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令

王令的高祖父、曾祖父都曾在朝廷任要職，而他父親只當過幾年鄭州管城縣主簿。王令五歲時，母親父親已相繼離世，唯一的姐姐已出嫁，王令遂成孤兒，無所依靠，只得孤身一人隨當時在淮南東路真、揚州當駐泊、巡檢一類低級武官的叔祖父王乙來到揚州，寄居在叔祖父門下長大成人，王令因此而以廣陵人自居。

王令七八歲時進書塾讀書。他常是白天與眾學童一起嬉戲，晚上回家獨自讀書，有時通宵達旦而不眠。少年時代的王令，好助人，氣盛放縱，對他人不義行為好當面指責而無所顧忌，眾人都很敬服他。

宋仁宗慶曆八年（1048），十六歲的王令跟隨叔祖父的長子越石來到瓜洲（今江蘇揚州南）。次年，王令即離開寄居十年的叔祖父而另立門戶，接回了寡居而難以生存的姐姐及外甥。從此，王令開始了長達十年的與姐姐相依為命、孤貧流浪的家塾聚學生活。經濟上失去了對叔祖父的依賴，一個三口之家的生活擔子落在了年僅十七歲的王令身上。在瓜洲安家不久，王令便隻身到山陽縣某家塾當先生。第二年，又應邀去天長縣一束姓的人家家塾聚學。在這裡，王令一共度過了五個春秋。束氏，是王令一生中相交最深的知己之一，他給了孤苦的王令經濟上的支持和感情上的安慰。實際上，束氏二子年齡與王令相當，也有一定的學識。王令《答束孝先》云：“君家兄弟賢，我見始驚夥，文章露光芒，藏蘊包叢脞。關門當自足，何暇更待我？固知仁人心，姑欲恤窮餓。”王令名為先生，實乃伴讀，他也從不以先生自居。王令依靠束氏的幫助，維持著自己與家人的生活。

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朝廷舉行科舉考試，二十一歲的王令不顧眾人的勸說，決然放棄了進取功名的機會。他本希望“生太平世，讀書學古，自少壯期切切以自奮進，裨補當世之萬一”，可“不幸窮蹇顛倒，不得比常流”（《壬辰三月二十一日讀李翰林墓銘雲少以任俠為事因激素志示杜子長》）。在這以後幾年間，王令從未參加科舉考試。黑暗的社會現實，寄居他人籬下的孤貧生活，使他徒有濟世救民之宏願，卻又不甘願“將六尺軀，賤易五羖皮”（《答黃藪富道》），他以為人生只是暫就天地舍，“百歲只如梭過機，安能局促努筋力，眼穿仰望丹桂枝？”（《快哉行呈諸友兼簡仲美》）就在這一年除夕，在萬家歡笑聲中，王令哭作《送窮文》，敘述自己悲慘的人生，以泄心中苦悶：“自我之生，迄于于今，拘前迫后，失險墮深。舉頭礙天，伸足無地，重上小下，卒莫安置！刻瘠不肥，骨出見皮，冬燠常寒，晝短猶飢……”

束氏子女年齡漸長，王令覺得再不辭去空受饋贈有愧，便辭別束氏到高郵聚學。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王安石由舒州通判被召入京，途經高郵，王令投書並贈《南山之田》一詩與王安石以求見，開始了他與王安石的交往。王安石長王令十一歲，在這之前，早與王乙父子相熟，王令也早已敬佩他的人品和文章，王令曾在《與束伯仁手書》中云：“自揚雄以來，蓋未有臨川之學也。”王安石也十分看重王令的為人與才學。在回信中他贊王令“足下之材，浩乎沛然，非某之所能及”、“足下之行，學為君子而方不已”。從此，兩人書信往來頻繁，成莫逆之交。經王安石的舉薦，當時許多有聲譽的文人學者開始與王令投贈唱和，王令的詩文得以傳抄流通。王令聲譽赫然，便有不少好攀附之徒望風伺候，進譽獻諛，這使清高倔強的王令大為惱火，他在門上大書“紛紛閭巷士，看我復何為？來則令我煩，去則我不思”以絕客。

這一年，江淮大鬧蝗災，到處餓殍遍野，滿目凄涼。王令見其景，憤作《夢蝗》詩。

次年，王令被高郵知軍邵必強邀為高郵學官，不久便書告邵必：“人固各有志，令志在貧賤，願閣下憐其有志，全之不強。”辭歸天長束氏。王令重返束氏之家，“去而復來，苟得食以自延”，“而受人之厚賜，無足酬報”而又“迫於莩餓，又不得自引而去，其慚於旦暮不忘”。不求功名的生活信念和生活的貧困，使王令陷於難堪的境地而難以自拔。

