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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濤

原共產主義青年團團支部書記

王濤,原名祖英,號芷源。1908年3月21日出生在湖南省江華縣池江鎮一戶小地主家庭。他從縣立高等小學畢業后,於1923年春考入湖南省甲種工業學校。因積極參加革命活動,於1925年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任團支部書記;不久,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簡介


出生於小地主家庭。1923年就學於湖南省立甲種工業學校,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我黨早期的共產黨員之一。1927年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9學成回國。先後擔任過湘南特委書記、中央黨校軍事政治教員、陝北省委統戰部長、陝甘寧邊區黨委統戰部副部長、湖南省委組織部長等職務,參加過長征。1940年底奉命擔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員兼閩西特委書記,領導閩西人民進行革命鬥爭,同年9月21日,由於叛徒告密,在龍岩十八彎遭到敵人伏擊,壯烈犧牲,年僅33歲。1944年11月25日,為了紀念在閩西大地上為革命流盡最後一滴鮮血的黨的好乾部王濤,中共閩西特委決定,在上杭稔田堵樹坪成立以王濤烈士命名的“王濤支隊”。這支以烈士名字命名的英雄隊伍,英勇戰鬥,在戰鬥中不斷壯大,人數由原來的49人迅猛發展到3000多人。後來,“王濤支隊”擴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閩粵贛邊區縱隊”,配合南下大軍,解放了粵東、閩西南的廣大地區。

生平


6歲啟蒙入私塾,后就讀於完善初級小學和縣立高級小學,1923年春,考入長沙湖南省立甲種工業學校,1926年冬畢業。1925年在學校參加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後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曾任團支部書記,是學校學生運動的領導人之一。1927年,奉派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軍事,后改學政治;1929年秘密回國。進入東江革命根據地,任東江共青團特委書記,后又兼任紅軍學校教育長、代理校長,培訓軍事幹部。1931年8月繼任中共湘南特委書記,並組織、整編、領導湘南遊擊大隊為湘南赤色游擊隊,大力發展游擊戰爭。1934年秋,紅一方面軍路過宜章時,率領部分游擊隊隨軍長征。1935年,為爭取張國燾回到黨中央的正確路線上來,他同一批幹部被派到紅四方面軍工作。1936年11月下旬山城堡大捷后,率紅四方面軍黨校人員,在定邊城與中央黨校會合,他在聯歡大會上講話,表示要加強團結,反對分裂。此後,他在中共中央黨校擔任軍事政治教員,常以在長征途中同張國燾分裂主義作鬥爭的親身經歷教育學員,堅持黨中央的正確路線。1937年初,調任中共陝北省委常委兼統戰部長,不久陝北省委撤銷,又到中共陝甘寧邊區黨委任統戰部副部長。1937年“七七”事變后,國共合作抗日,奉派重返湘南,收集和整編游擊隊為新四軍一部。1938年1月,到郴州,在萬勝旅館設立新四軍駐湘南辦事處,以辦事處主任的身份同各方面建立關係,開展工作。1938年5月,重建中共湘南特委,任書記,同時又被選為中共湖南省工委委員。1939年2月省工委召開黨代會時,當選為省委委員。同年六月十二日,“平江慘案”發生,國民黨頑固派策劃暗殺他;九月,設在牖智書店的湘南特委突然遭襲擊,省委決定調他到省委擔任組織部長兼保衛工作,輾轉在邵陽、衡陽等地隱蔽活動。年底當選為中共“七大”代表,於1940年6月中旬到達桂林八路軍辦事處,準備赴延安出席“七大”。由於國民黨拒發通行證而受阻。1940年12月,在桂林接到中央通知,派他為中共南方工委委員兼閩西特委書記。1941年1月中旬,來到中共閩西特委駐地龍岩縣后田山上。時值國民黨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變”后,閩西頑固派緊接著在1月20日發動閩西事變,包圍襲擊中共特委、縣委駐地。同時,在龍岩、永定上杭等地摧殘革命基點時,捕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1941年9月21日特委駐地遭叛徒帶領的國民黨頑固派軍隊襲擊,在反擊戰鬥中壯烈犧牲。

