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
中國古代文化
良渚文化分佈的中心地區在錢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而遺址分佈最密集的地區則在錢塘江流域的東北部、東部。該文化遺址最大的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挖掘自墓葬中的玉器包含有璧、琮、冠形器、玉鐲、柱形玉器等諸多器型。此外,良渚陶器也相當細緻。
良渚文化遺址中心位於浙江省杭州市餘杭區西北部瓶窯鎮,核心部位於古城“反山、莫角山、匯觀山,11條水壩”均在瓶窯境內。
1936年發現的良渚遺址,實際上是餘杭縣的良渚、瓶窯、安溪三鎮之間許多遺址的總稱,是長江下游良渚文化的代表性遺址,1959年依照考古慣例按發現地點良渚命名為良渚文化。遺址總面積約34平方公里。
良渚遺址是人類早期文化遺址之一,實證中華五千年的新石器時代人類文化史,申遺成功標誌著中華五千年新石器時代文化史得到國際社會認可。2019年7月6日,中國良渚遺被批准准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良渚文化時期稻作農業已相當進步。稻穀有秈、粳稻之分,並普遍使用石犁、石鐮。良渚文化手工業也有很高的成就,玉石製作、制陶、木作、竹器編織、絲麻紡織都達到較高水平。
尤其是琢制的玉器,其數量之多、品種之豐富、雕琢之精美,均達到史前玉器的高峰。玉器上的紋飾主題神人獸面紋,是良渚先民“天人合一”觀念的體現和信仰,並逐步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玉器和陶器上還出現了不少刻劃符號,這些符號在形體上已接近商周時期的文字,是良渚文化進入文明時代的重要標誌。
1936年,施昕更在良渚進行了三次考古發掘,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和陶器;1938年,出版了《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遺址初步報告》。施昕更成為良渚遺址的第一個發現者,是探索良渚文化和良渚文明的先驅。
1959年,夏鼐先生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名稱。
1973年,江蘇吳縣草鞋山遺址的發掘,使人們對良渚文化的認識取得了重大突破,第一次在典型的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了玉琮、玉璧等玉禮器,將長期被視為“周漢古玉”的良渚玉器放回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的年代坐標,自此,長期以來籠罩在良渚玉器上的神秘面紗被撩開了。
在前一階段考古諸多發現的啟示下,浙江考古工作者在良渚、瓶窯一帶相繼發現了反山顯貴者墓地,瑤山、匯觀山祭壇與墓地,莫角山巨型建築基址,塘山“土垣”等大型遺址,以及一大批良渚時期的村落遺址和墓地。目前已發現各類遺址135處,它們共同構成了分佈密、類型多、規格高的遺址群落。學者們稱之為“良渚遺址”,它是整個良渚文化的中心,是探索中國文明起源,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的一片“聖地”。
2007年,考古學家又發現以莫角山宮殿為中心的四周還有一圈環繞的城牆。這個大發現標誌著在七十年考古歷程中,繼發現良渚遺址、命名良渚文化后的又一個重要的階段——確立了良渚文明。
良渚文化遺址
良渚玉文化的標誌性文物——玉琮
出土文物
1982年底,考古工作者在位於長江北岸的浦口營盤山遺址,出土了大量石器、玉器、陶器等遺物。其中出土了最早的龍形玉飾件。這兩條龍一條是"抬頭龍",脖子是往上抬的,另一條則是"俯首龍",龍頭是往下彎的。
1986、1987年,從良渚墓葬中出土大量隨葬品,其中玉器佔90%以上,象徵財富的玉器和象徵神權的玉琮和象徵軍權的玉鉞,為研究階級的起源提供了珍貴的資料,而且使世界上許多大博物館對舊藏玉器重新鑒定、命名,使一些原被誤認為是“漢玉”(實際上是良渚玉器)的歷史推前了2000多年。出土的絲織品殘片,是先摷后織的,這是我國迄今發現最早的絲織實物,這塊距今4700—5200年的絲絹堪稱“世界第一片絲綢”。王遂今先生(《吳越文化史話》,浙江大學出版社,2003)等論證,“絲綢之源”起源於長三角,上古黃河與西北是從河姆渡、良渚等江南絲綢文化北傳過去的。1994年又發現了超巨型建築基址,面積超過30萬平方米,確認是人工堆積的大土台,土層最厚處達10.2米,其工程之浩大,世所罕見。考古學界認為“良渚文化是中華文明的一個源頭”。
