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箋記

《花箋記》最初開始被學術同仁所傳知，得力於四個人。第一個是俗文學的開山大師鄭振鐸先生。1927年，他避難巴黎，沉奮於國家圖書館。8月中旬，他向上海寄出了一篇題為《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中國小說與戲曲》的長篇學術研究報告， （發表在當年《小說月報》十一號)。文中介紹了四十多種罕見的文學典籍的（包括《花箋記》)內容、版本和目録，以及簡單的評價，國內文學史家才獲知《花箋記》不凡的價值。鄭氏在文中介紹了《花箋記》大概是在拿破崙三世前後被收進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鄭氏先引了“花箋大意”的一段原文，指出：“《花箋記》的文字，在粵曲可稱是很好的，間亦有很輕妙很入情的描寫。”又說：”寫梁生和楊女的反覆相思，彷彿各種言小說都沒有寫得這樣深刻和痛切，那麼懇切動人。在這裡，這兩個年青人的戀愛心理確被寫得很活潑，很細膩。”然後指出《花箋記》的故事情節構思，“頗脫出一般言情小說的窠臼”1927年8月12日鄭氏在巴黎完成了這篇關於中國小說和戲曲的長篇研究報告，就在日記中寫道：“總算將五十多天以來在巴黎所孜孜搜讀的東西作一個結束，作一個報告，其中頰有些重要的材料在內。雖然文章寫得撲實無華而內容則甚可注意。預料發表以後，可引起許多人的研究與討論。”

繼而介紹《花箋記》的是翻譯家溫晉韓和后未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的顧問馮至先生。溫晉韓把德國研究中國文學的漢學家衛禮賢的研究文章《哥德與中國文化》翻譯后發表在1927年鄭振鐸主編的《小說月報》號外《中國文學研究》（上）。

《花箋記》寫的是書生梁亦滄與女子楊瑤仙、劉玉卿三人的戀愛故事，《中國俗文學史》說它寫“少年男女的戀愛心理、反覆相思、牽腸掛肚，極為深刻、細膩。文筆也清秀可喜。”它仿效章回小說，全文分五十九回，通以四字作目，每回多者二百多句，少者僅十六句，做到“有話則長，無話則短”。在文字上，它以文言為主，卻又不矜於古奧，還插入不少廣州方言，整體“清秀可喜”，可說未為過譽。其遣詞造句尤為活潑，很有特色。如“房中化物”一回，連用三字迭句，反覆渲染而不覺繁冗。

脂與粉，落池塘，有誰重（還）講理容光……

碎寶鏡，破瑤琴，世間誰系（是）我知音……

丟玉笛，碎琵琶，兩行珠淚濕羅紗……

燒彩筆，擘花箋，妝台無望寫詩篇……

焚雙陸，撒圍棋，因郎百事冇心機（沒心思）……

銀箏破，碎牙牌，弦多亂點惱人懷……

燒錦繡，化羅衣，妝整唔憂（不再）似舊時……

焚綉線，拗金針，綉床冷落總無心……

此段巧用比興，極盡反覆迴環之妙，堪稱佳作。

每回4字標目，篇幅長短不一，差別較大。主要寫書生梁亦滄和表妹楊瑤仙之間的愛情婚姻故事小說文學，雖未掙脫跳出來才子美女悲歡離合的窠臼，但情節結構緊湊，文筆流利，懇摯令人感動的激動，雜用廣東方言，故在廣東、閩南一帶廣為流傳，成為說唱文學的佳作。

早期版本有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福文堂刊本《第八才子花箋》，道光二十年(1840)閑情閣藏版《新刻正本第八才子花箋》，英國不列顛博物館藏咸豐六年(1856)考文堂藏版《綉象第八才子書》，英國皇家亞洲學會藏文畲堂藏版《綉象第八才子箋注》等。國內有趙景深藏香港五桂堂本《改良正字第八才子花箋》及陳汝衡藏以文堂本《正字第八才子花箋》。其中以文畲堂《綉象第八才子箋注》的內容最為詳盡。陳汝衡校訂的《花箋記》，於 1958 年出版。

早在1824年便被湯姆斯譯成英文，1826年俄國的《莫斯科電報》又將其譯成俄文，1836年又為辜爾茲譯成德文。1866年，著名東方學者施力高又將它譯成荷蘭文在印尼出版。1868年，英國人鮑夫林又從荷蘭文轉譯成英文在倫敦出版。1871年，丹麥學者史密特又譯成丹麥文在哥本哈根出版。1876年，法國人羅斯尼又譯成法文在巴黎出版。不僅是在歐洲，它也普及於東亞各國。除前面提到的鮑夫林譯文在印尼出版發行外，早在18世紀初葉《花箋記》便流傳到越南民間，改寫者為阮輝似。在日本，也有《花箋記》的本子在民間流傳。

因此可以說，此書震蕩了整個歐亞大陸，影響了那裡的幾代讀書人。歐洲的大英博物館、牛津大學圖書館、法國巴黎圖書館、荷蘭萊頓大學圖書館、丹麥皇家圖書館里都有收藏。

德國著名大詩人哥德在他1827年2月3日所寫的日記中就說，他看過中國的《趙氏孤兒》《玉嬌梨》《今古奇觀》《百美新詠》等書。他讀後深有感慨地說：“中國的小說，都有禮教、德行與品貌方面的努力。正因為有這樣嚴正的調教，所以中國才有數千年的悠久歷史文明。”哥德讀了《花箋記》更是深受感動，大大激發了他的創作靈感。正是由於《花箋記》的優美敘述文字和委婉曲折的情節觸發了他，使詩人在他敏感的琴弦上留下了震顫心靈的回聲，他激情滿懷地寫下了動人的詩篇《中德四季與晨昏合詠》。

德國的一位專門研究哥德的著名學者衛禮賢，在分析哥德寫《中德四季與晨昏合詠》一詩的創造過程時說：“總括地說一句，哥德在寫這十幾首詩時是受看《花箋記》的衝動，心情是很不平靜的。他把由那本書里所得到的衝動，放在腦筋里融化組合過。他接受衝動的態度是活的，不是死的。因為他能夠鮮活地理解這些衝動，深深地鑽進它的幕後，所以他的思想能夠和中國的真正精神，直接地深深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