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倫

清朝初年，達斡爾族和鄂溫克族、鄂倫春族和布里亞特人等部族的統稱。他們共同信奉薩滿教，具有相互聯姻的近親關係。“索倫”是達斡爾人對鄂倫春人的稱呼，意為“生活在山林的人”，因鄂溫克人英勇善戰，所以其周邊部族同被稱為索倫部。

索倫部並非一個民族實體，而是周邊各部族集團的統稱，清朝將他們編入布特哈旗。索倫族和鄂倫春族屬於通古斯語族，達斡爾和蒙古（布利亞特）族屬於蒙古語族。由於長期友好相處，相互吸收了對方語言的語彙和形態，相互學說對方語言，所以能夠相互通曉語言，自由交流思想感情，進行社會交際。

由於歷史上的遷徙而形成的居住地域的不同，不同地區的鄂溫克人曾被其他民族分別稱為“索倫”、“通古斯”和“雅庫特”。

“索倫”這一稱呼，早在天聰八年（1634年）的《清太宗實錄》中就有記載。在相當的歷史時期，被稱為“索倫”的不僅包括鄂溫克族，而且也包括達斡爾族和鄂倫春族。以後，其他民 族逐漸從“索倫”中分別出來，“索倫”便成為僅對鄂溫克族的稱呼。到上世紀50年代初期，被稱為“索倫”的鄂溫克族，是指居住在今鄂溫克旗、阿榮旗、扎蘭屯市、莫力達瓦旗和鄂倫春旗等地的鄂溫克人，他們占鄂溫克族總人口的大多數。

“通古斯”，主要是對居住在陳旗的鄂溫克人的稱呼。在鄂溫克旗的錫尼河流域也有一部分被稱為“通古斯”的鄂溫克人。

“雅庫特”，是對額左旗敖魯古雅鄂溫克民族鄉的鄂溫克人的稱呼。這部分鄂溫克人因曾在勒拿河流域與講突厥語的雅庫特人相鄰而居，而被誤稱為“雅庫特”。

歷史上，儘管不同地區的鄂溫克族有著被其他民族的不同稱呼，但他們都自稱為“鄂溫克” ，是統一的鄂溫克族。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黨和人民政府經過調查了解，根據鄂溫克族人民的意願，於1958年決定將“索倫”、“通古斯”、“雅庫特”的稱呼取消，統一稱為鄂溫克族，恢復了歷史的本來面目。

清代索倫部與滿洲的關係

索倫部向後金朝貢始於天命十一年（1626年），自此後朝貢不絕。滿洲實行招撫策略，通過賞賜索倫部大量物資，與索倫部首領聯姻，雙方的關係為羈縻關係。皇太極時期，滿洲開始了統一索倫部的軍事行動，三進黑龍江，平定博穆博果爾。從此索倫部繼續向滿洲朝貢。

清兵入關后，東北邊防空虛，索倫部在沙俄的入侵下大批南遷至嫩江流域，清朝對其編旗設佐，開始了邊疆與內地一體化的步伐，實際統治著黑龍江地區。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設立黑龍江將軍，下設都統、副都統，管轄黑龍江地區，索倫部與滿洲關係的性質由以前的羈縻關係轉變為主屬關係。索倫部處於從屬地位，在軍事安全、社會組織、經濟發展等方面需要滿洲的幫助從而依附滿洲。而滿洲在軍事行動、鞏固統治、文化保持等方面也需要索倫部的支持。

清代中期，索倫部頻繁參加統一多民族國家的軍事行動，清朝對索倫部國民統一性形成了有效的規約，增強了索倫部的國家認同。另一方面，索倫部在戰爭中與國內其他民族充分接觸，民族意識也隨之增強。這一時期，索倫部由於頻繁參加軍事行動，崛起了一大批軍功貴族，他們積極為清朝效力，極大地影響了索倫部成員的政治認同，使得索倫部與滿州的主屬關係得以強化，索倫部民族成員的社會地位也有了上升的管道。索倫部的軍功貴族集團成為左右索倫部歷史抉擇的關鍵性人物，從而強化了索倫部與滿洲貴族的民族感情。

清代後期，滿洲漢化日深，八旗兵日益腐化，戰鬥力嚴重下降。由於繁重的軍事義務和經濟義務，索倫部出現兵源枯竭的現象。這與清代中期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以前的主屬關係逐漸弱化，但直到清朝滅亡，索倫部才在政治上脫離滿洲。

滿洲對索倫部的文化政策

滿洲制定了一系列文化政策，來鞏固索倫部對滿洲的政治認同。

一是對索倫部進行文化教育。清代中期，索倫部生活在布特哈和黑龍江各駐防城，經濟發展落後，文教不發達。清朝非常重視對索倫部成員進行滿文和騎射教育。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黑龍江將軍衙門所在地——墨爾根設立左、右翼官學各一所，進行滿文教育。當時達斡爾族有五萬人口，四十個佐領，每期可有四十名幼童接受教育。鄂倫春族有五路、八佐領（“佐領”是八旗的基本單位“牛錄”的漢譯），每期可有八名幼童接受教育。鄂溫克族的十餘佐領選送十餘名幼童接受教育。墨爾根官學同時接收璦琿、齊齊哈爾、呼蘭三城的學員，主要教授滿文、騎射。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墨爾根副都統重新設立滿官學一所。乾隆九年（1744年），清朝在齊齊哈爾、呼蘭、璦琿、墨爾根四城設立滿文官學，八旗各佐領分別選送一名學生，達斡爾人子弟可有二十八人入學。在齊齊哈爾，鄂溫克族每期有四五名幼童入學。八旗子弟畢業后充任八旗的筆帖式和驍騎校等職，並可從中揀補屯官、站官、倉官等職，期滿可做主事或防禦。

