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起

1934年冬加入中國共產黨。次年在南市區以“國難教育社”名義從事工人運動。“八·一三”事變時，因在家省親與黨組織失去聯繫，遂在大碶、柴橋等地組織抗日救亡工作團，宣傳抗日。次年1月，鼓動李俠民、王博平等進步青年赴陝北參加革命。4月，到定海縣前中心小學任教。10月與在定海的中共寧紹特委組織部長竺揚接上關係后，任中共定海工委委員。定海淪陷后，任中共定海縣工委書記，並以國民黨定海縣政府政工室主任、政工隊長身份進行革命活動。後任中共寧波中心縣委組織部長兼定海特派員，創建吳榭鄉抗日自衛隊，進行抗日武裝鬥爭。1940年3月，任中共寧屬特委委員兼宣傳部部長，在定海東區警察大隊基礎上，組建抗日武裝第五大隊，在鎮海峙頭、鄞東天童山區活動。1942年6月，任中共三東（鄞東、奉東、鎮東）地區特派員。1944年6月，任浙東區黨委海上工作委員會副書記，年底又任杭甬沿海工作委員會組織部長。抗戰勝利后，浙東遊擊隊主力北撤，奉命堅持浙東地下革命工作。1946年任中共寧波工作委員會書記，在城區開展反蔣鬥爭，相繼組建小教、郵電、織布、縫衣等工會。同年底任中共浙東工委（后改浙東臨時工委）委員、組織部長。1948年1月，受命組建東海地區武裝。3月底，東海游擊總隊在釣門島成立，兼任政治委員，在舟山群島進行游擊戰爭。8月，“東總”在六橫島遭國民黨頑固勢力圍攻，損失慘重，突圍回本島。隨後，率部分部隊抵鎮海峙頭。1949年3月，兼任中共會稽地區工委書記。5月，紹興解放，任紹興軍管會副主任、中共紹興地委第三書記兼嵊縣縣委書記。1952年後，先後任中共寧波地委副書記、書記，兼任寧波軍分區政委。1956年當選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1962年後，歷任中共浙江省委委員、常委，省人民政府副省長，中共浙江省工作委員會農業辦公室黨組書記等職。1981年11月病逝於杭州。

王起於1917年出生在寧波市北侖區新碶高塘田三洋，先後用名耀甫、士耀、立菌、烈鈞、起。父親從小替地主看牛，後來到上海當了商店職員，一家六口，生活艱難。但做父親的還是認為需要讓兒子讀點書，學門技術，可以謀生。他把王起送進了本鄉愈愚小學，後轉高塘小學、靈山小學。王起學習勤奮，由四年級跳到六年級，五年小學畢了業。靈山小學是個有進步思想基礎的學校，校長鄔寶潤和教員金錫昌（金如山）、毛尹、江聖泗、邱韻鐸等都是進步知識分子。他們提倡民主和科學，啟發學生愛國、反帝、反封建思想，引導學生進步。王起好學，尤喜閱讀進步書籍，在少年時期就受到了革命啟蒙教育，思想上不斷滋長著對舊社會、對帝國主義的憎恨，對蘇聯十月革命的嚮往和新中國的憧憬。1930年下半年，他13歲時到上海，先後在科學儀器館附屬廠和門市部當學徒，積極尋找和靠攏進步組織。1932年，參加了上海讀書會，1931年和1932年，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東北三省，繼而發動“一二·八”進攻上海的戰爭。王起因流露了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強烈仇恨，且又常閱讀進步書刊，館方借口說他是共產黨，將他開除，由此，陷入了生活困境。