良渚文化是一支分佈在長江下游的古文化,距今5300-4000年。《鶡冠子》記載說“成鳩氏之國……兵強,世不可奪”,實際上就是說良渚文化集團的武力強大,天下無敵。考古研究表明,在良渚文化時期,農業已率先進入犁耕稻作時代;手工業趨於專業化,琢玉工業尤為發達;大型玉禮器的出現揭開了中國禮制社會的序幕;貴族大墓與平民小墓的分野顯示出社會分化的加劇;刻劃在出土器物上的“原始文字”被認為是中國成熟文字的前奏。專家們指出:中國文明的曙光是從良渚升起的。
良渚文化發展分為石器時期、玉器時期、陶器時期。玉器是良渚先民所創造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精髓。良渚文化玉器,達到了中國史前文化之高峰,其數量之眾多、品種之豐富、雕琢之精湛,在同時期中國乃至環太平洋擁有玉傳統的部族中,獨佔鰲頭。而其深涵的歷史文化底蘊,更給世人帶來了無限的遐想。文字是文明社會的一個重要標誌。在良渚文化的一些陶器、玉器上已出現了為數不少的單個或成組具有表意功能的刻劃符號,學者們稱之為“原始文字”。
良渚文化時期,稻作生產已相當發達,從出土的大量三角形石犁等農具看,良渚人已擺脫一鏟一鍬的耜耕而率先邁入了連續耕作的犁耕階段,從而為當時社會的繁榮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良渚文化以黑陶著稱,胎質細膩、造型規整,器種變化多樣,用途分明,尤其是鼎、豆、壺的組合,構成了富有良渚文化特色的器物群。
良渚文化大體可分為早、晚兩期。早期以錢山漾、張陵山等遺址為代表。陶器以灰陶為主,也有少量的黑皮陶,器形有魚鰭形足的鼎、袋足、鏤孔豆、貫耳壺、球腹罐、附耳杯、附耳、大口圜底缸等。晚期以良渚、雀幕橋等遺址為代表。陶器以泥質黑皮陶較為常見,並有薄胎黑陶,器形有斷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節形把的豆、貫耳壺、貫耳罐、侈口圓腹罐、簋、大圈足盤、寬把帶流杯等。
良渚文化是環錢塘江分佈的以黑陶和磨光玉器為代表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因1936年首先發現於良渚而命名,距今5300—4000年。
中國文明的曙光是從良渚升起的,良渚是中華民族和東方文明的聖地,國家文物局已正式將良渚遺址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預備清單。
良渚文化的陶器,以夾細砂的灰黑陶和泥質灰胎黑皮陶為主。輪制較普遍。一般器壁較薄,器表以素麵磨光的為多,少數有精細的刻劃花紋和鏤孔。圈足器、三足器較為盛行。代表性的器形有魚鰭形或斷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節形把的豆、貫耳壺、大圈足淺腹盤、寬把帶流杯等。琮、璧一類玉器數量之多和工藝之精,為同時代其他文化所未見。
良渚石器磨製精緻,新出現三角形犁形器、斜柄刀、“耘田器”、半月形刀、鐮和階形有段錛等器形。
良渚人物復原
在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良渚文化時期的社會制度發生了激烈的變革,社會已經分化成不同的等級階層,這在墓葬遺存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在浙江的反山、瑤山、匯觀山等等貴族墓地,大都建有人工堆築的大型墓台,貴族墓大都具有寬大的墓穴、精緻的葬具,特別是隨葬有一大批製作精美的玉禮器。與其相對的則是如徐步橋、千金角、平邱墩、吳家埠、廟前等遺址所見到的小型平民墓葬,它們不具有專門的營建墓地,只是散落在居住址的周圍,墓穴狹小,隨葬的只是簡陋的陶器及小件的裝飾用玉飾件。可見,良渚社會已在激烈的衝突中顯現出等級差別。而這種差別中蘊含的財富聚斂,則是通過凌駕於氏族社會之上的某種社會權力來達到。大型墓台的營建工程量巨大,特別是象莫角山這樣的非當時人們物質生活需要的大型基址,使得我們不得不十分欽佩良渚文化時期人們的營建能力。如此大規模的營建工程,需要一定的社會秩序來加以保證,否則是難以想象的。而建立這種社會秩序,又是與當時社會等級差別的產生有著密切的聯繫。可以說,在良渚文化時期,在氏族和部落里已經出現了具有很高權威的領袖人物,有著組織大量勞動力進行這類大規模營建工程的社會權力!
