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聿茂

董聿茂，1928年畢業於日本京都帝國大學動物系，繼入該校研究院，專事甲殼類動物研究，獲博士學位。1930年回國，歷任浙江博物館館長、浙江大學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新中國成立后，歷任杭州大學生物系主任、浙江水產學院副院長、中國動物學會理事、中國水產學會理事等職。

當選第一至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發現中國寄居蟹、外肛動物等新種。主編《中國動物圖譜(甲殼動物)》、《東海深海甲殼動物》、《浙江動物志》等。

董聿茂，字功甫，乳名慶土。1897年3月18日誕生於浙江省奉化縣亭下鄉（今奉化市班溪鎮）一個家境不寬裕的山區農民家庭。亭下山區交通不太方便，人多地少，當地村民生活貧窮者居多，素有外出謀生的習慣。隨著與外地特別是大都市的交往，一些當時比較先進的思潮也較早地傳到了這個窮鄉僻壤，人們的思想並不太保守。奉化縣最早的新式學校——剡沅學堂就是該鄉間的有識之士學習日本的教育而創辦起來的。

董聿茂自1904年進七曲小學堂起蒙，1911年進入剡沅學堂繼續學習。學校設置的自然科學課程使他耳目一新，增長了不少知識。學習之餘，他也隨父親上山掘筍、下田種地或到溪流捕捉魚蝦，以補充家中的經濟收入。他從小就感受到生活的艱難、農活的辛苦和父母供他求學的不易，所以學習十分勤奮努力，成績優良。學校的教育和社會的現實，使他逐漸感受到滿清統治者的腐敗無能以及人民貧苦和社會落後所帶來的科學文化知識的缺乏。

1913年他從剡沅學堂畢業時，已是民國初年，當時為重振中華興起各種思潮，而“科學和教育救國”的時論，使他最受鼓舞並決心繼續學業。這年9月他終於說服祖父，自己擔著行李步行百餘華里來到寧波，進入浙江省立第四中學（今浙江省寧波中學）學習。1914年他參加了學生旅行隊，較多地接觸和了解了社會。1916年3月，他在學校親眼見到了孫中山先生並聆聽了他的講演。中山先生“教育為救國之本”的思想更堅定了董聿茂走“科學和教育救國”之路的信念。在中學4年，他如饑似渴地學習，取得了優異的成績，於1917年畢業。

1918年他先在鄉間教書，想方設法積極籌集赴日留學的路費。1919年在親戚的幫助下終於踏上去東瀛求學之路。1920年他爭取到官費資助，先進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學習。畢業后又以官費進入京都帝國大學動物學系，1928年3月獲得學士學位。

隨即進帝國大學大學院（研究院）繼續深造，攻讀甲殼動物學，1930年3月獲博士學位。他原打算繼續在日本搞一段時間的科學研究工作，積累較多的科研成果再回來報效祖國，但當時日本軍國主義者侵華跡象越來越明顯，旅日中國學人處處受到歧視和監視。出於愛國和對日本軍國主義的義憤，他決意中斷研究工作，毅然拒絕導師的再三挽留，提前回國。

1930年7月，他乘海輪迴到了闊別11年的祖國。受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首任館長陳屺懷的邀請，擔任該館自然科學部主任兼技師，從此開始了畢生奉獻於祖國科學和文化教育事業的生涯。西湖博物館是1928年“西湖博覽會”閉幕後把有關展品收存起來於1929年成立的，設有歷史文化部和自然科學部，直屬當時省政府教育廳管轄。但自然科學部只有很少幾塊礦物標本和一具鯨頭骨標本，收藏少得可憐。董聿茂決心較快地改變這一狀況。1931年初，他帶領自然科學部的年輕人先在浙江天目山和寧波天童採集動、植物標本，接著從寧波沿海南下，克服種種困難採集閩、粵、桂沿海的動物標本，歷時近一年。

