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上海商業銀行
香港上海商業銀行
香港上海商業銀行(Shanghai Commercial Bank)
香港上海商業銀行網站:http://www.shacombank.com.hk/
上海商業銀行於1950年11月於香港註冊，是香港著名的華資銀行之一，設有本地及海外分行超過四十間。
上海商業銀行的創辦人陳光甫先生以服務社會為宗旨。一直以來，本行對外秉持處處為您著想的理念，切合客戶需要，竭誠服務；對內則發揚一家親的精神，團結一致，融洽共處。
上海商業銀行提供零售及商業銀行服務，包括存款﹑放款﹑匯款﹑外匯、信用卡、證券買賣及押匯等，近年更致力拓展電話理財及電子銀行服務，以配合市場需要。此外，上海商業銀行自1994年開始發行港元浮息存款證，市場反應十分踴躍。
陳光甫（1881-1976），江蘇鎮江人。原名輝祖，后改名渾德，字光甫。早年留學美國，獲商學學士學位。一九０九年回國，辛亥革命後任江蘇省銀行總經理。一九一五年創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任總經理。后又創辦中國旅行社。一九二七年後，歷任財政委員會主任委員、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國民黨政府委員和立法委員。後去台灣，並繼續在香港、台灣經辦金融與投資事業。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在台灣逝世。著有《陳光甫先生言論集》等。
機遇在艱難勤奮中到來
陳光甫一八八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生於江蘇省鎮江。父親名仲衡，以經商為業，曾在鎮江小閘口開設陳仲記字型大小，做進口火油生意。共有子女八人。陳光甫是陳家的次子。他年幼時體質很弱，經常生病，長到七八歲上，才漸漸地學會了說話。仲衡夫婦見孩子如此體弱多病，總是憂心忡忡，他們並不奢望這個孱弱的孩子將來能夠有什麼大的作為，只求老天保佑他平安長大，自食其力也就心滿意足了。
鎮江地處長江下游，水上交通極為便利，商貿活動頻繁。一八五八年按中英法天津條約開闢為通商口岸后，進出口貨物日多，貿易額猛增，能與上海和漢口媲美。隨著商貿事業的興起，經營匯兌業務的錢莊逐漸興盛，而且勢力不亞於上海，與揚州在上海經營銀錢業者合稱揚鎮幫，與寧紹、蘇常、潮汕三幫旗鼓相當。
當時，鎮江還沒有鐵路運輸，也沒有工業，是個經商謀利的寶地。但是，由於經營不利，陳光甫的父親陳仲衡只得停業轉向。經過反覆權衡，陳仲衡決定另謀出路。於是，他便到漢口的祥源報關行去當職員。
報關行負責代替進出口商人向海關申辦報稅手續。當時海關大權被外國稅務司操縱，辦理報關手續，自然免不了要同這些外籍人員打交道，而且必須用英文填寫報關表格。
陳仲衡略通英文。他想：精通英文的買辦們，工作清閑，收入穩定，頭腦靈活點還可賺大錢。英國人在中國開辦商業，實力雄厚，是棵大樹。如果能在這棵大樹下乘涼，比較踏實。眼前外國人都視中國為肥肉，爭先恐後來中國搜刮，並且看中了中國的廉價勞動力。若能精通英語，選擇職業的路子就寬了。於是，他到漢口不久，便決定將光甫接到漢口來。
光甫乘船逆江而上，只見：雲外遠山聳翠，船邊近水翻銀。光甫自小第一次離家，見到這般景象，好似進入仙境一般。他第一次領略到世界如此之大，如此深奧莫測。他暗暗下定決心，一定要走遍天下，不但要在中國走，而且還要到外國去看看。他到漢口后，被父親送進報關行當學徒。
祥源報關行門前掛著比利時國旗。原來，報關行的東家是借用比利時人地賚的名義。地賚曾經在上海法租界內當過巡捕。借用他的名義當然不會白借，報關行的東家每年要送給地賚酬金三四百元之多。
在陳仲衡的安排下，光甫開始學習英文。啟蒙老師就是這位地賚。學習要付學費，每月向這位洋老師交納酬金二元。
學徒生涯，苦不堪言。這個自小在父母愛撫、兄弟姊妹照顧下長大的孱弱孩子，如今承當起成人的負擔，每天清早即起床，開啟房門，隨之一天的雜務便開始了。倒尿缸，打掃廳堂，侍候主人們洗嗽。開飯之時，等候在主人左右，隨時為主人添飯。有客人來時，即馬上奉茶。晚上關閉房門，也理所應當是他的職責。
夜裡睡在地板上，夏天便睡在涼台上。時常吃不飽。但陳光甫時刻不忘父親的囑咐：每天清晨聽到漢陽鐵廠的汽笛聲，便起床讀書。
就這樣，光甫熬了七個年頭。值得慶幸的是，他不但沒有累垮，反而學得很精靈。他處處留意，事事用心，不懂就問，不告訴就偷藝。漸漸他心目中的問號逐漸消失了，變成了知識。就這樣孜孜以求，刻苦鑽研，學到了許多有關商業和金融方面的知識，而且學會了如何靈活應對各種人與事。英文也大有長進。
有一次，他從國內土產的輸出報關和國外洋貨的輸入報關中，了解了國內產品在國外的消費市場，和洋貨在國內的銷售情況、運輸渠道、結算貨款和墊借貸款的方式等等，親身體察到貿易、金融、信貸等方面的新知識、新事物，無形中啟迪了他對這些事業的興趣和追求，在他幼小的心靈中滋生了對這一職業的濃厚興趣。更大的收穫是他無意中得知那些懂得英文的海關、郵政人員，待遇比一般人優厚，而且逐步升遷的機會很多。光甫從心底佩服父親的良苦用心，他明白了父親為何將他帶到漢口來，又不惜一切代價讓他學英語。眼下的客觀現實深深地教育了他，對他學習英文的積極性產生了巨大的推動力。於是他更加主動地去刻苦攻讀，務求有所長進。此時，他才理解當初在私塾里背得爛熟於胸的"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的含義。
工夫不負有心人。一八九一年，陳光甫考入漢口海關，時年十八歲。當時海關兼管郵政業務，光甫被分配在漢口郵政局做事。在一年半的時間裡，他兢兢業業地勤奮工作，牢記"因而知之"、"勉而行之"的古訓，時刻嚴格要求自己。他逐漸精通業務，並深入了解了郵局嚴格的人事和業務管理制度。
光甫的工作態度深受上司的賞識，不止一次地給予嘉獎。朋友們都來向他祝賀，其中與光甫最要好的算是和他一同考入海關的楊郭甫和與他同在郵局工作的楊介眉。
由於光甫工作成效顯著，江漢關稅務公司委派他一項重要工作。
早在一八０三年，美國聯邦政府用一千五百萬美金收購了法國在北美的大片殖民地，包括密西西比河以西、洛磯山脈以東、北抵加拿大、南至墨西哥的廣闊領土，總計五億二千九百餘萬英畝，約合法國在歐洲大陸面積的五倍。為了慶祝購買包括路易斯安娜州在內的這一大片領土一百周年，美國發起在密蘇里州的聖路易市舉辦國際博覽會。中國是被邀請赴美參展的國家之一。但當時清政府中的官員們，對於這件事毫無經驗，於是把這次參展的籌備工作，包括所有出展物品的徵集等事項，全部委託總稅務司交由各地海關承辦。江漢關稅務司委派陳光甫專門負責登記經漢口海關徵集的準備運往美國參加展覽的各類物品。
一九０二年，光甫滿心歡喜地承接了這個差事。沒有想到事與願違，一些外籍職員，傲慢得很，他們根本不把中國人看在眼裡，往往採取歧視的態度。陳光甫看在眼裡，恨在心上。一天，又有一位海關的英籍職員以藐視的惡劣態度對待他，他忍無可忍，一怒之下，辭職而去。
辭職后，陳光甫到漢陽兵工廠謀職，經過考核擔任英文翻譯。他仍是忠於職守，勤奮工作，博得了該廠經理景維行的賞識。景維行見他天庭飽滿，鼻直口闊，面色白皙，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透著機敏和幹練，覺得這小夥子潛力很大，日後定能有所作為，於是招之為東床快婿。
大洋彼岸的深造
太平洋輪船公司的"中國號"輪船，即將啟航了。岸上站著一對戀戀不捨的新婚夫婦。陳光甫看著妻子的眼睛：眼睛里滾動著淚水。景小姐仰望著他的眼睛，和他靠得更緊了。陳光甫覺得她今天美得十分迷人。一件絳紅色緞子連衣裙很薄，上面的褶紋軟得動人心弦，悉索作響，將她的腰身包得很緊，因而那優美的雙臂、隆起的乳房和修長的大腿顯露得十分清楚。
輪船遠離上海碼頭，駛向大洋深處。陳光甫依然佇立在甲板上，憑欄望著月亮，望著波濤，久久未動。
買辦出身的景維行，與湖廣總督端方交情甚密，因而請准端方，委派陳光甫為湖北省赴美參加博覽會的辦事員。這樣，才有了陳光甫的這次跨海之行。
一九０四年年底，國際博覽會終干閉幕了。美國的大街小巷熱鬧非常。人們忙著準備在聖誕樹下，與孩子們一起迎接聖誕老人為他們送來的節日祝福。
陳光甫目睹這一切，一種難以遏抑的鄉思，在他的心頭油然而生。他思念他的祖國、他的鎮江、他的親人、他的愛妻。
參加博覽會的這幾個月，對陳光甫來說，初時感到新鮮，繼而感到乏味，最後感到自卑。
使他感到新鮮的是，既有海上長途旅行的誘人風光，也有美洲大陸的獨特風采，更有博覽會上各個不同國度送來參展的琳琅滿目的產品。西方先進國家送展的工業產品，使他驚羨，感嘆，大開眼界。
相形見絀，中國送來參展的物品，顯得十分落後。參展物品以農產品為主體，其餘的僅僅是把國人平素常用的衣飾器具等日用物品做成模型，附帶展覽。
面對這些難以與洋貨抗衡比美的國貨，年輕的陳光甫，做為一個普通的中國人，感到臉上無光。日復一日、月復一月的展覽，使他失去了新鮮感，越來越感到單調、乏味，如同面對塾師的威嚴目光死啃硬背那些難認難懂的古文一樣。
而每當他偶爾看見外國參觀者的藐視目光，或聽見他們的曬笑時，他的內心都充溢著難以忍受的自卑感。
他自卑於參展的這些國貨的落後，自卑於國內生產狀況的落後，也自卑於國家整個境況的落後。
面對這些，怎能不讓他深思呢？他深思著國家的命運和自己的前途。自己出生在一個國勢日漸衰敗、列強步步入侵的歷史時代。這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之一。
從記事時起，他經歷了甲午年的中日戰爭、戊戌年的維新變法和庚子年的八國聯軍攻陷北京。
這些重大事件，在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心上，都留下了深深的流著血的創傷。
陳光甫從報章書籍以及人們的街談巷議中，感到國事越來越堪憂慮，中國有被列強瓜分吞噬的危險。他從自己的切身感受中，也體會到外國人對華人的欺凌、歧視和侮辱。
他不甘心忍受這一切。想到此，他握緊拳頭立志留在國外，求學深造，尋覓興業救亡的道路。此時正是天賜良機，豈可失之交臂？他想起前些時候，在博覽會上意外地看見了敢於公然反叛朝廷的"大逆不道"的孫博士忽然出現在眼前，使他感到驚懼惶恐、惴惴不安。孫中山先生端莊的儀錶和豪邁的氣質，深深地吸引了他。孫先生的盛名，可以說是如雷貫耳，光甫早已聽說，如今偶然相遇在異國，真是天意。
他鼓足勇氣叩門拜訪孫先生。孫先生熱情地接待了他，詢問了他的情況。兩人促膝交談兩小時之久，孫先生說；
