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效農

郎效農生於1947年10月7日。出生於北京的郎效農，在青少年時代經歷了中國社會的新時代。到“文革”的時候他也和同時代的年輕人一樣離開了學校到“廣闊天地”去接受貧下中農的“改造”。在陝西省侯馬附近農村下鄉。1970年開始，郎效農被召入寧夏足球隊，司職守門員。1978年，郎效農31歲時候退役。退役后的郎效農被分配到寧夏體委工作，上世紀八十年代在北京體育學院學習，和著名教練徐根寶是同班同學。1990年北京舉行亞運會，郎效農被中國足協從寧夏借調到北京參加組織工作，從此留在了北京，在中國足協工作。

1992年中國足協紅山口會議確定了中國足球的職業改革方向，郎效農也跟隨馬克堅、李傳琪等開始投入職業聯賽創建工作，從1994年開始他在職業技術部負責聯賽管理工作。1995年，郎效農和張健強、蔚少輝一起被提拔為副處級幹部；兩年後他被提拔為正處級幹部，從1998年開始擔任競賽部主任，負責聯賽管理工作。2001年年初中國足協中層幹部輪崗，“郎叔”被調離聯賽管理部門，擔任中超聯賽籌備辦公室主任，負責籌建中超聯賽，“中超教父”的稱呼就是從這而來的。2003年年初中國足協再次輪崗，郎效農重新擔任聯賽部主任，負責聯賽管理工作。

2004年中超聯賽推出，但是下半年北京國安隊聯賽中罷賽，部分俱樂部“逼宮”中國足協，試圖改變聯賽體制和機制。這場風波把郎效農推到了捍衛中超聯賽現有體制和機制，捍衛中國足協在中超聯賽主導地位的鬥爭一線。在這場風波里，郎效農受到了極大衝擊。這場風波從10月初爆發到12月結束，郎效農的頭髮從黑色變成了灰白。2005年到2006年，中超聯賽在低谷中艱難發展，但是局勢相對平穩。2006年年底，中國足協中層幹部再次輪崗，郎效農因為在接下來的聘期內退休，沒有參與競聘，從聯賽部主任職位上退了下來，只擔任了中超委員會秘書長。

2010年2月，中超公司總經理被警方帶走協助調查后，足協新任掌門人韋迪立刻與前足協聯賽部主任郎效農進行溝通，並希望其重新出山擔任中超公司總經理。郎效農在接受採訪時證實自己同意出任這一職務，將於2010年2月8日進入中超公司暫時代管總經理一職。正式任命則需要等待中超公司董事會通過之後才能生效。

中超公司通報稱，2011年3月14日，公司董事長收到前總經理郎效農遞交的辭職報告，經過與公司所有董事就郎效農同志的辭呈和公開招聘總經理事宜進行了電話溝通，所有董事均表示接受郎效農同志的辭呈並同意公司面向社會公開招聘繼任總經理。

郎效農，“中超之父”。至今未婚，過的還是一人吃飽全家不餓的生活。同事曾在背後笑他：“老郎的媳婦就是中國足球。”自嘲為“技術官僚”的郎效農曾經表示，在退休之前想實現兩個願望：一是推出中超聯賽，二是組建起能夠自我運轉的中超委員會。2004年，老郎的第一個願望實現了；但是中超委員會卻是有名無實，致使中超聯賽在第一年就面臨被顛覆的風暴。

2003年3月，郎效農擔任中超籌備辦公室主任。這個當時中國足協新成立的機構，創造了中國足協機關的好幾個一：一個主任，郎效農；一個工作人員，毛衛民；一間辦公室，偉圖大廈302室。

就是在一間辦公室、手下一個兵的有限條件下，參考了英超、意甲等知名聯賽，借鑒了近鄰的韓日聯賽的經驗教訓，2002年年底郎效農完成了中超聯賽方案。

就為了中超的標識，郎效農帶著毛衛民，又找來兩名記者幫忙，整整忙了兩個月；為了確定俱樂部的企業法人性質，郎效農多次找經濟學家、工商部門諮詢；為了確定中超俱樂部財會制度，他又多次到財政部了解情況；為了了解國外聯賽，他利用各種機會收集資料，甚至托記者出差時幫忙搜集……

