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戰略

世界商業版圖和遊戲規則將又一次被改寫。

6600萬年前的白堊紀晚期，氣溫驟降，地球的主宰者恐龍因無法適應新氣候，在短時間內集體滅亡。據說，一顆小行星對地球的猛烈撞擊，是氣候驟變的元兇。

今天，地球的新主宰者人類，也面臨著一場全球範圍的氣候變化：全球變暖。很多科學家預言，地球氣溫的緩慢升高，最終將演變成一場又一場災難。儘管這些災難遠沒有星球碰撞那樣突然而壯觀，但對於地球的主宰者來說，後果可能同樣慘烈。自2008年雪災、酷熱、颶風等極端天氣的頻繁發生，正是氣候變化對我們的警告。

雖然對恐龍的死因以及全球是否在變暖都還存在不同的觀點，但對於企業來說，這都不是重點。真正重要的是：在人們對氣候的擔心和爭論中，可持續發展和環保主義運動形成了氣候。而人們對未來發展和環保的普遍關心，很可能演變成新的消費模式和政府新政，這將改變商業世界的版圖，甚至重寫商業遊戲規則——正如氣候能夠讓滄海和桑田相互轉換一樣。

這並非危言聳聽。根據《財富》雜誌7月公布的最新“500強”排名，日本的豐田汽車以2302億美元的銷售收入排名第5，而汽車業多年的老大通用汽車則以1823億美元的收入排名第9。排名的變化，反映的是日本汽車業的蓬勃崛起和美國汽車業的慘淡衰落。很多管理學者認為，兩國汽車業勢力的此消彼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一方順應了商業氣候的變遷，而另一方則缺乏這種氣候敏感性。在消費者越來越重視節能和環保的大趨勢下，一貫不注重油耗的底特律，如今只能自嘗苦果了。

正是由於擔心管理者會忽視這場靜悄悄的商業氣候變遷，延誤順勢而為的良機，“低碳戰略”簡單地說，就是在這種強調可持續發展、強調環境保護的商業大氣候下，企業如何規避風險和善用機會。

政府和公眾對低碳經濟的關注，正在升格為各種新政以及新的消費者行為模式。繼全球化以來，世界的商業版圖和遊戲規則將又一次被重寫，對此企業如何應對？節約能源、降低碳排放、建立可持續發展機制，對於企業來說已經不再是一句空話，有遠見的企業正在緊鑼密鼓地制定和實施著自己的低碳戰略。

第一階段指的是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降低排放量，以及用新興的碳交易手段促進減排意願；

第二階段則從源頭上著手，減少化石能源的使用，代之以更為清潔的能源(包括風能、太陽能等)；

第三階段則側重於末端治理，力圖將化石燃料燃燒後排放的二氧化碳捕獲到貯存設施中或者固化，從而使零排放成為可能。

節能減排如同早先的全球化一樣，已成為一種國際趨勢，企業必須隨潮流而動。在人類200餘年的工業化進程中，大量化石能源(包括石油、煤炭、天然氣等含碳能源)的消耗已經使得地球變暖成為事實，並帶來了更多的災害性天氣。2003年，英國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創建低碳經濟》首次將“低碳經濟”寫入政府文件；生效於2005年的《京都議定書》則為低碳戰略提供了一個有保障的金融機制；2007年12月的聯合國氣候大會更是將低碳戰略一舉推到國際社會的聚光燈下。

到2007年底，國際社會已經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減排計劃。一個總的共識是“80-20”原則，即在20年內力爭把溫室氣體排放量降低80%。

要達到這個目標，以中國為首的發展中大國肩負著巨大的減排壓力。在2007年11月國際能源機構(IEA)發布的最新《全球能源展望》中，預測2030年世界能源需求將增長50%，其中40%是由中國和印度拉動的。

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未來必將通過落實更多的節能減排法規來獲得國際社會的尊重和認可。而這些法規的落實，將對國內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帶來衝擊。

中國政府正在大力推進企業節能減排的力度。2006年，中國政府的“十一五”規劃確立了節能減排工作的“硬指標”：到201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GDP)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減少10%。

但是，2006年全國萬元GDP能耗與上年相比只下降了1.23%，並沒有完成預定的平均每年下降4%的目標。2007年的萬元GDP能耗比2006年下降了3.66%，仍然沒有完成4%這個目標。

連續兩年能耗下降沒有達到指標，將促使政府拿出更為嚴厲而有效的措施。2007年7月1日，由溫家寶總理擔任組長的國務院節能減排工作領導小組安排了2008年的工作，其中提出要“打好節能減排攻堅戰”，“使節能減排工作取得突破性進展”。