"列強對中國有兩種互相衝突的政策：一種是主張瓜分中國、開拓殖民地，另一種是擁護中國的完整與獨立。對於固守前一種政策的人，我們無需乎去提醒他們那種政策是潛伏著危險與災難的，俄國在滿洲殖民地的情況已表明了這一點；對於執行后一種政策的人，我們敢大膽預言：只要現政府存在，他們的目標便不可能實現。滿清王朝可以比作了座即將倒塌的房屋，整個結構已從根本上徹底地腐朽了，難道有人只用幾根小柱子斜撐住外牆就能夠使那座房屋免於傾倒嗎？恐怕這種支撐行為的本身反要加速其顛覆。歷史證明，在中國，朝代的生命正像一個人的生命一樣，有其誕生、成長、成熟、衰老和死亡等階段。當前的滿清統治，自十九世紀初葉即已開始衰微，現在則正迅速地走向死亡。因此，我認為，如果維護中國的完整與獨立的善意與義快行為，是對目前搖搖欲墜的滿清王室的支持，那是註定要失敗的。
"顯而易見，要想解決這個緊急的問題，消除妨害世界和平的根源，必須以一個新的、開明的、進步的政府代替舊政府。這樣，中國不但會自力更生，而且也能解除其他國家插手維護中國獨立與完整的麻煩。在中國人民中有許多極有教養的能幹人物，他們能夠擔當起組織新政府的任務。把過時的滿清君主政體改變為'中華民國'的計劃，經慎重考慮之後，早就制定出來了。廣大的人民群眾也都甘願接受新秩序，渴望著把他們從現在悲慘的生活境遇中解救出來。中國現今正處在一個偉大的民族運動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勢，將滿洲韃子從我們的國土上驅逐出去。我們的任務確實是艱巨的，……一旦我們革新中國的偉大目標得以完成，不但在我們的美麗的國家將會出現新紀元的曙光，整個人類也將得以共享更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將隨中國的新生接踵而至，一個從來也夢想不到的宏偉場所，將要向文明世界敞開。……"
陳光甫對於孫先生講的這一番道理，此前未聞其詳，今日當面聆聽，備感心悅誠服。孫先生極其誠懇地說：
"你參加興中會吧。"
興中會是革命黨人的組織，與華興會並稱為當時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兩大骨幹組織。孫先生的意見來得太突然，他從未想過。他低頭思忖片刻說：
"我一心想的是自己矢志求學的願望還沒有實現，實業救國的本領也還沒有掌握，眼下馬上投入政治鬥爭，放棄求學的機會，實難接受，請先生原諒！"
孫先生聽了陳光甫坦誠的想法，點頭說道：
"你的想法我很理解。你要努力學習，學成之後，報效國家。"孫先生的諄諄教導，陳光甫銘記在心。為了表明自己對先生革命運動的贊同和支持，他拿出五美元獻給先生，深致同情與崇敬之意。五美元不算多，但對於孫先生來說，他看重的當然不是錢數的多少，而是眼前這位年輕同胞的一片熱誠。
陳光甫沒有隨展團回國，他抑制著與親人重聚的願望，繼續留在聖路易市，進入一所商業學校，學習打字、簿記及商業文件信函等方面的知識。
學習了一段時間，他又感到不滿足。他需要更多的知識乳汁，澆灌心頭磽薄的荒田。
於是，他與幾個朋友一起，轉而進入依阿華州印地安那鎮的辛普森學院。
這時，他的經濟發生了危機，手頭拮据，生活窘迫起來。他眼望星辰，心中盤算著：怎麼辦？中途退學嗎？能有今日的機會不易啊！難道要失之交臂嗎？不！決不能！
他到華盛頓，找到當時中國駐美國的公使館，請求予以資助。當時任駐美公使的梁誠，稱讚陳光甫的求學意志，特別批准每月給予陳光甫津貼美金一百元。同時，他又從岳父那裡繼續得到了資助。次年冬天，陳光甫轉學到俄亥俄州的俄亥俄衛士林學院。一九０六年，又轉學到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的華登商學院。
能夠進入這所馳名世界的高等學府，陳光甫自然感到欣慰。機會難得，如願以償，他信心百倍，決心在學海之中，乘風破浪，不畏艱險。然而，無論做什麼事都不能一帆風順，都有溝溝坎坎。
光甫早年讀了幾年私塾，以後再沒有進過學校，學業荒疏，基礎較差。這給他帶來很大困難，他深感學習吃力。於是，他起早貪晚，孜孜不倦地刻苦攻讀，加倍努力。
陳光甫缺少系統的課堂知識，當然對他的學習深造形成障礙，但他當學徒及在海關、郵政部門工作時的許多有關經濟貿易、商業金融方面的實踐經驗，對他的學習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他利用自己所長補己之短，把課堂上老師講授的知識及課本上的理論闡述，與他過去和現在的實際觀察和切身體會聯繫起來，互相驗證，從而逐步加強理解，漸漸融會貫通，終於掌握了系統的近代商業、財政、金融等方面的新理論和新知識。這樣，陳光甫於一九０九年從商學院畢業，並獲得商學學士學位。畢業后，他又到百老匯信託公司實習兩個月，才啟程回國。
陳光甫歸心似箭，此時，他春風滿面，圓潤白皙的臉上泛起紅暈，渾身喜氣洋洋。他時而拂拂剛剛梳理得非常整齊的頭髮，時而把頭轉來轉去，環顧著這間宿舍——與他朝夕相伴了三年的小屋，似乎他不是在華登商學院，而是回到了鎮江，回到了母親的懷抱里。
改組官錢局
陳光甫回國后，當時的兩江總督端方上奏清朝政府，請求在南京舉辦南洋勸業會，以表示朝廷興辦實業的意向。後來朝廷調端方任直隸總督。此時已是宣統元年，曾經統治中國臣民達半個世紀之久的慈禧太后，和皇帝光緒在前一年先後走到了生命的盡頭。這一年舉辦老太后歸葬大典。端方想起當年老太后與皇帝因八國聯軍攻打北京而倉皇逃到西安的情景。那時擔任陝西巡撫的端方因為拱衛周備，深受寵信，得以擢升。大概是為表忠藎之心、銘恩之意吧，他在東陵拍攝了老太后的葬儀。不料此舉卻觸怒了監國攝政王載灃，將他免職。他所倡導的南洋勸業會，改由他的後任總督張人駿繼續籌辦。具體負責籌辦事項的是道員陳琪。
這位杭州人曾經是主持中國赴美參加國際博覽會各項事務的官員。陳光甫和他同時赴美。博覽會期間，陳琪向國內呈送會上見聞報告時，陳光甫經常幫助他翻譯有關文件，供他選用，二人因而彼此相熟。他深知陳光甫頗有才幹。知道光甫學成歸國后，他特邀陳光甫參加勸業會的籌備工作，並委任陳光甫為該會的外事科主任，負責招待與會的各國來賓，並照料勸業會開設的展陳各國產品的展館。
當時，社會已經處在辛亥革命前期，百姓對清朝的腐朽統治深懷不滿，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革命黨人的思想理論廣泛流傳，深入人心。受時代氣氛的影響，加之與孫中山先生曾經有過交往，陳光甫對孫中山先生倡導的革命運動深表同情，並常同年紀相當的好友議論時政。他們悄悄商量，怎樣才能為革命盡一份力量。
勸業會結束后，經人推薦，陳光甫受到"清理江蘇財政局"總辦應德閎的重視，邀請他住理財務，並進而受到江蘇巡撫程德全的賞識。
此時的陳光甫非常活躍，他常常與朋友們聚會，暢談"國家興衰，匹夫有責"，並為革命擔憂。據有關資料記載，在一次聚會上，他們談到了要改變裕蘇官錢局的現狀。
"諸位，你們說，若革命一旦發動起來，必然需要大量資財。這筆經費如何才能籌措得到？"
眾人聽了，都目瞪口呆，一時無言可對。半晌才七嘴八舌議論起來，眾說不一，終沒有一個切實可行之法。陳光甫突然想起什麼似地說：
"可否在江蘇的裕蘇官錢局作點文章？"
"主意倒是好主意，只是如何實施呢？"
友人的話提醒了他，現在的當務之急是立刻改變官錢局的現狀。裕蘇和裕寧兩個官錢局，是當時江蘇地方政府的官辦銀行。中國第一家官辦銀行，是一九０五年八月在北京開辦的戶部銀行。這是繼一八九七年成立的中國通商銀行之後，由中國人自己辦的第二家全國性銀行。該行一九０八年改名為大清銀行。這一年還由清朝郵傳部奏准成立了交通銀行。當時的私家銀行，繼盛宣懷開辦的中國通商銀行之後，已有由周廷弼集資於一九０六年在上海創辦的信成銀行、由虞洽卿等於一九０八年創辦的四明銀行、由盛揆臣及其家屬於同年設立的裕商銀行以及一九０七年成立於上海的浙江興業銀行上海分行。這些銀行的創設，標誌著中國金融業民族資本勢力的興起。而當時在華的外國金融業，自一八四五年闖入中國香港和廣州的英國東方銀行（兩年後在滬所設分行稱麗如銀行）之後的二十年間，就有十家英國銀行和一家法國銀行。到十九世紀末期，尚存的有英商有利銀行、麥加利銀行和處於舊中國金融業霸主地位的英國滙豐銀行，還有許多外國銀行在華設置的分支機構。
面對眾多的中外公私銀行，陳光甫的事業心受到強烈的慫恿。他不滿足於裕蘇官錢局的經營現狀，希望自己能夠一試身手。他經常找專家與他們詳細研究，認為可以利用格蘇官錢局擁有鈔票發行權這一優勢，加以改組擴展，興辦江蘇興業銀行，以開拓江蘇財政。
他把這些構想寫成條陳文書，到蘇州向巡撫程德全當面陳述。程德全採納了他的建議，撰成本章申奏朝廷核准實行。陳光甫熱切地盼望著朝廷的恩准。可不久便有消息說本章被留中不發，陳光甫的滿腔熱情盼來的是一盆冷水。但陳光甫沒有灰心，他耐心地等待新的時機。
辛亥武昌首義成功，給古老的中華大國帶來了新的生機，也給陳光甫帶來了一展宏圖的良機。由於程德全起而響應辛亥革命，得以就任江蘇都督，他委任陳光甫為江蘇省財政司副司長的重職，輔佐財政司長應得閎督理全省財政。陳光甫時刻沒有淡忘改組裕蘇官錢局的創議，於是重新提起此事，當即獲得當局通過，江蘇銀行從此誕生。總行原設蘇州，不久即遷上海。在蘇州時，應德閎為銀行正監督，陳光甫為副監督。遷滬后，陳專任總經理。額定資本一百萬元，由舊藩庫撥出現銀六十萬元，后又收到津浦鐵路債券四十萬元。
十年寒窗苦，今日有了用武之地，陳光甫躊躇滿志，決心干一番事業。
首先，將總行遷往上海，放棄鈔票發行權，是他採取的兩項重大舉措。江蘇銀行是江蘇地方政府的官辦銀行，依照舊例，理應設在省會所在地蘇州。總行遷往上海，一則可以使銀行處在全國金融中心的環境當中，便於業務發展。再則，他認為銀行應該具有獨立性，不應該成為政府機構的工具。離開省府，力求使銀行力量少受政府的干預和操縱。至於停止發行鈔票，也是出於他的深思熟慮。銀行開業之初，曾在商務印書館及英商某公司訂印鈔票。陳光甫一開始就採取非常謹慎的態度，確定不濫發行的原則，並對發行工作嚴加管理。該行所發行的鈔票，都在事先準備好現金，並將每天所發行的數字開列清單，送到各大報紙公佈於眾，以此舉向世人昭示江蘇銀行具有十足的信用。後來他考慮到，如果保留髮行權，省政府見鈔票隨時可以發行，將會誤以為向銀行借款是天經地義的事，銀行必然會重蹈過去官錢局的覆轍，陷於難以自拔的困境。從事業的長遠著眼，他參照美英等國商業銀行的經營方針，決意放棄發行權。
然後，他又採取了一些新式的經營方法：聘用外籍銀行的華人買辦作江蘇銀行的董事，以便於與洋行的業務聯繫；採用新式銀行帳簿，請來洋行的會計主任到本行指導；在上海、無錫設立貨棧，提倡對物信用；重視儲蓄業務，多方面誘導和吸收儲資；聘請住滬外籍著名會計師，每半年徹查全銀行帳目一次，並對外公開，增強銀行的信用；在行內設立傳習所，為青年行員補習國文、英文、簿記及商業地理等科知識。他親自講授英文，以提高行員素質，增強銀行的辦事效率。
這些新措施，多具首創精神，革除了以往各省官銀錢局的舊風習，在中國金融界樹立了一種嶄新的風氣，其影響是積極而深遠的。