良渚建築復原
禮制的核心是體現人們之間貴賤、上下、尊卑、親疏的隸屬關係。良渚文化的用玉制度正是表現了這樣的關係。以用玉制度為主要特徵,表明了良渚文化禮制的產生,這無疑是社會發生質變的表現。良渚社會已從荒蠻的史前期踏入文明的社會!
新石器時代晚期,長江下游一帶繼崧澤文化之後興起的是良渚文化。這種古老的文化是1936年發掘浙江省餘杭縣良渚遺址而命名的,主要分佈在錢塘江流域,南抵浙西盆地,西北至江蘇常州一帶。據碳14測定,其年代約為公元前3300年—前2200年,末期已進入中原夏王朝統治的開始階段,並與夏代統治集團有密切的聯繫。經過發掘的重要遺址有江蘇吳縣草鞋山和張陵山,武進寺墩,無錫先蠡墩,張家港市徐家灣;浙江嘉興雀幕橋,杭州水田畈,吳興錢山漾,餘杭反山、瑤山、匯觀山和莫角山,寧波慈湖;上海市的上海縣馬橋,青埔福泉山等。在這些遺址中出土的稻穀、玉器、刻紋黑陶、竹編器物、絲麻織品等,顯示了長江三角洲新石器時代晚期到青銅時代初期的經濟發展水平。
良渚文化遺址
除了水稻外,各個氏族部落還從事蔬菜、瓜果及一些油料作物的種植。錢山漾遺址出土了葫蘆、花生、芝麻、蠶豆、甜瓜子、兩角菱、毛桃核、酸棗核等遺物,有些是野生植物的果實,有些可能是人工種植的,這時的農作物品種顯然比馬家浜、崧澤文化增多了,農業生產的範圍也擴大了。
良渚文化的農業生產水平,更重要的標誌是新的耕作方法和生產技術的發明與推廣。犁耕是良渚文化農業耕作的主要方式,在許多遺址中都發現了當時使用的石犁,僅錢山漾遺址出土的石犁就有百餘件。石犁有兩種形制,一種平面呈三角形,刃在兩腰,中間穿一孔或數孔,往往呈豎直排列,可以安裝在木製犁床上,用以翻耕水田;另一種也近似三角形,刃部在下,後端有一斜把,可能是開溝挖渠的先進工具,故又稱“開溝犁”。這兩種石犁都是良渚人發明的新農具,對促進農業生產的迅速發展起著重大的作用。
同以前的耜耕生產相比,犁耕不僅可以節省勞力,提高工效,更好地改變土壤結構,充分利用地力,而且也為條播和中耕除草技術的產生提供了條件,同時也使荒地得到更大面積的開發變成耕地,農業生產水平因此能夠提高到一個新的階段。從耜耕農業發展到犁耕農業,是中國古代農業史上的一次重大的變革,為夏代以後的農業發展奠定了有力的基礎。
在良渚文化的大批石器中,還有一種形制特殊的器物,它兩翼后掠、弧刃,背部中央突出一個榫頭,其上常穿一圓孔,形制同後來這一地區使用的鐵制耘田器十分相似,被認為是古代最早出現的稻田中耕除草的農具。中耕除草技術的出現,同犁耕有密切的關係,因為犁耕操作成直線進行,播種也隨之成直線挖土下播,於是為先進的條播技術創造了條件,同時也就為中耕除草提供了方便。另外,在錢山漾遺址還發現一種形似畚箕的帶柄木器,形制亦同該地區農民現代使用的木千篰一樣,是一種取河泥施肥的工具。中耕除草同施肥結合起來,無疑會大幅度地提高農作物的單位面積產量。
石犁、石鉞等
農業生產水平的提高,必然帶來手工業的進一步發展。各地出土的遺物表明,良渚文化已擁有陶器、石器、木器、竹器、絲麻紡織、玉雕以及髹漆等多種手工業,而且都達到了較高的水平。其中,以制陶業和玉器製作更為突出,在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佔有重要地位。
良渚陶器