1933年秋，16歲時在上海由靈山學校同學應書霆介紹加入了地下黨外圍組織“社會科學者聯盟”（簡稱社聯），1934年上半年，被選為“社聯”西區委員。當年夏，調任東區（虹口）委員，由王翰領導，經常參加對積極分子教育、散發傳單、寫貼標語、節日遊行、飛行集會等。1934年冬，“社聯”討論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準備解散，並轉入到半公開活動的“國難教育社”。此時，王起17歲，向領導人胡萬選提出參加中國共產黨的要求，後由胡萬選、王翰先後談話教育，介紹參加了中國共產黨，與鄭伯克和張××編在一個小組，鄭為小組長。入黨后，由組織派往南市區工作，向群眾積極傳播革命思想，常深入工廠，接觸工人，發動和參加罷工鬥爭，以“國難教育社”名義，多次參加社會科學的講座，組織抗日救亡活動，以及節日的遊行。1935年，“三八”國際婦女節的一次較大規模的遊行，王起是“國難教育社”的遊行指揮者。同年“九·一八”紀念日，黨組織以反對妥協、要求抗日為主題的遊行示威，發生流血事件，多人被打傷、被扣，王起也被邑廟警察局扣留，由於無證無供，次日即無條件釋放。1937年8月初，在工作交接間隙，王起向黨組織的領導人王東方請假回鄉探母。“八·一三”滬戰爆發，交通受阻，他只得暫留鎮海，同時急切設法與黨組織聯繫，其間，先後接王東方從漢口“國難教育社”和沙市發出的三次來信，告知組織關係已轉到浙江。在等待中，王起參加鎮海的抗日救亡工作，並動員在鄉的進步知識青年李長來（俠民）、李健民、王博平、應書霆等五人去陝北安吳堡我黨舉辦的“青訓班”學習。1938年清明前後，王起經張啟達介紹到舟山定海，再由徐士彬介紹去縣前中心小學任教，改名“立菌”為“烈鈞”。在大革命時期，校內就建有中共的地下組織。校長沈毅是進步民主人士，大革命失敗后，她曾保護過我黨好幾位老同志。王起到該校后，老教師看他年輕缺乏教學經驗，為之擔心，沈校長卻認為：“不怕缺乏經驗，只怕不肯學習”，委派他為中心小學的對外教學輔導員。這就方便了王起，能經常在校內外搞抗日宣傳活動。10月，中共寧紹特委派委員竺揚帶了上級黨轉來的王起的黨組織關係介紹信到定海，由於竺揚未將此介紹信交出，把王起誤作重新入黨處理，當時竺揚和王起又介紹張啟達入黨，均無候補期，成立了定海縣工委。竺揚認為張啟達老練，指定張啟達為書記，王起為組織委員。1939年春，發展楊志誠、楊志行、王淑娥為黨員，吸收楊志誠參加縣工委為委員，分管宣傳工作。1939年5月，王起代表定海黨組織參加了寧紹特委召開的第一次黨代表會議，選舉出席省第一次黨代大會的代表，選出楊思一、王文祥、謝廷齋、魏文彥為代表。王起非常重視以進步知識青年為主體的定海抗日宣傳力量，十分關注當時“定海小小圖書館”和下屬各種形式的抗日救亡宣傳陣地。決定加強黨的領導，提高進步青年素質，發展黨的組織。縣工委分工楊志誠直接領導“小小圖書館”，經常組織讀書討論會、時事座談會，介紹和代購進步書報以及出館刊等一系列教育活動，並培養館長李隆華入黨。在1939年初的中共寧紹特委召開的各縣書記會議上，表揚了定海宣傳工作的深、廣，但也批評了在黨組織發展上有關門主義傾向。會後，縣工委即向黨員們發了學習資料，在提高認識的基礎上，積極發展黨員。既在手工業工人中發展黨員，又考慮到農村工作的重要性，先後發展了西鄉的俞澤芳、東鄉的梅馨和岱山的王家恆入黨；並要手工業工人黨員李有土準備錢糧以作今後在農村打游擊之需。