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宗彥
曾宗彥
曾宗彥(1850年-1912年),字君玉,號幼滄,福建閩縣人。清朝官員。曾宗彥之曾祖曾暉春、祖父曾元炳、父曾兆鰲皆為進士。光緒九年(1883年)中式癸未科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翰林院徠編修。歷官江南道監察御史,官至貴州思南府知府。
曾宗彥(1850-1912)字成燾,又字君玉,號幼滄,福建 福州人,祖籍福州洪塘鶚里(在今福州倉山區)。
他於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陰曆十一月十一日生在北京,3歲那年回福州,家住東街孝義巷口東邊的“五子登科”曾宅(舊址在今福州實驗小學大門正對面),祖居則在三坊七巷內的黃巷及安民巷。其曾祖父曾暉春、祖父曾元炳(榜名曾元卿)、父曾兆鰲,及曾宗彥自身,為四代直系接連進士,是清代福州所僅見。曾宗彥的母家在江蘇高郵。其母王如瑛是清代著名語言學家王念孫(曾參倒奸相、大貪污犯和珅)的曾孫女,清代著名語言學家王引之(曾訂正《康熙字典》2588條)的長孫女。而曾宗彥的長孫女曾明,則是“全閩第一綉手”。
曾宗彥高祖母陳帖,是民族英雄林則徐的大姨媽。曾宗彥自幼受到愛國主義思想的熏陶。他幼年喪母,少年考得秀才,同治十二年(1873年)中福建省癸酉科亞元(舉人第2名),光緒九年(1883年)成癸未科二甲第82名進士,欽點翰林院庶吉士。此後,任散館授編修。曾宗彥與台灣的關係頗深,他曾出任台灣、廈門兩地講席,遺著有七律詩《金門島吊鄭延平(鄭成功)》,和七言絕句《台北夏日》等。其胞叔父曾兆鵬亦署理過台灣縣學訓導。曾宗彥的學生、台灣淡水縣舉人黃宗鼎(宗鼎弟黃彥鴻,是清代台灣僅有的四名翰林之中最後的一位),把四妹黃氏嫁給了曾宗彥的次子曾以楙為妻。
曾宗彥是支持戊戌變法的光緒皇帝老師翁同龢(會試后複試閱卷大臣、本科教習庶吉士)的門生,與“戊戌六君子”之一林旭有親戚之誼(林旭是曾宗彥第三子曾毓煦的內侄),思想和行動上屬於維新派。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初十日(1898年1月31日),林旭和張亨嘉主持籌辦的維新組織“閩學會”,在北京福建會館正式成立,曾宗彥積極參與,成為骨幹之一。
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初六日(1898年5月25日),甫任江南道監察御史的曾宗彥,在“百日維新”即將來臨前,上奏光緒皇帝,遞上《時艱孔迫宜用洋操剋期練陸軍折》,主張精練陸軍,以新法來操練。他在奏摺中指出:自從去年膠州事件以來,朝廷幾次下諭旨到各省,要求各封疆大吏提出裕餉強兵的方案,可是有的至今未核奏,即使有核奏的也無切實辦法,況且各疆臣意見不一。因此,他建議:“為今日計,莫若先盡各省已有之餉,練各省洋操之兵,但求其精,不患其少。”他還附上精練陸軍的詳細辦法清單。協辦大學士兼戶部尚書翁同龢在曾宗彥上奏那天,在自己的日記中寫道:“曾宗彥封奏,練洋隊,謂宜遣大員巡行督率,否則無辦期;片,六條,即此事,甚簡當,交戶、兵二部妥速議奏。”此折得到了光緒皇帝的重視。次日,軍機大臣面奉諭旨,著戶部、兵部妥速議奏。同年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光緒皇帝下“定國是詔”,標誌著百日維新的開始。五月初一日(6月19日),光緒皇帝諭命軍隊改習洋操。先是,曾宗彥奏請整頓軍隊,各省陸軍一律改習洋操,尤以東三省為急。大學士管理戶部事務署直隸總督榮祿等會奏,大體贊同。故有此諭。諭稱:“今日時勢,練兵為第一大政,練洋操尤為操兵第一要著,惟須選教習以勤訓課,核餉力以籌軍實。”到了百日維新第29天的五月二十一日(7月9日),光緒皇帝據軍機大臣世鐸等上《遵議精練陸軍並神機營改用新法操演,又京營、綠營參用西法折》下諭。此次兵制改革,包括八旗在內,所以梁啟超稱之為“命一國皆改兵制”。其最先源於曾宗彥的上奏建議,因此,有人評論曾宗彥是“戊戌變法的導火索”,也有人說他是“近代中國的陸軍之父”。
此外,在百日維新期間,曾宗彥於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初二日(1898年6月20日),遞上《鐵路將興,洋貨愈暢,漏卮愈大,急宜振興農工二務以籌抵制而收利權折》。並隨折遞上附片:《急宜於各學堂精選學生赴歐美精習礦學,並南北洋宜設立礦務學堂片》。是日,光緒皇帝即又下諭,命總署議奏農工二務暨南北洋設立礦務學堂事宜,並從總署一面揀派學生往日本礦務學堂學習,一面就現有學堂酌增礦學一門之議。同年五月十六日(7月4日),總理衙門《議復曾宗彥奏振興農工二務折內農學會一節》。曾宗彥的上述建議,為光緒皇帝採納,成為百日變法的重要組成部分。
曾宗彥沒給我們留下他的遺像。幸虧其同鄉、光緒三年(1877年)進士何剛德(1854-1936)在所著的《話夢集》中提到了摯友曾宗彥的形象特徵:“公氣度秀逸,詩尤戛戛獨造。”曾宗彥居京時,常與同鄉在福州會館新館榕蔭堂雅集賦詩。其詩文皆以“精”字取勝。曾宗彥說:“我以不消說者不說勝,故以少許勝人多許也。”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戊戌變法”失敗,譚嗣同、林旭等“六君子”慘遭殺害。曾宗彥懷著悲憤的心情,告假還鄉,暫時離開了與維新派志士們共同奮鬥過的北京城。光緒二十五至二十七年(1899-1901年)間,他以在籍翰林出身的侍御身份,出任了福州一中前身“鳳池書院”第13任山長。
在徠變法失敗和八國聯軍侵略者退出北京后,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曾宗彥入京被簡任為貴州思南府知府(后調任興義府)。在政壇上,他雖因參與變法而遭受排擠,在知府任內仍堅持潛心於新政,但在以慈禧為首的頑固派統治下,卻已無能為力。后返故里頤養天年,卒於民國元年(1912年)。
曾宗彥與妻子宋恭人合葬於福州市倉山區洪塘曾家山,墓碑上直書“清御史幼滄曾公壽域”九字。此墓已毀於1974年,曾出土朝珠一串。曾宗彥的生前願望是安葬在風景秀麗的杭州西湖。
曾宗彥的一生,閃光點是:沒白當御史這個言官,影響了近現代中國的歷史進程。因此,人民也不會忘記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