中國遠古社會的玉器製造業,到龍山文化時期已相當發達,各地普遍發現了造型美觀、製作精巧的玉器。在中原地區進入夏王朝統治之際,良渚文化的玉器在中國大陸成為首屈一指的工藝品,並成為商周禮器的一個淵源。
良渚文化玉器出土地點多,分佈面廣,尤以杭嘉湖地區最為集中。僅浙江的吳興、餘杭等8縣市,就有20多處遺址發現過玉璧和玉琮。青浦福泉山發掘的7座墓,出土隨葬品共677件,其中玉器就有500件以上。餘杭縣反山氏族墓地是良渚文化中期的遺存,時代約在公元前3000年,墓葬中各種玉器佔全部隨葬品總數的90%以上,11座墓中計出土3200餘件,其中有一座墓隨葬玉器達500多件。
良渚文化的玉器製造業,承襲了馬家浜文化的工藝傳統,並吸取了北方大汶口文化和東方薛家崗文化各氏族的經驗,從而使玉器製作技術達到了當時最先進的水平。反山墓地出土的玉器有璧、環、琮、鉞、璜、鐲、帶鉤、柱狀器、錐形佩飾、鑲插飾件、圓牌形飾件、各種冠飾、杖端飾等,還有由鳥、魚、龜、蟬和多種瓣狀飾件組成的穿綴飾件,由管、珠、墜組成的串掛飾品,以及各類玉珠組成的鑲嵌飾件等等。
良渚玉器及紋飾
與反山氏族墓地相距5公里的瑤山氏族墓地,也出土了大量精美玉器。這個墓地的玉器與反山所出大多相像,但十幾座墓葬中均未出土玉壁,表現了兩個相鄰氏族在習俗上的區別。瑤山的一座墓中出土了玉匕和玉匙,是良渚文化首次見到的珍貴餐具。
良渚文化的玉器,以其數量多、質量高而超越同時期其它地區玉器製造業之上,充分說明玉器製作已經成為專業化程度很高的手工行業,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長江下游三角區四、五千年前的物質生產水平是比較發達的,為吳越經濟區早期國家的出現準備了條件。
根據玉器出土的情況,可以看出當時石器製作技術同樣高超。製造石器的工匠們已經完全掌握了選擇和切割石料、琢打成坯、鑽孔、磨光等一套技術。
與此同時,竹木器製造行業也有了一定發展。許多遺址都發現了木器和竹編器物,錢山漾遺址集中出土了200多件竹製品,說明這種手工業也成為一些氏族成員專門從事的生產勞動。良渚鎮的廟前遺址,出土了木豆、木盤、木矛和木箭鏃等一批罕見的木製品;寧波慈湖遺址也出土了木耜、木槳、木屐,還有用樹杈製成的錛柄和鑲嵌牙齒鑽頭的木鑽,可見當時的竹木製品多麼豐富。手工業內部不同行業的分工、在良渚文化晚期已經出現。
手工業的分工和發展使產品的交換髮展起來。大量的、集中出現的玉器、石器、陶器、竹木器,在一些遺址或墓葬中顯然並非生產者或墓主人本身生活的實際需要,而是權力與財富的象徵,許多手工業產品,已經具有商品的屬性。反山墓地的大墓中,數量豐富的陶器和玉器,大多數只有通過各種方式的交換才能獲得。另外,良渚文化的玉器,在黃河流域的山西陶寺和廣東石峽等氏族墓地中都曾出土,在良渚文化的上海馬橋、嘉興雀幕橋等遺址出土了山東龍山文化的陶鬶,可能都是交換的結果。這一現象表明,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夏代,手工業產品的交換活動不僅在氏族和部落集團內部經常地、頻繁地進行,而且同生產活動一樣,已成為社會經濟活動的一項越來越重要的內容。