這種節能減排的迫切願望，加上我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長久國策，都在呼喚企業制定自己的節能減排長期戰略，使自己在未來的競爭中掌握主動權，避免被各種環保新政打個措手不及。

埃森哲大中華區副總裁丁民丞在分析埃森哲一項針對全球7500多名消費者的調查時稱，全球的消費者更青睞那些能夠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廠商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這意味著在不遠的將來，消費者的購買行為可能出現新的模式，這將迫使企業積極應對氣候變化。

這項調查發現，世界各地85%的被訪者對氣候變化給予了“極度”或“一定程度”的關注，而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國家更是有高達97%的消費者關心氣候變化，而且更為積極地採取行動。新興國家超過80%的被訪者(這個比例遠遠高於其他區域)盡量避免乘坐汽車、不買空運入境的食物、選擇乘火車而不是飛機，而且使用替代能源的人數也是其他地域的兩倍。

調查也發現，有64%的被訪者表示願意支付更高價格購買低碳的產品和服務。在這部分消費者中，人們願意支付的額外費用平均高達11%。

考慮到能源的日漸緊缺，以及油價的不斷上升，在節能減排方面處於領先地位的企業毋庸置疑將節省更多的能源費用。而從更長遠的角度來看，節能減排能力將成為企業的一種長期競爭優勢。根據高盛銀行在2007年7月公布的一份報告，在其所調查的6個行業中—能源、礦產、鋼鐵、食品、飲料和傳媒—那些在執行可持續發展政策方面處於前列的企業創造了可持續的競爭優勢。自2005年8月以來，其市場業績超越了一般股票市場25個百分點。與此同時，這些企業中的大多數在同一時期的市場業績要優於同行。

此外，由於公眾將節能減排的領頭羊企業視為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的典範，企業也因此樹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這種聲譽將帶來潛在的商機以及品牌溢價。

一個合理的政策設計應該具備三大要素：平衡運用懲罰限制性政策和積極獎勵措施；體現共同承擔和能力分攤原則；對成本和經濟效益進行管理，保證可持續性。

節能減排已成為各地政府在“十一五”規劃中提及率最高的名詞之一。如何達成政企間的良性互動，如何推動企業更為積極主動地投身於節能減排的“低碳轉型”，是當前高層管理者的重要議題。

隨著市場對清潔技術企業估值的顯著上升，企業方的低碳戰略已有升溫跡象。那麼，除了企業層的積極參與外，政府應該採取什麼樣的姿態和行動來應對減排帶來的實際挑戰呢？

海外多國的經驗證明，通過政策改變市場的基礎，政府的積極作為可以促使節能減排的實現更具成本效益，從而鼓勵投資者將資本投入到節能減排項目上。

實踐已經證明，如果僅憑市場運作，沒有政策機制對節能的設備投資、技術進步、減排成本，以及管理機制改進等方面進行鼓勵和現實補助，企業在大規模應用減排手段上將缺乏長期的積極性。大量的潛在項目、技術或投資機會本身，很可能因此錯失最佳的實施良機。

目前來看，中國企業在推進“低碳戰略”方面正在面臨自身和市場機制無法解決的問題。

首先出現的是成本問題，尤其是在投資可再生能源領域。在當前的技術水平下，可再生能源的價格遠遠大於傳統的化石燃料，這是阻礙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最大障礙。如果沒有政府提供包括價格、稅收和財政補貼等政策的支持，在當前高成本的制約下，僅靠市場本身無法推動新能源產業的發展。

其次，外部基礎條件的欠缺。企業推進“碳戰略”，很多時候還需要基礎條件的支持，譬如熱電聯產，就存在著進入電網和周邊區域集中供熱規劃的問題。而這些僅僅憑藉企業自身是很難解決的，需要政府配套政策的支持。

再次，融資難題。節能減排項目的投資具有一次性投入大、回收周期長的特點。譬如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大部分情況是節能單位先行墊付費用，如果沒有政策支持，就存在著相當大的融資困難。

最後，標準認定問題。這部分的問題牽涉到節能減排的標準制定和認證，以及第三方機構與政府的關係問題。

針對上述現實問題，政府已初步在擴大可再生能源生產、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以及推廣節能產品等三個方面作出部署。

隨著《可再生能源法》(2005年)以及此後包括專項資金、發電政策、價格和費用分攤、價格補貼和配合交易等一系列配套措施的頒布，我國可再生能源的政策框架已經基本建立。可以描述為：

(1)貸款優先並提供財政貼息。可再生能源發電項目由銀行優先安排基本建設貸款，並給予2%的財政貼息(發達國家對可再生能源投資項目的補貼一般在總投資額40%以上，而我國對於可再生能源投資項目的補貼面相對較窄，額度、比例都較小，一般不到投資額的10%)；

