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日戰爭

1259年（正元元年・元憲宗9年），高麗抵抗蒙古勢力武人政權倒台，1260年（文應元年、中統元年）忽必烈上台，對高麗方針由武力征服變更為懷柔政策。高麗成為後來蒙古侵略日本的協力者。

蒙古帝國滅金朝以後，負責漠南漢地事務的忽必烈於1260年在中原即位稱帝。同年，高麗元宗向其稱臣，高麗成為其東藩，而蒙古帝國其後又與高麗結盟。1271年忽必烈於中原殖民地建立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並於兩年之後要求高麗派使者赴日本，希望與日本“通好”。

1265年高麗人趙彝建議元廷出使日本，1266年（文永三年・至元三年）八月，蒙古兵部侍郎黑的持虎符、充國信使；禮部侍郎殷弘持金符、充國信副使、持國書出使日本。他們率使節團準備到日本遞交國書《大蒙古國皇帝奉書》，十一月二十五日（癸丑），使節團抵達高麗，二十八日（丙辰）高麗元宗命樞密院副使宋君斐、侍御史金贊等陪黑的等往日本。高麗害怕蒙古索要軍費，次年正月，宋君斐、金贊與蒙古使團到至巨濟島松邊浦，宣揚風濤之險，高麗元宗讓宋君斐隨黑的回蒙古，宣揚‘大洋萬里風濤蹴天’、‘彼俗頑獷無禮義’，不要去的好。但是忽必烈要求必須去。最終高麗派遣起居舍人潘阜到日本，居住六個月，但未取得任何收穫。

1268年，忽必烈又要求高麗派遣第二批使者，正月，高麗使節團到大宰府，同樣是空手而回。使節團參見了鎮西奉行少貳資能，使節團代表潘阜向其遞交大蒙古國皇帝奉書（日本稱作蒙古國牒狀）與高麗國王書狀，由其傳達鎌倉幕府的征夷大將軍及在京都的天皇。三月，北條時宗上台。當時主管外交的是日本朝廷，因此幕府要將這一事件報告朝廷。朝廷與幕府的中介、任職關東申次的西園寺實氏接受了國書，命名為“異國書”，轉交院政后嵯峨上皇。隨後朝廷連日開會討論。幕府認為蒙古人有凶心，派遣牒使是蒙古軍襲來的前奏，傳達御家人做好準備。鎌倉的建長寺，來了位南宋禪僧，僧侶告訴日本人，在大陸蒙古帝國種種暴行。潘阜因得不到答覆，率團回國報告。五月，忽必烈命令高麗造可載米三四千石的戰艦一千艘，備戰。高麗崔東秀向蒙古報告高麗備兵一萬，造船一千隻，十月庚寅（十三日）蒙古派明威將軍都統領脫朵兒、武徳將軍統領王國昌、武略將軍副統領劉傑等十四人到高麗，整閱軍隊、視察舟艦，表示隨時進攻南宋、日本。並視察黑山島赴日本道路。高麗官員陪同。

1269年二月，蒙古正使黑的、副使殷弘率使節團在高麗起居舍人潘阜等人陪同下，共計75名在日本對馬島上陸，因日本抗拒外交，蒙古人抓走日本平民塔二郎、彌二郎。塔二郎、彌二郎到大都，忽必烈以為他們是日本使節，接見了他們。認為日本忠節可嘉、厚賜匹帛，又說：“爾國朝覲中國、其來尚矣、今朕欲爾國之來朝、非以逼汝也、但欲垂名於後耳。”讓塔二郎、彌二郎觀覽宮殿，塔二郎、彌二郎表示這是天堂佛剎，忽必烈大喜，又讓塔二郎、彌二郎瀏覽燕京萬壽山玉殿與諸城闕。九月，被捕的對馬島人塔二郎與彌二郎從大都回國，同行的是高麗人金有成、高柔率領的使節團，使節團有蒙古帝國官人三人，同從人五人、高麗人六十七名，乘坐四艘船到對馬島豐岐浦登陸，到大宰府守護所。使節攜帶忽必烈本人的國書、大蒙古國中央機關中書省的國書與高麗國書。