江蘇盛產蠶絲，而絲、茶向來是我國對外出口的大宗貨品。江蘇銀行實行收繭抵借的辦法，由銀行派出人員到各地繭行，按照繭行向蠶農收取蠶繭數量的多少，發放不同額度的錢款。蠶繭收上來之後，經過進灶烘乾、繅絲、打包等一系列工序之後，把成包的蠶絲運到江蘇銀行的貸棧內存放，可以作定期押款。這自然為繭商提供了許多便利，也促進了蠶絲的生產和貿易。
難能可貴的是，陳光甫規定派往各地的辦事人員，不收賄賂，不受招待，不舉薦私親故舊，減少中間盤剝，保障蠶農繭商的正當利益。
陳光甫原打算取得外國銀行的合作，參與洋行的平等業務交換。但當時外國銀行的洋員們一個個趾高氣揚，根本不把中國人放在眼裡。陳光甫見此情景，氣得全身的血都往頭上沖；眼珠彷彿都要滾出，紅得可怕；腦門上的青筋凸了出來，好像一條毛蟲。他心中憋著一口氣，懷著強烈的民族自尊感，決心辦好中國人的銀行，為中國人爭口氣，與外國銀行一爭高低。
袁世凱要殺他的頭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
正當陳光甫事業蒸蒸日上之時，一場殺身大禍悄悄地乘虛而入。民國初年，辛亥革命的勝利成果，被野心勃勃的袁世凱奪去。這位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貪得無厭，又要陰謀策劃實現他的皇帝美夢。一九一三年，他先陰謀刺殺了曾主張民主立憲、反對他專制的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后又非法與英、法、德、日、俄五國銀行團簽訂了《善後借款合同》，借款二千五百萬英磅。這兩件事，引起全國人民的反對。
原來，一九一三年，在國會召開前夕，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在長沙、武漢、上海、南京各地不斷發表演說，主張民主立憲，反對袁世凱專制。袁世凱授意其國務院總理趙秉鈞，趙秉鈞即刻指使國務院官員洪述祖，於三月二十日將宋教仁刺殺於上海車站。面對風雨飄搖的政局，陳光甫憂心忡忡。
形勢如閃電般飛速發展。不久，孫中山從日本回國，積極組織發動反對袁世凱的"二次革命"。不料，袁世凱先下手為強，於六月九日下令免去江西都督、老同盟會會員李烈鈞的職務。七月二十日，李烈鈞率部採取反袁軍事行動，佔領江西湖口，宣布獨立，通電討袁。於是"二次革命"正式爆發。
不久，黃克強由上海到南京，與第八師師長陳之驥一同到都督府，要求程德全宣布獨立。開始程德全有些猶豫，后經說服，終於妥協。由黃克強任江蘇討袁軍總司令，程德全因病回上海養病。後來，上海也成立起討袁軍，總司令為陳其美。陳光甫聽到這接二連三振奮人心的消息，激動不已。可是，好景不長。沒過幾天，討袁軍紛紛失利，孫中山、黃克強、李協和、陳其美等再度亡命東瀛。"二次革命"歸於失敗。
小人得勢，豈肯善罷干休！袁世凱下令捕殺革命黨人，變本加厲地屠殺人民。據有關資料記載，他聽說肇和兵艦炮轟江南製造局，參與革命，並得知其開支來自江蘇銀行，便發怒道："江蘇銀行總經理竟敢動用銀行資金支持軍事行動，來反對我袁大總統？實乃膽大包天！"於是，他下令殺掉陳光甫。
正當陳光甫的生命岌岌可危之際，有人挺身而出，為其辯護。袁世凱的手今，被當時總統府秘書長張一麇看見。張一麇是江蘇吳縣人，一九０三年曾經作直隸總督袁世凱的幕僚。一九０八年袁世凱被清廷放逐，回到河南項城原籍，張一麇也隨著被解職還鄉。辛亥革命爆發后，他曾經協助江蘇都督程德全籌辦民政。當時陳光甫正受程德全委任，以副司長身分，協助辦財政。後來，張一麇受袁世凱電召入京，就任總統府秘書長。他對陳光甫的為人早有了解，又是同鄉，豈能袖手旁觀，見死不救？張一麇想方設法在袁世凱面前為陳光甫開脫說：
"江蘇銀行的資金，是在軍人持槍威逼之下，才被取走的。陳光甫也是出於無奈。如今下令嚴處，似有不妥。大總統一向獎懲分明，令人心悅誠服，萬不可因此事落下話柄。不妨留待進一步查明實情之後，再作處置。"袁世凱聞聽，覺得言之有理，也就無話可說，此事便不了了之了。
"二次革命"時，張勳為袁世凱立下了汗馬功勞，因而被派往江蘇任都督，並派張壽齡為江蘇財政廳長。
陳光甫按此命令，感到可笑，這簡直是毫無道理的蠻橫行為。他深知二張手中不僅掌握著權柄，還握有刀柄。這些軍閥是什麼事情都幹得出來的。然而，順從他們的要求，屈服於他們的淫威，豈不是對不起存戶嗎？自己怎能做無信無義、無廉無恥之人呢？
陳光甫思前想後，便決定挺直腰桿，面對這些惡魔，他以銀行有為存戶保守秘密的義務為由，拒絕呈報儲戶名單。並將此舉提交銀行董事會討論，獲得贊同。隨後他提出辭呈。
陳光甫的所作所為，令張勳驚嘆不已。他沒有想到一個文文弱弱的洋書生，竟敢抗命不遵。於是，他立即下令，免去陳光甫江蘇銀行總經理的職務。
這場風波被上海《大陸報》記者周錫山知曉，便把事實真相披露於報端。
人們對陳光甫敬佩不已，紛紛為陳光甫抱打不平。陳光甫雖然丟掉了職務，得到的卻是社會的讚譽。孫中山先生在報紙上得知陳光甫的磊落卓行，非常讚許。他沒有忘記這位在大洋彼岸結識的小友。他為中國出現這樣年輕有為的金融實業家感到驕傲。
陳光甫沒有被軍閥的氣焰所嚇倒，他沒有氣餒。陳光甫望著西子湖裡春水泛濫，樹木已經抽出新芽；在生機盎然的綠野上空，百靈鳥在飛翔，空中回蕩著快樂的歌聲。他的心也隨著百靈鳥在飛翔，編織著自己重新創立的人生軌跡。這是他一生的又一個轉換點。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在他手中誕生
陳光甫正醞釀著，要創辦一個不依賴官府、不受官僚政客們操縱、可以自主經營、自由發展的新式私營銀行。
當時，中外公私銀行集中於上海，可謂山深而林密。
一九一五年，在上海租界內的外商銀行，計有美國的花旗、菲律賓、匯興，英國的滙豐、麥加利、有利，法國的東方匯理、中法實業，日本的正金、中國台灣、朝鮮、三井、三菱、住友，德國的德華，荷蘭的荷蘭、安達，俄國的道勝，比利時的華比等國家和地區資金雄厚的銀行。
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打響，歐洲主要帝國主義國家分成兩大軍事集團，交手較量。為爭奪霸權和殖民地勢力範圍，英、法、德、俄幾國互相火併，無暇東顧，暫時放慢了對中國這個積貧積弱的東方大國的侵吞步伐。中國的民族工業，獲得了進一步發展的機會。交通運輸、商品流通、金融信貸相應隨之擴展。至一九一五年上半年，在上海的中國公私銀行，其總行或分支機構，計有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通商銀行、中華商業儲蓄銀行、新華儲蓄銀行、四明銀行、聚興誠銀行、鹽業銀行，以及浙江、江蘇、山東銀行等十餘家。其中有樹大根深的舊有銀行，也有長勢頗勁的新建銀行。
此時，上海的錢莊，發展勢頭也很猛，由一九一二年的二十八家，發展到一九一五年的四十九家。其中永豐、福康、順康等家，具有相當可觀的實力。
在這樣環境中，要開闢出一條路，創建一個新銀行，具有幾分可行性？發展前景可觀還是堪憂？而且，當時的陳光甫，缺少開辦銀行的必備條件——雄厚的資金。他幾乎近於兩手空空。
一個好漢三個幫。陳光甫首先找到他的兩個摯友張嘉敖和李銘。他們三人在上海銀行業中有"三兄弟"之譽。他們兄弟三人都曾就讀私塾，對於中國舊有的傳統文化皆有相當的基礎。都是出洋留學的洋學生。所學專業相同。都曾受到新思潮的影響。有從事銀行工作的共同經歷。而且年齡相近，正值血氣方剛的青年時期。
張嘉敖，字公權，江蘇寶山人，一八八九年生。十二歲曾隨他二哥張嘉森（字君勵）在上海學習法文。后在家鄉從師學儒學。十五歲中秀才。十七歲赴日本，在慶應大學攻讀貨幣銀行專業。留學期間，結識梁啟超。由於學費無著，未及畢業，提前一年輟學返國。思想開明，曾從事政治活動。一九一二年二月五日，經南京臨時政府批准的中國銀行，在上海漢口路三號大清銀行舊址開始營業，正需金融方面專門人材。經梁啟超介紹，他於一九一三年底就任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副經理。
李銘，字馥蓀，浙江紹興人，一八八七年生。幼年曾讀私塾，並曾入杭州教會學校。一九０五年赴日本，在山口高等商業學校專攻銀行學。畢業回國后，一九一二年任設於杭州的浙江銀行稽核，嗣後升遷該行上海分行副經理。
初時，陳光甫向二人徵求意見時，沒有得到他們的贊同。二人從實際出發，顧及到開辦銀行，必須有一定額度的資金為基礎。而籌措大量資金，談何容易！
陳光甫有他自己的獨到見解。他認為，銀行開辦之初，並不需要巨額資金，也不必與其他商業銀行較量股金份額的多少。
那麼，用什麼來彌補資金的不足呢？
陳光甫牢記古訓，孟子曰："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他認為自己的銀行可以為大銀行服務，只要其服務能力足以取信於大銀行，即可利用大銀行的資金。另外，可以利用優良的服務，吸收儲蓄存款。他早已發現，洋商銀行一向注重與政府進行交易，以及與外國商人打交道，而忽略一般小商平民。洋商銀行的廣廈，以及辦公使用的外籍語言，使一般小商平民望而卻步，不敢問津。若有服務周到的銀行出現，正迎合這些人的需要，即使資本不大，也可以不動聲色地與各洋商銀行逐鹿競爭。因為，洋商銀行資力雄厚，難與抗衡，只有從服務方面入手與之競爭，才能夠揚我之長，克彼之短。
因此，陳光甫認為，先集資五萬至十萬元，銀行即可以開業。開業之後，如果真正能夠有優良的服務，就可以逐步增加存款，也可以逐步增加放款。到那時，資本的積聚和運用這兩大難題，就可以迎刃而解。
陳光甫用他銳利的目光，發現了銀行之林中尚閑置著的大片隙地。這隙地雖然遍是榛莽，但只要肯於開掘，不避艱辛，定然會有一條通途出現在腳下。
陳光甫的獨到見解和透闢分析，特別是他創業的膽識和披荊斬棘的勇氣，使二位摯友深深佩服。於是，三人同心協力，積極著手籌備起來。
一九一五年六月二日，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正式開業。該行開業之前，於四月十七日召開創立會，也就是首次股東會。股東共有七人，出席創立會的僅有四人。陳光甫當然是必到者。另外三人是庄得之、李馥蓀、王曉籟。未能到會的三位股東，分別由李馥蓀和王曉籟二人代表。李馥蓀當時任浙江實業銀行上海分行經理，王曉籟是浙江蕭山通惠公紗廠上海辦事處主任。
會上選出七名董事，也就是僅有的全部七名股東。董事會推舉庄得之為董事長，推舉陳光甫為總經理。
庄得之，名錄，江蘇省武進人，清末洋務派官僚、中國通商銀行創辦人盛宣懷的遠房親戚。曾經在張之洞、李鴻章手下籌辦軍需，有候補道台的名銜。滬寧鐵路籌建時，他曾參與其事。一九一二年起，擔任中國紅十字會理事長。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十年間，他先在位於上海的專門從事軍火經營的奧地利信義洋行當買辦，該行後來與德國的禮和洋行合併，他繼續以買辦身分供職。大戰爆發后，該洋行停業了。
