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派

戰後派在戰後文學發展的重要時刻，溶進了他們對民族文化心理的冷峻思索和透視，成為在推動當時落後於時代的上層建築向先進轉化這一長期而痛苦的歷史過程的中心環節，對遭受劫難之後的文學事業的復甦與振興，也起了不容低估的作用。他們的崛起，標誌著戰後文學蓬勃興起的第一批報 春燕子。

從日本“戰後派文學”代表作家作品內容的歸納分析，以及“戰後派文學”與“原子彈文學”的比較中，得出“戰後派文學”立足於歷史事實與文學真實，從人類整體的角度去洞察了這場殘酷的戰爭，並果敢地揭示出日本軍國主義者在戰爭中扮演了侵略者、佔領者角色，真正形成了日本現代反戰文學的“高峰”。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初期日本一批中、青年作家所形成的文學流派。他們的作品在主題、創作手法和風格等方面，都同戰前作家迥然相異，富於戰後的時代特色。戰後派作家共有兩批。

第一批戰後派作家是戰後初期崛起的中、青年作家，代表人物有野間宏、椎名麟三、中村真一郎、梅崎春生等人。他們在軍國主義統治的黑暗歲月中斷送了青春，或因參加進步活動身系囹圄，遭受法西斯警察的摧殘與迫害；或被徵兵驅往戰場，心靈飽受創傷。

他們接觸了廣闊的社會現實，從本身的經歷中，對軍國主義禍國殃民的罪行逐漸有了認識，產生了對現實的不滿。他們描述戰爭的悲慘景象和人們的精神創傷，提出了廣大群眾普遍關心的問題，作品所表現的思想和感情同人民大眾有相通之處。

野間宏的《陰暗的圖畫》(1946)、埴谷雄高的《死靈》（1946）、中村真一郎的《在死亡的陰影下》(1947)、梅崎春生的《櫻島》(1946)等，都是當時著名的作品。長篇小說《死靈》和《陰暗的圖畫》主題大體相同，描寫戰時幾名學生參加進步活動，暴露法西斯勢力統治下的黑暗生活，表現了對摧殘他們生命和青春的軍國主義的憤恨。

《櫻島》以日本軍國主義覆滅前夕的1945年為背景，反映駐紮在鹿兒島南端櫻島上的海軍士兵的厭戰情緒。這些小說所描寫的戰時生活都是作者所經歷過的，流露了作者的憤恨心情，具有較大的感染力。

第一批戰後派作家的文學活動是在《近代文學》雜誌文藝批評家的影響下進行的。《近代文學》創刊於1946年，成員有本多秋五、平野謙、埴谷雄高、山室靜、荒正人、佐佐木基一、小田切秀雄等。他們都是在戰前無產階級文學運動遭到挫折時從事文藝評論活動，經歷同第一批戰後派作家大同小異。

他們提倡藝術至上主義，強調尊重個人，並主張擺脫黨派的束縛，保證個人的創作自由。第一批戰後派作家在他們的影響下，力圖摒棄從大正年代起就在日本文學中流行的“私小說”的傳統，主張“在觀念中探索世界和人類存在的意義”，反對描寫“人物行為的表面現象，而重視其心理動機”。

在創作手法上宣稱要突破現實主義，確立新的表現形式和文體，使用抽象語言。椎名麟三是日本存在主義文學的開拓者，野間宏和中村真一郎在思想傾向和藝術手法上都模仿英美的意識流小說。他們大量採用西方現代派的藝術手法，以表現日本的社會生活。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朝鮮戰爭爆發前夕，在文壇嶄露頭角的島尾敏雄、堀田善衛、安部公房、大岡昇平、井上光晴等為第二批戰後派作家。他們在選擇題材和表現手法上同第一批戰後派作家有一脈相承之處。堀田善衛在短篇小說《廣場的孤獨》(1951)中，以朝鮮戰爭前後的日本社會為背景，描寫日本知識分子對國際形勢和日本前途惶恐不安的精神狀態。