以後又去青島、台灣、海南島和大西北進行資源考察，採回了不少珍貴標本，從而大大豐富了自然科學部的標本並超過了歷史文化部的館藏。1933年起，董聿茂任西湖博物館館長，為了把博物館辦成國內一流水平，又開始了艱辛的跋涉。一方面積極培養館內年輕人，既尊重他們的愛好，又根據每人的情況，提出具體和嚴格的要求，讓他們在實際工作中逐漸成為具有某一方面專長的人才。

另一方面，廣泛延攬專家學者，虛心向他們求教，當年就邀請了著名學者如鍾觀光、壽振黃、朱元鼎來館，共同研究浙江的動物和植物。與此同時，還積極開展國際間標本交換以豐富館藏。不久就交換到鴨嘴獸（Omithorhynchus anatinus）、袋鼠（Macropus giganteus）、鴯鶓（Dromaius novaehollandiae）、大極樂鳥（Paradisea apoda）、灣鱷（Crococlilus porosus）、泥魭（Necturus maculosus）、日本大鯢（Megalobatrachusjaponicus）、勘察加擬石蟹（Payalithodes camtshaticus）等珍貴標本。同時他還四處徵集文物，使博物館的藏品和陳列品達到十分可觀的程度，西湖博物館的名聲由此大振，成為中國人自己建立的幾個早期著名博物館之一。

1937年七七事變后，日本侵略軍大舉侵犯我國。尤其是八一三事變后，在杭州淪陷前的危急時刻，董聿茂絕不願讓博物館珍貴的文物、標本、資料和儀器落人日寇的手裡，千方百計地想把這些財產早日搶運到安全的地方。最初他曾和浙江圖書館館長陳訓慈一起去找當時的教育廳長許紹棣，因為西湖博物館和浙江圖書館均隸屬“教育廳”管轄，搶運兩館的財產，“教育廳”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這個國民黨的廳長對這兩位著名的學者竟然拒之門外，始終不見。形勢一天天惡化，一時又無處告貸，最後他把自己多年省吃儉用積蓄起來的工資拿出來作為搶運西湖博物館的費用。董聿茂對博物館作了妥善安排，把圖書資料、儀器、工具和日本侵略者最想得到的文物和標本裝箱先行運往後方。為防備標本在轉運過程中落入敵手，他對所有標本的標籤做了重新編寫，隱去採集地點和時間。除植物標本在餘杭山區遭敵機轟炸受到損失外，其他珍貴的歷史文物和動物、礦物標本均得以完好保存。1940年12月至1941年春夏之交，董聿茂率領其他館員歷盡千辛萬苦，經永康方岩、麗水三岩寺，把博物館的財產運至松陽南洲村。1941年7月，國民黨教育廳不但分文不給，而且還下令停辦西湖博物館，遺散所有人員，要他把所有館產全部移交給“松陽縣民眾教育館”。董聿茂深知“民眾教育館”根本沒有接受和保存這筆科學財富的條件。而且日寇步步緊逼，松陽也很有朝夕失守的可能，如果把西湖博物館的財產交給“民眾教育館”，就等於把這筆寶貴的財產拱手送給敵人，這是董聿茂絕對不願看到的。

因此，他不顧國民黨的命令，只把一些傢具雜物交給他們，而繼續自己出錢把所有的標本、歷史文物、圖書資料和儀器工具從南洲村運至龍泉縣城。當時他雖在浙江大學龍泉分校任教，但經濟上並不寬裕。在無官方經濟來源的情況下，他墾荒種地、節衣縮食，省下錢來租用民房，把博物館的歷史文物、標本、圖書和儀器保存起來，長達兩年之久。同時仍不遺餘力地親自採集和製作了浙南一帶的許多動物標本，收集龍泉古青瓷器皿。1943年7月在他一再呼籲下，省立西湖博物館在龍泉得以恢復。他無償地上交了費盡心血保存下來的所有歷史文物、自然標本和圖書儀器，但本人決意不再擔任館長一職，以抗議教育廳當時不負責任地作出停辦博物館的命令，顯示了他胸襟廣闊的學者風範和正義凜然的鬥士精神。

