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漢軍

為八旗三個主要組成部分之一，誤稱“漢軍八旗”。努爾哈赤所建的八旗．其成員絕大多數是滿洲人，又稱八旗，開始只包括滿人，各旗也有少數蒙古人和漢人。皇太極即位后，一方面積極從事擴張政策，另一方面仍然注意緩和民族和社會矛盾，他命令臣下做好“養人”的事情，尤其是對新掠取或來降的蒙古人、漢人做好安置。歸附皇太極的蒙古人和漢人官兵日益增多，以至八旗無法容納，於是皇太極在八旗滿洲的基礎上，於天聰九年(1635年)建立八旗蒙古(2萬5千人)，此後又於崇德七年(1642年)建立八旗漢軍(3萬3千人)。加上原有的滿人旗，合滿、蒙、漢八各旗。這就使八旗制度臻於完備，武裝力量不斷擴大。

分正黃旗、鑲黃旗、正白旗、鑲白旗、正藍旗、鑲藍旗、正紅旗、鑲紅旗，8個種類。八旗“戰則為兵，安則為民”。

八旗漢軍是社會組織形成：八旗漢軍萌牙於1631年，始建於1637年，完成於1642年。與八旗滿洲、八旗蒙古全部隸屬於同一社會組織形式“八旗”之下。

八旗漢軍是軍事組織形式：八旗漢軍與八旗滿洲、八旗蒙古是清代八旗組織中的三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們是清帝的親軍，其基本職能還應是一種軍事組織。

清太宗即位后岳托向皇太極建議：施行滿漢聯姻的策略，凡歸降的一品漢官，以諸貝勒女嫁之為妻；二品漢官，以國中諸貝勒、大臣女嫁之為妻。即使原來已經有了妻室，仍以諸貝勒、大臣女與之，以示我誠信。至於那些歸降的普通士兵，則核查各牛錄所屬寡婦，給配為妻，或由國庫出錢替其從民間另行娶妻。此外，再划給明軍將士不同的土地，以資其生養。

正月二十一日，岳托率先與額駙漢官佟養性結成姻親。皇太極率領諸貝勒大臣等前往祝賀，並開懷暢飲，相互敬酒。對此，清朝的史官們記載說：“佟駙馬及眾官輪番向汗進酒，汗亦少飲。諸貝勒大臣眾官皆未戒而暢飲之。此次所以飲酒，汗欲以和睦仁愛之義，俾大凌河新降各官觀之，亦使異邦聞訊之，令其在國之佟氏家族人由衷喜悅，眾官欣慰耳。”

岳托的示範與皇太極的支持鼓舞了滿漢群臣，雙方紛紛締結姻親。二月初六日，大凌河官員與副將十五人一塊兒娶妻，舉辦了一場規模盛大而又史無前例的集體婚禮，皇太極歡喜異常，命令每人賞賜彭緞三匹、絲綢三匹、佛頭青布十九匹、白銀五兩。

稍後，皇太極又多次賞賜大凌河城歸降明軍的將士，並且給予了妥善安置。

皇太極期望著能夠儘快感化這些已經歸降的明軍將士，並且藉此來感召那些尚未歸降的明朝百姓，所以他才不惜傾全國之力，以各種方式來籠絡歸降的大凌河明軍將士。

八旗滿洲在追隨努爾哈赤與皇太極父子征戰遼東的歷次戰事中堅定的支持努爾哈赤父子，因而深得努爾哈赤父子的信賴，至皇太極即位之後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隨著一次次的對外征戰，尤其是討伐明王朝的戰役之中，滿洲八旗也逐漸暴露出了其嚴重的弊端：

一方面是滿八旗僅限於平原野戰，而不善於攻城掠地，在攻打明王朝的關內城池方面，遠遠無法與一起參戰的漢軍相提並論；隨同參戰的漢軍不僅表現得同樣驍勇善戰，而且“諳水戰，習地利，”在同明王朝的征戰中，以漢兵為前驅，往往可以克服滿族騎兵無所施其伎的不足。