1939年6月23日，定海淪陷。當晚縣工委在長春嶺召開了緊急會議，決定王起堅持農村，整頓黨的組織，發動群眾，開展敵後鬥爭，組織游擊武裝；張啟達去向上級黨組織彙報情況，請示今後工作；楊志誠進入敵占城區，開展抗日工作。寧紹特委領導楊思一指示張啟達：“在發動群眾抗日的基礎上，積極開展敵後游擊武裝；做好抗日統一戰線工作，安定蘇本善部隊的軍心，團結蘇本善抗日。”黨即派楊志行、吳敏誠到大榭島蘇本善部，通過鄭建華（中共黨員），建立政治工作隊。鄭建華爭取當了隊長，蘇另委派林青士為副隊長（叛徒，解放后鎮壓），王起指示楊志行配合鄭建華將副隊長林青士排擠掉。政工隊挺進定海本島后，蘇本善任命王起為副隊長。7月，張啟達調任鎮海縣工委書記，王起任定海縣工委書記。8月，王起任中共寧紹特委鄞縣中心縣委委員、組織部長，分管定海工作。

1940年1月，任寧屬特委委員，仍分管定海工作。淪陷后的定海，日寇佔領主要城鎮，經常下鄉掃蕩、搶劫、燒殺，無惡不作。縣長蘇本善，淪陷時棄城逃跑，在島嶼間流動。本島及海島游雜部隊，非但不抗日，且紀律很壞，打家劫舍，騷擾百姓。丁松生提出“定海人治定海”的口號，與蘇本善矛盾激烈，各搶地盤，群眾在水深火熱之中，苦不堪言，“抗日保家”成為迫切需要。7月，王起進入農村后，先找到梅馨，聽了情況介紹，深感當前情況極為複雜嚴峻，敵、偽、頑、雜，各種勢力各自為政，互相爭鬥，認為要使我黨站穩、發展、壯大，必需廣泛深入發動群眾，必須要有自己的武裝，必須爭取團結各方面抗日力量支持我們。梅馨哥哥梅燕翼是吳榭鄉鄉長，有抗日思想的上層代表。王起通過梅馨，動員他組織吳榭鄉自衛隊，由他當隊長，梅馨任指導員，將城區黨員李有土調來當骨幹，自衛隊有隊員十餘人、槍十餘支，成立了定海第一支抗日自衛武裝。這支武裝成立后，進行了兩方面的鬥爭：一方面是反對流氓土匪的鬥爭，另一方面是反對當地上層勢力對日寇妥協投降傾向的鬥爭。但是，丁松生部為擴張自己，繳了吳榭鄉抗日自衛隊的槍，殺害了梅馨同志，梅馨成為我黨在定海武裝抗日中第一位犧牲的烈士。梅馨的犧牲，使王起十分痛心，也使王起感到我們力量的孤單，必須認真搞好統一戰線工作，團結國民黨縣長蘇本善抗日，遂派俞澤芳去柴橋，通過鄭建華向蘇本善表示希望他回定海抗日。蘇派嫡系國民兵團第一大隊回定海，部隊登陸時，與丁松生部隊發生激烈衝突，丁松生失敗。蘇將上海竄到定海的忠義救國軍部分和丁部收編后，成立了國民兵團第二大隊。王起為爭取這支新編的二大隊抗日，派遣俞澤芳到這個部隊去，經鄭建華建議，蘇本善任命俞為第二大隊政治指導員。接著王起又派黨員張叔馨、吳敏誠（文雲）、洪正嵋（洪陽）進這個大隊，張被任命為一中隊指導員，吳、洪做家屬工作，向部隊和群眾廣泛開展抗日宣傳。在此前後，王起又安排王家恆去岱山島打入國民兵團第三大隊任指導員，后又兼任中隊長，安排李伋去六橫島任第四大隊指導員。1940年1月，寧紹特委分開設置。寧屬特委轄鄞縣、慈溪、奉化、鎮海、定海，由王文祥任書記，王起為特委委員之一。3月，省委候補委員楊思一到鄞、鎮、定檢查工作，特別關心已淪陷的定海縣敵後武裝工作。自吳榭鄉自衛隊遭丁部繳槍后，王起又組建了以黨員褚公良為隊長的東區區中隊，後來褚傾向頑方，區中隊被蘇本善調去柴橋，王起即停止了褚公良黨籍。接受兩次建立武裝的教訓，王起深感組織敵後武裝不能有單純軍事觀點，他開始團結有進步傾向的蘇本善部下、國民黨東區區長呂道英，著手第三次建立武裝，成立洞嶴區警察隊，共13人，由寧屬特委派來的黨員樓童生、陳子方加強領導。