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保守主義

1980年代至1990年代以前，愛爾蘭的文化保守主義支持愛爾蘭語、蓋爾文化和天主教會，是政壇上的一股勢力，特別與愛爾蘭共和黨有關。

在美國，“文化保守主義”逐漸被用來取代“基督教右派”或“宗教右派”（Religious right）。“文化保守主義”可能隱含在文化戰爭中採取保守立場。在更廣泛意義上的文化保守主義其中一個例子是艾倫·布倫（Allan Bloom），在《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一書中主張反對文化相對論。

文化保守主義，主張以儒家思想為基礎，吸收某些外來的文化，創造中國新的文化。這一主張，大體上延續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模式。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的爆發，促使歐洲思想界掀起批判和重新審視資本主義文明的思潮。這一思潮傳人中國，與原有的文化保守主義結合，形成東方文化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東方雜誌》的主編杜亞泉，首先提出“東洋文化和西洋文化結合產生未來的新文化”的問題。梁啟超訪問歐洲歸來，宣傳“西方文化已經破產”，呼籲：“人人存一個尊重愛護本國文化的誠意”。梁漱溟於1921年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演講，提出東西方文化不存在先進與落後的問題，而是三種不同的文化類型：歐洲文化“意欲向前”，把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對立起來，強調改造自然，改造社會；中國文化“意欲調和精神”，遇到問題不是改造局面，而是“自我意欲的調和”，“隨遇而安”；印度文化“意欲反身向後”，遇到問題既不是改造局面，也不是變更主觀想法，而是取消“意欲”，以超然出世的態度對待宇宙人生。他認為世界的未來要走“中國的路，孔家的路”，“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之復興”。30年代又出現“本位文化派”，由陶希聖、何炳松等十教授發表《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宣言》，其宗旨，正如一位文化保守主義者所稱：“以儒家之根本精神，為解決今世人生問題之要義” 。抗日戰爭時期興起新儒學，主要有熊十力、馮友蘭、賀麟等著名哲學家擔綱。如馮友蘭提出：“社會制度是可變的，而基本道德則是不可變的”，賀麟主張：“以西洋之哲學發揮儒家之理學”，等等。

長期以來，對文化保守主義多持批判和否定態度，認為：“他是站在地主的立場而去軟化農民和無產者的”；他是站在封建的立場而去反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近些年，對文化保守主義的研究有所深入，並取得可喜成果。如青年學者何曉明所著《百年憂患——知識分子命運與中國現代化進程》一書，對文化保守主義從理論角度肯定了它的價值。該書認為：“保守主義對現代化過程的本質分析，富有建設性的認識價值”，“發軔於歐洲的原生型現代化，是以科技為主導的。在這種歷史——現實的背景下，西方思想家對現代化本質的理解，往往側重於有關人與自然關係（科學技術）方面的革新，而疏於有關人與人關係（心性倫理）方面的進化。這種偏頗認識的現實報應，便是歐美地區科技突飛猛進的同時，社會又為之付出了昂貴的代價：物慾橫流，道德淪喪，以至釀成全球性的戰爭悲劇。近代中國保守主義，則在承認科技進步是現代化基本內容的前提下，著重強調現代化本質的另一面：心性人倫絕非科技進步的犧牲品，它也應該在現代化進程中不斷發展、完善，並以自己的功用來促進科技進步和社會和諧。換言之，科學技術和心性人倫的共同進化，才是人類社會現代化進程的全部本質” 。文化保守主義學者張君勵，早在半個多世紀以前就曾指出：“現代化的程序應從內在的思想著手，而不是從外在開始”。此話雖嫌矯枉過正，但強調“現代化意識”的重要性，是十分深刻的。

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不同，以梁漱溟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義者並不僅僅紙上談兵，而是在中國農村搞了長達十幾年的“鄉村建設運動”，此舉，被稱為“儒學現代化運動的實踐”。我們把梁氏的理論與“鄉村建設運動”聯繫起來，或許更能了解文化保守主義的歷史地位和認識價值。