另一方面，也是最令皇太極深感頭痛的是八旗滿洲自上而下的劫掠習氣屢禁不止。儘管八旗自從建立之日起即以戰爭和劫掠為生，對此，皇太極也深表理解，但隨著皇太極一次又一次地入關作戰，以及由此逐漸確立的將大明王朝取而代之的思想，卻使得他不得不開始認真地考慮漢族文臣如寧完我、范文程等人所提出的關於禁止劫掠的建議。不言而喻，想要將一向視劫掠為家常便飯且當做是獲得生活資料主要來源的滿洲八旗會遇到多麼巨大的阻力。

相形之下，隨同做戰的漢軍卻經常表現出一種少有的自我剋制能力，能夠基本上遵從皇太極屢次關於禁止大肆劫掠的詔令。漢軍在屢次征戰中的良好表現讓皇太極對其予以重視。

天聰五年（1631年）以前，后金軍中尚無大炮，攻城時難免會受到很大阻礙。於是在該年，皇太極因永平之戰俘獲的王天相會造炮，命其鑄造紅衣炮，並始編漢軍一旗，旗纛為青色，由額駙佟養性率領這支“重兵”。漢軍之所以在滿語中被稱為“重兵”也正是由於投降漢人鑄造、掌管火炮而得名，因此可知漢軍創製之初扮演著八旗軍隊中“重炮兵部隊”的角色，火炮對於后金軍隊的重要性也使得漢軍地位獲得了提高。

崇德二年（1637年）七月，漢軍擴建為二旗，旗纛仍為青色。兩年後（1639年）再增至四旗，旗纛為純青鑲黃、純青鑲白、純青鑲紅和純青色。不過，無論是漢軍一旗、二旗還是四旗時期，旗下人丁的本籍均屬滿洲旗分之下，當時漢軍的旗色只是為了對兵種加以區分。崇德七年（1642年）六月，由於清朝取得松錦大戰的勝利，將此戰降人和之前大凌河降人編立佐領，與原先的漢人佐領一同組建八旗漢軍，旗色與八旗滿洲相同，至此漢軍開始擁有獨立的旗籍。

漢軍八旗是促成清朝統一全中國的關鍵性角色。尤其是在清軍入關之後，對中原的地形和敵情的了解方面，漢軍要相較滿洲更為熟悉。而且面對著上百萬的抗清武裝力量，蒙古和漢軍越來越顯示出比八旗滿洲更強悍的戰鬥力，使得他們成為了清朝入關后南征西討的先鋒。尤其是在攻城和南方多山地帶，滿洲騎兵不得施展，漢軍便成了清朝攻佔這類地區的主力部隊。

漢軍還牽制著新附漢人所組成的武裝力量——綠營。清軍入關后，民族矛盾加劇，若使滿洲人直接控制新附漢人往往難以達到目的，有時甚至因為指揮不當逼反綠營，因此清朝統治者獲委派漢軍軍官統領綠營；或將前明投降軍官編入漢軍，並令其率領原部參戰。以漢軍來維繫對綠營的統領既達到了控制之效，又可收征戰之功，使得綠營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發揮。

更能明確表現漢軍八旗的作用莫過於對漢軍人才的直接任用，這些人在清軍南征的時候，對於瓦解抵抗勢力的意志起到了很關鍵的作用，以期讓抗清勢力認識到歸降清朝也有可能像漢軍一樣獲得重用。比如，編入漢軍鑲黃旗的前明降臣、大學士洪承疇在華南地區的經略就使得一度焦灼的西南方面戰機逐漸逆轉。另外，隨著清朝兵鋒向南延伸，滿洲八旗的兵力越發捉襟見肘，於是漢軍也成為了駐防八旗的重要部分之一。漢軍在關內地區一般和八旗滿洲、蒙古混合駐防，三藩削平后，漢軍又進駐福建、廣東沿海各省。

