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汝鼐

陶汝鼐

陶汝鼐(1601-1683)字仲調,一字燮友,別號密庵,又號石溪農,湖南寧鄉人。明亡削髮為僧,號忍頭陀。少奇慧,工詩文詞翰,海內有“楚陶三絕”之譽。文雋逸,有奇氣,詞賦尤工。書法初出入米芾,晚為顏魯公,所過寺院輒為制碑銘聯榜,至今寶貴。崇禎六(1633)舉於鄉,十六年(1643)中會試副榜、官廣東教諭。明亡(1644)祝髮大陽山,號忍頭陀。卒年八十三。

人物生平


清史稿》所載其傳如下:
陶汝鼐 [nài],字仲調,一字密菴,寧鄉人。與郭都賢交最篤。崇禎初,充拔貢生。會帝幸太學,群臣請復高皇積分法,祭酒顧錫疇奏薦汝鼐才,特賜第一,詔題名勒石太學。除五品官,不拜,乞留監肄業。癸酉舉於鄉,兩中會試副榜。南渡后,剃髮溈山,號忍頭陀。生平內行篤,父歾,哀慕終身。事母曲盡孝養,處族黨多厚德,嘗為人雪奇冤,冒險難,活千餘人,然不自言也。詩古文有奇氣,著有廣西涯樂府、古集、寄雲樓集、褐玉堂集、嘉樹堂集,都賢為序而行之。有“生同里、長同學、出處患難同時同志”之語。

相關事件


陶汝鼐原本只想做一名處江湖之遠的文人,不問政治,終日以讀書為樂。
但在明清之際巨大社會變動下,山河破碎,家業飄零。陶汝鼐不得不走出書齋,投身到當時遍布全國的反清活動中。弘光政權在南京建立時,他受人舉薦擔任了何騰蛟的監軍。南京陷落,弘光政權滅亡后,他又轉道廣西,參加了永曆政權,並官授翰林院檢討。但腐敗的明政權貪圖享樂,無所作為,最終逃脫不了滅亡的命。復國無望,陶汝鼐只能再次歸隱不仕。
順治十年(1653),他受到牽連,以叛案下獄,被定為死罪。幸而友人多方努力,儘力搭救,才免於一死,但仍被囚禁了一年多才得以放還。晚年,在溈山剃髮為僧,號忍頭陀。遁跡江湖,郡縣曾以“隱逸”薦舉,堅辭不仕。

作品一覽


他年輕的時候曾加入過復社,才華橫溢,詩文書法俱佳,名動海內,被當時的人稱為“楚陶三絕”。著有《廣西涯樂府》、《嚏古集》、《寄雲樓集》、《褐玉堂集》、《嘉樹堂集》等。另有合刻的《榮木堂文集》、《榮木堂詩集》共三十六卷,流傳至今。《清史稿》卷五零一有傳。
他的詩多感慨興亡,自傷身世之作,激越凄楚,聲情並茂。如《白水六月五日》一詩:“此地余茅屋,相鄰近釣磯。村香吹岸幘,竹粉■披衣。野曠人煙貴,兵深物命微。得閑殊自詫,何也■忘歸。”《放還貽別諸同難者》:“填海移山事豈成,湘天不明人夜行。十年離亂各風雨,一劫修羅共死生。遼鶴乍來城郭變,枯樹縱去江潭平。歸歟莫負雄慈力,好著袈裟安釣耕。”都寫出了清初社會動蕩不安,人心浮動的狀況,文辭間流露出非常痛迫的感情。

佳作賞析


他的文章內容也多是涉及到明清之際的歷史,憶古思今,文筆縱橫馳騁,頗有氣勢。
《榮木堂文集》共十二卷,目前所以見到的最早的刻本是清康熙年間的刻本。卷一為論、策和代人所作的制詞,卷二到卷四為序,卷五為志序,卷六碑記,卷七遊記,卷八傳、志傳,卷九題跋,卷十書啟,卷十一祭文與墓誌,卷十二雜著。作者並不是一位關心時政的人,入清后,雖歸隱不仕,但卻也並不繼續抗清的活動,反而是安於現狀。因此文集中不象當時大多數明朝遺民的作品那樣,充滿了明顯譏刺怨懟清朝統治的文字,相反,在某些文章中還流露出對清王朝有所稱頌。如卷四《新修長沙府志後序》稱清朝統治者使“世亂而復始,地危而復安,政教失而復修,如行■海中再睹澄霽。幸矣!”

軼事典故


這時陶汝鼐已經安心於做一名清朝的順民了。但舊王朝的影響和痕迹畢竟不是很容易消退的。何況他在過去曾有過少年得志,名動海內的美好記憶,因此在許多文字里仍然不時表達對明王朝的懷念之情。如卷二《商歌自序》云:“思報國恩,獨惟文章……餘明之逋人也,……三十以前習成,宗伯、冢卿、宰相皆持奏其舉子文,先皇帝詔勒其姓字於石,欲早用之。……嗟乎!君國之恩,報無日也。”“今即有人筆削三百年王業之盛,無緣得見,姑撮其奇事數十,廣昭代之異聞者,咐諸《嚏古》焉。”這篇文章作於順治八年(1650年),那時作者雖已削髮為僧,卻生緣未斷。遙憶當年自己頗得朝中重臣的推許及崇禎皇帝的賞識,封官揚名的情形,仍然感激涕零,為不再有機會上報國恩而扼腕長嘆。因此,只能以文章記錄舊朝“奇事”來寄託自己的情感。

