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東大地震

1923年9月1日，日本的橫濱和東京一帶發生的地震災。這一帶在日本稱為關東地區，故此震習慣上被稱為關東大地震。震中在附近的相模灣內，在東京的西南方約70～80千米，震級為8.2(日本所定震級，最高為7.9，最低為7.8）。據日本政府發表的數字，死亡和失蹤的人數共計14萬餘人，其中東京的4萬餘人是被大火包圍因烘烤或窒息而死。震后的三角測量表明，相模灣以北和東邊的房總半島的地面有較大的向東南的水平位移。對相模灣海底的測量則表明相模灣中部的海底下沉了100～200米，有的小區竟下沉了400米，而在主要的下沉區以北發現一處海底上升了250米。這表明這次地震導致了海底地形的大變動。日本南部海域處於菲律賓海板塊與日本列島的鄰接部位，這裡的板塊消減運動方向與上述海底地形變動是相符合的。

1906年和1915年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理學系地震專業的大森房吉教授和他的助手今村明恆副教授兩次就東京是不是將會有大地震襲擊進行了爭論。今村副教授根據歷史地震分析，提出東京存在發生大地震的危險性，並且強調要特別注意火災的發生。作為日本地震學界泰斗的大森教授，以避免人心混亂為由，一直否定。

1923年9月1日大森教授訪問澳大利亞悉尼天文台。當地時間下午1時09分，當他來到天文台地震觀測室的瞬間，地震儀的記錄筆突然發瘋一樣大幅擺動，“太平洋的什麼地方發生大地震了”，大森一邊說一邊仔細分析地震記錄，頓時，他驚呆了，大地震似乎就在東京附近！不久，就傳來了東京大地震和大火的外電。

日本的關東地區東跨日本本州島中東部，總面積3萬平方公里，日本重要的工業區——京濱工業區就在關東地區。

東京及神奈川縣府（現東京都）為中心鄰接千葉縣、靜岡縣至茨城縣東部的內陸和沿岸的廣大範圍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大地震中，有許多人在阪神-淡陸大地震（兵庫縣南部地震）壓死，由於日本海沿岸關東地區中北上的颱風灌強風，東日本大震災（東北地方太平洋沖地震）溺死很多。在地震中的東京都被燒死，當時的東京市（東京15區）密集了等木造住宅，火災因此蔓延。

這次地震，是2011年（平成23年）3月11日發生的東日本大震災以前日本歷史上所受最大災害。因為在府縣的跨範圍內的災害發生了未曾發生過的災難和受災者，直接襲擊了東京都。但是，內閣總理大臣的加藤友三郎8月24日（發災前8日）突然死亡了，因此發生災害時康哉從內田內閣臨時代理總理大臣職務，發生災害次日9月2日山本權兵衛首相就任（另外，敕令於在8月28日），9月27日帝都復興院（總裁：內務大臣的后藤新平兼職）設置致力於重建事業。

地震發生時金融停滯，由於緊急敕令的延期。相當多金額的外債注入重建作業中，不過，被花費了的火力發電的引進時期的電力事業就所佔一半。摩根商會在1931年（昭和6年），接受下來了佔到10億日元以上的震災善後處理公債，數額是當時日本的年度的國家預算的6成以上。

在日英同盟的時候，政府對資金周轉叫苦連天，特別是這種重建事業在國債·公司債兩面的對外債務。另外，因為地震，昭和金融衰退恐慌（1927年（昭和2年）3月～）、1930年（昭和5年）舉行的金解禁並世界恐慌（昭和恐慌）為止的嚴峻的經濟環境下的影響嚴重。因此，第二年黃金出口（再）被禁止。

另外，由於災害而東京市郊外移居到者也很多，「天災によるドーナツ化現象」（ドーナッツ化現象就是指目前中心城區的人口數量劇減，人口向城市周圍以及郊區移動的一種現象。）現象發生。

地震統計

1923年 関東地震の被害集計（諸井・武村 (2004)）引用

註：

（1）海嘯：靜岡縣海熱市6米。千葉縣相浜（現在的館山市）9.3 m。洲崎8米，神奈川縣三浦6米。鎌倉市由比濱丘300餘人失蹤。

1923年9月1日11點58分，東京以南90公里處的相漠灣海底發生了一次8．3級大地震。地震引起的海嘯襲擊了日本關東平原地區，其中東京和橫濱損失最大。24小時后，關東平原地區又發生了一次強烈地震。在隨後的一周里共發生幾百起餘震。災難發生前，地下傳來一陣悶雷般的巨響，大地在一陣怒吼聲中劇烈震顫。建築物開始搖晃，大地裂開道道巨縫，人無法平衡。緊接著一幢幢房屋及其他建築物開始倒塌，到處塵土飛揚。地震幾秒鐘后，驚恐萬狀的居民拚命往外沖。頓時，東京城裡大街小巷水泄不通。由於地震發生時，許多人正好在家中做午飯。當時的日本家庭通常都用炭為燃料。地震發生后，火紅的炭渣撒在草墊上或地板上，飛濺在紙糊的牆上，不到幾分鐘，東京城裡千家萬戶的住宅頓時起火。更糟的是，東京城裡的供水管道在地震中受到嚴重破壞，無法使用。轉眼間，全城一片火海。在這次地震和大火中，東京損失了30萬幢建築。地震中橫濱倒塌的建築有6萬幢，碼頭和港口幾乎全被損壞。道路上到處都是裂縫。城裡到處都是死人屍體，更多的人被埋在了地底下和亂石中。在這場災難中，橫濱有10萬人死亡，其中有4300人下落不明，10萬人受重傷，約有150萬人無家可歸。