梁漱溟為什麼要搞“鄉村建設運動”呢？他在1934年12月寫的《鄉村建設旨趣》中說：“近代西洋文明來了，逼著中國往資本主義工商路上走。……八十年來，除了鄉村破壞外，沒有都市的興起，……不見新工商業之發達”，因此，他主張中國應當走一條不同的現代化之路，“這一條不同的路，便是從農業引發工業，農業工業為適當的結合，以鄉村為本而繁榮都市，鄉村都市為自然均實的發展”，“我們只有向著創造新文明去努力才可以救中國” 。由此可見，梁漱溟所說的：“中國問題的內涵，雖包有政治問題經濟問題，而實則是一個文化問題”，所謂“文化問題”不是僅指窄義的文化，而是含蓋了廣義的“意識觀念”。梁漱溟的“救國之路”，雖然迴避了20—30年代的中國當務之急——社會革命問題（他不贊成和反對武裝革命），但在探討中國現代化道路上，不乏真知灼見：其一，中國應該走與西方不同的，有中國特點的現代化之路；其二，中國的現代化，應該考慮農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三，以農業的發展促進工業的發展，工業與農業密切結合；其四，城市與鄉村均衡發展，二者不可脫節；其五，“現代化意識”在實現現代化中佔有重要位置。

不必諱言，梁漱溟政治上是個改良主義者，不贊成搞階級鬥爭，反對暴力革命。他曾說：“要想消除共產黨的農民運動，必須另有一種農民運動起來替代才可以。我們的農村組織除了一面從地方保衛上抵禦共產黨外，還有一面就是我們這種運動實為中國農民運動的正軌，可以替代共產黨” 。我們以他在政治層面上的表態，代替“鄉村建設運動”的總體指導思想，進而全部否定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思想，則有失片面。在這個問上，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抗日戰爭初期的表態，還是公允的。1938年1月，梁漱溟訪問延安，向毛澤東宣傳他的鄉村建設理論。毛澤東於百忙中詳細閱讀了梁漱溟的書，並且說：“你的著作對這個社會歷史的分析有獨到見解，不少認識是對的，但你的主張總的說是走改良主義的路，不是革命的路。改良主義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中國的社會需要徹底的革命” 。

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後，一般知識分子不滿意國民黨反動派的專制統治，又不贊成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運動，他們想找第三條道路，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鄉村改良運動蓬勃發展起來，梁漱溟是這一運動的倡導者。1930年時任山東省主席的韓復榘，電召梁漱溟商議在山東開展鄉村建設運動。1931年6月，在鄒平縣正式成立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梁任研究部主任，後任院長。1933年8月，山東省政府劃出菏澤縣為鄉村建設實驗區。一時吸引許多青年知識分子來到這裡，“他們主觀上是企圖改造鄉村，改造中國，他們不是為著掩護地主資產階級，甚至不是為著個人的金錢或地位，而是為著追求光明，追求自己的空洞的理想，而在這裡艱苦地工作著” 。梁漱溟本人不僅身體力行，而且到處宣傳知識分子到農村工作。1930年暑期，他在燕京大學、北京大學等校演講，中心講“中國問題之解決”。他說，中國問題之解決的主動力，全在於其社會中的知識分子與鄉村平民打成一片，結合在一起所構成之偉大力量。

鄉村建設運動搞“鄉村自治”，“政”（政權）、“教”（教育）、“富”（經濟）、“衛”（保衛）合一，以村學鄉學代替基層政權，“鄉學村學，一方面是鄉村自治機關，一方面是鄉村教育機關”。到1935年，以菏澤為中心，增划濟寧等13個縣為實驗區，1937年，山東省的107個縣中就有70多個被指定為鄉村建設實驗區，這一運動直到日本入侵才告終。

文化保守主義的理論與實踐表明，在中國近代史上，它之所以能與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形成三足鼎立之勢，絕不是偶然的。在自由主義者主張“全盤西化‘，某些馬克思主義者形而上學的對待傳統，實行“兩個徹底決裂”的時候，文化保守主義強調“傳統”的重要意義，並以國學大師的身份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和闡發；在自由主義者把人與自然對立起來，津津樂道於改造自然的偉大成績，當某些馬克思主義者把鬥爭絕對化，熱心宣傳“鬥爭哲學”時，文化保守主義強調“天人合一”，提醒人們注意“和諧”在發展中的意義；當自由主義者鼓吹“科學萬能”，某些馬克思主義者不適當地宣傳“理想高於一切”的時候，文化保守主義者重視“人”的歷史位置，他們回歸儒學，並不是停留在“尊孔讀經”層面上，而是主張以“孔子的人生”為樣板解決文化問題和人生問題；在自由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都十分重視“理性”的作用時，文化保守主義者豐富了人們對“情”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