(2)優先收購和價格優惠。以可再生能源發電為例，實行強制入網、全額收購差價在全部電網分攤，當前政府優先收購的價格普遍高於普通能源發電。但當前的問題是可再生能源價格優惠形成機制有待完善。以風電為例，目前有政府審批定價和招標定價兩種方式，招標定價鼓勵市場競爭，但是若出現惡意壓低價格，會打擊投資者熱情，而政府審批定價則無法充分發揮市場競爭；

(3)稅收優惠，但稅收機制尚待進一步的完善。以風電為例，其他能源企業由於有購買燃料等進項稅抵扣，最終增值稅稅率往往在4%左右。風電由於不需要採購原材料，日常消耗少，沒有進項抵扣，因此風電企業的增值稅雖然減半徵收，但是仍在8.5%，高於普通能源企業，因而沒有達到以稅收鼓勵的實際效果。

其次，致力於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我國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核心內容。這方面針對當前企業的節能政策包括：(1)通過能耗指標、能源審計、產業調整、技術改造等措施，強制高能耗企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當前，這些政策的執行已經取得了積極效果，但和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一定的差距，此外，調控手段以強制性行政管製為主，政策手段較為單一，缺乏彈性，沒有充分發揮市場激勵機制的作用。(2)國外普遍採用綜合資源規劃、電力需求側管理、合同能源管理、能效標誌管理、自願協議、熱電聯產等節能新機制，但是這些在我國還沒有廣泛推行，相應的配套政策尚不完善。

推廣節能產品，不僅可以減少用戶的能源消耗，而且可以成為一種來自市場的信號。我國於1998年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節約能源法》建立了中國節能產品認證制度，成立了中國節能產品認證管理委員會和中國節能產品認證中心(現中標認證中心)，頒布了《中國節能產品認證管理辦法》和節能產品認證標誌。《節能產品政府採購清單》也於2004年頒布，並先後進行了兩次修訂。其政策基本框架為：(1)對部分產品強制實施能效標準，譬如汽車、家電等等；(2)節能產品認證，鼓勵消費者通過對比后採購節能產品；(3)制定政府採購清單，採購優先。

以上政策的制定以導向性為主，但從當前實施的效果來看，還存在著認證標準不統一與缺乏經濟激勵等弊端。一方面，由於目前國內節能市場尚未規範，各種節能相關認證品種多如牛毛，產品良莠不齊，質量不一，給消費者的選購、使用帶來極大不便；另一方面，高效節能產品的先進節能技術不可避免產生高成本，最後使其市場價格高出普通產品一大截。由於缺乏配套的激勵措施彌補上述差距，導致節能產品的市場接受程度並不高。

在手段運用上，在實行懲罰與限制性政策方案和積極的獎勵措施上要配合與平衡，實現效用的最大化。例如，德國在有保障的可再生能源投融資機制上，可向申請企業提供佔總投資20%～45%的投資補貼。德國政策銀行還可為中小風電場提供總投資額80%的融資。這使相關投資者的投資積極性得到長期鼓勵。此外，該國政策還通過固定電價制度，要求風電、太陽能、水電和生物質能按居民電力零售價的90%執行，幫助企業在可再生能源投資方面取得了較大的成功。

在政策運作中，體現共同承擔和能力分攤原則或自由選擇和相應義務原則，從而實現公平和效率的統一。在這點上，美國的合同能源管理(簡稱EPC)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可借鑒的模板。除了常規的銀行貸款外，EPC項目往往能得到一種稱為REEP的專項基金的融資。這項基金基本來自於用戶支付的電費和增容費等，從而解決了EPC機制的融資難題。其次，他們編製了詳細的技術指導手冊，有效地減少了在基準和節能效果上的技術問題及扯皮現象。此外，在合同能源管理項目中，引進政府和保險公司為項目提供擔保和保險。

在政策的效果上，對成本和經濟效益進行管理，保證節能減排經濟的可持續性，使增加的成本在企業和消費者的承受能力之內。例如，美國通過政府先行墊付或者直接給予的方法減少企業的一次性投入。凡用戶購買安裝節能燈，75%的費用先由政府負擔。我國在這方面也有一些成功的經驗，如在2004年，北京就啟動了“綠色照明工程”，推廣25萬隻高效節能燈和部分照明節電器。在推廣過程中，供貨商以低於市場20%的價格供貨，北京市政府給予30%的補貼。

綜上所述，一個合理的節能政策設計需要發揮不同政策手段之間的組合作用，從而在一個明確的目標前提下，提供一個完整的政策框架機制，並以此實現行政手段和市場機制的相互配合，最終達成政策制定與企業需求之間的協同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