1923年9月1日，日本關東地區發生7.9級強烈地震。地震災區包括東京、神奈川、千葉、靜岡、山梨等地，地震造成15萬人喪生，200多萬人無家可歸，財產損失65億日元。據當時的報紙報道，處於飢餓狀態的倖存者試圖從池塘里和湖泊里抓魚充饑，並排著兩英里的長隊等待著每天的定量口糧或每人一個飯糰子。地震還導致霍亂流行。為此，東京都政府曾下令戒嚴，禁止人們進入這座城市，防止瘟疫流行。同時，日本政府藉此機會屠殺革命黨人和僑居日本的朝鮮人、中國人。

日本關東大地震造成巨大災難，死者和下落不明者共達14.2萬人。因為當時東京的地震儀已經遭到破壞，根據仙台市地震儀的記錄推算出這次地震為里氏7.9級。

鹿島公司根據當時的記錄進行了核實。他們發現，當時對地震儀本身遭到的破壞估計得太低了。因此，對地震的規模做了過低的評價。他們根據實際情況對那次地震作出的新的評價是8.1級。按照里氏地震級別的計算方法，震級相差0.2，地震規模正好相差一倍。

1923年9月1日，正午時分，在東京赤坂離宮，年僅22歲的裕仁攝政舉行盛大國宴，招待各國使節。賓主言歡之際，一陣猛烈的、突如其來的顫抖從地底深處傳來；在搖晃的大地、叮噹作響的碗筷與目瞪口呆的來賓間，裕仁不顧禮節，踉踉蹌蹌地跑向殿外的花園。他看到了一幅山崩地陷般的圖景。

新落成的、高達12層的東京塔，“像一根火柴棍似的被一截兩段”；無數高大建築頃刻間土崩瓦解。東京一下子顯得低矮、空曠了，只有嘈雜的人群、鼎沸的聲息和漸漸衝天的火光，連接著孤島一般的赤坂離宮與遭逢滅頂之災的日本。眾多傳記作家後來紛紛寫道，在餘震不斷的離宮大院里，裕仁表情木訥、“獃獃出神”。

1923年9月1日近中午時分，日本主島本州相模灣海底發生了一次大地震。幾分鐘內，往北約80千米的東京和橫濱市的許多建築物都成了一片瓦礫。

在東京，許多家庭正在他們傳統的炭爐上燒飯。地震使爐灶翻倒，引起了大火。火勢從城市的木房屋蔓延開來。家家戶戶驚恐出逃，接著人們發現自己已被困在火牆與隅田川之間。蔓延的大火迫使他們跳入河中，數以百計的人淹死在河裡。

第二個災禍接踵而至—海嘯從海洋席捲而來。幾乎有70萬住家毀壞或嚴重受損，死亡人數達到13萬。

地震使日本工程師和建築師們認識到需要設計抗震的建築物。他們的努力在1987年顯示出來了，這一年東京遭受了一次大地震，但只造成2人死亡和53人受傷。

震中N35.2°E139.3°,大約位於神奈川縣小田原附近相模灣內。震級里氏 7.9級。

日本大地震的消息傳到中國時，中國政府迅速行動，展現了極其罕見的高效率。

此時的中國政局，也如同日本一般，處在波動當中。這年6月份，在曹錕等人的逼迫下，大總統黎元洪被驅逐，而參與驅黎的國務總理張紹曾也隨即辭職，依照法律規定，由內務總長高凌霨攝政，代理總理職務。

這一攝政內閣在日本大地震次日，就立即派人前往日本駐華使館表示慰問。內閣召集會議，外交總長顧維鈞提出，對於日本震災，“我國本救災恤鄰之義，不容袖手旁觀，應由政府下令，勸國民共同籌款賑恤”。

內閣一致通過了5條援日救災決議：除了分別電令駐日代辦張元節、駐神戶總領事館緊急調查災情之外，撥款20萬元援助日本，並要求“各省長官聯合紳商地方團體組織日災急賑大會，與政府一致進行”，同時“派遣商船運送糧食藥品，及紅十字會赴日”。

攝政內閣以大總統令的方式號召全國人民“廣募捐款，盡數撥匯，藉資拯濟，以申救災恤鄰之至意”。內閣還邀請各界名流，如熊希齡、孫寶琦、汪大燮、王正廷等，共同商議援助日本的具體事項。會議從中午一直討論到傍晚5時，進一步決定：通令各省區一律籌款賑濟；迅速運米30萬石到日本；解除糧食輸出之禁令；邀請各慈善團體、紅十字會及銀行、新聞、商會、軍警各界組織日災協濟會等。

代表“中國人民”表示慰問的，還有廣州的孫文“大元帥”。他致電日本國攝政裕仁親王（即日後的裕仁天皇）：“值貴國京城和國家遭受空前災難，造成生命財產損失之際，請接受中國人民的深切慰問。”同時，他還給他的日本朋友們犬養毅、福田雅太郎、大倉喜八郎、藤村義郎、久京房之助、頭山滿、瑩野長知、宮崎寅藏家屬等，致信表示慰問。