有這樣一位合作者，對於陳光甫實現開辦銀行的理想，是十分重要的。在首次股東會上，議定該銀行開辦時的資本額為十萬元，庄得之當即認股二萬二千五百。陳光甫財力單薄，僅認股五千元，其中有一部分還是庄得之墊支的。陳光甫與庄得之是經李馥蓀介紹才相識的，初相識即能真誠合作，而且並肩聯手敬業多年，實為可貴。僅以十萬元的資本開業的這家銀行，其資本額是當時上海各家銀行中最少的。那一年，其他銀行中的洋商銀行與中國官辦銀行的資本，自不必拿出比較。新成立的商業銀行中，資本最多的是擁有一百九十萬元的鹽業銀行，資本最少的中華商業儲蓄銀行，也擁有二十五萬元。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在眾行之中起步最低，難望各行項背。它的資本額甚至不及幾個有名的錢莊。
當時，人們把這家銀行叫做"小小銀行"，或者叫做"小上海銀行"。大上海中的小銀行，倒也名實相當。然而，當年身處海外的一位偉人，卻在這家小小銀行誕生之初給予格外的關注。
一天，一個職員進來說："經理，有人要見您。"
陳光甫正忙得不可開交，頭也沒抬說："請他進來吧。"
一位衣冠楚楚的中年男子走了進來。陳光甫抬頭一看，不覺一愣，驚訝地喊道："是你，老朋友！"
來人名叫孔祥熙。他與陳光甫相識十餘年了。當年，陳光甫在美國參與博覽會工作時，孔祥熙正在美國俄亥俄州的歐柏林學院就讀，曾利用暑假時間前去聖保羅參觀博覽會，因而與陳光甫相識。同是身處異鄉的年輕人，兩人談得很投機，從而結下交情。
孔祥熙滿面春風地握著陳光甫的手說：
"我今日是受人之託而來。"
"您受何人差遣？有何公幹？"
"中山先生委託我，給小上海銀行送來一萬元股金。"
陳光甫聞聽深受感動，他感謝中山先生在他處境艱難的創業初期，給予他的理解與支持。而這種理解和支持的寶貴，其價值決不是用錢數可以衡定的。
光甫怎能不受感動。此時，中山先生正在一衣帶水的東瀛，組織反對袁世凱稱帝的鬥爭。他在百忙之中還能想到自己這個小人物，是何等難能可貴！
"孔兄，你近來可好？"
"我早已成家，妻子是宋靄齡。今年初中山先生與內妹宋慶齡也結為眷屬。"
陳光甫高興地說：
"恭喜！恭喜！如今孔兄已與先生是姻親了。"
隨著中山先生的慷慨投股而來的，還有宋慶齡、宋子文等宋家姐弟的母親倪桂珍投來的五千元股金。
巧妙的經營藝術
徐徐的夜風，吹拂著面頰。星光之下的西子湖，那平平展展的水面，沒有一點波瀾。這與陳光甫的心情形成鮮明的反差，此時他正心潮起伏。他倘祥湖濱，身影映在湖中，與湖中的山光樹影一樣，都是朦朦朧朧、模模糊糊的。人聲靜寂，這世界好像就剩下他和伴著他的西子湖了。他想起了白天遇到的外商銀行的一位要員，竟斷然說，中國的銀行是不會辦好的。這句話深深地刺痛了陳光甫的心，使他不由想起漢口報關行的英國職員傲慢的神態、國際博覽會上洋人們藐視的目光、素日與洋商銀行打交道時遭到的冷遇和白眼……
面對這些壓力和刺激，他暗下決心：一定好好辦個銀行給他們看看！
當時的中國，經濟命脈被帝國主義列強所控制。帝國主義列強借款給中國政府，並在中國開設銀行，壟斷了中國的金融和財政。那時中國金融業最發達的地區上海是帝國主義銀行的天下。其中尤以英國滙豐銀行勢力為大。
外商銀行通過對中國錢莊的操縱利用，以達到其控制中國金融的目的。洋商銀行只收錢莊的庄票，不收銀行的本票。外國銀行還向錢莊提供貸款，錢莊的庄票可以在市場上流通，銀行票據也要委託錢莊代理交換。因此，錢莊成為國內商業金融的樞紐。國內官辦銀行或資本雄厚的銀行，尚可有一定活動餘地，必要時可以用租界上的地主官契道契作抵押，向外商銀行借款。一般銀行則無此條件，甚至於想在外灘租界內的洋商銀行開立一個戶頭，都相當不易。當時外商銀行的買辦，傲慢得很，憑藉手中握有道契，可以用作借款，有財力為銀行墊支款項，與官府、洋人都有往來，左右逢源，成為"上等華人"。
而陳光甫當時財薄力微，根基尚淺，社會聲望還不算高，在當時上海金融界的地位，還不及一個洋商買辦。上海銀行開業之初，不但沒有官辦銀行或資本雄厚的銀行可作押借款的道契，也未取得像錢莊那樣與洋商銀行進行業務往來的資格。
審時度勢，上海銀行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在外商銀行與錢莊及國內大銀行之間的夾縫中尋求生路。
當時由於國內政局不穩，變故頻繁，內地的官僚、士紳等有錢人，多把資財轉到上海，存入租界內的洋商銀行，憑藉外國銀行在租界內享有的特殊權利，尋求對財產的安全保障。同時，一般中產者及廣大百姓，尚有許多閑散資金。陳光甫對於這些情況早已了如指掌。因而，他拿定主意，想通過大量吸收儲蓄存款的辦法，迅速擴大銀行資本，開拓出一條可供通行的路。
為此，光甫明確提出"服務社會"、"輔助工商實業，抵制國際經濟侵略"的口號。他把這一戰略性口號，作為上海銀行的經營方針，並作為行訓，要求全體行員必須遵守。
陳光甫提出"服務社會"這一舉措，受到各界人士的稱讚。
上海銀行在業務方面，通過庄得之和陳光甫的社會關係，徵得一定數額的存款。同時開展往來存款業務。
上行與眾不同之處，在於它特別注重小額儲蓄存款的吸收。當時錢莊對於小額存款持輕視態度，根本瞧不上眼。特別是對於銀元存款，一般不付給利息。陳光甫則有金融企業家的獨特見解。他認為，當時銀兩與銀元並用的局面應該改變，也終將改變，因為貨幣的混亂，對工商金融業造成許多不便。他看到銀元的使用範圍必將日漸擴大，而小額儲蓄又有比大額存款更加穩定的特點。因此，陳光甫力倡銀行開辦小額存款，不嫌麻煩，務求廣為開展。這在當時的金融界是少有的。
緊接著，陳光甫又提出一元錢即可開戶的規定，這在當時金融界可以說是一花獨放。
此舉引起了各界的不同反響。一般平民從心裡歡迎上行這一舉動，欣賞它大眾化的特點。但金融界中也有人對上行此舉不以為然，並且故意難為陳光甫。據有關資料記載，有這樣一件事，頗能說明此舉的影響。
有一天，上行來了一位不速之客。這位紳士懷揣一百塊銀元。趾高氣揚地聲稱要開立一百個戶頭。
銀行的僱員們熱情地接待了他，不厭其煩地為他填寫儲蓄存單。僱員們熱情與彬彬有禮的行為，使這位紳士心悅誠服。
上海銀行"一元開戶"的舉動，初時雖曾遭人諷刺，後來卻備受歡迎。
不斷創新
"凡私人所有的工業、金融機關、大企業等等，請牢牢地記著'我是來服務的'這句話。否則，它們的滅亡，無論如何是逃避不了的。"
此時已是十八年後，陳光甫正在辦公室里看報，無意中從一本美國雜誌上看到這段話。他興奮不已，沒有想到，自己倡導的"服務社會"的銀行宗旨，會從太平洋彼岸獲得新的印證。這是在不同國度，由互不相識的人各自的從業經歷中得出的共同認識。
三十年代初期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在中國的金融界，已經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陳光甫"服務社會"的業務新舉措是多方面的，每項新舉措都體現著他的勇猛創新精神。
在他的倡導下，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及其各分行，逐步開辦了活期儲蓄、定期儲蓄、零存整取、整存零取、存本付息、子女教育儲金、養老儲金、禮券儲金等等，多姿多彩，五花八門。另外還開辦了定活兩便儲蓄，付給儲戶比活期存款較多的利息；私人運用支票存款，方便儲戶，存取自由；嬰兒儲蓄，專門為有孩子的家庭開辦的一種長期定額儲蓄，每當有新開戶的存款者，由銀行贈送一元銀幣以表賀意。
上海銀行還發行了禮券，更是獨出新裁。社會之上。無論達官貴人、富商巨賈，還是平民百姓，婚喪嫁娶，紅白喜事，家家戶戶，都在所難免。遇見此類事情，出於禮儀，親朋故友之間饋酢之舉，勢所必需。
有鑒於此，陳光甫創辦了適應人們這種特殊需要的新穎儲蓄方法，發行儲金禮券，受到人們的歡迎。
這種禮券，有紅色與素色兩種。紅色禮券，供人們用於婚娶嫁迎或者弄璋弄瓦、小兒滿月周歲、成人金婚銀婚、老者高年壽誕等等喜慶歡娛的場合，素色當然僅供奔喪弔孝的場合應用。
禮券款式大方，印製精良，備有相應的封套，購存高雅，禮贈不俗，而且革除陋習，避免浪費，提倡節儉，有利於用戶。
禮券金額分為一元、二元、五元、十元、五十元等多種，購買時只需交付與票面相同的幣值，不收印製禮券的工本費。因而適應了不同經濟水平各階層人士的購求需要。
用禮券兌取現金時，不分地域，可以在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總行或任意一個分支機構辦理兌現。如果存期較長，銀行還要付給持券者相當於活期存款利率的息金。
由於有上述種種優點和惠利用戶的方便條件，所以儲金禮券頗受人們的青睞。鼓樂喧闐、賓來客往的熱鬧時節，或者哀聲四起、碎瓦執紼的祭奠場所，往往都會看到上海銀行發行的或紅或素的儲金禮券出沒其間，為事家增添幾分喜氣洋洋或者悲風戚戚的氣氛。因陳光甫深受洋人和大銀行的冷慢和白眼之苦，所以特別重視上海銀行的眼務態度。他對行員時刻強調"顧客永遠是正確的"，"顧客是衣食父母"，要求全體行員服務周到，態度和氣，儀容整潔，禮待顧客，決不允許冷待顧客。另外他覺得外商銀行往往建造得高大軒敞，豪華闊氣，甚至金碧輝煌，耀眼奪目，使人望而生畏，臨而卻步，因而要求上海銀行及其有關分支機構，做到門面樸素，勿求奢華，以消除一般顧客的疏遠感。
上海銀行還不惜工本，印製年曆，製作皮夾等贈送顧客，以便聯絡感情，廣為招攬。顧客對上海銀行增加了親近感，因此樂於與之往來。
陳光甫特別重視在青年學生心目中樹立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形象。自一九一六年起，他就在上海銀行成立了學校服務處，一方面吸收學生儲蓄，一方面代替學校收取學生的學費、膳食費和住宿費。他認為學校服務處儲蓄業務不是最主要的，因為學生沒有什麼錢，老師們多數為低收入者，也沒有多少錢可以儲蓄。但學校服務處的工作，既可以為學校代勞，受到校方的歡迎，又可以使學生們在學習期間就對上海銀行留有深刻印象，將來學生們畢業走向社會，必然會使上海銀行影響更加擴大。
此外，上海銀行還開辦了代收電燈費、電力費、自來水費和代發工資等業務，不避繁雜，為顧客提供廣泛的服務。代廠方向工人發放工資，有的發給現金，有的發給儲蓄折。此舉既方便了工人，又省卻了廠方許多繁瑣的工作負擔，上海銀行本身也可以從中獲取存款利益。儘管這種利益有時顯得微小，但從長遠看，上海銀行在公眾中獲得的好感，卻是金錢所買不到的。
當然，上海銀行決不會輕視大額存款。上行的各位股東，通過各自的關係，各展神通，儘力爭取上層社會各界人士的支持，廣泛吸收存款。
陳光甫另一項著名的新舉措，是首倡銀元與銀兩並用。
辛亥革命后的中國，幣制還沒有統一，社會上銀兩與銀元并行流通。
當時中國政府歷年向國外借款，皆以銀兩為單位。中國的關稅、鹽稅由外商銀行經管，所收稅款就是銀兩，用以抵押中國所借的外債。外匯牌價也由外國銀行以銀兩作本位定價。國內貨幣雖銀兩、銀元并行於世，但以銀兩作為計值單位，計值辦法沿用一九一○年清政府頒行的"幣制則例"。該則例規定，政府標準銀兩"庫平 "七錢二分為銀元單位，各地其他成色、重量不同的銀兩，如海關的"關平"、天津的"行化銀"、北京的"公砝銀"、漢口的"洋紋銀"、南京的"二七寶"等，均依據"庫平"八九歸元的本位制相應加以折算。