良渚文化晚期,已進入中原夏王朝統治時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響,長江下游地區的各氏族部落在政治、經濟、軍事各個領域也都發生了巨大的變革,一些相對獨立的“王國”可能已經存在。1992年發掘的餘杭莫角山大型建築遺址,顯然與國家的禮制有關。夏禹在會稽召集天下各部族首領聚會,“萬國”赴會,是有一定根據的。
良渚文化
良渚水利工程遺址所在地位於浙江省太湖平原,其地勢低洼,沼澤滿布,水草豐盈,適合人類居住、作物耕種,但同時也容易受到洪水的影響。天目山系作為浙江省的暴雨中心之一,雨水充沛,夏季極易形成山洪,對地處下游平原的良渚形成直接威脅。智慧的良渚先民通過設計施工良渚水利系統中高、低兩級水壩,將大量的來水蓄留在山谷和低地內,以此來達到防洪作用。此外,良渚時期距今年代久遠,當時輪式交通及配套道路系統尚未形成,水運是最便捷合理的運輸方式。高壩所在的山谷陡峻,降水季節性明顯,夏季山洪暴發,冬季則可能枯水斷流,不具備行船條件,而通過築壩蓄水形成的庫容,則可以形成連接多個山谷的水上交通運輸網,方便運輸。良渚先民在流域的上中下遊興建不同類型的水利設施,有效利用附近一帶斷斷續續的山包和山崗,節省了80%的築堤工程量,這些都充分表明他們已經具備全流域的水資源規劃和改造能力。
水利水能規劃設計過程中大規模的水利系統建設,往往涉及複雜的組織機構、人員管理和社會動員,同時對於水工建築物的牢固可靠程度也有較高的標準要求。而良渚水利工程遺址中被發現的土壩,就足夠符合當時的技術要求。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專家通過GIS軟體對良渚古壩系統進行了數值模擬分析,發現其可有效阻擋該流域短期內960mm的連續降水,即可抵擋該地區百年一遇的洪水。
良渚文化
從古史傳說中考證“良渚人”
古代良渚人雕像
從歷史記載中尋找“良渚人”
良渚玉器
良渚先民用勤勞的雙手、智慧的心靈創造了輝煌,把良渚文化引向了文明時代。然而,就這一支在當時可稱為相當發達的古文化,經歷了一千三百多年後,像一顆絢麗多彩的流星,在令人目眩神迷了一陣后突然神秘地“失蹤”了,給世人留下一個千古之謎。為此,人們多方收集資料和證據,希望能解開這個千古之謎。
是海侵摧毀了良渚社會嗎?
在公元前3000年(距今6000年)前後,全球性氣候變遷,良渚文化晚期,氣候變曖,氣
良渚玉器
是洪澇災害擊敗了良渚人嗎?
良渚玉器
戰爭導致了良渚社會的衰竭嗎?
良渚玉器
良渚文化真的消失了嗎?
受到海侵、洪澇災害或是戰爭重創的良渚人,除了大部分遷移外,還有部分殘存的人們,在相當時間之內,只能勉強維持生活。幾百年後氣候轉為乾涼,積水消退,另外一支部族馬橋文化的人們逐漸來此定居。他們的生活也似乎過得一年比一年好,氣溫在不知不覺中降低,氣候的涼爽與乾燥使河水也逐漸向下退去,原先被淹沒在水中的土地露了出來、沼澤也明顯減少。馬橋文化的人們從殘存的良渚人那裡吸收了良渚文化的成份並想把它發揚光大,但是受到了其它文化的入侵,先後又兼容並蓄地吸收了其他的外來文化,使得良渚文化最終沒有在馬橋文化的人們手上得到充分發展,因而馬橋時期陶器製作欠精,造型比較簡樸;而玉器不僅品種少,而且質量差、雕工粗劣簡陋,社會生產力水平遠遠不及良渚文化,所以良渚文化並沒有突然神秘失蹤,馬橋文化先民正是她的主要繼承者。
良渚文化的玉礦在哪裡?
