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賀讓

平賀讓（1878-1943)日本造艦之神，帝國海軍技術中將，大和號戰列艦的主設計師之一。性格孤高，不喜談笑，被認為是堅定的正統“英國流”設計師，在工作中經常頑固堅持所謂“古典主義”的設計，且與喜好大艦巨炮的海軍軍令部長伏見宮博恭王和海軍元老東鄉平八郎趣味相投。主持設計了“長門”級和“加賀”級戰列艦、“天城”級戰列巡洋艦、以及“古鷹”級、“夕張”級、“青葉”級、“高雄”級等各型巡洋艦的設計。與日本另一著名設計師，有著造艦鬼才之稱藤本喜久雄矛盾深刻。

廣島縣廣島市人，1878年3月8日生於東京三田豐岡町，五兄妹中的老幺。父親百左衛門是藝州藩士．海軍主計官，兄德太郎是海軍軍官，海軍兵學校18期畢業，與加藤寬治、安保清種同期，兩個姐姐也都嫁給海軍軍人（另一個早逝）。平賀讓在家庭氣氛耳濡目染下，也對軍艦設計產生興趣，1901年7月東京帝大工科大學（後來的工學部）造船學科（後來的船舶工學科）首席畢業，入海軍為造船中技士（後來的造船中尉），1902年參與在北海道根室港附近座礁的武藏（初代．海防艦）、八重山（初代．通報艦），平賀讓細緻精密的計算能力，對離礁拖救作業大有幫助，自此嶄露頭角。1905年1月27日受命派駐英國，留學格林威治海軍學院，2月8日與大學同學原正乾的妹妹カズ結婚，2月28日自橫濱啟程，1909年1月26日學成歸國，2月3日為海軍艦政本部部員，同年9月25日兼任東京帝大工科大學講師（～1912年8月16日），時年31。

日 俄戰後，日本海軍開始逐次推動以艦齡未滿8年的8艘戰艦、8艘巡洋戰艦為中心之建艦國防計劃（八八艦隊），平賀接受艦政本部（後來改稱技術本部）計劃主任，私交甚厚，有“刎頸之交”的關係的山本開藏的指導，首先參與長門級戰列艦的設計，並提出利用長門型第二煙囪後方空間加裝1座聯裝炮塔的改造設計案（陸奧變體．後來的加賀級戰列艦）、天城級戰列巡洋艦，以及各種高速戰艦計劃案的研究檢討。1918年10月19日，兼任東京帝大工科大學教授。1920年12月1日山本開藏升任第四部長，平賀繼任計劃主任。

八 八艦隊建艦案陸續起造后，加上其它輔助艦艇的建造與原物料價格上漲等因素，海軍建艦與維持經費也大幅成長，為了抑制預算的膨脹，平賀提出舷側火力與既有5500噸型輕巡相同的3000噸小型巡洋艦構想，並實驗建造，這就是1922年竣工的夕張號。在藤本喜久雄主導設計下，驅逐艦式設計的夕張，採用塔型艦橋、結合式煙囪等嶄新造型，對後來日本海軍艦船設計影響深遠，並且受當時列強海軍的注目。但是實際運用上，由於艦型過小，造成防禦力脆弱及續航力受限，評價未必很高。為響應用兵者的需求，平賀應用夕張的設計理念，挑戰排水量10000噸以下搭載20cm炮6門的大型偵察巡洋艦，提出7100噸型巡洋艦構想，也就是後來的古鷹級重巡洋艦。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英美列強，同樣苦於海軍造艦競爭帶來的財政壓力，1922年與日本簽訂華盛頓裁軍條約，加上1923年關東大地震的打擊，平賀與其它造船官心血所注的八八艦隊計劃戰艦、巡洋戰 艦，除長門、陸奧外，不是改裝成空母，就是在船塢中解體，再不然則作為魚雷、炮彈試射標靶后歸於大海。裁軍條約實施後日本海軍的建艦重心，轉向強化輔助艦艇以補主力艦勢力之不足，搭載20cm炮的10000噸級巡洋艦（條約型巡洋艦）首型，就是1923年展開設計之妙高級重巡洋艦。由於在“妙高”級巡洋艦的設計方案上產生分歧，平賀讓憤而離開第四部，前往海軍技術研究所。