在幾篇以中國為活動舞台的作品中，堀田對日本軍國主義的侵華政策進行了一定的揭露和批判。他的小說《時間》(1953)是描寫日本法西斯軍隊製造南京大屠殺血腥罪行的第一篇小說。劇本《命運》(1958)的主人公，戰前曾是侵華軍隊的一名下士，戰後隨代表團訪華參觀，當他看到新中國的巨大變化，特別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同被他遺棄的中國籍妻女相會，對戰前軍國主義的罪行和他自己的過錯，表現出懺悔和贖罪的心情。

二次大戰后初期，日本全民族的感情中，對軍國主義有著一股蟄伏已久的怨恨與憤懣。文學在精神初步解禁的時刻，成為反思噩夢般的往昔的重要渠道。戰後派關心的對象可以說是全人類共同的話題，在人民群眾的心中引起了強烈的共鳴共振，擊中了群眾情緒的敏感點。文學通過對法西斯政權對外侵略戰場和後方生活各個橫斷面的描寫，展示出戰爭對普通人幸福生活的毀滅，構築了一條宣洩的渠道。這種觸動很難言傳，它似乎超出了小說故事之外，勾起了人們內心深處種種經歷與回味，並對沉重滯緩的民族歷史進行自我解剖和反思。這種對國家、民族飽經憂患滄桑的深切感悟，歷史的理性反思色彩可能嚴肅而沉重，但這種批判卻彌足珍貴，它可以鑒往知來，讓人們看見了軍國主義昨天的肆虐和平民百姓呻吟中的掙扎的真實。任何對歷史的疏忽(尤其是篡改)都會對未來埋下災難性的伏筆，尚未遠去的苦難隨時都可能捲土重來。對於一個有可能最終贏得機會與好運的國度來說，反思和警示無論怎樣尖銳、深刻都不能說是過分和多餘。回首往事，揭開舊日的瘡疤，會有新的鮮血和淚水滴下來，但人們的身心將會健康，鮮血和淚水將長久滋養人們的靈魂。豪邁地向前走，封存所有的痛苦是一種思路，敞開舊日的傷口來提醒不曾有傷口的後來者，又是一條思路。一個放棄教訓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教訓往往需要付出代價，而錯誤本身卻成為一種難以言狀的財富。這種理性反思更符合文學的本質。戰後派作為戰後日本新文化濫殤期湧現的一支文學流派，一下子從無邊的夢魘中驚醒過來，開始從屈從外部壓力和扭曲，轉向對主體價值的發掘和張揚，觸及到時代的敏感神經。可以說他們經歷了苦難的歷程，這苦難又意外地造就了他們的文學。那浸透了一代人的被壓制的荒誕歷史，在他們筆下是那樣沉甸苦澀，而他們又偏偏反覆咀嚼，從而放射出一種歷史感知和理性光芒，凸現了歷史的再理解、再闡述這樣一個基本主題。這批在戰後初期步入文壇的後起之秀，在冰封之後重振，精神視野順理成章地轉向了對文化歷史深層的理解，寫的是他們多年血與淚、生與死的交織凝結，堆積的是讓人心悸的苦苦思索，預示了一個被愚弄時代的結束。

文學的創作和建樹常常發端於以形式或表現手法的變異，開拓更為廣闊的創作天地。戰後派跳出戰爭題材小說直接寫刀光劍影的窠臼而獨闢蹊徑，把握人的心靈世界的豐富性和變動性，追求心理刻畫的歷史感和思索感。人的心靈世界是歷史的產物。他們把人物的心理分析作為社會分析的補充，並與客觀世界的社會環境緊密結合，勾畫出啟人遐思的妙境，在立意和構思上較單純抉物顯然高出一籌。戰後派精湛純熟的功夫來源於對傳統的繼承，而其造型的肯定、結實以及內心刻畫的豐富協調，則顯然得益於西方現代派大膽吸收。他們師前人而不為其所縛，學西方又不失民族的精髓，自鑄風貌，在藝術敘述的整體構架上，力圖站在人類學、哲學和悲劇的角度，不是將美而是將生命作為小說表現的最終目的，讓手中的筆去宣洩靈魂在戰爭中的焦灼、狂亂和苦悶，從現代人的視角，創造出回顧歷史和透視戰爭的主題，表達作家對日本現代史的見解。我們既要看到戰後派作家之間的內在聯繫及主要方面的共同性，同時，還要充分認識它自身的特殊性。由於各自的感受不同，藝術修養有高有低，每個人的藝術風格也明顯不同。