良渚文化出土的玉器種類數量非常多,引起了國內學術界的高度重視,甚至提出了“玉器時代”說,以詮釋玉器在中國古史分期上的重要地位。玉器的數量多,說明良渚時期玉料的用量很大,要有豐富的玉礦來供給。在良渚文化範圍內曾經很長一段時間沒有發現良渚時期的玉礦,有人就認為良渚玉料是從盛產玉的遼寧或新疆輾轉運來。這個觀點顯然很難站得住腳,想象一下,在史前古社會,人口稀少,生產力低下,運載工具、交通工具簡陋,良渚人如何能夠從那麼遙遠的東北、西北,穿過無路的荒野莽林、高山大川把玉料運至東南的良渚文化圈內?
天上不可能掉下玉石來,所以有的專家執著地認為,在良渚文化的區域里尤其是在良渚遺址群內的天目山余脈,一定存放著被人們遺忘了的古代玉石礦藏。文化可能消失,但是先民開採的古玉礦藏卻應該是永恆存在的。
1982年,在江蘇省溧陽小梅嶺發現透閃石軟玉礦藏,經取樣鑒定,此礦藏的軟胎硬度在5.5-6度之間,玉石的質地細膩,色澤呈白色和青綠色,透明度較好,呈蠟狀光澤,與良渚文化玉器所用玉料相似。這一發現興奮了考古學術界,專家們普遍認為,“良渚文化的玉料來源可以確定是就地取材,而非遠地轉運,有關玉料來源這一重要問題已得到初步解決。
但至今還存在的疑點是,位於浙江餘杭境內的良渚文化中心遺址——良渚遺址群內出土的玉器是其它遺址出土玉器數量的總和,其所需的玉料也應是良渚文化圈內量最多的,這些大量的玉料都是從江蘇小梅嶺運來的嗎?在良渚遺址群內至今沒有發現礦藏的同時,不少專家仍堅信很可能是“就近取材,來自附近的地區已被遺忘的古礦床”。這一推測符合現代人的思維,為普遍人所接受和期待,但願將來的考古發掘能夠證實這一推斷。
良渚玉器
在中國史前文明的各大遺址中,良渚遺址的規模最大(現為神木石峁,425萬平方米),水平最高。考古人員2007年11月29日在杭州宣布,一座290多萬平方米的5000年前的古城在良渚遺址的核心區域被發現。北京大學教授嚴文明等考古學家指出,這是長江中下游地區首次發現同時代中國最大的良渚文化時期的城址,也是至今所發現的,可稱為“中華第一城”。良渚古城的發現,改變了良渚文化文明曙光初的原有認識,標誌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時期已經進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發展階段。分佈於餘杭境內的“良渚遺址群”,是良渚文化的中心。國家文物局指出:良渚遺址群將成為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聖地。
2012良渚論壇
2012年10月27日,良渚遺址遺產闡釋展示專家諮詢會在杭州餘杭良渚舉行。來自中國建築設計研究院建築歷史研究所、國際古迹遺址理事會中國委員會和省市文物考古、文化遺產保護、展示設計等領域的諸多專家學者為良渚遺址遺產保護、展示和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工作把脈出招、建言獻策。
良渚遺址作為中國史前良渚文化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宗教中心,是中國長江下游地區新石器時代最重要的考古遺址之一,1996年被國務院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4年和2006年,良渚遺址兩次進入中國政府申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目錄》預備清單,2012年被第三次列入預備名單。
良渚遺址申遺
2013年,完成核心整治區和安置點征地拆遷、土地流轉工作;
2014年3月,正式向國家文物局提交良渚遺址申遺提名文件;
2014年9月底前,提名文件提交聯合國世界遺產中心預審;
2014年基本完成遺產監測體系、展示設施建設;
2015年1月底前,聯合國科教文組織中國委員會(教育部)正式向聯合國科教文組織遞交申遺文件;
2015年6月,接受國際古迹遺址理事會專家現場評估;
2018年6月,力爭在聯合國世遺大會上表決通過。
2019年7月6日,中國良渚遺址獲准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有位作家曾經讚美到:“良與渚的組合,即是美好的水中之小洲!如一首優美的詩,似一幅清麗的畫……也許是因了她的美好,才逗引史前時代的先民們在這裡落腳;也許是因了先民們的耕耘開拓,才使這兒有這麼美好!”