已經下台避居在天津的段祺瑞，也成立了“救災同志會”，通電北京中央政府、南方孫文、各省軍政長官及各團體，號召“廣為勸募”，賑濟日災。

在政府的強力動員下，中國各界達成了罕見的一致行動。日本駐華使領館一時門庭若市，前來慰問和表態的人絡繹不絕。日本駐華的商業機構、民間團體等，也收到了無數的慰問電、慰問信和慰問品。

正在天津的梁啟超發出通電：“救災恤鄰，責無旁貸，謂宜盡吾力所能逮，迅派軍艦商船，募易服食各物，馳往急賑”。

上海《晨報》在9月3日發表題為《日本大震災》的社論：“我國國民宜速組急賑會，募集巨款，特派大規模之救護團，馳往賑濟，並切實調查災況，如有缺乏糧食衣服之事，盡量輸贈，萬一災后發生時疫，亦當派遣十字隊前往醫護。款項愈多，人員愈眾，時期愈速，則救之範圍愈廣，效果亦愈大。”

同日，《民國日報》社論標題為《吊日本地震慘災》，《申報》社論標題為《悲日本地震大火災》。中國新聞界幾乎一致呼籲民眾，為日本地震災區盡己所能獻出愛心。

《民國日報》呼籲《中國人急宜救濟日災》，“此次日本巨災，固然是日本的大不幸，然能因此恢復日中親善，保持東亞永久和平，在中國固有益，在日本也不能謂無利。”“好義之聲，一呼百應”，希望日本人能“諒解中國人民的好感”。這家報紙更是“希望日本在這次震災中，領略人類同情心的福音，上下交勉，和中國做一個道義上的朋友”。

上海各界發給日本的慰問信、慰問電，充滿了關切之情。

震前摩擦

此時令中國人柔腸寸斷的日本，不久前還在令中國人咬牙切齒。

這一年，日本本應歸還租期屆滿的旅順、大連。旅大是由俄國在1898年強租的，租借期限為25年，正好在1923年到期。日俄戰爭后，日本打敗了俄國，就繼承了這個租約。但是，對於25年的租期，日本人並不滿意，他們希望永久持有這兩個戰略位置極其重要的軍港城市。1915年，日本逼迫袁世凱政府簽訂“二十一條”，遭到袁世凱巧妙地拖延。在國際壓力下，日本放棄了部分要求，最終以武力為後盾，逼迫袁世凱政府簽訂了條約，這就是所謂的“民四條約”（民國四年簽訂），其中規定“將旅大租借期限及南滿、安奉兩鐵路管理期限延長為99年”。

對於刺刀威逼下籤訂的“民四條約”，從袁世凱開始，中國歷屆政府都堅決不承認其具備法律效力。在引發“五四運動”的巴黎和會上，中國代表團也對此進行了力爭，堅決否定“民四條約”的合法性。1922年年底，在旅大租期即將屆滿之前，中國眾議院、參議院先後通過議案，重申“民四條約”無效，得到無數民間團體支持，要求中央政府儘快對日交涉，收回旅大。

3月10日，中國外交部照會日本外務省及駐華公使，聲明取消“民四條約”，並接洽收回租期屆滿之旅大，但遭到日本拒絕。全國一片嘩然。3月17日，在國共兩黨及其他社會知名人士推動下，上海成立了“國民對日外交大會”，宣告“日本猶固執不遜，即實行經濟斷交”。

又成立了一家“上海對日外交市民大會”，由各路商界聯合會、上海總商會、上海學生聯合會、全國學生聯合會、上海工會等21個團體組成，通電全國，在未收回旅大前，全國對日經濟絕交。“既雲經濟絕交，則不僅禁止購用日貨而已，實含有與日人斷絕一切社交之意味。既雲斷絕一切社交，則凡日人在華所營之事業，吾人皆應與彼脫離關係。如不受日本公司雇聘，不登廣告於日本新聞，不載貨於日本商船，不向日本公司保險，不向日本銀行存款，不收受日本紙幣，不往日本醫院治病均是也。”（上海《總商會月報》）。

對日經濟絕交立即席捲全國，上海、北京、濟南、合肥、武漢、長沙、廈門等地相繼推行，日本對華出口額大幅萎縮，“天津一埠損失約1200萬元，上海約4000萬元，通計各埠損失，已達1億元再就日本6月份全國貿易觀之，輸入計超過輸出9600萬元”。（中國旅日學生“旅大收回後援會”報告）

但是，日本政府並未妥協，他們一方面宣稱這是“排日仇日”行為，要求中國政府嚴加取締，另一方面則以牙還牙，在宜昌和長沙先後開槍射殺中國民眾，釀成“宜昌慘案”和“長沙慘案”。雙方關係日漸緊張。

日本大地震的消息傳來后，“經濟絕交”的組織者們，試圖將抵制日貨與賑濟日災分別對待。上海總商會表示：“恤鄰與自衛，并行不悖。”上海中華書局進德會提出：“此次日本震災，為近世大劫，吾人本人類互助及救災恤鄰之誼，理當援助，頗聞同人中有以國恥為恨者，須知不忘國恥，是一事，人道主義又是一事，不妨并行，且此次可為吾人仁義之試驗，進德之途徑。”