當時各地銀錢業與商家往來，無論收付的是銀元還是銀兩，都要折成銀兩記帳。而銀元折成銀兩的兌換率，由錢業公所依照市面需求量的大小隨時定訂牌價，加以公告，名叫"洋厘"，錢莊惠得洋厘差額。其時民間往來交易，用銀元很普遍，用銀錠、銀塊、元寶的漸次減少。但銀錢業收付銀元時，每元要收取二毫半的手續費，而以銀元存款，卻不付給利息。由於幣制不統一，不僅造成折算收付的諸多麻煩，不利於流通，而且也使用戶蒙受損失。
陳光甫認定中國的幣制終將統一，並積極與有共識的同業人員籲請政府早日統一幣制，廢兩改元。早在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開業的前一年，北洋政府曾經頒布國幣條例，規定一個銀元等於銀兩七錢二分，並且鑄造發行上有袁世凱頭像的大頭銀元，擺出統一幣制、廢兩改元的架勢。但由於軍閥各自為政，濫鑄輔幣，加之外商銀行、本國錢莊從自身利益出發，反對廢兩改元，因而統一幣制的政策未能頒行。
但陳光甫、張公權等新式銀行幹才及一些青年行員，則極望政府早日統一幣制。一九一七年上海總商會曾呈請北洋政府廢兩改元，一九一八年以陳光甫為副會長的上海銀行公會再度呈請政府實行統一幣制，同時在以陳光甫、張公權等為委員的中外修改稅則委員會上，多數委員提議早日施行廢兩改元。
此議因遭到當時操縱中國稅務大權的英國人赫德極力反對，直到一九三二年，中國政府才正式公布了廢兩改元的法令。
在廢兩改元的願望未得到實現的時期，陳光甫為便利顧客，在上海銀行首倡銀兩與銀元並用，顧客可以用銀兩按八九歸元開戶，也可以用銀元進出。就是同一個顧客同時在上海銀行用銀兩和銀元開戶，銀行也准許。
這種業務的開辦，顧客感到十分便利，而且不必損失洋厘差額和手續費，因而深受歡迎。上海銀行則捨棄了以上兩項收益，而且增加了許多工作量，還必須保有銀兩、銀元兩種準備金。陳光甫不避煩難，以"服務社會"的精神，推行這種業務。
同時，他注意到上海與無錫兩個商業碼頭的不同之處。上海為銀兩碼頭，無錫為銀元碼頭。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收進銀元之後，在上海不容易運用。陳光甫於是決定在無錫設立分行，把上海收進的銀元，轉而投放無錫的工商業，以對物信用的辦法，開辦押款押匯，使上海銀行的業務範圍又獲拓展。
陳光甫舍小利而求大成，既顯出民族實業家的摯誠，也顯出金融企業家的精明。嗣後，兩、元並用的業務，也被其他銀行仿行，一度成為上海金融業的慣例。
為了方便顧客，上海銀行還積極開辦匯兌業務。匯兌方式多種多樣，有票匯、信匯、電話匯款、小額家用匯款等，不拘一格。上海銀行後來在國內各地及香港設有分支機構，這些機構為匯兌業務的開展，提供了便利條件，可以廣泛吸收各地的工商匯款及個人匯款。個人小額匯款，免收匯費，而且即便收款人所在地沒有上海銀行的分支機構，也要通過就近地區的分行、支行或辦事處派人專程送達。上海銀行把匯款視為另一種方式的存款，是一種可以為銀行短期利用、而且不需要付給利息的存款。基於這種實惠，上海銀行的匯兌業務發展很快，三十年代該行在國內的匯款總額度居於全國各家銀行之首。
為適應銀行業務在新形勢下的發展，陳光甫對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內設機構，作出有別於其他銀行的創意安排。
陳光甫非常重視國內外商情信息及與此相關的政治、經濟、軍事、自然等方面信息的捕捉與調查。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屬於私營銀行，處於與中外大小銀行、錢莊競爭業務以求生存和發展的地位。陳光甫深知"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作為一個金融企業家，自己所要了解的"彼"，不僅是各家中外公私銀行，也不僅是華夏風雲，而且是寰球煙雨。為了審時度勢，及時決策，他在上海銀行內設置了國外部，並租用路透社的電傳機。世界各地的商業情況、經濟新聞、市場動態、金融信息，每天從海外遙遙傳至上海，陳光甫可通過國外部隨時了解這些情況。
為加強國外經濟信息的搜集與傳報，上海銀行總行特在紐約設立通訊處，派專門人員負責調查了解國外的投資技術、市場動態、國際貿易、匯兌收解、政治形勢、金融狀況、產業結構等各種情況，提供總行及時參閱。同時，上海銀行還特設經濟研究室、棉業研究委員會、農業研究委員會等專門研究機構，經常召開各種專業性的研討會，對某一門類的經濟問題進行深入研究與探討，並提出建議，以供總行領導人決策時參考。總行有時還特聘國內外專家學者講學，對本行的調研工作提供諮詢與指導。
此外，上海銀行為加強業務往來，還設有往來部。為加強對物信用業務的開展，在廣設倉庫的同時，專門設立了倉庫部，以便統一管理該項業務。為加強儲蓄業務的開展，特設儲蓄部等等。這些業務機構的設立，使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事業發展，有了強有力的組織保障。上海銀行在業務工作手段上，還曾首先採用機器記帳，以提高工作效率。
面對這些新的起步，陳光甫感到無限欣慰。但他沒有停止不前，他又在籌劃新的舉措。
新鮮的創意：銀行辦起旅行社
一九二三年花發草長的季節，陳光甫到香港，準備轉路去昆明。他非常注重對社會情況的考察了解，自上海銀行創辦以後，幾乎每年都要到國內各地或國外旅行，以此增長知識，擴大見聞，促進新意念的產生。這次香港、昆明之行，也是本著這個目的。
當時從香港去昆明，交通很不方便，既無火車可以直達，也無飛機可以乘坐，只能坐船到越南，再乘滇越鐵路火車前往。
一天中午，陳光甫到一個外國人經營的旅行機構去買船票。進門之後，看見櫃檯裡邊一個西籍青年男子正和一個女職員娓娓交談。陳光甫以為他們在交談與旅行行業相關的事情，不便打斷人家的談話，於是默默地站在一邊，等待他們業務交涉的結束。可是聽來聽去，二人交談的內容與旅行事宜根本無關，而且談興正濃，以至陳光甫在櫃檯前佇立十幾分鐘之久，他們竟然視而不見，根本不加理睬。
陳光甫受到這樣的冷遇，心中忿然難平。他轉身走出門來，眼前又浮現出當年在漢口報關行服役時遭受外籍行員白眼的情景。他想，那位外籍職員之所以對我視而不見，不加接待，還不是因為他看我不是和他一樣的外國人！這些洋人眼中根本就瞧不起中國人，而中國人又不爭氣，偏偏連一個自己辦的旅行機關都沒有，不能為國人的旅行提供方便，因而只好求助於洋人在華開辦的旅行機構，同時也只好不時地遭受洋人的白眼。
此時，他浮想聯翩，許多往事浮現在眼前。有一年冬夜，他一個人於午夜乘火車抵徐州。那年氣候特別冷，朔風凜冽，冰雪載途。他雖身裹重裘，仍止不住冷得連打寒噤。其時因夜色已深，凋年臘尾，異鄉過客，不免有一陣凄涼落寞之感。可是，當他出站的時候，望見還有許多三四等車的乘客，麋集在露天的月台上等候搭車，男女老少，各自守著自己的行李，依偎一團，在徹骨的寒風中發抖。長夜漫漫，無棲身之地。此情此景，使他留下了一個深刻無比的印象。他當時立即想到，像徐州這樣的蘇北重鎮，地處津浦鐵路和隴海鐵路縱橫兩大交通幹線的交叉點，北上南下，東去西行的旅客在徐州車站換車的很多，假使能在車站附近有間屋，只要能寬大軒敞，足避風寒，倒也不必求其豪華考究，其中有條凳，有燈火，再能免費供應一些熱茶水，讓這些在長途旅程中備感辛勞的過客，暫時能有一個休息小坐之所，豈不也算是為他們解除了一些痛苦，增加一些方便。假使有一天我們能夠做到這一件事，或者這就是服務。
後來，美國總統輪船公司，為了推展業務，發起環遊全球的活動，以便招徠乘客。一時美國的富商巨紳、名流學者，參加這項活動的人很多。在他們的旅行日程中，中國當然是一個大節目。可是輪船公司安排的時間非常短促，大概只能遊覽上海一個地方，而且是上午駛進黃浦江，下午就要開航駛往別處。當時便有一些略通"洋徑浜"英語的人，陪著這些外賓登岸觀光。這些遊客對於上海租界里的高樓大廈。通衢鬧市不感興趣，於是那些以導遊為職業的人，便把他們帶到城隍廟會，以迎合這些外國遊客的好奇心理。上海的城隍廟，好像北京的天橋，台北的萬華或圓環，在陳光甫看來，根本談不到風景名勝，更是無所謂文化。即使有一些可以代表我國民間古樸的風物，亦不是洋人在匆促的時間內所能領略的。這些對中國本無較深了解和印象的外國人，不遠萬里而來，一眼便看到了我們這一個地方，匆匆歸去，少不得信口宣揚，說這就是他所親歷目睹的中國，難免會發生對我國的種種錯誤認識。想到這裡，加之受到這場刺激，他握緊拳頭自言自語道：
"要洗雪恥辱！要爭回權力！"
於是，他決心把久蓄的意念立即變為行動。要創辦一個中國人自己開設的旅行機構，以服務於國人，同時也與洋人在華開設的旅行機構一爭長短。
當時，外國人在中國開設的可代辦旅行服務的機構主要有兩家，一家是英國的通濟隆公司，一家是美國人經營的通運銀行。這兩家外國企業在上海、香港等地設有分支機構。開辦代售旅行所必需的車船票等營業項目，幾乎包辦了中國人出國旅行的全部業務。外國旅行機構還發行旅行支票，這種支票被當時的中國人稱作"通天單"。外國人利用這種機構賺了中國人的錢，而中國人卻沒有想到要收回這種權利。
一個人成就一項事業，其創意的萌芽，有時可能在心頭蓄積相當一段時間，一旦遇到某種機遇，或某種刺激，這萌芽便破土而出，迅即成長，形成一發而不可收之勢。陳光甫也即此而創辦了中國第一個旅行社。
有一天，他突然看到報紙上刊載的一條消息：全國教育會聯合會第九次會議已訂於本年十月二十二日在雲南昆明舉行。各省代表都需要先集中到上海，然後轉中國香港、經越南，再乘滇越鐵路到達目的地。陳光甫想到，這些教育代表們所行路線，正巧與自己的這次旅行路線相吻合，自己所遇到的困難和不便，不應該再讓別人照樣遇到。於是他在旅途之中便向上海銀行總行拍發了電報，囑咐相關人員與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取得聯繫，爭取教育部與各省代表齊集上海后，從上海至昆明旅途間的一切舟車食宿事項，全部由上海銀行派出人員陪同料理。
陳光甫此舉，頗令上海銀行的有關人員感到新鮮，一時不甚理解，但卻受到教育界代表們的歡迎。這是陳光甫意料中的事。長途旅行，誰不願意盡量減少旅行途中的諸多繁雜事務，安安穩穩到達目的地呢？從別人的切身需要出發，為之提供某種便利、某種服務，豈有不受歡迎的？經上海銀行人員與教育部門黃炎培先生接洽，得到首肯。陳光甫的計劃，得以順利執行。上海銀行的周到服務，受到教育界人士的稱讚。
陳光甫在中國旅行事業上，獲得了首次成功！受到成功的鼓舞，創辦中國旅行機構意念更加堅定了。返回上海后，他進一步加緊籌劃這件事。後來越干越紅火，隨著業務的逐步擴展，到旅行部來辦理購票、接洽事宜的人越來越多，旅行部遂於一九二四年一月遷至四川路，獨立門戶，以利發展。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起，改稱中國旅行社。自此，旅行部與銀行分立。