是虞朝文化在中國東南地區太湖流域的華夏文明早期文化類型。
四五千年前,良渚先民就是在這片土地上耕耘勞作,創造了輝煌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如今這片美麗的綠洲上面,仍是青山綠水、紅花金谷。但是這些看得見的東西,遠遠不及在地層下埋藏著的、良渚先民們遺留下來的無數寶藏更具有價值。良渚就像一位身穿綠衣就插紅花的美貌少女,懷抱著許多無價之寶,沉睡了四五千年。直到六十多年前,後人才將這位熟睡的病人喚醒。從此,良渚文化被認為是中國文明發展史上一顆璀璨的明珠而載入史冊。
良渚古城的南面和北面都是天目山脈的支脈,南北與山的距離大致相等,東苕溪和良渚港分別由城的南北兩側向東流過,鳳山和雉山兩個自然的小山,分別被利用到城牆的西南角和東北角,因此,專家推斷,古人在建城時顯然對地理位置經過精心勘察和規劃。
良渚文化的分佈主要在太湖流域和錢塘江流域,包括餘杭良渚,還有嘉興南、上海東、蘇州、常州、紹興、寧波一帶;再往外,還有擴張區,西到安徽、江西,往北一直到江蘇北部,接近山東,曾經良渚人為了佔領這裡,還打了一仗;再往外,還有影響區,一直到山西南部地帶。當時“良渚”勢力佔據了半個中國,如果沒有較高的經濟文化水平,是不可能做到的。考古專家認為良渚古城其實就是“良渚古國”。良渚古城的發現,有人認為中國的朝代的斷代應從此改寫——由現在認為的最早朝代為夏、商、周,改成良渚。
良渚遺址
良渚位於杭州城北18公里處餘杭區良渚鎮。發現於1936年,是新石器時代晚期人類聚居的地方。出土的石器有鐮、鏃、矛、穿孔斧、穿孔刀等,磨製精緻,特別是石犁和耘田器的使用,說明當時已進入犁耕階段。距今5300~4000年的良渚遺址區內有一座面積290萬平方米的古城,其年代不晚於良渚文化晚期。考古學家指出,這是長江中下游地區首次發現的良渚文化時期的城址,也是至今所發現的同時代中國最大的城址。當時“良渚”勢力佔據了半個中國,新發現的這座古城,相當於良渚時的首都。
有專家認為中國朝代的斷代應從此改寫:由現在認為的最早朝代為夏、商、周,改成良渚。
這座古城東西長約1500~1700米,南北長約1800~1900米,略呈圓角長方形,正南北方向。城牆部分地段殘高4米多,做法考究:底部先墊石塊,寬度達40~60米(我國現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明朝洪武年間建造的西安古城牆,底寬18米,頂寬15米),上面堆築純凈的黃土,夯實。
茅屋復原·良渚
莫角山遺址
主詞條:莫角山遺址
莫角山遺址是良渚文化遺址中最大的遺址,位於今杭州市西北25公里,該遺址的中心土墩平面呈東西向的長方形,東西長約670米,南北寬約450米,總面積約30萬平方米,土層厚達10.2米。大土台上還有三個小的土墩,呈三足鼎立之勢:南為烏龜山,北為小莫角山,東為大莫角山,整個人工堆建的巨大土墩台基形同一座所謂的“土築金字塔”。而在這個大土台上,現已發現有大片的夯築基址和大型柱洞遺跡,是當年大型建築的遺跡。而緊鄰莫角山遺址西北的就是反山遺址墓葬群這一所謂的“良渚王陵”。
莫角山及其周圍遺址分布圖
反山遺址
良渚文化時期的“王陵”——反山遺址
塘山遺址
塘山遺址