王令知道，自己不可能靠束氏的憐憫度過一生。於是在二十五歲那年秋天，他辭別束氏，到潤州（今江蘇鎮江市）以求聚徒教授糊口。然在潤州事久未成，又不得不重返瓜洲。

從十七八歲開始，王令就獨自一人為養家糊口而四方奔走，飽受了世態炎涼，人情冷暖。他常以孤雁自喻：“萬里常為客，飛飛豈自由？情知稻粱急，莫近網羅求。……哀鳴徒自切，誰謂爾悲愁。”（《雁》）他感嘆“笑面惡肝脾”（《交難贈杜漸》）的險惡人心；他渴望有朝一日，“買田結歸廬，種樹屋四周，子居課桑蠶，我出鞭耕牛，教妻績以筐，使兒餉東疇，坐笑忘歲時，聚首成白頭”（《山陽思歸書寄女兄》）。

潤州之行，經濟上無所收穫，虛度一年光陰，這使王令陷入更加窘迫的境地。雖說王令奉寡姊如嚴父，教孤甥如愛子，可為了大家不致饑寒而死，他不得不決定讓多年來與自己相依為命的姐姐再嫁。據封建禮教，婦女在丈夫去世之後，應終身守節，不可再嫁。為了不使自己和姐姐在熟人面前感到羞愧而無地自容，從潤州歸來不久，王令便舉家遷往江陰暨陽。

“頹檐斷柱不相締，瓦墜散地梁架虛，門無藩闑戶不閉，時時犬彘入自居。”從王令《暨陽居四首》中的這段描寫，我們可以得知其住房的破敗不堪。房主人可憐他不能自己動手修葺，便替他找來一位泥瓦匠，這位泥瓦匠見王令窮得實在拿不出什麼來招待他，便伺機溜之大吉。“家無田食儲，雀鼠非我仇，朝出從人居，詩書講前修”（《暨陽居四首》），王令依舊一貧如洗，依舊靠聚徒教授勉強度日，同時四方借貸，艱難地籌集姐姐再嫁所必需的資金。

姐姐出嫁了，王令又成孤身一人。孤獨、貧窮與時發時愈的腳氣病糾纏著他，使他精神頹喪，難以振作。深夜，他常獨對搖曳的燭火，顧影自嘆，淚滴滿襟。他感嘆自己“趨坐迷夷塗，失城陷深塹，病拙未為療，膏肓不容砭。無家可容歸，有灶外斷掭”（《夜坐》）。他希望能早日與親人一起蓋棺而去，結束苦難的命運。

在這以後的凄苦生活中，唯一給他帶來安慰的是在王安石的關心與努力下，他終於娶親成家。還是在十八歲時，王令就曾書告姐姐“吾將亦娶婦，力以石臼未”，然而奉寡姊，育孤甥，顛沛流離的生活使他難以如願。王令二十六歲在潤州之時，王安石就多次修書給舅舅吳蕡，力薦王令，以求吳蕡之女能與王令成婚。嘉祐三年，王令前往吳蕡所任地蘄州蘄春縣（今湖北蘄春縣）迎親，於十一月歸暨陽，十二月，又“以生用之窘”而應人之邀到常州聚徒講學。

迎親而歸，次年妻子有孕，這給王令孤寂貧困的生活帶來了一點安慰與甜蜜。然而，此時他的腳氣病越來越劇。疾病迫使他卧床難起，“足疾之餘，心虛善忘，恍惚無聊”（《與王介甫書》）。嘉祐四年（1059）六月初二，年僅二十八歲的王令便在貧病交加之中離世而去。

王令是一位頗有才華的青年詩人，他僅有短暫的十年創作時間，卻寫出了70多篇散文和480多首詩。他的詩歌代表了他文學創作的主要成就。

他的詩大多是與友人的酬答唱和之作，主要敘述了自己的生平、志向與人生態度，為溫飽而四處奔波的苦難生活。王令一生艱難，心情一直比較沉鬱，這類詩的基調也比較低沉。王令一生不應舉，不做官，生活在社會底層，接近貧苦大眾而遠離統治階級，所以他的不少詩篇深刻反映了連年的災荒與統治者的殘酷壓迫剝削給民眾帶來的疾苦，更可貴的是，詩人還能明確地指出這種苦難來自於統治者對人民的壓迫和剝削，展示自己救民眾於苦難之志願。

《夢蝗》詩是其代表作：嘗聞爾人中，貴賤等第殊。雍雍材能官，雅雅仁義儒。脫剝虎豹皮，假借堯舜趨。齒牙隱針錐，腹腸包蟲蛆。開口有福威，頤指轉賞誅；四海應呼吸，千里隨卷舒。割剝赤子身，飲血肥皮膚。噬啖善人黨，嚼口不肯吐。連床列竽笙，別屋閑嬪姝。一身萬椽家，一口千倉儲。……貧者無室廬，父子一席居。賤者餓無食，妻子相對吁。貴賤雖雲異，其類同一初。此固人食人，爾責反舍且！……