在實際操作中，“恤鄰與自衛”不可能“并行不悖”，隨著全民動員救援日災，“經濟絕交”實際上無疾而終。

慷慨援助

政府號召下，全國人民積極響應。進入民國之後一直分崩離析的中國，出現了罕見的凝聚力，上下一心、南北協力。

上海總商會決定，“購辦麵粉一萬包，米三千包”，並墊付611萬元，由顧馨一、榮宗敬購置麵粉及裝船，虞洽卿辦理報關。招商局則派出“新銘”號輪船免費運送。他們的效率非常高，滿載著麵粉和大米等第一批救災物品的“新銘”號，就起錨駛往日本，這成為日本接受到的國際第一筆援助，也成為與美國軍艦同時到達的第一批國際船隻。

中國紅十字會總辦事處理事長庄得之、醫務長牛惠霖，親自率領“男女醫士四人，救護員八人，書記會計各一人，女看護士四人，隊役四人，現款二萬元，葯料等品十餘大箱”乘日輪皇后丸起程前往日本東京參與賑災工作。這是到達日本災區的第一支國際醫療救援隊伍。

京劇大師梅蘭芳發起成立了“全國藝界國際捐賑大會”，余叔岩、楊小樓等明星都參加了義演，為日本賑災籌集了5萬元大洋。“上海伶界聯合會”也在“新舞台”開展兩天的義演，由何豐林、盛竹書、汪精衛、史量才、虞洽卿、葉楚傖、張季鸞等人贊助。上海書畫保存會通過拍賣，為日本賑災籌集款項，拍賣的畫作包括會員們收藏的唐寅（唐伯虎）、劉墉（劉石庵，即“宰相劉羅鍋”）、吳昌碩、李梅庵、錢季寅等名家精品。

上海縣教育局、教育會發起成立“救濟日災會”，上海縣立各小學都成立了“募捐隊”，除向學生及家長募捐外，孩子們還“手執‘救命’、‘恤鄰’等字樣小旗，沿途演說，挨戶勸捐，精神充足，言論切當，路人頗義之”。

北京各界在中央公園“來今雨軒”集會，北京銀行公會捐助10萬元購買米面3萬石。世界紅十字會中華總會決定撥付5萬元賑災，派代表攜帶糧食、衣物、藥品趕往日本。天津方面，直隸省長王承斌召集天津商界人士會商援助日本災區。天津紅十字會、天津報界公會等紛紛行動，籌糧籌款，支援日本。廣州、南京、東三省等都捐出大額糧食、物品和款項。

在段祺瑞的“救災同志會”成立儀式上，倪嗣沖、周學熙、靳雲鵬、曹銳、曹汝霖、張勳、鮑貴卿等出席並捐款，當場籌集了價值10萬日元的款項，次日直接匯給日本首相山本權兵衛。此外，擔任直魯豫巡閱使的曹錕，捐款5萬元，3萬元為賑濟日人，2萬元為賑濟旅日華僑、留學生；兩湖巡閱使吳佩孚、湖北督軍肖耀南各捐款2萬元；江蘇省長韓國鈞、直隸省長王承斌、松滬護軍使何豐林、安徽省長呂調元、浙江督辦盧永祥、浙江省長張載陽等均捐款1000元至1萬元不等……

有學者統計了上海《申報》、天津《大公報》的鳴謝公告，及天津《大公報》另行刊登的“救災同志會段祺瑞等謹啟”的捐款實收公告，僅此三項的捐款總額的大洋就達到44萬元以上。

以上海為中心的江浙地區，成為這次救災的主力，包括溫州在內的不少中小城鎮也建立了賑濟日災團體。日本輪船甚至直放溫州，運載木炭、煙葉、菜子、鮮蛋等物，一次價值就高達51萬元。

日本發生關東大地震，中國也展開援助。這次地震損失慘重，死亡14萬多人。當時中國非常落後，北洋政府決定對日本進行救助。號召百姓忘卻戰爭前嫌(此時甲午戰爭剛剛過去28年)，不再抵制日貨，以減輕日本人民負擔，利於恢復。北平、天津、成都等城市成立救災團體，演藝界籌款籌物，梅蘭芳還進行 了義演。景山公園賣票助賑，連中學生也把零用錢捐出，賑濟日災，紅十字會救護隊赴日救災，表現出純潔的道德感和國際主義、人道主義精神。

商人、畫家、上海佛教領袖王一亭募捐白米6000擔、麵粉2000餘包以及各種生活急需品，這是來自國外的首批救災物資。王一亭被日本人稱為“王菩薩”。

我國普陀山和許多寺院舉行四十九天道場法事，念經念佛，弔祭日本罹難者。在杭州鑄造完工的梵鍾，至今還存放在東京都慰靈紀念堂。

王錦思收藏的反映中國援助日本關東地震的報紙介紹：

政府為救濟日本此項奇災，三日曾開特別閣議，其下令撥款與通電全國，勸解義囊。並著由海軍李總長(負責運送醫療隊和救災物資前往日本的北洋政府海軍部長李鼎新，他是甲午海戰中“定遠號”副管駕，與日本有深仇大恨，此時毅然發下仇怨，本著人道主義，指揮輸送物資救助災民。)，調派軍艦兩艘，載運糧食急駛往橫濱拯救災民。並電上海總商會召集鉅賈及慈善機關，設法捐助大批款項匯東急賑。聞總商會已議定派商船十支，載運食物、藥品分赴東京、橫濱、神戶等處接濟。