抗戰時期，日寇佔領了南京、上海和杭州的博物館后，在南京成立了“中支建設資料整理事務所”，杭州建有其分所——“杭州出張所”。1942年日本人知道西湖博物館已經停辦，曾有一位日本同學出面多次邀他回杭州主持博物館工作，被他斷然拒絕，顯示了他崇高的民族氣節和愛國主義精神。

抗日戰爭勝利后，董聿茂回到杭州，協同接收浙大校產工作，此後，浙大校部由貴州遵義遷杭復校上課，他任理學院生物系教授。1947年7～8月間，為了充實教材，他又親自到台灣、廈門海濱採集，一路備嘗磨難，終於採回大量標本。1948年至1951年5月，他任浙大生物系主任和生物研究所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使他歡欣鼓舞，並以極大的熱情投入生物系的學科建設。1951年6月又被浙江省人民政府聘請為浙江省博物館館長，1952年又同時兼任院系調整后的浙江師範學院教授，直至1958年8月。建國初期，各項事業百廢待興，國家經濟比較困難，政府對博物館事業的資金投入還十分有限。要辦好屬於人民的博物館，他深知自己責任重大。董聿茂根據浙江的省情，對博物館的性質、規模、人員配置、研究方向、展覽內容都做了統籌規劃。他十分注意勤儉辦館，事事處處以身作則，使國家的每一分錢真正用在人民的事業上。同時，他希望年輕人更快地在思想和業務上成長起來。為此，常找青年同志談心，交換意見並毫無保留地把自己豐富的工作經驗傳授給他們。1956年浙江省領導為了發展科學事業，要他組建動物研究機構以開發和利用動物資源，為浙江省的經濟建設服務。董聿茂處事很慎重，他覺得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最初只稱研究室，所以他把籌建的機構定名為“浙江省動物研究室”。2月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任命他為研究室主任。“動物研究室”白手起家，在錢塘江邊六和塔附近的浙江師範學院內借了幾間小房開始研究工作。他從浙江師範學院成績優良的畢業生及各著名大學畢業分配到浙江科委的學生中調來人員，經過精心培養，陸續充實研究陣容。1959年他領導大黃魚的人工產卵、人工授精、人工孵化和幼體培育的課題，並獲成功。1960～1962年間，他主持了浙江的水產資源調查，對浙江的海底棲、浮遊動物及重要經濟魚類的食性作了大量調查分析，特別對甲殼動物、苔蘚動物作了深入細緻的研究，是國內同類研究的先行者。同時在烏賊的繁殖生物學、縊蟶和泥蚶育苗研究也獲重要進展。1958年9月他又兼任新建立的浙江舟山水產學院（今浙江水產學院）副院長，為學院的發展方向、系科和專業設置提出了許多重要意見，為水產學院的發展壯大作出了積極的貢獻。1971年浙江省動物研究室併入杭州大學后，他一直任教授和學校顧問。他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屆至第五屆人民代表，積極發揮參政議政的作用。對我國漁業資源的調查研究和繁殖保護多次提出建設性意見，並率先呼籲禁止大黃魚的敲作業，挽救了大黃魚資源瀕於滅絕的厄運。在人代會上，他還多次對發展綜合性大學和水產事業提出有創見性的提案，受到黨和政府的重視和採納。

董聿茂是1934年中國動物學會成立的發起人之一，1935年他又與秉志、陳楨、壽振黃、朱洗、貝時璋等一起創辦了我國第一本動物學研究刊物——《中國動物學雜誌》，為動物科學研究及學術交流作出了貢獻。他曾任中國動物學會、海洋學會、水產學會、海洋湖沼學會等學術團體的理事或顧問，還擔任過中國甲殼動物學會名譽理事長及浙江省科學技術協會顧問、浙江省動物學會、海洋學會、水產學會的名譽理事長，中國大百科全書生物學卷編委。