此後，忽必烈或通過高麗，或自遣使者，又繼續發送了一系列的信件，並以戰爭相威脅。幕府時值鎌倉時代中期，幕府將軍惟康親王並無實權，實權掌握在權臣北條氏手中。當時的“執權”北條時宗認為書狀無禮決定不投降，並立刻著手加強日本最靠近高麗的領土，因此也是最有可能被首先侵略的地方——九州的防禦。首先，幕府命令分封在九州的大名回到自己的駐地，並將在九州的軍隊西移，以進一步增固可能的登陸點的防禦。另外，幕府還組織了大規模的宗教祈禱活動，以心理戰來應對這場危機，其他大多數公家活動亦被推遲。

忽必烈早在1268年就想發動戰爭，但卻發現朝鮮半島當時沒有足夠的財力提供充足的兵力；1273年他派了一支部隊去高麗做為先鋒，結果這支部隊卻無法在高麗的國土上自給自足，最終被迫返回中國以資補給。因為元軍騎兵所需的馬匹，以及所需的養馬草場，都嚴重限制了部隊的運動，以致於元軍無法在幾乎寸草不生的地方活動。

1274年（日本后宇多天皇文永十一年，元至元十一年）農曆六月，忽必烈委託高麗造大小艦九百艘；八月，任命忻都為征東都元帥、洪茶丘為右副帥、劉復亨為左副帥，統帥蒙古人及女真士兵一萬五千人（元代所謂漢人即指金朝轄下契丹、女真、及北方漢人，惟軍人以遼金為主），高麗將軍金方慶統高麗軍五千六百人，加上高麗水手六千七百人，組成共計超過三萬人的大軍，遠征日本。

同年農曆十月三日，元軍從高麗合浦（今大韓民國鎮海灣馬山浦附近）出發，六日成功登陸對馬島，守護代宗助國父子率領八十騎攔阻，被全殲。十四日，元軍登陸壹岐島，守護代左衛門尉平經高（平內左衛門景隆）率百餘騎與元軍激戰，元軍採用密集戰術，與“鐵炮”（石火矢）等武器，日軍不敵，退守城內，次日城破，平景隆自殺。元軍在逼近肥前國沿海島嶼時，遭到肥前守護松浦一族（松浦黨）的強烈抗擊，雙方有一番激戰，松浦黨死傷慘重。

十一月十九日，元軍在筑前國的博多港（位於今福岡縣福岡市），進逼今津，次日即發生了博多港之戰。雖然元軍在兵器和戰術上佔優，但他們的人數遠遠少於準備了很久的日本武士，而且這些武士在得知對馬、壹岐失陷后得到了增援。此外，元軍登陸地點地形不利於大部隊展開，且距當時的九州首府大宰府尚有一日行程，於是在堅持了一整天之後，元軍於當晚撤回船上，準備次日清晨重新登陸發動進攻。

二十日晨，元軍分二路在博多登陸。幕府聚集了由少貳景資、大友賴泰、菊池武房、島津久經、竹崎季長等統率的九州諸國部隊總數約一萬人迎戰。元軍西路軍在百道原登陸，藤原經資率五百騎前來迎戰元軍。擊敗守軍，佔領岸邊松林，從背後突襲在百道原同元軍作戰的日軍。日軍腹背受敵，死傷慘重，余部向太宰府水城（日本於白江口之役戰敗后修築的一座水壩兼防禦工事）方向撤退。此時天色已晚，副帥劉復亨中箭受傷，元軍停止進攻。當晚，元軍召開軍議，由於後援不足，多數將領主張撤退（金方慶反對）。於是忻都下令撤退，撤退當晚竟遭到颱風侵襲，“會夜大風雨，戰艦觸岩崖多敗”，二十一日晨海面上只剩下一些破碎的木片，元軍損失一萬三千餘人，大多死於這場風暴。最後輾轉回到中國的只剩下一萬三千五百人。而忻都則虜了兩百名日本人，獻給高麗王。

文永之役后，鎌倉幕府為防元軍再犯，沿博多灣海岸西從今津東至香椎，修造了約二十公里的石壘，以阻止元軍登陸，即所謂元寇防壘。

第一次攻打日本失敗后，高麗國王多次與元朝談判，反對進一步的侵略日本計劃。而元朝也派遣使者至日本，但日本兩次下令將元朝欽差杜世忠等人斬首；忽必烈非常惱火，開始積極籌劃第二次進攻。