本著陳光甫"服務社會"的一貫精神，上海銀行旅行部中國旅行社積極從事各種旅行服務項目，業務範圍非常廣泛，既辦客運，又辦貨運；既售火車票，爾後又代售船運票、航空票；既辦旅館、飯店，又代辦火車上的餐飯。而且發行旅行支票，並逐漸打通國際關係。至抗戰前夕，中國旅行社的分支機構在國內大部分省區星羅棋布。諸如著名風景勝地匡廬、青島、北戴河、莫干山等處，更是中國旅行社"用武"之地。日後又在新加坡設立星洲分社，在美國西雅圖設立通訊部，逐步把業務推向海外。
隨波逐流
一九二六年夏秋間，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消息，不斷傳至上海，引起陳光甫的極大關注。北伐開始后，陳光甫收到一封孔祥熙的來信，約他去廣州。孔氏並托中國銀行香港分行經理兼廣州分行經理貝祖詒赴滬面見陳光甫，陳告廣東一切情形。
這一時期，貝祖詒曾經把廣東情形專函報中國銀行總行，內稱"南方聲勢很盛，軍事有把握"。中國銀行總裁馮耿光、副總裁張公權接到報告，決定由馮耿光以探親名義，回廣東原籍察看實情。察看一番后，馮認為南方成功的可能性確實很大，遂議決靠攏蔣介石。張公權母親在滬病危，張乘機留駐上海。陳光甫與張公權再度聚首，自然免不了一起議論時局，預測未來。
一向穩健的陳光甫，並沒有應孔祥熙的函邀前往廣東。他還在觀察局勢的進展。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北伐軍攻克武昌。十一月八日，攻佔南昌。嗣後，國民政府宣布以武漢為首都。然而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七日，身為北伐軍總司令的蔣介石卻在南昌另立中央，召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議決以南京為國民政府首都。寧漢分裂局面形成了。
三月二十日，北伐軍進駐上海龍華。次日，上海工人舉行第三次武裝起義。經兩天一夜的激戰，起義獲得成功。起義過程中，上海市民代表會議第二次會議選舉產生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委員會。陳光甫與上海證券交易所理事長虞洽卿、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董事王曉籟等，名列被選出的十九名委員當中。但陳光甫仍抱遲疑態度，託故未去參加市政府會議。
三月二十六日，蔣介石抵達上海。這時，時局已經漸露分曉，蔣介石取得政權的形勢已成定局。當天晚上，虞洽卿到龍華面見蔣介石，以上海商業聯合會主席的身分，商組"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一九一五年，上海十三家銀行曾組織"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公會"，陳光甫一直任該金融組織的副會長，在上海金融界聲望日熾。這次組織"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十五名委員中，由陳光甫擔任主任委員，主持其事。
三月二十九日，蔣介石函令上海市臨時政府暫緩辦公。虞洽卿、陳光甫急忙宣布辭去臨時市府委員之職。四月一日，經陳光甫積極活動，決定由上海各銀行墊借一百萬元，以供蔣介石軍政費用的急需。這筆巨款，成了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屠殺工農革命人士的財政支持。
四月十八日，南京國民黨政府成立，錢永銘出任財政部首腦。二十五日，上海金融界再次為南京政權墊付三百萬元巨款。月底，蔣介石為維持軍政費用，催迫上海商業聯合會已經認可的五百萬元捐款儘早送繳為其所用，並電令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墊付一千萬元。身為中國銀行副總裁的張公權，本不情願墊付這麼巨大一筆款項，恐怕墊付后銀行陷入困境。但蔣介石電令措辭嚴厲，張公權如果抗衡，結果必然不妙。陳光甫不願意老朋友身陷危殆境地，勸說張公權命上海中國銀行如數墊付一千萬元，因為他知道這筆巨款不久即有把握收回。
張公權聽了陳光甫之言，才仗著膽子命上海中國銀行如數墊付了這筆款項，得以度過難關。但蔣介石新政府開支龐大，軍費時不敷用，於是再發庫券，聚斂錢財。至一九二八年一月，庫券發行量已達四千萬元之巨。錢永銘已於上年九月卸任，此時財長已是宋子文。陳光甫主持的蘇滬財委會也已結束。
蔣介石對上海金融界採取了多種手法，軟硬兼施，把金融界上層人物網羅在手，加以利用。稍不從命，即加威逼。他曾派軍需官到江蘇兼上海財政委員會和中國銀行坐催一千萬元，訛稱中國銀行在武漢集中大量現金支持共產黨，並通過手下謀士放出口風，意欲沒收中國銀行。而當時上海金融界人士對於共產黨的政策缺乏深入了解，懼怕工農運動，唯恐共產黨勢力擴大後有損於他們的自身利益，因而決定支持蔣介石。陳光甫也只得說：
"押寶一次，不知如何？"
上海金融界對蔣介石的臣服，並沒有使他滿足。他意在控制金融全局、攫取中國銀行的企圖因故擱淺后，他要成立中央銀行。為此，一九二八年八月三日，專約陳光甫在南京面商。陳光甫當時提出建議，獻策兩條：一是把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合併，二是在兩行之外另立新的中央銀行。陳光甫參照西方社會的銀行體制，建議新建中央銀行應該有商業股份，中央銀行不宜由財政部長兼任總裁，發行局局長不能由政府人員擔任。這些建議並未完全被蔣介石採納，宋子文就是以財政部長身分兼任中央銀行總裁的。爾後，國民黨政府又逐步採取措施，在中國、交通兩行加入官股，並進行改組。至一九三五年三月中旬，蔣介石、孔祥熙、宋子文密謀於漢口，決定把中國銀行奪取在手，逼走總經理張公權。蔣介石認為，國家社會困難的原因，全在於"金融幣制與發行的不統一"，關鍵是中國、交通兩銀行不聽命令，因此決計使這兩家銀行"絕對聽命於中央，徹底合作"。張公權被逼無奈，不得不在同年三月二十九日召開的中國銀行董事會上提出辭職。
張公權揮淚辭職，在中國金融界引起不小震動。陳光甫更是憂心忡忡。儘管如此，陳光甫為保住上海商業銀行的地位，尋求生存與發展的機會，不得不隨波逐流了。他因與當上財政部長的孔祥熙過從甚密，因而當上了中央銀行常務理事。
平息擠兌風潮
一九三一年六月，上海銀行新建的辦公大廈落成。望著這座嶄新的多層建築，陳光甫感慨萬分。
嶄新的辦公大廈，標誌著他一手創辦和苦心經營的上海銀行事業發展的嶄新階段。十幾年的日日夜夜，風風雨雨，發展到如今地步，是多麼不容易啊！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根基深固，業務範圍鋪展得相當廣闊可觀，在國內設有幾十處分支機構，已經躋身於中國當時有名的大銀行之列。
真是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自入秋以來接連發生的天災人禍，使中華民族經歷了一場巨大劫難，也使上海銀行幾乎遭受到滅頂之災。
這場災禍來自於天上人間，國際國內，東方西方，有自然災害，有政治禍患，有軍事殺伐，有經濟險情，不一而足。
這一歷史時節，大而言之對中華民族，小而言之對上海銀行，都是存亡續絕的多事之秋。繼去年蔣介石與馮玉祥、閻錫山大戰中原，蔣介石與李宗仁、白崇禧交火長沙之後，今年蔣介石以所謂"得勝之師"，一而再、再而三對中國共產黨人創建的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大規模的武裝"圍剿"。蔣氏七月三十日曾宣稱在贛紅軍" 十日內定可完全消滅"，然而十五天之後他還在訓令部下"務須以成仁之志，與赤匪決死生，於最短期內完全肅清"。到八月二十四日他還在高懸賞格，捉拿紅軍領袖。九月十四日，他再次督令部下限一個月內將贛南紅軍全部肅清。
世人漸漸明白，紅軍是不那麼容易就被"肅清"的。
六月二十四日，福州市因閩江洪水暴漲，市內除東北兩隅外，盡成澤國，居民溺死甚多。幾天後，廣東西江、北江洪水橫溢，災情嚴重，災民達四萬餘人，溺斃、餓死五千人。至七月底，被水災區已有湘、皖、鄂、豫、魯、蘇、贛、浙、閩、粵、川、冀、遼、吉、黑、熱等十六省，災民達數千萬人。
陳光甫密切關注著災情的變化，時時從《申報》等報章上，或從各地分支機構的電報中，了解雨情和水勢的消長信息。
七月二十七日，長江、漢水暴漲溢岸，漢口水標高達四十九點五英尺，為長江數十年來未有之記錄。江、漢兩水合流處江堤潰決，漢水浸入漢口市區。
陳光甫感到緊張了。條條雨絲像鞭子一樣在抽打他的心。他為上海銀行作為押款而存放在漢口倉庫的幾十萬擔食鹽擔心。
自一九二八年起，陳光甫經過努力，打開鹽業放款之門。他認為，食鹽是民生日用必需品，鹽稅向來是政府部門的大宗收入，鹽業一向被特權階層所把持，鹽商素來富甲一方。陳光甫極欲在鹽務上有所作為，意在興利除弊。當時的政府主管部門，也希望鹽運順利，稅源流暢，所以鼓勵銀行貸給鹽商周轉資金。陳光甫趁此良機，實現了對鹽業放款的理想，特在上海銀行設立了鹽業部，專營此項業務。其經營項目有由淮北鹽場用輪船運到浦口、揚州十二圩或皖贛湘鄂口岸的押匯，有由淮北用木帆船運至淮陰西壩存棧押款押匯，有由浦口轉運蚌埠的鐵路押匯及蚌埠存倉押款，有由十二圩用木船轉運至蕪湖、九江、岳州、長沙等地的船運押匯等。上海銀行在漢口與淮南合資成立的公泰鹽號，因資才雄厚，在漢口的鹽倉存鹽數量甚大。
當時中國禁止"洋鹽"進口，所以經營鹽運業務，可以免除與洋人直接竟爭的風險，沒有虧本倒閉的後顧之憂，放款穩妥可靠。不意天不作美，大雨滂淪，江河暴漲。而鹽又最遭不得雨淋水浸。如今水淹漢口，陳光甫怎能不憂心忡忡？
在此期間，公泰鹽號已經採取了應急措施，急備船隻轉運庫鹽到湖南存岸。可是江水長勢迅猛，加之當時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只顧發動內戰，抗洪救災組織無力，一任江河肆虐，百姓遭殃。漢口庫鹽存量巨大，一時哪裡運得過來？
七月二十八日，漢口長江水位創下高達五十二點五英尺，為近六十年來所未見，水面高出租界地面四英尺多。到三十日，漢口除一塊高地外，市內全部浸在水中。八月二日，漢口丹水池、張公堤子堤相繼潰決，漢口全市被淹，自鐵路到江岸，一片汪洋，深處水平屋頂，一般深達三四尺。災民逃避不及，淹死無數。至八月九日，漢口長江水位高達五十五英尺的新記錄。八月十五日，江水繼續上漲，日租界防堤凌晨潰決，漢口發電站被淹，武漢大堤亦潰決。次日，數萬災民唯一避難處所鐵道線，已經沒入水底。漢陽兵工廠水深已達兩丈……
水情緊急，函電、報紙送來的消息，令陳光甫觸目驚心。然而水勢還在上漲！八月十七日，上海各輪船局接到漢口急電，武漢江水已達五十五點六英尺，漢口各輪船公司碼頭貨棧下層全部被水淹沒！鹽，那幾十萬擔食鹽，付之汪洋了。上海銀行遭到了重大損失。