人物事迹


1926年暑假,王濤回到江華后,曾邀集度假同學在縣城開展學生反帝愛國宣傳活動。他們組織縣城學校學生上街遊行,宣傳抵制洋貨以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他的這些活動引起父母的擔憂。同年冬,當他從省甲種工業學校畢業回家時,父母要他與同街彭姓女子訂婚,以便留在家裡繼承祖業,免得外出“闖禍”。他拒不從命,而且在一氣之下,用刀砍爛用來訂親的禮物,然後離家出走,到長沙投奔革命。
1927年,王濤被黨組織選送到蘇聯中山大學學習,起初學習軍事,后改學政治。1929年回國后,曾任廣東東江青年團特委書記兼紅軍學校教育長。1930年春,他受中共兩廣省委的派遣,和戴月來到砰石,以特派員身份,幫助中共湘南工作委員會進行整頓工作,將中共湘南工委改建為中共湘南特委。由尹子韶任書記,特委機關設在廣東砰石。1931年8月,根據兩廣省委的指示,在湘南特委第一次擴大會議上,他擔任改組后的特委書記。這次會議著重傳達了兩廣省委對湘南特委不重視發動群眾、開展武裝鬥爭錯誤的批評,強調開展群眾性武裝鬥爭的重要意義。會議還決定將湘南遊擊大隊改為湘南赤色游擊隊,特委機關移耒陽南鄉,以促使湘南地區工作的恢復與發展。到1932年春,湘南赤色游擊隊已發展為擁有步槍200餘支,機槍兩挺的隊伍,並逐一殲滅了宜章赤色區的挨戶團和“鏟共隊”等反動武裝,使得各地主武裝龜縮在碉堡里不敢出來。到1933年3月,特委領導中心活動區域內組建的黨支部有十個,團支部六個。
1933年4月,湘南特委由中共湘贛省委領導。4月26日,王濤根據湘贛省委指示召開特委第二次擴大會議,全面總結特委過去的工作和部署今後黨的任務。會後,特委以郴縣為中心,特派出人員到宜章、衡陽、水口山、資興等地建立黨的組織、開展群眾性的游擊戰爭。到1934年7月底,建立的黨組織有中共耒(陽)安(仁)永(興)中心縣委和五個地下區委;開闢了以株木山為中心、縱橫百餘里的耒安永邊游擊區。湘南特委領導的赤色游擊隊擴大到一個營,在郴縣一帶打了好幾次勝仗,並消滅了一個敵特務連。
王濤在湘南工作期間,不僅表現出卓越的領導才能,而且在應付緊急情況時特別沉著機智。他曾兩次遭到敵人追捕,每次都能甩掉敵人,安全脫險。他去湘贛省委請示彙報工作,總是只身前往,從不帶人同行,巧妙地應付敵人的盤查。有次,湘南赤色游擊隊被包圍在一個山頭上,王濤分析情況后,命令隊伍立即隱蔽,俟敵人防備鬆懈時,再找敵人兵力薄弱的地帶突圍出去,使隊伍未受任何損失。
1934年秋,王濤離開湘南隨紅軍長征。途經貴州、四川時,他曾兩次負傷,被調到紅四方面軍黨校任教員。紅軍到達陝北后,他又奉調中央黨校任教員,赤衛軍營長。1937年初,他任中共陝北區委統戰部部長,8月,又調任陝甘寧邊區統戰部副部長。
抗日戰爭爆發后,根據國共兩黨達成的協議,南方各省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年底,王濤受黨中央的派遣,以新四軍中校秘書的身份回到湘南。他身穿國民黨政府軍服裝,佩戴中校領章,公開活動在湘南各地,有效地推動國共合作局勢的發展。1938年1月,他擔任新四軍駐郴州通訊處主任。
2月,中共湘南特委改組,他又擔任特委書記。為了進行改編游擊隊工作,王濤和湘南特委委員、中共耒安永中心縣委書記謝竹峰於3月來到耒陽,與國民黨當局進行談判。在談判中,他針對國民黨當局妄圖吞併抗日武裝的無理要求,嚴正指出:國共兩黨合作,是兩黨處於平等地位,共同抗日。經過兩天緊張激烈的談判,終於迫使國民黨當局同意他提出的公開改編游擊隊的方案。隨後,他又和周禮等深入游擊隊進行動員教育,使分散活動在樂昌、乳源、宜章一帶山區的游擊隊五六百人很快下山進行整編,於4月正式改編為新四軍,暫編一、二大隊,在群眾熱烈歡送下,開赴抗日前線。此後,他又同特委著手整頓和發展黨的組織,不到半年,建立兩個中心縣委、兩個中心區委、26個支部,共有黨員1400餘人。
