中央蘇區第四、五次反“圍剿”等戰役戰鬥，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歷任局政治指導員、連政治指導員、特派員、幹事、科長、大隊政治委員等職。解放戰爭時期，歷任團政委、旅政治部主任、師副政委、師政委等職，參加了寧城、古山、赤峰、楊家杖子、遼瀋、平津、衡寶等戰役戰鬥。

新中國成立后，歷任軍政治部主任、軍副政委，成都軍區副政委、第三政委、政委，福州軍區顧問等職，參加了廣西剿匪等戰役戰鬥，參加了抗美援朝戰爭，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第五十四軍政治部主任。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榮獲三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和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是中國共產黨第九、十屆中央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2010年8月6日因病醫治無效，在福州逝世，享年96歲。

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1934年7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32年6月參加革命工作。

1932年6月起在江西瑞金任蘇維埃青年主任。

1933年5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歷任紅九軍三師九團戰士，連、營文書，紅九軍團三師九團政治部技術書記，團司令部文書，九團七連政治指導員。參加了長征。

1935年11月起任紅九軍團三師九團衛生隊政治指導員。

1936年4月起任紅四方面軍紅軍大學政治部學習組長。

1936年10月起任紅四方面軍步兵學校三團指導員。

1937年7月起任軍委一局指導員。

1937年10月起任陝甘寧邊區政府保衛營一連指導員。

1938年8月起任軍委直屬政治處特派員。

1939年8月起任軍委警衛營特派員。

1940年1月起任軍委總政治部鋤奸部幹事。

1941年9月起任八路軍留守兵團警備一旅政治部鋤奸科科長。

1944年9月起任關中警備一旅教導大隊政治委員。

1945年10月起任冀熱遼縱隊二十二旅六十五團政治委員。

1947年2月起任冀熱遼三十旅政治部主任。

1947年8月起任東北民主聯軍、東北野戰軍第八縱隊二十三師副政治委員。

1948年3月至11月任東北野戰軍第八縱隊二十三師政治委員。

1948年11月起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十五軍一三四師政治委員。

1949年，任陸軍第四十五軍一三四師政治委員。

1951年9月至1952年12月任陸軍第四十五軍政治部副主任、主任。

1952年12月至1953年2月任陸軍第五十四軍政治部主任。

1953年2月至1954年6月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第五十四軍政治部主任。

1954年6月至1955年任陸軍軍副政治委員。

1955年至1957年10月任陸軍軍政治委員。

1957年10月至1959年3月在解放軍政治學院學習。

1959年3月至1967年7月任陸軍軍政治委員，其間：曾任中共重慶市委常委。

1967年7月至1970年12月任成都軍區副政治委員、軍區黨委常委。

1970年12月至1971年11月任成都軍區第三政治委員、軍區黨委常委。

1971年11月至1975年8月任成都軍區政治委員、軍區黨委常委。

1969年12月至1975年10月任四川省革委會副主任，其間：1971年8月前任省革委會黨的核心小組成員。

1971年8月後任中共四川省委書記（當時設有第一書記）。

1977年12月後曾任福州軍區顧問。

1981年7月起按副大軍區職待遇。

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將軍銜。曾獲三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988年7月被中央軍委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

2010年8月6日在福州逝世。

在長征中，謝家祥的工作是負責部隊的宿營報告和傳達次日出發時間等。職務雖小，但責任重大，掌握保管著團里的作戰機密、電令文件，還有公章及戰鬥器材。每打完一仗，謝家祥都要及時將下面報來的資料分類統計報告給首長，經常餓著肚子跑來跑去。部隊行軍極為艱苦，山路彎彎，陡峭不平，謝家祥曾磨破兩雙膠底鞋，腳上起血泡更是家常便飯，往往是搽點葯之後又得繼續前進。

紅軍在長征中連續行軍，幾天幾夜合不上眼是常有的事。大家累得全身無力，走幾步又停下，戰士們一個靠著一個像螞蟻搬家似的向前挪動。一天夜晚，紅軍行進在貴州境內的深山中，謝家祥走著走著就睡著了，突然踉蹌了一下，他感覺身子直往下滑。幸好緊跟在身後的同志手疾眼快，一把抓住腰帶將他拉了回來。

長征過夾金山，山上風大，呼呼叫。雪山的雪特別耀眼，空氣卻稀薄，憋得胸口像壓了塊大石頭。快到山頂的時候，謝家祥雙腳突然像踩在棉花堆里似地踩不實，腿也沒勁，軟軟地挪不了步；頭也一下脹大，嗡嗡作響，像敲洋鐵皮桶，暈得直想往雪地里坐。騎在馬上的首長急了，拚命地喊叫：“小謝，快拉住馬尾巴，千萬不要坐下！”謝家祥緊緊拉住了馬尾巴，終於堅持了過來。否則也會像那些中途坐下休息的戰士一樣，永遠和雪山長眠在一起。

在第三次穿越草地時，紅軍遇到了極其嚴重的糧荒，有時連野菜也很難找到。有一次，前面的部隊漏了大約一碗的青稞面在路上，謝家祥和戰友發現后如獲至寶，小心翼翼地連土帶沙全捧起來，再一一挑選乾淨，但誰也捨不得吃。沒過多久，連野菜也找不著了，大家就開始吃皮鞭、皮帶，坐在火邊一邊烤，一邊吃，“也不知道是什麼滋味，反正能充饑就行。”後來，連皮鞭、皮帶都吃完了。