像詩人這樣以鋒利的筆觸，剝掉達官貴人們“仁義儒”、“堯舜趨”的外衣，顯露他們“虎豹身”、“蟲蛆腹”的原形，指出剝削階級搜刮民脂民膏實比蝗蟲更為殘酷可恨的詩篇，在古代文學作品中不是多見的。由此也不難看出由於特殊的生活經歷，王令對當時社會的觀察與認識是極為深刻的。難怪當年王安石閱讀了王令的詩后，曾一再稱讚說王令“詩有嘆蒼生而淚垂之說”。其他如《暑旱苦熱》、《餓者行》、《暑熱思風》等詩篇，也都因此而深受後人稱讚。

令(1032—1059)，字逢原，原籍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五歲父母雙亡，隨叔祖王乙移居廣陵(今江蘇揚州)。十六七歲自立門戶，在天長(今屬安徽)、高郵(今屬江蘇)、江陰(今屬江蘇)等地授徒為生。至和元年(1054)，在高郵拜識王安石，受其賞識，此後成為至交。由於王安石的稱譽，王令的詩歌始為人所知，尤其是在江淮一帶，王令逐漸成了一個頗負盛名的詩人。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將其妻之堂妹嫁給他，次年他便在常州(今屬江蘇)病逝，年僅二十八歲。王安石《思逢原》一詩有“妙質不為平世得，微言唯有故人知”之句，對他的才高命短、不為世用表示惋惜。

王令短暫的一生是在貧困交集中度過的，他自稱志在貧賤而不願屈就科舉功名，有時生活無著，常陷於極度窘迫的境地。曾模仿韓愈作《送窮文》形容自己的情形是：“拘前迫后，失險墮深，舉頭礙天，伸足無地，……刻瘠不肥，骨出見皮，冬燠常寒，晝短猶飢。”處於社會底層的生活，使他飽嘗人生之辛苦，而孤倔不苟的秉性，又使他於貧賤中激發出憤疾兀傲的意氣。他的詩多哀吟自我生活的貧苦，兼及社會的黑暗不平與民生的荒寒蒼涼，表現自己貧賤不改其度的意志與節操。藝術上，王令的詩受到了中唐韓愈、孟郊、盧仝等人的深刻影響，氣概健舉，想象奇特，詞句生硬。詠物寫景、感事議論的長篇古詩尤其如此。仁宗朝以來，詩壇一改宋初三朝之浮靡蕪鄙風習，新一代詩人中頗有一些作詩高揚氣概，風格健舉的，如石延年、蘇舜欽、歐陽修、李覯、郭祥正、徐積等人，或師法“韓孟”，或追摹“李杜”，總歸取法唐之中、盛雄健高遠的作派。在諸多效法“韓孟”的詩人中，王令是最突出的一個。他既學韓詩的雄邁勁健、奇古奧衍，又學孟郊的冷僻尖峭與慘淡深摯。同時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近體詩也不乏開闊矯健的表現方式與境界，而近於杜甫律絕的風格。大概由於短命和作詩求奇，人們常把王令與唐代詩人李賀相比，但兩人的風格差異還是較明顯的。王令偏於奇健峭厲、憤嫉冷僻，而不似李賀那般幽幻瑰麗、哀感頑艷。

王令的詩受韓愈、孟郊、盧仝、李賀的影響較深，構思新奇，造語精闢，氣勢磅礴，意境奧衍。諸如"長星作彗倘可假，出手為掃中原清"(《偶聞有感》)"終當力卷滄溟水，來作人間十日霖"（《龍池》）等句，均筆意縱橫、氣格雄壯。《暑旱苦熱》尤其突出："清風無力屠得熱，落日著翅飛上山。人固已懼江海竭，天豈不惜河漢干，崑崙之高有積雪，蓬萊之遠常遺寒；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間！"劉克莊稱其詩"骨氣老蒼，識度高遠"(《后村詩話·前集》)。其他如《不雨》、《良農》、《餓者行》、《和洪與權逃民》及五言長詩《夢蝗》等篇，則同情民間疾苦，對黑暗政治作了深刻的揭露。《松》、《大松》、《次韻和人古松》等詩，托物寄興，抒發了崇高理想無法實現的憤慨。《庭草》、《江上》、《金山寺》等寫景抒情小詩，清新自然，別具一格。不過，有些作品有生硬粗率之病，藝術上還不夠成熟。

王令詩文由其外孫吳說編為《廣陵集》,未刊行，近代始有嘉業堂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新版《王令集》，即據嘉業堂該校點，詩賦文21卷。另有《拾遺》、《附錄》、《年譜》等。王令的詩風，或清新，如《舟次》；或豪放，如《暑旱苦熱》、《龍池二絕》等。其古詩，大都格調高古，詩語奇險，深受唐代詩人韓愈、孟郊詩風的影響。《四庫總目提要》評王令的詩道：“磅礴奧衍，大率以韓愈為宗，而出入於盧仝、李賀、孟郊之間，雖得年不永，未能鍛煉以老其材，或不免縱橫太過，而視倨促剽竊者流，則固倜倜乎遠矣。”這可謂一語中的。王令的《張巡》酷似韓詩，而《秋居》等則分明是受了孟詩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