1279年元軍攻滅南宋之後，忽必烈於1281年（元至元十八年，日本后宇多天皇弘安四年）春發動了對日本的第二次侵略。元軍的這次侵略規模大於第一次，東路軍由忻都、洪茶丘率領蒙古人及女真、契丹（金朝降軍，見漢人(元)）士兵一萬九千人，金方慶統高麗軍一萬人，乘戰艦九百艘，加上高麗水手一萬七千人，攜軍糧十萬石，由高麗出發；另由范文虎、李庭等人率領的蠻軍（指南宋降軍）十萬人 ，乘戰船三千五百艘，從慶元、定海（今浙江省寧波市）出發；兩軍約定於六月會合，東路軍負責作戰，江南軍則在佔領區屯田，生產米糧，以為長久之計。

八月初一日，元軍再次遭到颱風的襲擊，風暴持續四天，軍艦大部分沉沒，范文虎落水被張禧救起；范文虎乃擅自決定班師。平戶島尚有被救起的士卒四千餘人無船可乘，張禧將船上的七十五匹戰馬棄於島上，載四千士卒回國。

被遺棄在日本五龍山的海灘上的元軍尚有十萬餘人，日本發動反攻，將殘存的元軍驅趕至一處名為八角島的狹窄地區；這些元軍大部分戰死，其餘數萬士兵被俘。

抵禦元軍入侵的防禦工事的遺址，位於日本九州福岡縣福岡市博多區筥松。這個遺址本來在海岸邊，但現已離開海岸很遠。

忽必烈於1286年試圖再次入侵日本，但因同時在南方發動的對越南陳朝的進攻受挫造成國力匱乏而作罷。

日本方面，為了對付元軍入侵而進行的全國範圍的改編使得其經濟和軍事都處於重壓之下，並且整個國家的資源使用已經到了極限。元軍入侵也使得日本幕府找到了繼續統治國家的借口而不是將權力交給天皇。他們之後一段時間繼續加強九州的防務，那裡的許多軍事設施很多年後還有效。由於戰後受貨幣經濟影響，幕府無法恩賞抗元官兵，加劇了國內矛盾。1333年，鎌倉幕府滅亡。

儘管不是得到普遍承認，但許多學者仍認為侵略事件雙方的兵力比傳統觀點認為的要少得多。還認為日本方面能夠在沒有“神風”的幫助下有效地擊退入侵者。

一徠般認為颱風是造成元軍失敗的最大原因。有一種說法認為元軍艦隊之所以被颱風摧毀，是因為使用了錯誤的船型。日本水下考古學家林田憲三的研究團隊研究元朝艦隊的沉船后，認為他們使用的是在運河航行的平底船，採用了當時較為流行的水密隔艙設置，而不是在海洋上航行的海船。 此外，幕府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元軍來襲間修建的沿海防禦工事，也讓元軍在第二次襲擊中損失慘重，有效阻止了元軍的登陸和推進元軍在無法法取得登陸立足點試圖撤退時才遭遇颱風。

馬可·波羅書中寫道，蒙古人認為日本到處是黃金和美食，引起忽必烈的貪慾。鄭思肖認為，‘元賊聞其豊庶、怒倭主不來臣、竭此土民力、弁舟艦、往攻焉。

兩次出師失利，並未使忽必烈放棄征服日本的計劃。1283年（元至元二十年），忽必烈下令重建攻日大軍，建造船隻，搜集糧草，準備第三次征日。此舉引起江南人民的強烈反抗，迫使其暫緩造船事宜；同時，蒙古在南方對越南陳朝發動的進攻受挫，造成國力匱乏，三度攻日之議因而作罷。直到1294年（元至元三十一年）正月忽必烈逝世，都未再攻打日本。

兩次擊退“元寇”后，幕府繼續加強九州的防務，那裡的許多軍事設施很多年後還有效；然而，為了應對“元寇”而進行的全國範圍動員，使得日本的經濟和軍事都處於重壓之下，資源使用已經到了極限，幕府也無法充分賞賜抗元將士，加劇了國內武士集團間的矛盾，埋下了鎌倉幕府統治體系於14世紀前半葉瓦解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