長江大水至九月漸漸消退。九月中旬，被水淹了一個月之久的漢口，令人慘不忍睹。
這時，上海銀行的一些客戶，對於該行在漢口遭受損失的消息雖然漸有所聞，但尚未引起波動。以上海銀行的實力，應付這次損失，應該說是不成問題的。漢口大水畢竟已經消退，一場災難似乎已經過去。陳光甫心頭的壓力略感有些輕鬆。
可是，更大的災難降臨在中華民族的頭上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關東軍悍然發動武裝事變，侵略者的屠刀已經橫在東北民眾的頸上。然而蔣介石的方針，卻是"攘外必先安內"，對日寇採取不抵抗主義。
九一八事變的消息傳至上海，引起了上海人民的憤怒，同時也造成上海銀行一些客戶心理上的恐慌。
一波末平，一波又起。九月二十一日，英國宣布廢止金本位。一時月內外債券暴跌。上海銀行對於風險很大的有價證券業務雖持穩健態度，但畢竟也曾涉足經營，損失自不可免。
於是謠言蜂起，不脛而走，風傳上海銀行漢口損失數百萬元，債券損失二千餘萬元。客戶們大為恐慌，唯恐自己辛辛苦苦積蓄的一點資金受到損失，爭相湧向上海銀行，提取存款，造成了一次提存風潮。風潮從九月二十二日爆發。上海銀行門前人頭攢動，擁擠不堪。上海銀行平日所備的準備金被大量提走。而且勢頭有增無減。
噩運降臨到陳光甫頭上。平素穩健老練的他，此時心中也沒了底。望著門前涌動的人群和人們焦灼的目光，他背上突然有種冷冰冰的感覺，不禁渾身打了個寒噤。
陳光甫眼看提存勢頭越來越猛，有時竟提兌千萬餘元現金。平時的現金準備雖較充足，也難以應付不知何時終了的提存。
陳光甫迫不得已，只好四齣求助。他首先想到了自己的至交好友、時任上海銀行總經理的張公權。他想起了當年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草創之時，公權兄對他的支持。一九一六年他與公權兄又一次並肩戰鬥之時，兩人的友誼越來越深。
當年竊國大盜袁世凱建立起北洋政府，經濟上十分匱乏，加之他為圓皇帝夢，揮霍無度，弄得國庫空虛，財政拮据。由於增加稅收、舉借債款籌資不力，於是指命中國、交通兩大銀行濫發鈔票。到一九一五年底袁世凱稱帝登極前夕，交行已為袁氏政府墊付四千七百五十萬元巨款。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袁世凱做完了他的 "洪憲"皇帝夢。四月間，交通銀行京、津、滬分行即發生存戶紛紛提取存款和擠兌鈔票的情況。袁世凱的心腹、時任總統府秘書長併兼交通銀行總辦的梁士詒為擺脫困境，借當時責任內閣總理段琪瑞之手，下達了"停兌令"。此令傳到上海后，時任上海中國銀行副經理的張公權即與經理宋漢章緊急磋商應付辦法。二人議決抗命不從。並徵得"南三行"浙江興業銀行、上海商業銀行、浙江實業銀行主要負責人葉揆初、蔣抑卮、李馥蘇和陳光甫的支持。這些人分別以中國銀行股東、鈔票持有人、存戶等利害當事人士代表的身分，共同延請律師向會審公廨起訴。這樣，宋漢章、張公權即代表中國銀行上海分行作為被告應訴。依照法律，訴訟期間，北京中國銀行總管理處便無法撤宋、張二人的職。隨後，他們成立了上海中國銀行商股股東聯合會，推舉聲望卓著的張騫為會長，葉揆之為副會長，錢新之為秘書長，登報聲明，上海中國銀行全行事務悉歸股東聯合會主持，所有資產負債已移交外國律師代表股東加以管理，上海分行鈔票隨時兌現，所有到期存款均立即照付。
這時交通銀行上海分行已遵照"停兌令"執行，實際營業已經停止。五月十二日上海中國銀行一開門，即出現擠兌現銀的風潮。這一天兌現者達二千餘人，後來一直不見少。星期天本應休息，但仍然照常開門，並登報公告，安定人心，至十五日前來兌現的人數只有百餘人，一場風潮才告平息。又過二十一天，袁世凱在國人唾罵聲中病斃。上海中國銀行抗"停免令"獲得勝利，信譽大增。宋漢章、張公權被視為反袁鬥士。
想到此處，陳光甫長出了一口氣。二人的友誼在這場波瀾的激浪沖淘下，變得更加堅實了。
這次，張公權得知消息后，立即命令中國銀行各地分行儘力支持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各分支機構渡過險境。並允許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以江西路上海大樓作抵押，貸借八十萬元，用以應付提存。又特別開倉，用現銀聲援這場心理戰。他命人從仁記路的上海中國銀行，把一箱箱的現金運往寧波路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擺在那些忙於提存者的眼前。
一箱箱現金川流不息地運來，驅走了提存者心頭的疑慮。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則把大量現洋故意堆放在營業櫃檯上和樓道內的顯眼之處，堆積得像小小的銀山。提存者眼見上海銀行現銀似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勢頭，心中自悔急切前來提存的盲目，有的人反而轉取款為存款。提存風潮很快平息下去。
陳光甫這才鬆了口氣。他趁熱打鐵，令銀行調查部編印了《謠言感想記》的小冊子，寄給全行存戶，指明謠言的由來及其危害，對存戶表示同情和歉意，希望今後不要輕信謠言，以免庸人自擾。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信譽大增，營業額成倍增加，壞事處理得當，轉而變為好事。
風潮雖過，創痛猶深。提存正猛時，許多人從上海銀行提出存款后，轉身改存到外國銀行。這使陳光甫大感屈辱，心中久久難平。有鑒於這次風潮的教訓，陳光甫極力呼籲國內金融制度的改良。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滬戰事之後，陳光甫在中國銀行的研究會上發表演說時，鄭重而沉痛地說：
"我們要記住：中國當前的敵人，是外國經濟侵略，……至於中國人不信任本國銀行，就是因為我們沒有組織……在上海，一家銀行有風潮，有人幫忙，便可以過去，設使大家都有風潮，則大家都不能過去。"
因此他極力主張應努力組織一個"銀行的銀行"。經多方呼呼和不懈的努力，上海銀行同業公會聯合準備委員會終於在一九三二年二月八日宣告成立，三月十五日正式開業。十月一日，上海錢業聯合準備庫成立。上海金融業加強了內部互相支持、共同應變的能力。
與洋人一爭高低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創業伊始，陳光甫就把業務經營的目光，投向了外國在華銀行的經營領地。他決心要與外國人爭上一爭，爭來國人的一席之地。他在行訓三句話中，后二句是"輔助工商，抵制國際經濟侵略"。他一直努力實踐著這后二句話。
吸收外國在華企業存款，是陳光甫向外國銀行在華業務地盤漸進的跬步。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西方帝國主義重新加重對東方的掠奪，中國民族工商業的發展步履艱難，中國民族資本銀行業務擴展範圍有限。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極力爭取英、美在華大企業的存款，竭力為之提供周到的業務服務，創造種種方便條件，不避繁難，多方承攬，漸次打開局面，使當時，些外國銀行不願承做的某些業務項目，逐漸由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承攬過來。如美孚、德士古公司要求將公司開出的向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付款后的支票，在每個月的月底退返各該公司，以供公司核對。這種業務，英、美等國在華開設的銀行不願承接。因為一則支票作為存戶提款的原始憑據，該歸銀行持有、不該退還存戶、再則支票數量大，如德士古公司一切開支都用支票，連每個職工的工資都用支票支付，業務量可想而知。但陳光甫不顧本行職員所持異議，始終堅持承做該項業務。經過多方努力，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與英、美等國一些在華大企業如美孚石油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亞細亞石油公司、英美煙草公司、卜內門洋鹼公司、祥泰木行、恰和洋行、太古洋行等建立起聯繫，吸收這些企業及一些外國在華教會機構的存款。
當時這些外國企業在中國推銷商品或收購原材料，常有款項在上海與內地之間往來匯兌。上海銀行千方百計承做這些外國企業的匯款，並逐步開展國際匯兌業務。為此，上海銀行早在一九一八年就在總行設立國外匯兌部，並在英國設立代理處，以後還把這種業務逐步擴展到設有海關的各地分行，並在美國、法國、荷蘭、日本等國家設有通匯地點。上行為承做外匯業務，還特聘一位德國專家作為指導。
當時的進出口貿易，由華商經營的甚少，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國外匯兌都被外國人所操縱。上海銀行繼中國銀行之後開辦外匯經營，是私營銀行辦理外匯業務的第一家，也是陳光。市打破外國銀行一統天下，為民族金融業爭光的又一事例。陳光甫對屬下說："我們經營外匯，決不從事投機。我行多做一筆生意，外商銀行就少做一筆生意。"
為開展國際匯兌，陳光甫又想方設法爭取外匯儲備，二十年代初期，曾先後獲得美國紐約幾家銀行、信託公司的一百七十五萬美元透支。隨著業務的拓展，上海銀行的外匯儲備越來越雄厚，不僅使國內一些銀行生羨，也令外國在華銀行刮目相看。
但在上海銀行誕生初期，曾遭到國內錢莊的排擠和外國在華銀行的要挾。對這兩種壓力，陳光甫採取了截然不同的處理方式。
由於上海銀行業務發展很快，搶了錢莊的生意，因而遭到錢莊的妒忌和排擠。有一家老牌錢莊曾拒收上海銀行開出的本票，這對上海銀行的信譽大有損害。上海銀行到外地設立分支機構，也曾遭到當地錢莊的抵制。一九二五年春，南通錢業公所曾突然宣布與上海銀行南通分行斷絕往來。常州、蕪湖也曾發生類似情況。
陳光甫胸懷大度，冷靜對待。南通一事，邀請南通、海門、泰州商會會長張騫調解，糾紛得以化解。常州、蕪湖問題，也得以解決。對拒收上行本票的那家錢莊，陳光甫也友善待之。當那家錢莊一時手頭緊張，遇到困難，向上海銀行求援時，上行不計前嫌，連夜拆款相助，而且不要押品，只要錢莊開具一張第二天的即期本票。上海銀行以德報怨，一時傳為美談。那家錢莊從此再也不拒收上海銀行的本票了。
而對於來自外國銀行的壓力，陳光甫則敢於針鋒相對，毫不退讓。上海銀行的外匯經營逐漸得手之後，便不斷地向外國在華銀行的世襲領地爭進。這觸怒了外國銀行。那些洋人豈肯坐視上海銀行與之爭利？英商麥加利銀行首先向上海銀行發難。一天，擔任上海外國銀行公會會長的麥加利銀行經理突然宣布，不接受上海銀行與麥加利銀行的外匯合同，意在限制上海銀行咄咄逼人的外匯業務。