10月，特委又調來原在奉西的朱洪山為指導員。這支部隊流動於隔海的峙頭、太白山區一帶，陳子方負責的短槍隊則在本島活動。1941年4月，寧波淪陷，敵頑佔據城鎮和主要交通線。此時由於皖南事變，特委已改為派員制。特派員王文祥與王起研究決定，將寧屬地區劃分成三個小片：以寧波為中心、姚江和甬江為分界，把慈溪、鎮海分成南北片；把鄞縣、奉化分成東西片。王起領導鄞東南、奉東、甬江南、定海；王文祥領導三北、鄞西、慈南（四明）。原各縣工委、特派員也按此分工。這個分片領導，一直堅持到1942年6、7月寧屬特委撤銷，浙東區黨委成立，設立三北、四明、三東地工委時為止。1941年1月，根據1940年秋寧屬特委（寶幢）會議加強開展抗日游擊武裝的決定，寧屬特派員機關遷到鎮海江南橫河鄉山沿陳村。王文祥、呂炳奎、王起，曾多次在此處研究決策重要工作。1942年7月，王起等同志在浙東區黨委召開的敵後第一次幹部擴大會議上，突出地介紹了定海敵後武裝鬥爭的情況與鎮海江南武裝工作的經驗教訓。1941年寧紹戰役后，舟山敵人力量有所削弱。4月，我黨在樓童生同志指揮下，打響了蒲灣戰鬥，首戰斃傷日偽軍多名、俘虜1名、繳步槍4支，極大地鼓舞了舟山人民鬥志，使敵占區基層兩面政權傾向於我，局面開始穩定，部隊也發展到40餘人槍。影響所及，逼使沈家門鎮的大商人，同意向我繳付營業稅。蒲灣戰鬥的勝利，初步為建立東區民主政權奠定了基礎。1942年7月，三東地工委建立，呂炳奎為特派員，王起任副特派員。舟山本島黨組織也從特派員制，恢復建立了以錢銘岐為書記，王博平、陳子方為委員的縣工委。浙東區黨委成立后，定海東區警察隊歸三東工委領導，后改建為“定象游擊指揮部第五大隊”。這支部隊有兩個中隊100餘人槍，建有黨支部，是三東地區的主力武裝，活動於定海、鎮海、鄞東一帶，堅持了定海東區的游擊戰爭。王起對創立與開闢浙東這一塊敵後游擊根據地，是傾注了心血的。舟山東區即洞嶴區區政府的建立，開始了以黃梁尖山為中心的游擊根據地一系列的建設：在惠民橋陳屋裡建立了黨的領導機關；整個區由共產黨員樓童生、陳子方領導；所屬16個鄉鎮，不少鄉建立了黨支部；按中央政策，實行三三制政權；各鄉委派了保長；懲罰罪犯；建立群眾游擊小組、手工業工會、農民協會、實行二五減租和貫徹鋤奸政策等。1943年3月，三東地區黨組織重新改為特派員制，並將定海分成南北兩片。1943年3月後，國民黨反動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定象縣長蘇本善陰謀將定海“五大”調去集訓。此時“五大”二中隊已被國民黨集中到柴橋附近山區。王起緊急通知錢銘岐，認為可能會有新的反共高潮掀起，決定把“五大”和在定海已公開的人員立即撤至四明山根據地，指定錢銘岐組織這次行動，陳子方將數萬斤糧食和其他物資一起運往四明山。錢銘岐於10月5日傍晚，將“五大”一中從鎮海峙頭渡海帶到舟山本島，立即會同陳子方帶領大部分共產黨員、政工隊員共180餘人，於7日晚從北蟬黃沙下海，次日安全到達三北古窯浦根據地。時“五大”二中隊駐柴橋大溟村，由大隊副吳志先、大隊指導員徐長海前去動員撤離。不料二中隊隊長、原王繼能部兵痞俞磊峰抗命叛變，吳遭槍擊，當場犧牲，徐被捕，次日遇害。朱松基、劉凱等黨員幹部遭到關押。一中隊到達四明山後，初編為三北司令部特務大隊，后編為五大隊第三中隊，投入浙東第二次反頑戰鬥。