2003年11月30日，末代甲A第30輪結束，歷時十年的甲A成為中國足球的歷史名詞。那天晚上，在偉圖大廈的302室里，郎效農說：“走過了甲A十年的風風雨雨，我們將經歷更加風風雨雨的中超聯賽。”不幸的是，中超元年他的話就得到了應驗，而且他越來越陷入了風暴的中心。

郎效農以足協為家，這是足協工作人員的常識。但凡比賽日，或者他認為有加夜班的必要，他都會在足協辦公室里過夜。十月風暴來臨后，他更是幾乎連續半月時間沒有回過家，直到10月26日中國足協執委會議之後，他才回了一次家。

生活上，郎效農除了不吃羊肉和不吃辣外，其他幾乎不挑剔。如果晚上加班，老郎就會和晚走的記者一起吃飯，出門前必先問一句：“誰請客？”如果他請客，就抽出一張百元鈔票。郎效農習慣到龍潭湖路邊的小店裡隨便吃點，兩三個人的消費大多在三四十元，超過五十元的時候很少。

作為足協工齡最長的處級幹部之一，郎效農的住房早可以換成更好的，但他不幹。就是原來的那套房子，他也閑置了差不多十年，連他的鄰居朱和元都看不下去了：“老郎，你的房子要不住，我幫你租出去。”記者幫他算了一筆賬，如果把這套房子租出去，十年的租金早超過十萬元了。但郎效農搖搖頭：“不租，就那樣。”

前兩年車改，郎效農買了足協的一輛舊桑塔納轎車，他不會開車，就交給了一位同事，唯一的要求就是有時候下班接他一起走。

2007年11月28日上午在足協大會上，足管中心領導謝亞龍安排了女足領隊以及相關部門副職的調整，同時還宣布了郎效農不再擔任中超委員會秘書長，該職位將由聯賽部主任馬成全兼任，這意味著為中國足球辛苦了大半輩子的郎效農在足協的工作走到了盡頭，年滿60歲的郎效農開始了自己的退休生活。或許是宣布得很倉促，讓老郎也毫無思想準備，他回到辦公室開始下意識地收拾起自己的行裝。

之前足管中心曾有過返聘郎效農的打算和想法，在平穩度過08年奧運會後再讓郎效農退休，老郎心存僥倖的只能是期望這一切成真，這樣還能再為中超聯賽出點力，可是宣布后也排除了返聘的願望，之前沒有得到任何領導的談話，這也讓老郎多少會有想法，但是他還是開始做徹底離開足協辦公室的準備。

在會後，還是沒有領導與郎效農談話交流，作為一個經歷過很多波折的60歲男人來說，很多事情是需要自己獨自慢慢消化的。老郎收拾東西風風火火地很快，一些用不著的東西就送了人。

被認為是中國足壇最懂足球的郎效農日前披露中國足協這個組織的“非法性”，甚至連謝亞龍的中國足協專職副主席頭銜都是“假”的，這三年半以來謝亞龍居然只是一個“偽主席”！這個消息連同“謝亞龍下課”一起，很快“衝出亞洲，走向世界”，在世界範圍內引起極大關注。

謝亞龍只是“偽主席”

他從沒經過足代會的通過程序，這樣，他就不能成為章程認可的中國足協專職副主席。

郎效農透露，中國足協的存在本身是尷尬的，因為有關方面都嚴重違背了《國際足聯章程》、《中國體育法》的相關規定，用足球管理中心這個機構完全取代了中國足協，使得中國足協完全背離了“純粹的民間組織”這個原則，導致中國足協陷入與世界絕大多數足協都不同的尷尬境地。這就是外界一直抨擊足球“毀於體制”的根本原因。

郎效農同時還透露，在《中國足協章程》中明確規定，只有全國足球代表大會“有權選舉和罷免主席；表決通過副主席”，但是謝亞龍上任后，他從未召開過足代會，他雖然是總局委任的足球管理中心主任，但他從沒經過足代會的通過程序，這使他從來就不是章程認可的中國足協專職副主席。原來，謝亞龍只是一個“偽主席”，也就是說，謝亞龍任職期間，前任閻世鐸反倒是名正言順的足協專職副主席！