為了開展抗日救亡工作和抗日游擊戰爭,從1938年夏以後的半年時間裡,王濤同湘南特委多次在郴縣縣城萬勝旅館、汝城耕續村、郴縣棲鳳渡等地,舉辦縣、區、鄉黨員幹部訓練班,培訓骨幹。據當時任耒陽毛粟沖黨支部書記的王來蘇回憶說:“王濤同志住在郴縣牖智書店……他每次來黨訓班講課,都是身穿長衫,一副商人的打扮,而且都是繞道秘密來到萬勝旅社。……學員們絕大多數是長期堅持游擊鬥爭的指導員,鑽了十多年的深山老林,很少看到黨的文件和革命書報,消息比較閉塞,政治理論水平也比較低。加之……親眼看到國民黨反動派大肆屠殺我們的同志、親屬和群眾,對國民黨反動派有著深仇大恨。因此,一聽說要與國民黨第二次合作,一時思想不通。……王濤同志的每次講課,就是圍繞這一中心論題,深入淺出地給我們講革命形勢,講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幫助我們提高思想認識。”在他的領導下,湘南各地普遍掀起了抗日救亡運動。5月,他在郴州主持開設牖智書店,發行革命書報,並創辦《老百姓》周刊,舉辦“讀者會”,並同書店人員熱情接待顧客。為了搞好統戰工作,他特別注意同上層人士進行廣泛的聯繫,如有要求則一定給予幫助。有個叫李肇修的積極分子,因女兒李倫在校被開除,特請求他幫助把女兒送往延安,參加革命。他想方設法滿足了這一要求。此外,他還部署在耒陽設立《新華日報》耒陽分銷處,在汝城辦起了星光書店,在宜章設立了戰地文化分處和戰時出版社供應分所,在耒陽創辦了戰時中學,收容華北、華東淪陷區及各地流亡到縣城的失業學生。通過這些工作,使湘南的群眾抗日救亡運動得以蓬勃發展。
1939年2月,王濤當選為中共湖南省委委員。“平江慘案”發生后,國民黨當局又搗毀新四軍駐郴州通訊處,他受到通緝。這時,他調離湘南,到省委任組織部部長。1940年5月,他又調往桂林八路軍辦事處,準備轉赴延安。由於國民黨當局的阻撓,他在桂林滯留半年之久,未能成行。
1940年冬,黨組織決定調王濤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委員兼閩西特委書記。王濤同愛人張子芳背著年僅半歲的兒子,取道衡陽,經韶山關到達廣東梅州,與閩西特委派來接應的羅天取得聯繫,在羅天的帶領和護送下,於1941年1月中旬到達閩西特委駐地——龍岩縣后田村。這時,正值國民黨政府當局發動“閩西事變”,到處捕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使閩西的革命鬥爭進入最危險、最艱苦的時期。面對這種情況,他顯得十分沉著穩重。他把兒子託付給一紅軍家屬撫養后,一面組織力量進行反擊,一面將特委機關向深山密林轉移。他還委派張子矛繼續負責編輯出版《團結報》,並常為報紙寫稿,揭露國民黨當局破壞國共合作的罪行,宣傳黨堅持團結抗戰的一貫主張。他自己雖患有嚴重胃病,但仍然堅持與大家同甘共苦;而且十分關心和愛護同志。有次班長戴炳輝生病,他一天要去看望幾次,並親自端菜送去,使戴感動得熱淚盈眶。
1941年9月,王濤派特委成員魏金水、陳卜人等人去開闢新區,自己和張子矛及20餘名工作人員留守特委機關。17日,他派出的兩個通訊員被捕叛變,帶200多敵人潛伏在特委駐地附近。21日拂曉,他正在小草坪上指揮戰士進行軍事訓練,潛伏的敵人開槍向他射擊,打中右胸,當他忍痛指揮戰士撤退時,身上又中一彈,不幸犧牲,時年33歲。他的頭顱還被敵人拿到龍岩縣城和湘南地區“示眾”。在他犧牲三周年的時候,中共閩西特委決定,將一支人民武裝命名為“王濤支隊”。後來這支隊伍擴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閩粵贛邊區縱隊,配合南下大軍,解放了粵東和閩西南廣大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