清朝佔領關內以後，八旗漢軍又對局勢的穩定起到了一個重要的作用，他們幫助清朝統治者適應內地的情況，因地制宜，繼承明制。其中范文程、寧完我、張存仁、洪承疇等幾乎以“特別顧問”的身份影響著國家大政的決策。在大政方針上，除涉及滿洲貴族的特權問題外，其他方面諸如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民族關係上均能夠有所提議，並被採納。另外，由於急需說漢語之官員對內地進行治理，曾一度設置漢軍專缺破例進行遴選，一時間各地總督、巡撫多為漢軍出身。在這一時期，民族矛盾仍然比較尖銳，並非照搬明制就能夠直接解決，所以漢軍對清朝統治者的輔佐成為了滿洲和漢人中間的一個緩衝點。漢軍在二者中間找尋出一條既不冒犯滿洲貴族特權，又將政策調節到漢人可以容忍的底線，因此有學者認為，如果沒有漢軍八旗的從龍輔佐，清朝統治者未必能夠奪取內地，並建立穩固統治。隨著清朝政局的逐漸穩定，滿洲統治者經驗的逐漸豐富，漢軍的作用才開始降低。

八旗漢軍因戰功封有很多知名世家，如李永芳、范文程、佟養性、石廷柱、尚可喜、耿仲明、沈志祥、張大猷、鮑承先、祖大壽、馬光遠、蔡士英、孫得功、王世選、左夢庚、施琅等家族。有“尚、耿、石、李、佟、祖、蔡、王”八家為“漢軍八大姓”一說。雖然漢軍在外八旗中通常被認為地位次於八旗滿洲、蒙古，是整體地位最低的，尤其是清朝中期漢軍專缺裁撤後，漢軍出仕只能遞補漢缺，但實際漢軍的地位和待遇和八旗滿洲、蒙古的地位平等。

康熙末年，由於八旗人丁的滋生，生計問題開始突顯。清朝統治者對此的解決方式之一，便是強令資歷較淺的漢軍脫離八旗組織。乾隆七年（1742年），清高宗正式下令這批漢軍出旗，除“從龍入關”的遼東漢軍（俗稱陳漢軍）不在出旗之列外，漢軍八旗組織中的其餘部分，如入關后歸附者、原屬於三藩所部者等等皆在出旗之列，因此所謂的“漢軍出旗”實際上是新漢軍被強令脫離八旗組織。雍正元年（1723年），漢軍與漢人家奴壯丁共計44萬餘人，約佔當時八旗人丁總額的72%。至出旗后嘉慶元年（1796年）的再度統計，已降至八旗總人口的43%，可見漢軍出旗之規模是巨大的。

新漢軍出旗后，留在八旗之內的已基本是陳漢軍後裔，他們早在清初就滿化了。乾隆末年，由清朝官方編纂的《國史列傳》中更將漢軍名人列入《滿名臣傳》之中。至清末，旗內滿洲、蒙古、漢軍之界限更是早已消逝，旗人群體產生了共同的心理狀態。漢軍後裔認同滿族者以平南王尚可喜的後裔較為知名，有媒體曾報道過尚氏後人並提及其滿族身份。此外，清代曾隸屬於滿洲正白旗的明朝開國元勛常遇春九世孫常朗後裔也認同滿族。

根據宣統政紀記載，清末漢軍旗人有21,596人，而當時的旗人總數有500萬之眾，漢軍旗人 在清末僅占旗人總數的4%左右（包括漢軍八旗中擔任指揮官的滿洲人在內）。另據《光緒大清會典》記載，清末有滿洲佐領681個，蒙古佐領204個，漢軍佐領266個。滿洲佐領是漢軍佐領的三倍左右，此外，由於受乾隆皇帝制定的漢軍八旗出旗為民等政策，以及嘉慶時漢軍旗人參與林清領導的白蓮教裡應外合進攻紫禁城，以及漢軍旗人陳德刺殺嘉慶皇帝案的影響，漢軍八旗自清代中期以後，勢力一直很微弱。直到清末組建禁衛軍，朝廷原意要以滿、蒙、漢旗人組成由攝政王直接掌握的禁衛軍，但由於幾乎找不到可以當壯丁的漢軍旗人，朝廷不得不在京畿地區的漢人子弟中招募壯丁。由此可見，漢軍八旗在清朝中期以來，幾乎失去了任何影響力。