2008年12月，中國足協將召開全國足球代表大會，有人認為這將是決定中國足球存亡的一次會議。而謝亞龍能否有機會參加12月的會議，並且補充一下這個通過程序，將決定了中國足球過去的三年半是否是在一個“偽主席”的帶領下過活，這才是謝亞龍過去三年半給中國足球帶來的真正笑話。

全球關注“謝亞龍下課”

中國足球迅速墮落的表徵都讓中國球迷強烈要求謝亞龍辭職，在中國，這叫做“謝亞龍下課”。

謝亞龍去國家行政學院學習三個月，事實上已經“下課”。這個消息連同他當了三年半“偽主席”一起，引起全球關注。中國足球無法實現“衝出亞洲，走向世界”的宏偉目標，但謝亞龍本人卻做到了。

英國《衛報》稱，一直飽受嘲弄的中國足協主席被解職，國家隊的持續低迷表現已經使他們成為了球迷間的詛咒和開玩笑的對象，謝亞龍的執政被球迷們看成是中國足球每況愈下的四年。贊助商的紛紛離去，賽場觀眾人數持續走低，這一切中國足球迅速墮落的表徵都讓中國球迷強烈要求謝亞龍辭職，在中國，這叫做“謝亞龍下課”，這甚至成為中國觀眾在觀看奧運會或者殘奧會時的慣用吶喊口號，無論正在進行的比賽中是否有中國運動員參加。

美聯社則稱，為奧運慘敗買單，中國足協“老大”謝亞龍“下課”，他此前所負責的中國足協一切事宜都將由南勇全權接手，而這也意味著“隨著中國國奧隊在北京奧運會上的拙劣表現受到舉國範圍的強烈譴責之後，中國足協終於做出將謝亞龍解僱的決定”。

另外，法新社也發表評論稱，“奧運慘敗后，中國足協高官被免職。”澳通社的說法大致相同，“中國足協‘老大’靠邊站。”馬來西亞《星報》則認為，“奧運后中國足球困難重重。”

郎效農

“爛攤子”秋後賬難算

謝亞龍時代幾乎毀掉了青少年培養體系，他對中國足球的負面影響很久不會消散。

謝亞龍離開中國足協時，曾交代相關人員別忘了“討債”。然而當謝亞龍等人想秋後算賬的時候，才發現這幾筆“賬”很難算，這也決定了謝亞龍“下課”之後，他對中國足球的負面影響會綿延很久不會消散。

謝亞龍留下的爛攤子里，最難應付的就是“官司”，即2006年中超聯賽的主贊助商愛福克斯至今尚未將拖欠的540萬歐元(近6000萬人民幣)支付給足協，中國足協決定通過法律程序追逃餘款。

另外，跌入歷史最低點國家隊如何“重組”也是難題，這其中包括國家隊究竟該如何組織集訓、與聯賽的關係究竟該如何處理，國家隊的球員究竟該如何進行選拔，應該是選擇國產教練還是繼續選擇洋帥，等等。更重要的是，謝亞龍時代幾乎毀掉了的青少年培養體系如何重建，也是一大難題。

2008年12月將召開謝亞龍任期內首次全國足球代表大會，會上將確定足協新任領導班子。屆時，謝亞龍在幹了三年半的“偽主席”后，將正式卸任。

裁軍

由抓賭引發的對下賽季中超聯賽改革的說法越來越多。有說中超將要“裁軍”，可能被縮編到僅剩8支球隊；也有說中超有可能要進行“休克”療法，暫停一個賽季。對於這些說法，“中超之父”、前中國足協聯賽部主任郎效農有自己的看法。

2009年11月12日，郎效農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他覺得“休克”療法不可能，“裁軍”也有違職業聯賽生存發展之道。當然，跟很多人一樣，郎效農非常支持此次有關方面的抓賭行動，覺得這對中國足球而言，絕對是一件好事情。

