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古堂集

《賴古堂集》二十四卷，計詩文各十二卷，清周亮工撰。

周亮工，字元亮，一字誠齋，又字櫟園、學者稱櫟下先生，河南開封人，明萬曆四十年（1612年）生於金陵，舉崇禎十三年（1640年）進士，初任濰縣知縣，行取浙江道試御史，明亡，避居南京，清師下江南，迎降，歷任兩淮鹽運使、福建按察使、布政使、戶部右侍郎等職。亮工入清后，官位雖顯，然數有起躓，飽經宦海風霜，康熙十一年（1672年）逝世，終年六十一歲。

周亮工是明末清初有名的學者，才氣高逸，記聞淹博，生平著述甚富，除詩文集外，其他著作有《書影》、《字觸》、《閩上記》、《印人傳》、《讀畫錄》、《同書》等十多種。尤注重表彰同時代人著作，他編選刻印了《賴古堂近代古文選》、《尺牘新鈔》初、二、三、四集，以至印譜、對聯、種目繁多，對於困厄不遇的文人學士，如吳嘉紀、王損仲、王猷定等人的詩文，皆為之搜輯遺佚，出資鏤報板行世，不下十餘家之多，這些活動充分說明亮工在當日文壇上是一個有影響、起作用的重要人物，康熙九年（1670年），亮工五十九歲，在江寧，一夕慨然曰：“一生為虛名誤，老期聞道，何尚留此耶！”盡取所著書板並藏書百種焚之。

呂留良曾經分析他所以焚書的原因，先曆數了前人焚書的原因種種，“古之人自焚其書者多矣，有學高屢變，自薄其少作者；有臨沒始悔不及為，謂此不足以成名而去之者；有刺促恐遺禍有滅者，有感於二民之說，以文字為障業者；有論古過苛，不敢自留敗缺者；甚則有侮叛聖賢、狂悖無忌，自知不容於名教故奇其跡，以駭俗，而自文其陋者。”所謂“其焚同，由所以焚不同也”，由周亮工之所以焚書，不是以上原因中的任何一種，“今棟園舉前後悉焚之，未始以昔為非也，焚之後又未始不復作也，其書又不觸忌諱，不墮魔外屬屬焉，以古之作者為歸然。則棟園之所以焚，又必有不同於古人者矣”，最後，呂留良認為周亮工的焚書是“有所大不堪於中”，“是以惜其書不如悲其志也，豪士壯年抱奇抗俗，其氣雲極盛，視天下事無不可為，千里始驟，不要勒於跬步，隱忍遷就，思有所建立比之腐儒鈍漢以布伶終斂，村牖固夷，然不屑也。”呂留良是講民族氣節的人，他的話當是有感而發，但可見明遺民也還是重其才並重其人的，幸所焚之書已大都印行，僅文稿三百餘首一炬盪滅。今所存者，才十之二三，現在這個集子，是周亮工長子周雪客於康熙十四年（1675年）刻於金陵。

周亮工的著作及其編選刻印之書，原來流傳較廣，且大部分收入《四庫全書》，後於《四庫全書》複查時，因《讀書錄》中“語有違礙”，乃連同其他著作悉遭查毀，因此流傳遂少，其詩文集雖有康熙、乾隆、道光等三刻，但已不易得。魏禧謂周亮工為學的特點是：記覽博，則貫穿經史，無所不讀；見識高，則不依傍，不汩沒，卓然自立，歷年老，則積久而變化生，攻苦而神明出。今觀集中詩文，力矯晚明浮靡輕佻之風，多悲時感事之作，蒼涼感慨，沉鬱頓挫，是具有一定時代氣息的。周亮工交遊半天下，從集中可探索當時許多知名人士的蹤跡。明末清初的某些史事，如農民起義軍的聲勢、東南沿海的抗清鬥爭、江南兵敗之餘民間的流離疾苦等等，集中也都從作者自己的封建地主官僚階級立場出發，有所反映。這些，文學和歷史研究工作者是不乏可以從中取資的。