二是重視索倫部的騎射訓練。清代中期以後，滿洲漢化嚴重，康雍乾三代帝王在加強滿語騎射能力、保持滿洲民族性的同時，亦大力倡導索倫部對滿語的學習和騎射能力的訓練，保持其民族尚武精神，在文化上加強索倫部對其的認同。索倫部驍勇善戰，與清朝對其的訓練教育分不開。首先，清朝對索倫部實行貢貂制度，促進其狩獵生產活動，鍛煉其騎射技術。其次，清朝每年實行春秋會操制度，每年兩次集中系統訓練八旗索倫的騎射本領，訓練時長為四十天，訓練內容為馬步騎射、鳥槍操放、馬隊訓練、戰陣操演等科目。再次，清朝開設官學教授騎射，在清代中期以後，八旗義學興起，對於騎射的教育更加普及。最後，清朝推行冬季“行圍校獵”政策，訓練索倫部騎射技術。

清代索倫部與滿洲民族關係的特點

1.強制性。滿洲強制索倫部服兵役和勞役。黑龍江駐防八旗中的鄂溫克族、鄂倫春族、達斡爾族官兵，新疆的索倫營都是清朝的八旗兵，具有軍事和屯田的義務，還有駐守卡倫、定期巡邊、為驛站軍台提供勞役的義務。布特哈的鄂溫克族、鄂倫春族、達斡爾族是清朝的後備軍事力量，具有軍事和經濟義務。

2.籠絡性。滿洲統治者也實行恩賞籠絡的懷柔政策，以對索倫部進行更有效的利用。第一，任用鄂溫克族、鄂倫春族、達斡爾族人為清朝各級官員，管理軍務和政務。尤其是達斡爾族的民族分層明顯改變，軍功集團崛起，官至將軍、都統、副都統、總管、副總管者很多。第二，對索倫部實行滿洲化的同化教育，強調滿語、騎射。第三，賜予索倫部官員封建特權，籠絡民族精英。索倫部軍功集團出現后，他們與索倫部普通民眾不同，享有封建特權，得到很多利益，因此在政治上認同滿洲。憑藉軍功獲得佐領（此處“佐領”指清朝官名。）的索倫官員有世襲權，犯錯也不得剝奪。第四，賞賜奴隸。清朝將大量罪犯賞賜給駐防八旗中的新滿洲（包括鄂溫克族、鄂倫春族、達斡爾族）官兵為奴，以籠絡之，顯示出滿洲統治者對駐防八旗的重視。

3.防禦性。清朝在布特哈八旗設滿洲總管與達斡爾總管、鄂溫克總管一起管轄，將索倫部各族兵丁派往黑龍江各駐防城披甲駐防，派滿洲八旗、漢軍八旗與之同駐，既分散、交叉派往，又有滿洲八旗、漢軍八旗監視，體現了清朝分而治之的思想。索倫部各族很難合在一處形成潛在威脅，黑龍江將軍、副都統全由滿洲人擔任，負責管轄和監視索倫部各族。

4.靈活性。以達斡爾族為例，達斡爾語屬於阿爾泰語系蒙古語族，與蒙古語很相近，達斡爾族也使用蒙古文。但達斡爾族民間一直流傳薩吉哈爾迪汗的傳說，達斡爾族將其尊為唯一的大汗，這與蒙古族尊崇成吉思汗為民族領袖是不同的。因此，清朝並未強制將其編入蒙古盟旗，也未強制其信奉喇嘛教，而是將其編入布特哈八旗和黑龍江駐防八旗，尊重其習性和族屬。這種靈活的因俗而治的政策，還表現在不干涉索倫部各族的社會結構、經濟類型上。

清代索倫部與滿洲民族關係的性質

清代前期，索倫部與滿洲關係為羈縻關係，在這種關係之下，索倫部如果在政治上認同滿洲，就不會產生大的成員犧牲，能夠保存實力。清代中期，索倫部與滿洲關係為主屬關係，又在軍功集團的影響下，積極地參與滿洲領導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活動，在古代社會民族不平等的環境里，處於從屬地位的索倫部不可避免地受到利益損失。索倫部在清朝中後期的軍事戰爭中，人口大量死亡，造成了黑龍江地區地廣人稀。布特哈的索倫部民眾還深受貢貂制度的剝削，經濟負擔沉重。

在清朝進行的統一多民族國家的軍事行動中，索倫部官兵戰鬥力強，被頻繁徵調，積極參加軍事戰爭，起到了攻堅的作用。這些戰爭既有對外戰爭也有對內戰爭，由國家發動、眾多民族參與，是一種最為激烈的國家行為，對清朝範圍內的民族關係影響很大。其中，對外戰爭增強了國內各民族的國家認同，對內戰爭則為打破民族封閉、建立國家範圍內的民族聯合創造了條件。此外，國家徵調索倫兵是按民族族屬組建的軍隊，表現出滿洲對索倫部各族的信任。從這些意義上講，清朝對索倫部制定的民族政策顯示出了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