來而無往非禮也。面對洋人的無理行徑，陳光甫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他致函上海外國銀行公會，鄭重聲明，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不再接受麥加利銀行的外匯合同！
陳光甫的舉動，在上海金融界中外人士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動，驚愕者有之，不解者有之，同情者有之，感佩者亦有之。結果，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在這場紛爭中取得勝利，兩家銀行的合同恢復交換。從此，外國銀行知道中國有個不怕壓的上海商業儲蓄銀杉，同時知道中國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有一位不怕壓的總經理陳光甫先生。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聲譽和陳光甫的名望在金融界同步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為了與外國在華企業爭生意爭權利，陳光前又創辦了保險公司，並積極輔助民族工商實業，冀望他們得到振興與發展。
拳拳報國心，殷殷赤子情
一九三六年五月，陳光甫代表國民黨政府赴美簽定了"白銀協定"。抗日戰爭爆發后，陳光甫奉命赴美斡旋簽定了二千五百萬美元的"桐油借款"。並擔任財政部貿易委員會主任委員，最後又當上"國府委員"。但他雖然如此效力，在國民黨內卻並沒有真正的地位。為求生存與發展，他不得不改變"抵制國際經濟侵略"的口號，而求積極開展國際貿易，特別倚重美國的關係，以鞏固自己的地位，保住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一九三六年他赴美簽定"白銀協定"，雖遭人白眼，低聲下氣，但因得到在美國財政部里任職的同學的幫助，最後終於獲得成功，使國民黨政府對陳光甫另眼相看。一九三八年再度赴美簽定可作循環使用的"桐油借款"，又使他的地位進一步提高。陳光甫為保證借款能及時清償，在國內設立復興公司，多方收購桐油、豬鬃並用自購汽車運至海口，裝船運往美國。又在美設立接收、償債機構，專司其事。陳光甫這種認真負責的態度，一則出於為抗戰出力，為國家盡責，一則是出於維護自己在美國的信譽，扭轉美國人對中國人辦事不認真的印象，增強美國人的信任感。
陳光甫的努力沒有白費。由於他經手的借款都能按照協議如期清償，他在美國的聲望很快提高。一九四一年，美國總統羅斯福的私人代表居里到重慶，當面向蔣介石推薦陳光甫，稱讚陳光甫是"中國優秀的金融家"，要蔣向陳請教。由於美方提名，這年成立的中英、中美外匯平準基金會，由陳光甫出任主任委員。這時，與陳一向不睦的宋子文，對他也奈何不得。
陳、宋之間的矛盾由來已久，結怨亦深。一九二七年陳光甫為蔣籌款之舉，受到蔣介石的重視，卻使得宋子文不大高興。陳光甫感覺味道不對，惹不起躲得起，於是舉家遷往武漢，至寧漢合流后才又返滬。這時，宋子文得知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倉庫存有從開封運來的硝，於是委託章士劊律師向法院起訴，說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私運軍火，企圖以此為突破口，查封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但是，陳光甫辦事一向謹慎，從開封運抵上海的確是南京政府軍政部託運的物資，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持有軍政部的正式護照。宋子文無話可說。事後，章士劊力勸陳與來搞好關係。陳對宋只是表面敷衍，心中時存戒備。一九三一年提存風潮時，陳光甫曾向中央銀行求援，得到該行業務局總經理唐壽民的支持。宋子文聞訊曾專程由南京到上海責問唐壽民。一九三四年國申新紗廠一事，陳光甫對宋子文更加疑懼。一九三五年張公權灑淚去職，令陳光甫有物傷其類之感。一九三六年春，陳光甫從上海北上視察，途中突接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密電，阻止他繼續北上。其原因據說有人在南京、上海散布謠言說陳光甫這次北上，是有政治企圖，意在聯絡韓復榘和宋哲元。陳光甫認為這又是宋子文在圖謀自己。因此，他放棄了擬議中的濟南、天津之行，僅在徐州與這兩地的分行經理會商行務。
陳光甫對政府當局壓榨金融界的作法本不滿意。有一次，他情不自禁地說："政府借款，推銷公債，迫令維持政府經費，一若銀行負有維持義務，不容推諉。苟稍遲疑，即以為不愛國。借款與政府未必即為愛國。蓋政府經費應有預算，量入為出，何能借債度日？"
他已經感受到四大家族的壓迫。加之他與身任財長的宋子文關係微妙，不得不令他心存警惕。
一九三八年夏，日本侵略軍進攻漢口。美國總統羅斯福擔心中國沒有外援將不能持久抗戰，決定請政府派員赴美磋商。美國財政部駐華代表通知中國財政部長孔祥熙，希望中國政府指派陳光甫赴美磋商財務事宜。於是，陳光前於九月九日由香港秘密啟行，十天後飛抵美國首都。
在美期間，與當時中國駐美大使胡適一起，通過多方斡旋，得到美國財長摩根韜的支持和羅斯福總統的允准，簽定了"桐油借款"二千五百萬元的協議，嗣後又簽定"滇錫借款"二千萬元的協議。其間，陳光甫與蔣介石、孔祥熙函電往來頻繁，及時密商一切。一九四○年五月三日當陳光甫離開紐約返國之時，蔣介石曾發專電予以嘉慰。
陳光甫雖有勞績於國事，一時受到蔣介石的重視，得以名列國府委員，但他仍持穩健謹慎態度。據說他赴美借款成功后，蔣介石為繼續獲得美國的財政援助，曾要陳光甫出任財政部長，但被陳光甫所拒絕。陳雖從政，但未入閣。雖任國府委員、中央常務理事，但只是虛銜，並未因此縛住手腳。
抗戰勝利后，陳光甫對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同仁發表他對現實和未來社會經濟政策的見解時說：
"觀史例，按現情，經此次大破壞之後，中國首先需要之經濟政策，應是'休養生息，以蘇民困'。"
並指出當時社會道德破壞的嚴重，他希望戰後中國經濟得以發展和恢復，督勵行員以新的姿態貫徹服務社會的宗旨。然而他的這些設想在現實社會中受到阻礙。他所主張的"休養生息，以蘇民團"，被蔣介石發動的大規模內戰所代替，帶來的是兵連禍結，民生凋敝。他尋求銀行新發展的企望，實現起來困難重重。他所推崇的 "忠誠廉讓"的社會道德風尚並沒有形成，而他所痛斥的"私詐貪霸"惡劣世風卻愈演愈烈。'
一九四九年一月底，李宗仁出任"代理總統"后，因中國人民解放軍已陳兵長江北岸，國民黨軍隊已一敗塗地，於是有國共和談之議。李宗仁赴上海邀請顏惠慶、章士釗、江庸、冷御秋、陳光甫五人作為他的私人代表，赴北平與中共方面進行和談，探詢中共意向。陳光甫謝絕了李宗仁的邀請，不願承此難為之事。上海解放前夕，他出訪泰國后，避居香港。
縱觀陳光甫的一生，他常常以"隨緣善變"的態度，求得與變幻多端的世態環境相適應，相諧調，藉以實現他"不變"的人生願望，創立與發展中國的民族金融事業。
人生的盡頭
一九七六年七月，九十六歲的陳光甫躺在床榻上，往日那雙閃著睿智光芒的眼睛有些暗淡了。他望著天花板，想起前些天愛女淑英與女婿吳世爵還攙扶著他去了陽明山，那裡溫泉瀑瀑，瀑布聲聲，花紅草綠，風景如畫。山上遍植櫻花、梅花、杜鵑花、山茶花。自從定居台北，每年春季百花盛開時，他都前去遊覽。今年雖身體不適，還是去了。這時，他的不聽話的手腳拍擊、攪動起來，痙攣似地一忽兒動，一忽兒停，力量也薄弱得很。他彷彿覺得自己在水中沉得太深了，永遠升不到水面上來了。他覺得彷彿懶洋洋地浮在一片朦朦朧朧、幻影重重的大海上。四下里是一片五色繽紛的光輝，沐照著他，覆蓋著他。不知為什麼，他不自覺地想起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它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名不見經傳到為世人所矚目，步步皆注有他的心血。當年他常說：
"人生在社會有一真正快樂之事，那就是樹一目標，創一事業，達到目的地，並且成功。此種快樂是從艱險困苦中得來的，因而更為持久，更有紀念價值。"
自己之所以能在事業上獲得成功，達到人生目標，關鍵在於認識人才、羅致人才、培養人才、任用人才。視有無人才為企業盛衰的關鍵。如果有人才，雖衰必盛；無人才，雖盛必衰。當年創業之初，將曾與自己同時考入漢口海關郵政局工作的二位朋友楊介眉、楊郭甫請來銀行工作，人稱三人為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桃園三結義"。又想起協助自己創辦中國旅行社的朱成章、繼朱之後主持中國旅行社的陳湘濤、協助自己創辦海光圖書館的莎士比亞專家林博士等等，都為成就自己開創的金融事業出力不少。自己還任用教會元老為存款部經理，任用與駐滬海軍有關係的人為虹口分行經理，便於開展教會與海軍方面的存款業務。一九二六年，自己看到《銀行月報》上發表的一篇專文，認為頗有見解，便多方打聽文章作者資耀華的情況，併發電報邀其晤談，終至請其進入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出任調查部負責人，為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多所貢獻。那時，自己非常注重對人才的培養，認為人無完人，亦無廢人，各有所長，各有所短。要用其所長，避其所短。至於培養訓練人才，更是不惜血本。不僅對新招募的人員定期加以培訓，即如行中各部門骨幹，也要他們定期到國內外考察，以開闊眼界，吸收新知識。
他彷彿看見了自己平生最欽佩的實業家張騫、范旭東、盧作孚，銀行家張公權、李銘，文學家胡適，藝術家程硯秋。他彷彿看見了大哥詠青，他在家鄉承繼父業。三弟海秋，他歷任湖南省鹽務辦事處處長和國民黨政府鹽務總局處長達三十餘年。四弟翼祖，曾赴美留學，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曾任中國出席巴黎和會代表團隨員，回國后在漢口、香港等地經商。
他臉上沒有血色，瘦削的臉顯得更瘦削了，嘴微微張開，口沫在兩撇八字鬍上面發亮。他感到自己一生奮鬥無所遺憾，只是對故鄉的眷戀深深地刺痛著他那顆即將停止跳動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