然而，作為戰後派所具有的沉鬱強烈的悲劇主題和風格，可以認為是戰爭中幾代年輕人的靈魂的忠實記錄，並把幾代人的痛苦提升到了全民族的高度。戰後派的價值在於，一個人的回憶，帶動了一群人的回憶。

戰後派文學的興起，給剛剛打破了沉悶凝重的戰後初期日本文壇吹來了一縷清風，而且激勵著有良知的日本人放棄舊觀點，反省過去的錯誤，為新生而努力做出一定的貢獻。但是1950年爆發了朝鮮戰爭后，世界兩極的對立加強，國際形勢發生重大變化，美國通過“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將日本納入其遠東戰略體制圈內，日本政治、社會轉向反動。因此，以“反戰”為特點的戰後派文學從50年代初開始就無法繼續存在了。可以說，日本社會轉型是戰後派文學的興衰的主要原因。同時，戰後初期沒有徹底批判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行徑，也成了今天日本“大國意識”明顯抬頭的歷史根源。

野間宏，日本戰後派代表作家。生於神戶市東池尻。10歲喪父。1932年人第三高校習文，在學期間發表詩作，受象徵主義影響，高校畢業前後，接近馬克思主義，並對革命運動甚為關心。1938年於京都大學畢業，在大阪市政府社會部供職，積極參加部落民的解放運動。1941年應徵入伍，被派住中國華北、菲律賓。1943年夏以違反《治安絡持法》的罪名，由陸軍軍事法庭下令逮捕，關進大阪陸軍監獄。同年11月開除軍籍。這一時期的親身體驗，為《真空地帶》的創作作了準備。1944年進軍需工廠工作。

1946年發表短篇小說《陰暗的圖畫》，採用意識流手法，以主人公回憶的形式，描 寫“七七事變”前後京都大學幾個學生參加進步活動被捕慘死獄中的故事，表現了對軍國主義的憤恨。這篇小說以1931年日本侵略我國東北前後為時代背景，細膩描述了學生們參加絕望的左翼運動的心理狀態。學生們明明知道毫無成功的可能，但他們追求的是心理的自我完成。這部作品實際上已經超出了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日本評論家本多秋五說：“這是一篇從生理、心理、社會三個角度描寫人的綜合小說。”1946年加入日本共產黨和新日本文學會。1947年發表短篇小說《臉上的紅月亮》，反映侵略戰爭對人的生理和心理上所造成的創傷。1952年發表短篇小說《志津子的去向》，寫一個女學生的墮落。他擅長人物內心活動的分析和刻畫。最初幾篇作品受愛爾蘭作家喬伊斯和法國作家普魯斯特的影響。長篇小說《真空地帶》以現實主義手法，描寫一個普通士兵遭到誣陷迫害，暴露了法西斯軍隊的腐朽黑暗，引起很大的反響，成為日本戰後派文學的傑作之一，曾獲每日出版文化獎。野間宏還寫有許多中、短篇小說，如《崩潰的感覺》(1948)、《骰子的天空》(1958)以及《我的塔矗立在那裡》(1960)。1966年完成的《青年之環》(1947～1971)是作者迄今為止最長的一部小說，獲谷崎潤一郎獎。《真空地帶》、《臉上的紅月亮》和《志津子的去向》均已有中譯本。

在創作方法上，可以說他交錯使用了現代主義、現實主義兩種不同的方法。野間宏在文學的國際交流工作中也作出了應有的貢獻。1958年出席在蘇聯塔什干召開的第二屆亞非作家會者，作了題為《國際緊張局勢對作家的影響》的報告。1960年5月作為日本文學代表團團長率團來中國訪問。1961年出席在斯里蘭卡首都科倫坡召開的亞非作家會議理事國會議。1962年又應蘇聯作家同盟的邀請訪問了蘇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