集中收錄的詩，如錢謙益在《賴古堂詩集序》里說的那樣，是“筆力蒼老、感激、悲壯”，所謂“情深而文明，言近而旨遠，包涵雅故，蕩滌塵俗，卓然以古人為指歸而不復墮入於昔人之兔徑與近世之鼠所在。真詩者，精神所為也。”古人的真詩的精神就是“察其幽情單緒，孤行靜寄於喧雜之中。”（《詩歸序》），因此他對詩歌的創作和評論提出了獨特的見解“詩清物也。其體好逸，勞則否；其地喜凈，穢則否；其境取幽，雜則否；其味宜淡，濃則否；其游止貴曠，拘則否。”（《簡遠堂近詩序》），這樣他的詩歌創作之路越走越窄，脫離了現實社會生活“我輩文字到極無煙火之處，便是機鋒。”（《答同年嚴孔昭書》）

鍾惺以詩而名於世，雖然後人批評他的詩幽深孤峭，脫離社會現實，但他也有些詩反映了晚明的社會現實。如《丘長孺將赴遼陽留詩別友意欲勿生壯惋之餘和以送之》五首，表達了他為國獻計獻策，憂思國防，捨生為國的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江行俳體》12首，寫了當時沉重的苛捐雜稅給勞動人民帶來的災難，指責了貪官污吏勒索百姓的行為。

別外，《隱秀軒集》的散文也有不少雋秀之作，如寫遊記的抒情之作及某些敘事小品等。

這本詩文集被查禁的直接原因是作者曾寫過一篇和女真人有關的文章《代薦遼東陣亡將士疏》。萬曆四十七年，明政府與后金努爾哈赤的軍隊在薩爾滸大戰，明軍慘敗，將領陣亡三百餘人，士兵四萬五千八百餘人。鍾惺寫此文，想要哀悼那些在戰爭中為國獻身的將士；另外，因為他信仰佛教，他想以此獻給老佛爺，希望大慈大悲的老佛爺能夠及時超度他們的忠魂。他說，因失敗而退兵，將士因此而死，本來沒有什麼可以後悔的；人們都欣賞為戰而死的人的英勇，既然這樣，就不要不嫌麻煩地為他們哀悼。……這次建虜猖獗，全遼覆亡，是因為我們政府對他們姑息了十幾年，卻又想在一日之內將他們徹底折服，這是絕對做不到的。

這次失敗也並不是哪幾個大臣的過失，而是因為我們把所有的希望都寄託給了那些與敵最後拼殺的人身上。而我們用人又並不是很得當，上戰場的人不一定懂得戰爭，這樣強求他們取得戰爭的勝利是強人所難的，失敗在所難免，而他們的死也都是不甘心瞑目的。所以，這些忠勇的冤魂，不免在陰世發生幽怨之氣，甚或衝天動地，導致水旱災害。生死對於愛國將士來說，不足掛齒，而災難對國家關係卻大，所以，希望我佛慈悲，津梁普渡，升他們入天國。由於作者在本文中所哀悼的將士都是在與女真人打仗時而犧牲的，甚至罵了“建虜猖獗”之類的話，所以清朝統治者當然不能容忍它流傳於世。

其次，詩文集被禁還有一個原因，這和鍾惺“竟陵派”的文學主張不無關係。我們知道，鍾惺是主張“性靈”說的，認為文學要抒寫真實的個性，表現真摯的思想感情。而這些和中國傳統的“文以載道”的文學觀念是背道而馳的。中國自古以來尊重正統，政治如此，思想文學界也是如此，尤其在封建社會，若某人的思想行為，學說主張稍與眾不同，獨樹一幟，都會遭到“木秀於林，風必摧之”的命運。所以在明末清初不少人對鍾惺等人的作品評價不太高，甚至指責他們的詩作為“鬼趣”、“兵象”，他們的詩乃亡國之音。清統治人夷入正統，關外進入中原，自身並非正統，但正如禿子怕說亮一樣，清朝用正統觀念壓制異端邪說的作法，和歷代王朝比起來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隱秀軒集》被禁與清統治者的這種作法也不無關係。

鍾惺和他的詩文對後世影響很大，但《隱秀軒集》遭禁之後，對它的評論自然是貶毀多於讚譽。譚元春稱譽鍾惺“嘗恨世人聞見淚沒，守文難破，故潛思遐覽，深入迢出，綴古今之命脈，開人我之眼界”也確是實情。沈春澤在《隱秀軒集序》中寫道“……吾以為空則有之，靈則未也。”道出了鍾詩的流弊，及至後來各種人物評價鍾詩衰極，僻澀也有一定道理，但指斥其為“詩妖”則近於誣衊。時地境遷，幾百年的歷史滄桑過去了，我們應該給《隱秀軒集》一個公允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