在良渚文化玉器中,玉琮的地位最為突出。玉琮作四方柱形,中間有圓孔,外周有飾紋。《周禮》中記載玉琮是祭地之器。中國古代有“天圓地方”之說。故玉琮被列入中國傳統的玉禮器“六器”之一。
良渚文化玉琮出現最晚,但數量最多,器型最大,形式多樣,幾乎每件都有紋飾,製作極為精美,為迄今所知新石器時代玉琮中形式最全、工藝最精湛的作品。此外玉串飾組合也很豐富,造型新穎別緻。一般由玉管串成,玉璜為墜,上飾神徽圖案,顯然是高等級的裝飾品,其主人應是氏族的首領或貴族,還有一種奇特的玉冠狀器,形似神人紋頭上的羽冠,下端有榫和穿孔,有的飾神人紋,也應屬於圖騰或宗教意義的禮器。
十二節玉琮
玉琮本青綠色,玉料斑駁,后沁為黑褐色和暗紅色。以12節簡化的人面紋為飾,每節均以棱為中心,刻飾簡化的神人紋,冠、嘴均簡化,大多眼紋已模糊不清。玉琮兩端對鑽孔,呈明顯的喇叭口狀,管鑽穿孔。在大端射口中間部分雕琢一符號。
玉琮是良渚文化的典型玉器,後世有“蒼璧禮天,黃琮禮地”之說,認為璧和琮象徵著天圓地方,為十分重要的祭祀禮儀用器。
刻有符號的良渚文化玉器,主要為玉璧與玉琮,但數量不多。有人認為這些符號可能與原始文字有關,也有人認為與原始宗教有某種聯繫。故宮博物院藏品。
神人紋玉琮王
良渚博物院
前身是良渚文化博物館,位於浙江省杭州市餘杭區。(1992年良渚文化博物館破土動工,1994年5月28日正式對外開放,從此承擔起傳承、發揚良渚文化的光榮使命。博物館佔地面積9000平方米,建築面積2000平方米,由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題寫館名。主樓建築分上下兩層,屋頂頂角以良渚文化典型玉器——玉‘琮’為造型,使整個建築既融入了良渚文化元素,又顯得古樸別緻。)
良渚博物院外觀
良渚博物館建築由英國著名建築設計師戴衛·奇普菲爾德設計,以“一把玉錐散落地面”為設計理念,由不完全平行的四個長條形建築組成,被稱為“收藏珍寶的盒子”。整個建築凸顯簡約、粗獷、厚重、大氣的特徵,注重景觀與自然的結合,在依山傍水、野草凄凄的景緻中,置於藍天白雲間,讓人強烈地感受到一種藝術與自然、歷史與現代的和諧融和。建築外牆全部用黃洞石砌成,遠看猶如玉質般渾然一體。院內穿插設計了三個天井式主題庭院,運用中國園林建築的元素,點綴美人靠等建築小品。
良渚博物館基本展覽總主題為“良渚文化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突出展示良渚文明在中國和世界同類或同時期文明中的地位。展覽設計理念是:雍容華貴、高雅親和。展覽力求創新陳列理念、合理運用先進的展示方法和手段,努力化解良渚文化的專業元素,使博物院成為一座可觀、可學、可觸、可玩的平民化博物館。在三個相互聯繫又獨立的展廳中,分別陳列“發現求真”、“良渚古國”和“良渚文明”三大內容,另外在第一展廳和第三展廳中分隔出前廳和尾廳,作為導引和結束。
良渚博物院的工作目標是:成為良渚文化和良渚遺址的文物收藏中心、陳列展覽中心、學術研究中心、資料信息中心、普及宣傳中心、旅遊服務中心、愛國主義教育中心和優秀的青少年教育活動第二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