董聿茂從青年時代起直至耄耋之年，在60餘年漫長的動物科學研究與教育生涯中，無論是在抗日戰爭災難深重的年代里，還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逆境中，始終鍥而不捨、一絲不苟地探索著科學的真諦，懷著極大的熱情，忠誠地實踐著“要在科學和教育領域中為祖國作出貢獻”的諾言。

在人才培養方面，董聿茂既注重正規的學校培養渠道，也重視在實際工作中培養鍛煉人才。他對大學生物學基礎理論研究和教學工作都作出了重要貢獻，尤其是在新中國第一代生物學專業大學生的培養上，傾注了許多精力。他號召學生們發揚浙江大學的“求是”精神，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崛起發憤努力。他熱情培養了一大批海洋生物學專業的骨幹力量，為國家及浙江的生物學研究、經濟建設和教育事業輸送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他從不以“惟學歷”論看人，青年只要有志於科學事業，均加以精心培養，扶植成才。30年代進西湖博物館的青年，大多是一些中學畢業或肄業生，他根據各人的具體情況，為他們選擇業務方向、開出進修書目、規定必要的學習時間並提供實踐鍛煉的機會。同時他還要親自考核，檢查學習效果。抗戰期間他白天在浙大龍泉分校上課，晚上給青年教授英語。在他的教育下，加上青年自己的刻苦努力，年輕人業務上進步很快，他們中的許多人成了具有真才實學的專門人才。如聞名於世的良渚文化遺址的發現者施昕更，當年進西湖博物館時只有初中文化，在董聿茂的悉心培養下，進步很快。當時那位青年人在自己的家鄉余抗良渚拾到一些碎陶片拿到博物館，董聿茂看后十分重視，他用生物科學的研究方法指導施昕更進行考古研究，並從博物館撥出經費支持這位青年人在良渚進行考古發掘，終於使沉睡地下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顯露在世人面前，最後又幫助他出版了《良渚》一書，這是良渚文化遺址最早的一本發掘報告，也凝結著董聿茂對年輕人培養的心血。董聿茂培養青年人從不保守，提供文獻資料、提出關鍵性的指導意見、幫助修改科研論文等等，他都認為是老一代科學工作者責無旁貸的事。他惟恐為國家少培養了人才，直到80多歲高齡時仍在招收研究生，親自授課和指導實驗。在他嚴謹正規的培養下，他的學生們都在各自的崗位上勤勤懇懇地為國家作出了成績，成為科研和教育的骨幹力量。