不過在地震后的混亂中，日本散布“朝鮮人要舉行暴亂”的流言，軍隊、警察和市民殺害了6000名朝鮮人和600多名中國人。

事後的統計表明，在日本大地震中被殘害的華人，共716人，其中當場死亡622人、失蹤11人（事後查出一些已遇難）、負傷83人（事後一些人傷重死去）。在這些遇難者中，來自浙江溫州、處州的 共658人，死605人、傷53人。另有溫處籍華工42人（其中死34人、傷8人），雖有同行目睹者，但因姓名不詳，未統計在內。合計浙江華工遇害總人數為700人，其中死639人、傷61人。消息傳回溫州、處州，從通衢大道到鄉野小村，幾乎處處哭聲。

實際上，自從1603年西班牙人在菲律賓對華僑大肆屠殺（參閱《中國經營報》2月28日“先鋒話題”《喋血呂宋：中國海盜挑戰西班牙》）、1704年荷蘭人在印度尼西亞對華僑大肆屠殺以來，這是華僑史上的第三次大屠殺。

比華人更慘的，是朝鮮人。大屠殺本來是以他們為靶子的。但華人卻成了替罪羊。

地震次日，日本宣布全國戒嚴，災區的戒嚴任務在開始時實際上是由地方上的“青年自警團”承擔的。當日，災區流傳說朝鮮人趁亂放火，而且還往水井裡投毒。於是，在政府的秘密策劃下，一項針對朝鮮人的大屠殺計劃出台。在軍警的配合下，“青年自警團”對朝鮮人聚居區進行了極為冷血的殘酷屠殺，大量動用冷兵器，死者幾乎都無完整的屍首，死亡人數約在6000~10000人左右。

在大屠殺過程中，日本人同時也將矛頭對準了中國人。儘管日本政府日後一口咬定是在鎮壓朝鮮人的過程中“誤殺”華人，但那些溫州工人中，不少還沒剃去滿清的長辮子，穿著中式衣服，一望而知就是華人。實際上，除了對華工下手外，中國留日學生中也有不少遭了毒手。“罹災留日學生歸國團三百八十人”在回國后給“全國各報館轉全國父老昆弟伯叔姊妹”們一封公開信，極為悲憤地介紹了他們的受難情況：

“其時，東京及附近各縣謠傳朝鮮人有投火下毒者。於是竭軍警、青年團、市民、村民之全力，大索鮮人，無論老幼男婦，恣意慘殺。其最可怖者，為朝鮮人、支那人往往同提並論。中國人遂因而罹滔天之奇禍，被故意殺害毆辱者，不可勝數，刀棒拳足一時交加，殆不以人類相待。

“浙籍韓潮初（神戶高商學堂）、沈誦填（高師）、蔡經德（高工）、陳悼諸人，曾經多方證明確為中國人，也不免毒打幾斃，並且聲言支那人亦應打。

“江蘇人蔣健吾等六人避署大森海岸東京橫濱間，賃居日人家中，災后家主拔刀拍案曰‘今日要殺支那人’。后經幾許哀求，始免一死……

“彼時之日人悲憤凄楚，多已全失人性，殘忍刻毒，聞之戰慄。且因中國排日，故每遇中國人，恆易受感情之衝動，而一快其意。甚者，以此時為掃蕩華工之好機會。”

在最初的死者名單中，並沒有一個日本人十分忌憚的名字——王希天，他被列入了失蹤者名單。

王希天是一名公費留學生，來自長春。在日本留學期間，他投身到捍衛國權的運動中，是“五四運動”的組織者之一，與周恩來關係密切。王希天同時在日本的教會工作，將大量精力花在了維護在日華工的權益上，甚至聘請日本律師為華工討要工資，申請成立“留日中華勞動同胞共濟會”，被不少日本人視為眼中釘。

王希天的死訊，直到1975年才得到證實。1975年8月28日，日本《每日新聞》發表了當年在龜戶地區執勤的野戰重炮兵第一聯隊六中隊一等兵久保野茂次的日記，揭開了王希天遇難的真相。

這位普通日本兵似乎對王希天還存在相當的敬意，在1923年10月18日這天，他寫道：

“當時王希天君來我們中隊訪問中隊官長們，對護送中國人一事，願為工人們出一些力。他是一個開朗的人。他知道中國同胞正在為送往習志野去而驚慌著，他用中文寫了告示，貼在我們中隊的接收處。中國人是沒有人不知道王希天的。此後，有一天，我們走到稅務署衛兵處，聽說王希天已被某官長斬了。他騎來的半新舊自行車，被我們六中隊作為戰利品佔用著，那自行車就歸六中隊所有了。”