一天晚上，實在找不到什麼吃的了，謝家祥和戰友只好把那碗青稞面用火烤熟，你一口我一口地輪流吃。剩下最後一口時，大家推來讓去，誰也不肯吃。謝家祥回憶說：“我知道，大家都很餓，但都不肯吃。最後推來推去，青稞面灑在地上，只好又一粒粒揀起來吃掉。”

在1936年甘肅龍家源戰鬥中，謝家祥任教導連指導員。在指揮戰鬥時，一顆子彈打中他左背上部，橫穿身體，從右胳膊出來，頓時鮮血直流。當時戰鬥非常激烈，為壓制敵人，他忍著巨痛，咬緊牙關再次向敵方扔出一個手榴彈。隨著一聲巨響，他自己也倒下不省人事了。一位排長發現后，給他簡單包紮一番，命令通信員將謝家祥送後方醫院搶救。蘇醒后的謝家祥深知自己重傷很難得救，為了不拖累戰友，他用命令的口氣對通信員說：“你放下！不要管我，快去多打敵人，打死一個是一個。”通信員一邊挽著他慢慢走，一邊擦著淚說：“指導員，我不能丟下你，我這也是執行上級的命令呀！”

後來，他們遇到了前來支前的當地鄉親，鄉親們立即用擔架抬著他向後方醫院走去。途中鄉親們一邊不停地換肩，一邊小跑著。當看到謝家祥的雙腳凍得發紫，便脫下大衣蓋在他的腳上。由於搶救及時，他脫離了生命危險。后經醫院8個多月的精心治療，這位從紅土地上走出來的漢子又站了起來，投入新的戰鬥。

抗戰初期，國民黨反動派對延安實行經濟封鎖，毛主席號召大家“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當時，謝家祥在軍委政治處工作。

開展大生產運動時，他也參加了開荒。由於左肩負過傷，影響到左手不能用力抓東西，他只能用右手拿鋤頭，但他一天卻能開荒一畝地，是政治處機關開荒最多的。謝家祥還在營區前的空地種上西紅柿，由於精心管理，他侍弄的西紅柿長得又紅又大，有人便稱他為“西紅柿大王”。早在謝家祥15歲時，父親病逝。小小年紀，他就挑起了全家農活的重擔。乾地里的活，他是把好手，在延安他成了生產標兵。

年近八旬的謝家祥得了癌症，手術以後在重症監護室里呆了三天三夜。在病魔面前，他沒有屈服。

謝家祥當年負傷時，沒有麻醉藥品，醫務人員就在土窯洞里為他先後動了八次手術，用刀片一次次把傷口深處的膿血刮乾淨，疼得他嘴唇都咬出血，在九死一生中挺了下來。在癌症面前，他也沒有退縮。他堅信，只要自己堅持科學的治療和持之以恆的鍛煉，就能創造生命的奇迹。在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鍛煉中，他不但走出了死亡的陰影，而且身體一天天好起來，人們稱他是“癌症面前的強者”。

謝家祥有一個溫馨的家庭。一個幸福的大家庭給謝老帶來了好心情，四個兒子、兒媳對他都很孝順，四個孫子也像他們的父母一樣敬重爺爺。大孫子每次回到家，就把水果削好，切成一片片，端到謝家祥面前；他還下廚房為謝家祥燒菜，把螃蟹肉一點點剝出來，用雞蛋炒成一盤，給謝家祥當下酒菜。每天中午謝家祥都要喝一杯酒，說喝了酒活血通筋。

1978年，謝家祥從成都軍區政委崗位上調到福州軍區當顧問。開始他住在馬鞍營區內，熱愛大自然的謝家祥把住地環境營造得像鮮花的海洋，光月季、玫瑰，就有20多個品種。

1985年離休以後，他的家搬到銅盤，他帶領身邊工作人員和全家老少，在房前屋后挖坑植樹。十幾年過去了，以前的小樹苗長成了參天大樹，二層小樓掩映在綠色的世界里。

在謝家祥家的院子里，種了一排杜鵑。望著鮮紅的杜鵑花，不由觸景生情，回想起戰爭年代：1933年他帶領同村7人參加紅軍，解放后只剩下他一人。謝家祥說他是革命的倖存者，今天的幸福生活是烈士們用鮮血換來的。他愛杜鵑，更愛來之不易的共和國江山。

晚年的謝家祥和老伴置身於鳥語花香之中，賞賞景，做做操，談笑風生，其樂融融。他給花草鬆土、除蟲、澆水、施肥，早上還繞著院子走幾圈，鍛煉腿腳。因為經常活動筋骨，年逾九旬的他身體仍然十分硬朗，讓人很難想象在戰爭年代他曾負過重傷，至今仍身有殘疾。養花種樹，讓謝家祥擁有一副好體魄。

“一保本色，二保長壽”是謝家祥的座右銘。他堅持每個星期都參加單位老幹部處組織的政治學習和黨組織生活。人民軍隊建軍80周年之際，老人回顧自己70餘年風風雨雨的軍人生活，頗有感慨。謝老感言：軍隊是個大熔爐，它給人生留下永恆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