這就是當年驚震三東地區的“五大事變”。事後，王起召集有關負責同志，總結了此次“五大”及地方黨部分同志撤離中的經驗教訓。 “五大”撤離定海之後，三東地工委在江南橫河鄉山沿陳的機關也當即轉移至寧波鄮西橋5號，后又轉移至象鼻弄12號。1944年3月，浙東區黨委決定設立浙東沿海工作委員會（海委），任命呂炳奎為書記，王起為副書記，並將海防大隊劃過來，隊長張大鵬參加“海委”為委員，呂兼任海防大隊政委，“海大”建制仍歸屬浙東縱隊司令部。4月，王起負責原三東地區黨的工作和海上游擊活動。8月，海委決定派出“海大”第一中隊，由副大隊長陳鐵康帶領，先到舟山北邊的大魚山島，爾後進入秀山、岱山和本島，以開闢海上隱蔽的游擊根據地。8月21日，打響了大魚山島戰鬥。此役斃日軍40餘人，偽軍20餘人。我軍表現英勇，壯烈犧牲37名，打出了國威軍威，浙東縱隊司令部、新華社、延安《解放日報》均發表消息表彰。1945年2月，浙東區黨委執行華東局指示，決定加強杭甬中心城市的敵偽工作，以配合戰略反攻。調整、組織成立杭甬沿海城市工作委員會（番號大陸商場），王文祥任書記，調任王起為組織部長。王起負責發展以寧波為中心的各地城鎮秘密的群眾性地下抗日同盟組織。8月15日，日寇投降。16日，組織原由三東地下黨控制的奉化保安大隊第一中隊100餘人起義，歸入浙東第三支隊。王起和王文祥等人還配合我軍攻襲寧波西門西城橋的戰鬥。1945年10月，新四軍浙東縱隊主力北撤。浙東區黨委決定王起為三東特派員，負責寧波地區黨的秘密工作。王起按白區工作要求，從整頓黨的組織著手，建立聯繫；找到職業，站穩腳跟；聯繫群眾，開展工作。1946年1月，王起去蘇北淮安參加華中分局城市工作委員會召開的城市工作會議，會後，經杭州回寧波。從1945年冬到1946年上半年，王起整理了黨的組織關係，以原城工委系統、三東工委留下堅持的幹部為主要基礎，聚集了一批精幹而又有白區工作經驗的骨幹，建立了寧波市工作委員會，王起兼任書記，吳田、周明、錢銘岐為委員，隸屬華中分局城工部領導。確定城區工作要領是：堅持隱蔽精幹，強調黨員質量；利用合法形式，開展群眾性的經濟鬥爭，進而升向政治鬥爭；做好上層統戰工作，爭取團結中間力量，利用矛盾，分化國民黨營壘。寧波工委設秘密機關於江東雙井巷1號，后移江東成裕道頭，1946年6月，遷至鐵錨巷68號，1947年1月，浙東工委成立后，改為浙東工委機關，后又遷至江東賀丞廟裡王隘潘家堂，1948年1月，浙東臨工委成立后，改為臨工委駐寧波機關。1946年12月下旬，經中共中央批准，浙東黨的工作歸中共上海分局領導。上海分局召開了討論浙東工作的“上海會議”，參加者林楓、顧德歡、劉清揚、王起。會上成立了浙東工作委員會，劉清揚為書記，馬青為副書記，王起為委員，顧德歡為上海黨代表，幫助浙東工委工作。1946年到1948年初這段時間，寧波地下黨本著“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從白區的實際情況出發，嚴格遵守黨員社會化、職業化、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結合，黨員與群眾相結合，配合大城市的“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的群眾運動，配合四明山游擊戰爭，發展了黨的組織，基本開闢並打開了白區第二戰場的局面。