在治學態度上，董聿茂非常嚴謹和刻苦，對每一個實驗數據、每一處微小的形態差異都要反覆核實、查對。他常對學生說：“科學實驗來不得半點虛假，寫論文決不是寫文藝作品，不要形容和修飾，用字要嚴謹、語句要簡練。”每次寫論文，從初稿到正式定稿，他總是反覆推敲，直至修改到完全滿意才投送有關刊物發表。他擅長甲殼動物的分類、區系、生態、繁殖和發育的研究，曾就中國和浙江的蝦類、蟹類、寄居蟹類、蔓足類、蝦蛄類等發表過數十篇論著，為我國甲殼動物學的研究作出了貢獻，他發現過不少甲殼動物的新種，豐富了世界動物的區系分類寶庫。“文化大革命”中，他失去了科研的權利，這比政治上遭到殘酷迫害、肉體上遭到毒打摧殘更加使他痛苦。當對他的“審查”結束回到原來崗位上時，好多圖書資料已經失散，文獻也難以尋找。當時還不能名正言順地搞研究，他避開原單位，託人在外尋找所需文獻資料，繼續默默地搞他的研究。按董聿茂的習慣，搞科學研究工作是沒有節假日可言的，這在精力旺盛的年輕時代就不必說了，即使進入80歲高齡以後，當他視力減退、手腳不便時，仍每天工作五六小時。每逢節假日，學生和晚輩們去拜訪他時，總能看到他正在工作的身影。他替換戴著兩副遠近視眼鏡，還拿著放大鏡去核對標本。在他狹小的卧室里，放著顯微鏡、解剖鏡和盛滿標本的大大小小的瓶子，幾乎成了實驗室，在這個狹小的天地里，他勤奮地耕耘著。老驥伏櫪，壯志不已，董聿茂難能可貴地做到了這一點。他沒有什麼特別的嗜好，不抽煙、不喝酒，生活上十分儉樸，惟一的追求就是“學習到老，工作到老”。1982年84歲時，完成了《中國動物圖譜甲殼動物》第一冊修訂版的編著；1986年88歲時，又完成了21.5萬字的《東海深海甲殼動物》的編著，發現了大批新記錄和新種，為東海深海漁業資源的開發和發展作出了貢獻，並填補了東海深海甲殼類研究的空白。這項研究成果作為東海深海漁場綜合調查成果的一部分，獲得農牧漁業部優秀成果一等獎；1989年91歲時，由他任主編的8卷本《浙江動物志》書稿共460餘萬字全部完成。從1984 年浙江省科委下達《浙江動物志》編寫的重點科研項目時起，他竭盡全力地投入了編寫工作。在體現這套志書的科學性、地方性、實踐性和反映浙江動物科學的研究水平和特色上費盡心機。他多次參加審稿會、各種協調會和定稿會，千方百計地使《浙江動物志》能以豐富的科學資料和廣泛的應用價值為我國動物學文獻寶庫增光添彩。1991 年5月，這套專著全部由浙江科學技術出版社一次出齊。志書出版后，受到國內外的高度關注和讚譽，並接連獲得第六屆全國優秀科技圖書一等獎和第六屆中國圖書一等獎。動物資源調查及《浙江動物志》的編著還獲得1991年度浙江省人民政府頒發的科技進步一等獎。這是董聿茂為祖國、為社會、為後人留下的寶貴的科技財富。

1897年3月18日 誕生於浙江省奉化縣。

1919～1928年 先就讀於日本國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畢業后又進京都帝國大學，獲理學士學位。

1928～1930年 在日本京都帝國大學大學院（研究院）攻讀甲殼動物學，獲博士學位。

1930～1941年 任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技師、自然科學部主任、館長，兼任浙江大學教授。

1941～1948年 任浙江大學教授。

1948～1951年 任浙江大學理學院生物學系系主任兼生物研究所主任。

1952～1971年 任浙江省博物館館長，浙江省動物研究室主任，兼任浙江師範學院教授，舟山水產學院（今浙江水產學院）副院長。

1971～1990年 任杭州大學教授、顧問。

1990年2月12日 逝世於浙江省杭州市。

1 董聿茂等。日本海區蝦蛄後期發生（英文）.Annot.Zool.Jap.1929，12（1）.

2 董聿茂等。日本大陸架口足類報告（英文）.Annot.Zool.Jap.1930.13 （1）.

3 董聿茂等。蝦蛄內部解剖（英文）.Memoirs Coll.Sci.B.1931，Ⅵ（1）.

4 董聿茂等。浙江沿海游泳蝦類報告Ⅰ、Ⅱ、Ⅲ.動物學雜誌，1959（9）、1980（2）、1986（5）.

5 董聿茂等。浙江海產苔蘚蟲類Ⅰ.動物學報，1960，12（2）.

6 董聿茂等。中國寄居蝦類區系初步報告。動物學報，1965，17（4）.

7 董聿茂等。中國海的有柄蔓足類。海洋實踐，1979（2）.

8 董聿茂等。中國近海蔓足類區系特點的初步研究（甲殼綱）.海洋學報，1980，2（2）.

9 董聿茂等。中國動物圖譜甲殼動物第一冊（第二版）.北京：科學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