平賀讓堅持理性原則與個人信念的強硬態度，不僅面對軍方高層要求時據理力爭，與造兵（火炮、魚雷）、造機（輪機）、電氣等其它部門溝通也不輕易妥協，因此樹敵頗眾，有平賀不讓之稱。加上向來支持平賀讓的加藤寬治調離軍令部次長，第四部長山本開藏也因裁軍條約刪減員額之故，於1923年8月13日退任后，同年10月1日，平賀解任計劃主任，外派歐美考察各國的海軍艦艇、造船廠、大學，歷時8個月，於1924年8月3日歸國，之後約10個月間投置閑散。此時的日本海軍艦艇計劃設計，實質完全由藤本喜久雄主導。

1925年6月3日，任命為海軍技術研究所造船研究部長，同年12月7日升為海軍技術研究所所長，但都是純技術研究的職務，無與於造艦計劃。1926年11月18日，以任職海軍多年，從事造艦技術研究有功，破例獲頒勛二等旭日重光章。其間平賀除了進行船型研究、對魚雷與炮彈防禦研究外，也未忘情於艦船計劃。

先是，華盛頓海軍條約規定，艦齡滿20年以上的主力艦，1931年起可以建造35000噸以下的替代艦，日本海軍最先適用的是巡洋戰艦（戰列巡洋艦）金剛，1927年12月1日晉陞造船大佐，擔任計劃主任的藤本喜久雄，首要工作之一就是金剛代艦的計劃案；同時，平賀也擬定自己的代艦計劃案，準備一決勝負。平賀讓透過舊屬，得知藤本案的概要后，認為藤本案的船體重量不到9000噸，實在太輕，對自己的計劃案更是信心十足。1929年7月31日，海軍艦政本部長小林躋造主持的海軍技術會議中，藤本喜久雄發表金剛代艦計劃案后，平賀當場展開批判，並提出自己的計劃案，會議頓時陷入混亂而沒有作成結論，留待後日議決。高層認為技術研究的平賀在正式議程上提出個人私案，形同越職侵權，反應十分冷淡，而傾向同情藤本。同年10月24日，紐約股市大崩盤，全球陷入經濟蕭條，日本也不例外，1930年4月24日倫敦裁軍條約簽定，金剛代艦計劃也無疾而終，但雙方的計劃案，都對日後的大和型戰艦設計有所影響。

對於平賀讓擅自提出金剛代艦私案的這次行動，戰前和戰後的日本海軍造船界一直多加臧否，親歷此事的艦政本部相關人士中有關“平賀對專職為技術研究所所長一事不滿”、“想藉此機會返回造船部”、“想藉機晉職”的推斷一直持續到戰後，甚至直至1990年代，還有造船史學家斷言說“友鶴事件之後，日本海軍在造船技術上的進步就停止了”。此次事件也惹惱了參加研討會的第四部人員，認為他逾越了自己的職權，貿然插手干預其他部門的工作，甚至有人認為平賀是為了晉陞為造船少將而橫插一杠子。實際上，在這場技術爭執背後，還有綿亘貫穿整箇舊日本帝國海軍史的派系鬥爭的影子。正如薩摩藩出身的人把持了舊日本海軍的軍政及軍令大權一樣，加賀藩 出身的人從日本造船界元老佐雙左仲時代開始，一直把持著日本海軍創設以來的軍艦設計壟斷地位。佐雙左仲、淺岡滿造、近藤基樹這幾代日本造船界權力人物都是舊加賀藩出身的人，對“六六艦隊”和“八八艦隊”的造艦計劃和設計方案握有發言權；近藤基樹在引退之前，又超格提拔藤本喜久雄為第四部的主要設計人員。另一方面，近藤基樹退隱后，繼任艦政本部第四部部長的山本開藏、平賀讓、牧野茂 這一派非加賀藩出身的人與加賀派展開了暗中的權力爭鬥。