這一時期，王起分管的三東地區工作，以寧波為中心，兼顧了定海、鎮海江南、奉化等地工作，創造了建立武裝開展敵後游擊活動的條件。1947年10月，浙東工委書記劉清揚在上海被捕，中共中央上海局一度切斷和浙東黨的聯繫。12月底，上海局外縣工作委員會副書記林楓來四明地區，傳達上海局決定：成立中共浙東臨時工作委員會（簡稱浙東臨委），由顧德歡、馬青、王起三人組成，顧德歡為書記，馬青為副書記，王起為委員。林傳達上海局指示，要求浙東地區在軍事上統一起來，成立指揮部或司令部，建立一支主力部隊，在“分區作戰，機動集中”的原則下，能在三個分區擔負軍事行動，把軍事鬥爭與群眾運動結合起來，還要求浙東加強海上力量，建立海邊工委。浙東臨委為貫徹上海局指示，1948年1月8日在慈南孔嶴召開擴大會議，確定浙東總隊的方針和任務是：獨立自主地開展浙東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群眾運動和游擊戰爭，創立浙東根據地，加緊發展力量，以便在任何情況下，能堅持並發展自己的陣地，為最後配合主力部隊或鄰區兄弟黨，為解放浙東人民而鬥爭。擴大會議期間，臨委作出《三東地區工作的決定》，將三東地區改為“東海區”，轄三門灣以北，鄞奉公路以東，甬江以南地區，包括寧海、象山、奉化、鄞縣、鎮海和定海等縣。並決定成立中共東海工作委員會，由詹步行、陳志達、王博平3人組成，詹步行為書記。臨委要求把東海地區黨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有中心有步驟地將秘密環境的黨，轉變為領導遊擊戰爭的黨。1948年1月前，王起主要在浙東臨委與顧德歡同志一起處理日常工作。1月後，臨委決定分散發動游擊武裝，王起專管東海地區。1948年1月，為貫徹臨委分散發動游擊武裝的決定，王起進入東海區。1947年9月下旬，王起曾去舟山岱山部署三東地區開展武裝鬥爭工作，召集詹步行、王博平、餘力行、王家恆、姜立綱等在岱山蓬山書院開會。王起原準備把在岱山由王家恆任隊長的我黨領導控制的國民黨定海縣保安警察第二中隊（“保二”中隊）拉出，公開建立游擊武裝。會上討論認為條件不成熟，決定另搞小武裝，改派餘力行為中共江南工委書記兼武工隊長，到鎮海江南和鄞縣一帶去組建武工隊，從小到大，開展武裝鬥爭。1947年12月下旬，餘力行按照王起指示，在鎮海上陽鄉道頭村成立武工隊。翌年2月下旬，餘力行、羅德生率武工隊員10餘人，繳了大碶警察所的槍，立即轉移至岱山整訓、擴軍。王起要求在岱山的王家恆，儘可能利用合法身份，發展力量，逐步掌握、控制軍、黨、政、教等領導權。在“凡權都要”的原則下，王家恆又兼了三中隊長，爭取到保甲指導員、岱衢區長、岱山教育促進會主任等職務。王起曾先後派我黨軍政骨幹多人，改造該部隊，提高其政治素質，並以它為掩護，開展東海區游擊武裝工作。此時，蘇北海委系統的徐小玉部隊已在定海活動。王起到定海不久，徐小玉部內部發生分化，徐部江之銘、王榮軒帶30餘人來王博平處。經研究，以餘力行武工隊和新發展的地方黨員參軍的隊員為基礎，團結這部分力量，成立東海總隊。王起代表上級黨委宣布：“中共浙東臨時工作委員會正式批准，將原在舟山群島活動的兩支武裝，合併成立新四軍浙東遊擊縱隊東海總隊。以江之銘為副總隊長，王博平為政治部主任，餘力行為政治部副主任，王起為黨代表。”部隊整編以後，進入積極活動、擴大影響、發展力量的時期。