抗清志士


他的文章中也有一些記載抗清志士軼事的文章。如卷八《揚龍友中丞傳》中詳實記敘了友人揚文驄(龍友)堅持抗清,不屈不撓,被俘之後,不為清政府威逼利誘所動,慷慨赴義的經過。《黎平何公殉節傳》記述了南明督師何騰蛟受傷被俘,誓死不降,絕食五、六日,終於被殺。作者曾做過何騰膠的監軍,朝夕相處,共同鬥爭,對他有著深厚的感情。在寫到何殉國時,說“天為之■”,又云:“嗚呼!公於是成仁無憾矣。……封疆大臣能鞠躬盡瘁,從容而死節者如公幾人!”
陶汝鼐的詩文風格頗受公安、竟陵的影響。卷三《刻榮木堂詩集自序》雲“十三補弟子員,即私效袁公安近體詩”。卷三《車孝恩高霞堂集序》中也說他曾在二十多歲時北上遊歷關中,在回鄉的途中特地到鄂城鍾惺請教詩學。他對明七子的復古傾向,並不贊同,主張詩歌應以寫性情為主。卷二《嚏古自序》說:“竊嘗披擷春華,追尋古響,不若漢魏樂府諸詩,蘇李而下猶能真真朴朴,寫山川風俗,憂思怨悱之情也。……明興,吳越詩最盛,中葉乃推七子,然所為樂府不過擬古題目,刻畫無鹽。即通肖古人口吻,何關風義!”
卷三《廖大隱覆巢全草序》又云:“噫嘻!漢魏詩歌莫高於蘇李蔡琰,而皆以骨肉生離,痛淪肌髓。”同時稱讚廖大隱詩歌“悲則悲矣,其沉鬱頓挫之節,憂思怒悱之情,猶江潭遺響也。”可見作者推崇的是那些抒發真實感情,能打動人心的作品。他還認為李白杜甫之所以最為人稱道,是由於“蓋代詞人,遭逢禍亂”,“一則子然流夜郎,一則無家尋弟妹”,因此沉鬱頓挫之節,憂思怨悱之情溢於言表,詩作感人肺腑。而明七子刻意仿古,結果作品呆板乏味,自然不能動人,而比擬之處往往不倫不類,就象以醜女比美人。

創作背景


作者是一個寄情山水,率性而為,疏離政治的人。因此《榮木堂文集》中文學成就最高的是他的遊記。如《月夜遊君山記》敘述了崇禎十三年(公元1640年)仲冬與友人月夜遊洞庭湖君山事“甫及中流,月光漸吐,波粼粼有金色”,“余滅燭受月,君山青影若岸”,“取徑入山,修篁古木掩翳有聲”,“月明煙淡,薄暖如春”,“斯時也,氣若椒蘭,響無蟲鳥”,“倚杉下長嘯,極目湖霜縷縷白而青天無纖生,遙指人寰,如隔瀛島,神仙可接。”
又如《淞海觀濤記》敘述了崇禎九年(公元1636年),在一個夏季在海邊從午夜到黎明觀賞潮水的情形。“聲來如雷!”“澎湃喧■,若萬馬奔至,卷地拍天,毛髮欲豎。須臾紅輪出曙,在百丈銀山中,而此銀山億萬騰涌,迸為火齊,散為紫貝亦億萬,未易名狀。群舶帆檣,轉瞬而沒,移時水立,舶文在銀山上,隨潮落去,如墜危崖,”“雄奇變幻,約廿刻許而漸平,迥瀾伏波,而觀者神態始定矣。”兩篇文章都寫得清新生動,無論是月夜下靜謐的湖光山色,還是朝霞中澎湃起伏的海潮,都被作者描寫得逼真生動,引人入勝。

廣交文人


陶汝鼐交遊廣泛,與晚明的許多文人,如陳繼儒,董其昌、鍾惺、黃周星、楊文聰等都多有往來。文集中許多相關文章可以作為研究他們的佐證、參考。另外,文集卷八是陶汝鼐所撰補續的《長沙府志》中的人物列傳,數量亦頗為可觀,而且他所記的又多是明末清初的人物,亦可以用來補正史方誌的缺失,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

歷史評價


乾隆四十三年,湖南巡撫查出陶汝鼐之孫陶煊與張燦同輯的《國朝詩的》內有呂留良、屈大均的詩作。這是雍正朝的一樁文字獄。當時雍正皇帝利用這樁案件,一面清除了諸王朋黨的殘餘勢力,另一方面大大打擊了漢人的反滿意識。當時此案牽涉面極廣,處理也極為殘酷,但凡同呂、屈有關聯的人、事,收有他們文字的書籍,都統統被列入禁毀的行列。因此湖南巡撫派人到陶煊後人家中搜查,是否還有其他的違礙書籍。又抄出了陶汝鼐的《榮木堂集》,認為書里有“隱合怨謗”語,於是奉旨將《榮木堂集》與《國朝詩的》連同書板一起銷毀,列為禁書。這樣一位不問政治的文人的抒發心性的作品,意然也會因莫須有的罪名而招致禁毀,清朝文字獄的泛濫由此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