抓賭幫助足協解決了證據問題

郎效農在中國足協任職期間，也遇到過處理假、賭、黑的問題。但在處理這些事件的過程中，“證據論”往往都把足協給難住了。郎效農透露說：“我們過去處理過幾起事件，最典型就是對當年幾支甲B球隊（甲B五鼠事件）的處理。當時都是以消極比賽或者比賽過程和結果違背公平競爭原則來處理的。對中國足協來說，只能定這樣的性，但這裡邊有沒有可能是假球，沒有充分的證據。”

“沒有充分的證據”，並不是中國足協的推辭，而是中國足協許可權所致。“遇到問題，我們只能調查，問是不是這麼回事，問好多人，各個方面都要調查了解。但在這個最敏感、最本質的問題上，誰都不會承認。”

此次公安部門介入，在郎效農看來，可以有效幫助中國足協解決沒有證據的問題。“公安司法部門的介入，是真正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類似這些假賭黑的問題，必須要解決，而且要徹底根治。但這些問題單靠足協這樣的行政管理部門肯定不行，打擊假球、賭球必須要有證據，尤其是進入法律程序后，所有的東西都要靠證據說話。對於足協最大的遺憾和不足就是，它沒有足夠的能力和手段來獲取證據，所以必須要藉助公安司法部門的力量。”

至於目前有消息說，賭博集團可能操縱著整個聯賽，郎效農表示：“這種說法是極不負責任的，他們不可能操控整個職業聯賽或中超。這種說法，要麼是糊塗，要麼是企圖以此為借口徹底否定足球職業化改革，為走回頭路製造輿論。”

不可違背職業聯賽生存發展之道

隨著抓賭的深入，越來越多的人或俱樂部被曝與賭球或假球有關，有關中超可能“裁軍”甚至“休克”療法的說法喧囂塵上。當晨報記者提出中超是否有可能因為涉賭球隊太多等原因而“休克”一個賽季時，郎效農斬釘截鐵地說：“我覺得這不可能。”

至於目前的“裁軍”的說法，郎效農也不支持。“一般認為，一支球隊每年需要參加大約50場正式比賽，才能更好地鍛煉和提高技戰術水平，積累必要的實戰經驗。而一個職業聯賽也需要有適當數量的參賽隊伍和比賽場次，才能形成具有必要規模的足球市場，保障聯賽及俱樂部的生存和發展，形成良性發展的循環。‘裁軍’既不符合提高足球競技水平和發展足球市場的需要，也不符合世界及亞洲足球發展的基本趨勢，將可能造成難以預料的消極後果，使艱難求生的中國足球雪上加霜。”

郎效農表示，2007年亞足聯檢查小組對20餘個國家和地區的足球聯賽進行了實地考察，並做出評定，中超聯賽位居日韓聯賽之後排名第三。但亞足聯職業聯賽委員會也向中國足協提出了三條改進措施，其中一條就是要求我們在規定的期限內，將中超聯賽擴充為18支球隊、34輪比賽，以滿足不少於34輪的規定。“我們如果不去遵守和落實上述規定，反其道而行，把中超聯賽隊伍進行所謂的大“裁軍”，將可能在2012年之後喪失參加亞冠聯賽的資格，或大大減少參賽球隊的名額，這必然會失去或減少中國球隊參加亞洲大賽的學習、鍛煉、提高的機會，嚴重影響我國足球運動的發展及國家隊的進步。”

郎效農不僅反對中超“裁軍”，相反他極力支持中超“擴軍”。他覺得中超擴軍到18支球隊將能促進中國足球的新發展。

2011年3月，郎效農辭去中超公司總經理職務，出任河南建業俱樂部總經理。

為了確保邀請到郎效農，河南建業俱樂部啟動了全方位的手段，剛剛開完兩會回到鄭州的胡葆森立即約請郎效農見面談。在這次暢聊中，河南建業承諾給郎效農整個中超16傢俱樂部老總里最大的權力，讓他可以按自己的思路經營俱樂部，而且“沒有成績指標，沒有經營指標”，這些都是壓在那些俱樂部老總肩上的重擔。河南建業俱樂部幫老郎卸下了包袱，這更加使得郎效農體會到了對方的誠意。

在三天之後，郎效農權衡利弊后最終做出了決定，接受建業的邀請，隨即到鄭州履新。

2011賽季結束后，郎效農不再擔任建業總經理，改任球隊顧問，總經理一職由朱紅亮接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