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陽學派
在診療上具有重陽特色的學派
中醫學之重陽、扶陽思想源自《周易》、《黃帝內經》，並於張仲景之《傷寒雜病論》中得到充分體現。仲景以降，此一思想雖延綿不絕，然或損或益，或偏於理上一得之解，或限於臨證一方之用，終未能成體系之學。及至晚清，邛州鄭壽全出，始將此一思想之來龍去脈及臨床運用之層層次第揭露無遺。若於學派言，殆此乃得構成。鄭氏之學，盧氏等繼之，是方有今之扶陽學派雲爾。此次論壇。得盧崇漢、李可、吳榮祖諸扶陽大家光臨，暢談心法，與會大眾歡喜踴躍，嘆息未曾有。更為可慶者，中國中醫藥出版社之王國辰社長、張立軍編輯親臨論壇，為使各大家之寶貴心法惠及更多有緣，乃不辭辛勞，組織力量，將此次論壇之語音進行編輯轉錄，復經各老之斟酌補益，而成是書。書將付梓，國辰社長索序於末學，末學淺陋何敢言序，但將其中大事因緣記之耳。
他在臨床診療過程中以重視陽氣、善用附子乾薑等辛熱葯著稱，人譽“鄭火神”，“姜附先生”，譽滿川蜀。其傳人有吳佩衡、祝味菊等著名醫家，當代也有不少火神派的傳人，如成都唐步琪先生等。
《易經》為古代哲學著作，乃中國哲學的總源頭，更是《內經》陰陽學術思想之淵源。《易經》認為，“一陰一陽之謂道”（《易經。繫辭傳》），“道”包含陰陽，陰陽就是道，就是規律和方法，天地萬物之理，大而宇宙，小而一草一木，皆不外陰陽而已。並且認為陰陽是運動變化的，而推動其運動變化的動力則是陽氣，即陽氣起主導作用。因而開篇即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後又說：“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周易。本經》）
此外，《易經》在八卦排列次序上，特將乾卦列為卦首，並以“元亨利貞”作卦辭，而坤卦乃位其後，意在昭示陽氣既是一切萬物肇始之源，又是其堅固善終之根；而陰從屬於於陽，須待陽動而後動等，充分體現了“陽”為主導，“陰”為從屬的重陽思想。由於陽氣的主導推動作用，使陰陽不斷運動發展變化，從而化生萬事萬物。受其影響，《內經》從“人與天地相參，與日月相應也”（《靈樞。歲露論》）角度出發，把宇宙萬物之一的人放到天地自然界里考察研究，發現陽氣在人的生命活動過程中至關重要，而且是貫穿其生命全過程的。人之生命孕育、生長壯老已、健康壽夭與疾病等，無不與陽氣有關。
由於扶陽學派擅於治療陰證，借鑒《傷寒論》的經方用藥，形成了重用附子、乾薑、桂枝和肉桂等補陽藥物的特色。在臨床上該學派的醫家多能大膽使用此類葯，屢起沉痾，讓世人折服。長期的陰證診療經驗，也使得該學派的醫家對相關補陽藥物的應用頗有心得，比如“附子一葯，辛以潤之，致津液，通氣化，可使腎中五液蒸騰敷布，陽生陰長，此即陽中求陰生化無窮之理”（李可）；“附子的這個偏性，這個毒，正是它救命回陽之所在”，“桂枝法已經不是單地地解表法。用在外證它它可以起到解表的作用，用在內證上，它可以協調陰陽”，“四逆法的運用那就太廣了，它的作用不僅在於回陽救逆，還在於溫腎納下，臨床上大多數慢性病人和危重病人最後都要從這個法上去收工，也可以說這個法才是治療的真正目的，而其它的法都只是手段，手段是為了達成這個目的，達不到目的，要想真正治癒病，真正收工，是很困難的”（盧崇漢）。由此不難看出，該學派立根於《周易》和《內徑》對自然和人體的基本認識，效法於《傷寒論》的理法方葯，形成了屬於自己的個性化診療特徵。由於根基深厚，見識卓絕，該學派的醫家多能聞名於世，且代有傳人。