1923年（10月19日）他在日記里寫道：

“今天報紙上又註銷了前途有為、對社會事業鞠躬盡瘁的王希天君的消息。其真相，我聽某人詳盡地說過。以中隊長為首，誘騙王希天，說：‘你的中國同胞在騷動，你去訓誡訓誡吧！’說著把他帶了出去，來到逆井橋旁邊的鐵橋處，伺候在那邊的垣內中尉來了，問六中隊的官長們，你們往那兒去，休息一下吧！說時遲，那時快，從（王希天）背後，齊肩一刀斬去，然後把面龐、手、腳都斬碎，燒了衣服，掠走了身上的10元7角錢和自來水筆。就這樣，殺人的事，在官長們之間，成了秘密。人們從殺人現場的步哨那裡聽到了詳情。”

負責執行這次殘殺任務的是垣內八洲夫中尉，他在日本二戰戰敗投降前已經當到了對馬要塞司令官。1981年，他在臨終前確認了斬殺王希天之事。

久保野茂次日記發表前2年（1973年），在周恩來的親自干預下，長期失蹤的王希天已經被確認為“革命烈士”，其家屬享受烈屬待遇。

掩蓋真相

1923年10月5日，一些在集中營里被關押了一個月的倖免於難的華工們，終於可以釋放回國。10月8日，這些滿身傷痕的華工們抵達上海十六鋪碼頭，看到碼頭上歡迎他們歸來的溫州旅滬同鄉會和上海協濟日災會，無不痛哭失聲。至此，日本人殘害華工的事件公諸於眾，輿論一片嘩然。

10月18日，中國駐日代辦張元節回到上海，還帶來了一個“超政府、超黨派之純粹代表日本國民”的日本謝賑團，計劃到大連、奉天、天津、北京、洛陽、漢口、南京、杭州、上海等處巡迴答謝。

當日，張元節與日本東方通訊社理事水野梅曉、日本社會主義者宮崎民藏等，出席了上海方面的歡迎大會。在會上，面對輿論的質疑，張元節與兩位日本人一道為日本開脫。從日本死裡逃生回來的“共濟會”總幹事王兆澄質問他：“留日中華勞動同胞共濟會。”既然是合法登記的社團，那王希天“失蹤”一案，中國使館為什麼不作為？華工被難后，中國使館為何不進行調查？曹錕所捐獻的救濟旅日華工的款項，為何工人始終未得分文？張元節當即語塞。

歡迎會上的交鋒見報后，輿論大受刺激，抗震援日的熱潮一變而為抗議日本屠殺華工。民眾指責日本“仁義道德淪亡殆盡。吾本恤憐之義，集資以濟其急，而其浪人反加橫殺，以德報怨，莫甚於斯，吾人一息尚存，當速提抗議，懲辦惡凶，賠償損失。”

上海《晨報》社論說：“日本震災，我國表其深摯同情，力盡救恤之義，吾人方藉此可以改善兩國關係，促進國民親善，乃日本於災震發生之際，對於華僑極為殘酷……吾人對於日本震災，雖具有同情，而對於虐殺則不能不提出嚴重抗議。日本政府若不亟謀謝恤之法，則中日間感情將因此而愈難改善矣。”

新任中國駐日代辦施履本在，向日本外務大臣伊集院彥吉提出嚴重抗議，全國不少團體紛紛要求日本方面懲凶、撫恤等。

日本人對此先是矢口否認，隨即承認這只是誤殺：“震災發生之時，韓民暴動隨處發生糾紛，致華人誤被殺傷殊屬不少”，“地震時韓人暴動，群情憤激，誤傷華人”，“如此多數人之被害，在常識上難於置信，且其原因，又為震災、水災等不可抗力，誠屬無可如何之事。”

中國政府隨即派專使王正廷、劉彥、沈其昌等，赴日調查。

10月21日，戒嚴期間的新聞封鎖解除，《朝日新聞》報道了屠殺華人和王希天失蹤消息，日本政府立即再行封鎖。當《讀賣新聞》試圖在11月7日跟進報道時，其預備刊登在頭版頭條的報道《殘害中國人事件》，在發行前就被“槍斃”。

屠殺案發現場的戒嚴部隊，是日本陸軍野戰重炮兵第三旅團。該旅團參謀遠藤三郎大尉受命掩蓋王希天被殺真相，經過策劃，他們編造了一個故事：王希天主動要求去習志野集中營照料華工，軍方派人護送，但在途中，應王希天自己要求而將其釋放，不知其下落。軍方隨即與內務、法務、外務三個部門進行了溝通。直到1981年，年邁的遠藤三郎接受日本參議員吉川一夫的秘書田原洋訪問時，才詳盡地披露了殺害王希天的經過和掩蓋事件真相的活動，田原洋在次年出版了《關東大震災與王希天事件》，轟動一時。

為了掩蓋真相，日本政府向所屬各道、府、縣發文，查找王希天下落。日本內閣會議結束后，內務大臣后藤新平、外務大臣伊集院彥吉、法務大臣平沼騏一郎、陸軍大臣田中義一共同密商，並且報請總理山本權兵衛批准，正式決定將王希天事件真相掩蓋起來，並確定了對中國調查團的應對策略：“好好招待，給予儘可能的方便，讓他們感受到我官憲沒有阻止他們調查”。

因為證據完全被毀，中國政府調查團及由俞顯廷牧師等組成的中國民間宗教家調查團，均無功而返，只能接受日方的說法，王希天也就長期成了“失蹤人士”。

日本右翼頭山滿，向日本政府呈交一份請願書，題為《關於地震區內的殺傷事件請予大赦》，要求赦免那些屠殺朝鮮人、中國人及日本本國持不同政見者的兇手，認為他們都是“為皇國維護治安，由於善意”。