經過田螺峙島繳槍、油嶺戰鬥、泄嶴伏擊戰後，部隊迅速擴大。洪家抗擊戰後，由於本島環境緊張，部隊轉向各島嶼間開展游擊戰，曾流動在秀山、峙中、二頭洞、大立山、朱家尖、普陀、桃花、羊山等島。8月初，浙東臨委根據發展台屬地區，形成浙東根據地“山海一片”的戰略思想，派項耿來舟山，向王起傳達了調“東總”主力赴台屬的命令。8月4日至9日，王起在普陀茅洋黃洋尖山腳下林家召開東海工委擴大會議，研究了“東總”南下后東海地區的武裝鬥爭問題。會議決定由王起帶領“東總”主力南下，經六橫進入象山，伺機進入台屬地區。8月17日，王起率“東總”主力4個中隊280餘人，在螺門分乘7艘木帆船，於18日抵達六橫島。8月21日，國民黨衢州綏靖公署主任湯恩伯，前京滬護路司令郭履洲等指揮3倍於我軍的海、陸、空軍重兵包圍六橫島，圍剿東海游擊總隊。面對強敵，王起率部奮勇，激戰一天，總因力量懸殊，即命令分散突圍，但敵海、空軍封鎖海面，僅一部突圍，損失慘重。王起在當地群眾掩護下，於一周后，孤身突圍回舟山，即於9月初在定海吳榭召集突圍出來的百餘名指戰員，分成三組，進行反清剿鬥爭。當他自己帶領的一組到峙頭后，同行的副總隊長江之銘遭叛徒殺害。雖受挫折，王起還是指派肖群等同志在鎮海江南組建武工隊，繼續開展游擊鬥爭。1948年11月，王起帶回餘力行部分武裝，到達嵊新東地區的浙東臨委駐地。1949年1月，浙東臨委召開第二次擴大會議，通過《關於浙東勝利前夜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決議，提出今後浙東的總方針是：緊緊抓住全國革命新形勢，及浙東發生的重大變化，更有規模地、大膽地向敵人開展軍事上、政治上的進攻，更有規模地大刀闊斧發動群眾，擴大與鞏固浙東解放區，更迅速地削弱浙東反革命力量，壯大浙東革命力量，更積極準確地配合大軍，爭取浙東全部解放早日到來，並開始為勝利后的工作進行必要的準備。會議決定成立浙東人民解放軍第二游擊縱隊，司令員馬青，政委顧德歡，副司令員劉發清，參謀長張任偉，政治部主任諸敏。3月，臨委建立中共會稽地區工作委員會，王起兼任書記。4月，浙東臨委在諸暨陳蔡召開第三次擴大會議，作出關於接管城市工作的決定，並決定成立城市工作委員會，王起任主任，各地區設立城市工作部，各縣設立城工科。臨委為更有規模、更大刀闊斧發動群眾，加強浙東農民革命運動的領導，確定王起為浙東農民協會總籌主任，擬訂了減租減息條例和組織農民協會章程草案，領導農民進行減租減息、反惡霸等鬥爭。1949年5月，浙江各地先後解放。王起同浙東臨委顧德歡、馬青等同志赴杭州面見譚震林、譚啟龍等領導彙報、請示。隨後王起率部配合南下大軍解放紹興。紹興解放后，王起任紹興市軍管會副主任、紹興地委，專署成立后，任紹興地委第三書記，兼嵊縣縣委書記。1952年1月，紹興地委撤銷，調任寧波地委副書記、書記。1956年，被推選為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1962年4月調任浙江省省委委員、副省長。1963年任省委常委、副省長。1970年後任浙江省農辦黨組書記、農辦主任。1977年患鼻咽癌，自知不治，寫下遺書：“不搞任何儀式，骨灰撒東海。”1981年11月8日走完了革命的一生，在杭州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