比如屬於這個學派的現代著名醫家就有李可、盧崇漢和劉力紅等人。目前這個學派的影響日益劇增，已經召開了首屆扶陽論壇大型學術會議，繼而成為了引領中醫學界發展方向的一面旗幟。三、扶陽學派是對中醫標準化趨勢的否定自從西醫傳入中國以後，西醫的發展模式和理論形態就一直在消極地影響著中醫的發展。中醫學界的一些人士接受了西醫教育，在唯科學主義的意識形態的主導下，力按照著西醫的標準來改造中醫，比如改造中醫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要象西醫診療理論那樣把中醫診療理論建成一個統一的知識體系，即中醫的標準化研究。
扶陽學派
我們知道中醫家不僅針對每一個病人進行個性化的診療，每一位中醫家也形成了屬於自己特色的個性化診療體系。一個中醫家在自己的長期醫療實踐中形成的個性化診療體系，是該醫家針對每一個病人進行個性化診療的前提。每一位中醫家個性化診療特徵的形成，取決於該醫家的所面對的疾病分佈特徵、自己的個性、知識結構等諸多因素。它是每一位中醫家發揮自己主觀能動性和智慧的體現，也是不斷超越現有的中醫醫療水平的途徑。
比如扶陽學派，就是基於中醫基本理論形成的一套在診療上具有重陽特色的學派，該學派在治療屬於陰證的疾病領域裡代表了目前中醫學界最高的水平。如果從中醫的標準化來看，扶陽學派無論是從疾病診斷上還是用藥上，都不符合既定的標準，但該學派的醫家取得的臨床療效是這些標準化的中醫理論所做不到的，因為他們的理論是首創的，並沒有包含在既定的標準里。
扶陽學派的產生與發展是中醫理論自身展開的結果，它的產生是自然的，絕不是為了符合某些醫政官員的意志或者滿足某些大人物的需要。扶陽學派對中醫理論的創新完全是基於深厚的中醫基本理論在中醫理論框架內發生的，它是對已有的中醫診療體系的進一步豐富與完善，這才是符合中醫理論發生規律和文化特徵的理論創新。但中國固有文化的衰敗也使得今天的中醫學界日趨愚昧和無知，那些學了中、西醫皮毛的一些中醫學界的人士既缺乏象扶陽學派醫家那樣對中醫基本理論的有效繼承，也沒有弄清中西醫各自的理論特徵和發生規律的前提下，就無所畏懼地從事所謂的中醫理論創新。於是我們能夠看到他們幾乎每一天都在各式的媒體上對外宣布自己創造了一套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新中醫理論”，並大言不慚地聲稱自己的理論結合了中西醫兩種醫學的優勢。但是我們只要對其理論稍加考察一下，就不難發現這種理論怪胎只是在一種沒有理論根基的幻覺的主導下製造出來的一種混合物，這些“新中醫理論”沒有任何臨床意義，也就沒有任何生命力，它們的存在僅限於發明者自己的孤芳自賞，不可能再繼續傳下去。這就是時代的喧囂，更是中醫學界的愚昧和浮躁！創新必然是對傳統的一種繼續和完善，中醫理論的創新必須象扶陽學派那樣，把自己的根基牢牢地建立在中醫基本理論之上，然後在中醫理論框架之內進一步拓展與延伸。象現代的那些中西雜交的創新，帶來的只能是理論的駁雜和思維的混亂，這不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理論創新，而是一種自欺欺人的理論破壞和智力遊戲。未來的中醫發展，不僅需要不斷地壯大中醫隊伍的規模，更需要眾多的象扶陽學派那樣的創新學派之間的爭鳴。我們期待著中醫學界能夠出現一個百家爭鳴的時代，那將是中醫在新的歷史時期真正繁榮的標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