外交總長顧維鈞照會日本駐華全權公使芳澤謙吉，對日本虐殺華工之事，提出嚴重抗議，要求嚴懲兇手、公布暴行、撫恤難僑，並保證不再發生類似事件。

1924年1月21日，日本新任清浦內閣對頭山滿的“請願”進行了討論，認為地震期間有“誤殺”、“誤傷”行為的民眾，可按輕重予以特赦，但軍警人員不在特赦範圍之內。

4月24日，日本橫濱地方法院判決如下：戕殺華工人犯8名，其中4名判有期徒刑2年，緩期2年執行；2人判有期徒刑18個月，緩期2年執行；2人證據不足，當庭釋放。而至於撫恤金，則總共賠償700多名死難者和傷者20萬日元，其中1萬日元指定給王希天家屬。

日本屠殺華人事件曝光后，先後在抵制日貨和援助日本兩大事件中都風頭極健的“上海對日外交市民大會”，發出通電，嚴厲指責日本政府“以怨報德”，號召中國人民“一方厲行經濟絕交，一方提倡國貨”；另一家“國民對日外交大會”，也指責日本“不但不能因茲感化，反而變本加厲”，呼籲“經濟絕交策略積極進行”。

在中國援助日本的熱潮剛剛興起時，喜出望外的《大阪朝日新聞》發表了一篇題為《感謝善鄰之同情》的社論：“中國人會出此熱心來救日人的災難，實在是日人夢想不到的事，大驚嘆中國人此次行動之敏捷，而感謝中國人的高義。”該報又發表社論《震災對於中國之影響》，提醒日本政府和民眾：“由中國人心裡生出許多的友情，能否叫它成長與否，有一半的責任完全在於日本。”災后中日關係並無改善，此後更兵戎相見，日本政府對此應做徹底反思。

地震襲擊關東地區時，正值日本多病無能的大正天皇在位。他的兒子，23歲的皇太子裕仁攝政。為了提防有人趁火打劫，裕仁和他的幕僚派出了500多隻信鴿進行聯絡，以彌補電話線中斷、信息不通之不足。

裕仁皇太子要求大阪等地派出3.5萬軍隊在受災城市巡邏。那些借災后混亂之機發不義之財的人很容易被發現。因為被燒死的死人身上的金銀珠寶，會發出一股強烈的刺鼻臭味。任何被發現帶有這種特殊臭味的、值錢東西的人，都會被當場處死。

但裕仁皇太子調集軍隊不僅僅是為了維持災區的秩序，還另有企圖。他通過福田正太郎將軍宣布實行軍法管制，然後，指責朝鮮人和社會主義者冒犯了神靈，導致了這場大災難的發生，還無端指責他們企圖趁火打劫。那些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的蠱惑甚至使一些懼怕神靈的日本人信以為真。大約有4000名不幸的朝鮮人被日本軍國主義的“黑龍團”趕到一起，百般嘲弄、污辱，進行所謂的“街道審判”后，推到地震倖存者面前斬首示眾。這些人成為地震災害發生后無辜的政治上的替罪羊。

地震，以及由地震引發的火災、海嘯給日本 造成了巨大損失。這種損失什麼時候看也能稱得上天文數字。東京、橫濱在這場災難中受害尤深，其次是橫須賀和千葉。東京城內85%的房屋毀於一旦，橫濱96%的房屋被夷為平地。日本共有25.3萬所房屋毀於地震，44.7萬所房屋被大火燒毀，海嘯捲走、沖毀的房屋也達到了868所。整個關東受災地區，14.3萬人喪生，20多萬人負傷，財產損失高達300億美元，無家可歸的難民亦數以10萬計。人口稠密的東京地區受災最重，死亡人數也最多，達到7.1萬人，其中大火燒死5.6萬多人，海嘯吞沒了10000多人，地震中房屋倒塌壓死了3000多人。

死亡99331人，下落不明43476人，受傷103733人。房屋毀壞128266間，嚴重受損126233間，燒毀447128間，地震中木造房屋損壞率高。地震后引發大火，東京燒失面積約38.3平方公里，85%的房屋毀於一旦，橫濱燒失面積約9.5平方公里，96%的房屋被夷為平地。地震又引發海嘯，最大浪高超過12米，海嘯捲走、沖毀的房屋也達到了868所。

1923年9月1日11時50多分，時近正午，日本關東地區的大多數人家都在準備午飯。突然，地下傳來一陣可怕的轟鳴聲，緊接著大地劇烈地抖動起來，剎那間房倒屋塌，許多人來不及反應就被砸死在屋子內。燒飯的爐火翻倒，引起木造房屋著火……。

地震的震源在東京灣西南的相模灣。沿此海岸除東京和橫濱兩大城市外，還有許多小城鎮，統稱關東地區。這裡人口稠密，工業發達，經濟繁榮，是日本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震中距橫濱約60多公里，距東京約90多公里，因為這一地區復蓋著鬆軟的沖積層，一些抗震性差的木造房屋大多在地震中完全倒塌毀壞，損失嚴重。