與八旗滿洲﹑八旗蒙古共同構成清代八旗的整體。其建制﹑旗色與滿洲八旗﹑蒙古八旗(見八旗制度)同。清太祖努爾哈赤時﹐將降服的漢人編成十六個佐領﹐隸滿洲八旗。明崇禎四年(1631)﹐皇太極為平衡八旗旗主諸貝勒的軍事勢力﹐以漢人精於火器﹐撥出漢人別置一軍﹐名“烏真超哈”(“烏真”﹐漢語“重”的意思﹐“超哈”﹐漢語“兵”或“軍”的意思)﹐佟養性為昂邦章京(總管 )。十年分為二旗﹐石廷柱為左翼一旗固山額真(見都統)﹑馬光遠為右翼一旗固山額真。十二年分為四旗﹐石廷柱﹑馬光遠﹑王世選﹑巴顏為固山額真。十五年增編為八旗﹐以祖澤潤﹑劉之源﹑吳守進﹑金礪﹑佟圖賴﹑石廷柱﹑巴顏﹑李國翰為固山額真﹐計一百二十九個佐領﹐兩萬四千五百人。進關后﹐因形勢劇變﹐陸續編進了新投降和改編的漢人官兵﹐發展為二百七十個佐領﹐兵額兩萬人。編製擴大一倍多﹐兵額卻少於初建。官多兵少﹐體現了籠絡漢降官的政策。康熙中期以後﹐為加強對其控制﹐參領以上員缺﹐每以八旗滿洲﹑八旗蒙古補授。

督統洪承疇督統

鄭芝龍（註：為出身福建之南方海盜，系清朝入關后始被招安編入漢軍旗，並非典型之漢軍旗人物）

督統尚可喜

大將軍趙良棟

總督蔡毓榮（漢軍正白旗）

大將軍年羹堯（漢軍鑲白旗）

總督岳鍾琪

八旗制度中包衣組織的旗鼓佐領有時在一些文獻中也稱“漢軍”，如包衣漢軍、旗鼓漢軍、內務府漢軍等，或直接簡稱漢軍，但實際上旗鼓佐領是滿洲旗分下的包衣組織，並不是八旗漢軍的一部分。

八旗漢軍的創建，無論是對於皇太極個人來說，還是對於整個清王朝兩百餘年的歷史來說，都是一件至關重要的大事。

一方面，新建的漢軍八旗，基本上是由八旗滿洲所屬漢人組成，而八旗之中太半歸屬諸王、貝勒所有，現在將其所屬漢人丁壯選拔出來，重新組旗，徹底擺脫與原有各旗旗主的隸屬關係，無疑是直接地削弱了作為各旗旗主的諸王、貝勒的勢力。

另一方面，新建漢軍的統率、指揮體系完全由皇太極負責確立。上至各旗的固山額真，下至各旗的牛錄額真，皆系由皇太極派人選拔任命組成，這些官員全部對皇太極個人負責，且只需對皇太極個人負責，無論是平時還是在戰時，都唯皇太極馬首是瞻，使得皇太極更為深切地感受到所謂的隨心所欲是如此一種妙不可言的感覺，從而更加重視、信賴漢軍八旗。如此以來，在無形之中貶低了滿洲八旗以及諸王貝勒的實際地位，極有利於皇太極壓制諸王貝勒以加強個人集權的目標。

除此之外，漢軍中人才輩出，尤其是在清王朝入關定鼎中原之後，出身於八旗漢軍的督撫將帥屢見不鮮，甚至出現了許多世代門第顯赫的家族，例如雍正、乾隆年間盛極一時的楊文乾、楊應琚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