1931年3月31日，平賀以海軍造船中將退伍為預備役，受聘為三菱造船（後來的三菱重工業）技術顧問。1934年3月12日凌晨，水雷艇友鶴因操艦不當，於風浪中翻覆，震撼全日本（友鶴事件）。經查問委員會調查與艦艇復原性不足有關，過重武裝導致高重心的藤本設計安全性備受質疑，同年4月5日成立臨時艦艇性能調查委員會（議長．加藤寬治），全面檢討改善對策，平賀也獲邀加入，4月7日任命為海軍省囑託，指示改造計劃的要領后，6月7日出國參加倫敦的國際水槽會議。造艦計劃部門的相關主管則受嚴厲處罰，計劃主任藤本喜久雄同年4月21日重謹慎（自宅軟禁）處分，積鬱成疾，1935年1月9日因腦溢血逝世。為了表示抗議，艦政本部內的藤本支持者在東京青山墓地為其舉行了場面空前的海軍葬禮，回到單位之後又以“大 掃除”為名燒毀了明治時代海軍開創以來的全部造艦資料和模型，一份也沒留給平賀讓。

1933年，日本海 軍已決心廢除《華盛頓條約》，建造裝備20英寸主炮、艦寬超過巴拿馬運河船閘的巨型戰列艦。藤本喜久雄及其心腹江崎岩吉和石川信介分別提出了三種設計方案，艦政本部以這三套方案為基礎，後來幾經修改，最終定型成為“大和”級戰列艦的藍圖——A—140方案，1934年12月29日，日本依條約規定，對美通告2年後廢止華盛頓裁軍條約，新戰艦計劃（後來的大和型戰艦）也先一步開始推動。同年11月9日平賀歸國不久，就立即參與新戰艦的基本計劃，同時繼任的基本計劃主任（計劃主任分為基本計劃主任與設計主任，以分散許可權）福田啟二，也定期會談接受平賀的指導，因此大和型戰艦實質上就是平賀計劃的集大成。

1935年3月7日，平賀繼任東京帝大工學部長。同年9月26日，大演習擔任紅軍的第四艦隊在颱風中，發生多起艦船斷裂與破損事故，暴露電焊建造艦船強度不足的問題（第四艦隊事件）。事後成立的臨時艦艇性能改善調查委員會（議長．小林躋造），平賀提出大規模的艦船強度改造方案，並嚴格規定電焊的使用範圍；其後指導定訂<復原性摘要表>與<構造強度計劃要領>，有明確基準后，軍方也不敢提出超過技術合理性的過大武裝性能要求，對改善艦船基本計劃的可靠性幫助極大；但另一方面，也犧牲了電焊所帶來的水密性與省時、省力優點，以及繼續深入研究解決技術問題的餘地。此後，新戰艦基本計劃漸上軌道，平賀工作的重心，也轉移到東京帝大的教職，1938年3月31日年滿60歲退休。

中日全面戰爭以後，軍方對高等教育體系的干涉日增，而引進西洋先進學術思想，培育精英官僚的樞紐東京帝國大學，更成為日本主義、國家主義學者等右派攻擊的重心。尤其是經濟學部在各派閥的長期傾軋抗爭下，自治機能幾近麻痹，最受社會非議。面對軍方壓力，其它教授避之惟恐不及下，退休不到1年的平賀讓，獲得舉學一致推選為第13代總長，有文部大臣荒木貞夫陸軍大將的支持，與海軍方面同意后，1938年12月20日正式受命。上任后不久，平賀接受法學部長田中耕太郎的進言，1939年1～2月間，先後將自由主義派的領袖河合榮治郎與國家主義派的領袖土方成美休職處分，引起學部內教授、助教授、專任講師等不滿，共13人跟進請辭，史稱‘平賀肅學’。平賀自兼經濟學部長，再極力挽留離職的助教授、專任講師，並補充員缺，歷時約1年才解決。平賀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排除外力干預，一舉對經濟學部進行大換血，雖然十分有效，但也等於是將學風與學術自由的爭議，以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解決，因此日本的高等教育史與左派學術史，對平賀的評價呈兩極化的對比。

太平洋戰爭期間，平賀以不損及大學自治為前提下，推動大學新體制，主張「家族的大學」，並配合戰爭需要增設部所，培育人才。1942年接近4年任滿時，咽喉已經感染結核菌，健康狀況惡劣，幾乎說不出話，有意任滿引退，但在全學一致希望下，同年12月20日再連任為總長。1943年2月17日晚間7時55分，以咽下性肺炎逝世於東京帝大醫學部附屬醫院，享年64歲又11個月，同日授男爵、大勛位。翌日腦部由緒方知三郎教授解剖保存，現存東京大學醫學部，2月23日於東京帝大安田講堂舉行大學葬，墓在東京都府中市多摩町的多磨靈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