地震發生時又正在中午做飯時間，房屋一塌幾乎馬上起火。東京、橫濱雖然開始火勢很小，但因為地下供水管道破壞，消防設施也已震毀，許多街道擁擠狹窄，消防人員根本無法撲火。救火人員千方百計從水溝和水井中抽水，但是無濟於事。當大火臨近時，人們爭著攜帶家財用具，拉著人力車逃命，結果堵塞交通，貽誤救火，而且把火帶過馬路，使火勢不斷蔓延。火長風勢，風增火威，熊熊烈火捲起陣陣旋風又使著火區不斷擴大。

除了建築倒塌和次生火災，這次地震引發的山崩、海嘯等次生災害也十分嚴重。

大地震中，天災也引發了人禍。地震后，“朝鮮人放火”，“朝鮮人要暴動”，“大地震還要來”等謠言引起人為恐慌，警察和軍隊一些人趁機消除異已，造成了社會的動亂。中、日、韓三國學者編撰的《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中，這樣記述這一事件：

在地震后的混亂中，警察散布了“朝鮮人要舉行暴亂”的流言，日本政府宣布東京與神奈川戒嚴的命令。在這種情況下，軍隊、警察和市民自發組織的自警團殺害了許多朝鮮人，據“在日朝鮮同胞慰問會”後來調查的結果，被殺害的朝鮮人約6000名。另外，還有數百名中國人也被殺害。

警察和軍人認為社會主義者和工會指導者的大杉榮的思想很危險，因此也借故將其殺害了。另外，有些外地的日本人由於操地方口音被錯認為是朝鮮人也遭到殺害，因為警察僅根據“15元50錢”這幾個詞的發音辨別是朝鮮人還是日本人，因為朝鮮語中沒有濁音，講這幾個詞有困難。

日本影響

關東大地震的發生，讓日本天皇也受到了震動，皇族成員死了三個，兩百年以來的江戶文化化為灰燼。日本人大感國土之狹小，國土自然災害頻發，因此要開拓生存空間。吞併朝鮮以後，日本瞄上了近鄰，大而孱弱的中國，關東大地震后，日本為緩和國內壓力，彌補國內的資源不足，制定了一系列侵華策略，“欲先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並且把眼光瞄準了中國東三省。因此，巴結東北軍閥張作霖，妄圖染指中國東北。後來，侵華戰爭爆發以後，東北被日軍佔領，成立偽滿洲國，扶植溥儀為偽滿洲國傀儡，受日本人操控，並且妄圖奴化中國人，並先後建立了不少移民村，使大批日本人遷移到中國東北。關東大地震使日本國內陷入困境，加速了日本侵略中華的速度。

以下為當時的海嘯高度推測。

靜岡縣熱海 6m以上

靜岡縣濱松 4.5m以上

靜岡縣燒津 3m

神奈川縣川崎 3m以上

東京都內大田 1.5m以上

神奈川縣三浦 6m以上

靜岡縣大島 4m以上

千葉縣館山 9.3m以上

千葉縣木更津 3.4m

千葉縣銚子 3.0m+

茨城縣大洗 2.5m

和歌山縣串本 記載“約有半腿至深”

和歌山縣白濱 記載“高潮，也有小浪”

關東大震災是20世紀世界最大的地震災害之一。地震、地震次生災害，特別是地震火災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是前所未有的。它使日本民族得到了血的慘痛教訓，對日本的防災工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以後的復興計劃和城市建設中，日本特別注意城市避難場所的設置、河川公園防火帶的建設、各社區防災據點的規劃等，並且逐步形成了比較健全和完善的法制體系。

1961年日本頒布《災害對策基本法》。在“災害對策基本法”中，從防災基礎設施的建立、水土保護工程、防災教育和防災訓練等方面，對災害的預防作了詳細的規定。並將關東大地震發生的9月1日定為全國“防災日”，“防災日”所在的一周定為“防災周”。每年在“防災周”舉行全國範圍的大規模綜合防災演練，以普及防災知識和提高全民防災意識。

東京都災害對策中的地震災害預測，也是以關東大地震同等規模地震的發生為前提條件對東京可能會造成多大的災害來進行設定。

但是在經濟建設和防災減災的矛盾中，日本也還是走了彎路，認識也是逐步深化和提高的。事實上，關東大地震后，為了不使悲劇重演，在東京的復興計劃中提出了把東京建成不燃化城市的構想，以後。因為經濟條件等原因，沒有完全實施。結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美國對東京進行大轟炸時，東京又遭受大火席捲，火災災情甚至超過了東京大地震。戰後重建中，東京曾成立城市不燃化委員會，國會也通過了城市不燃化決議。但東京市中心周圍木造建築仍然不斷擴大，為當今現實的抗震減災留下了不少的隱患。

關東大地震是現代城市化進程中發生的的災難事件。所以它的教訓對城市化建設，特別是大都市發展中綜合防災規劃具有指導作用。地震災害，尤其是大震災害，是一種綜合性災害。除了引起房倒屋塌，人員傷亡外，還可能引發火災、水災、瘟疫、生命線工程破壞、城市功能癱瘓、人為恐慌以至社會動亂等等。而且這種災害往往具有多發性、多樣性、同時性和誘發性。制定城市地震災害對策，必須考慮震前預防、震時緊急處置、震后救治和震后恢復重建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