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任秋

靖任秋，1905年出生，江蘇銅山人。1925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6年由組織派遣考入黃埔軍校，任中央軍校武漢分校政治部黨務股長兼特別黨部主任委員。后調葉挺部隊二十四師政治部任組織部長，參加了北伐戰爭和南昌起義。大革命失敗后，受黨的委派，在西安、北京等地從事地下工作，為黨收集情報，策動反蔣鬥爭。

七七事變后，打入國民黨將領孫殿英部隊，任孫殿英新五軍暫編第四師副師長。1941年7月，被國民黨逮捕，在獄中，堅守黨的機密。1943年越獄后，在山東、河北繼續從事策反工作。

解放戰爭時期，1944年秋，靖任秋進入解放區，先後出任晉冀魯豫中央局聯絡部副部長，第二野戰軍第十縱隊參謀長、桐柏軍分區參謀長，曾策動國民黨高樹勛所部在邯鄲起義，為平漢戰役的勝利起了重大作用。

新中國成立后，歷任天津市政府委員、公用局局長，國家交通部黨組成員、河運總局局長等職。1956年6月，交通部部務會議決定成立水運科學研究院籌備處，院籌備處主任為靖任秋，1956年10月10日國務院第38次會議通過的交通部部分幹部任免名單，其中靖任秋任交通部水運科學研究院院長。

靖任秋曾受到長時間的政治歷史審查和不公正待遇。1961年，得到歷史清白的結論，后調中共中央華東局任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文化大革命”期間，再度受到殘酷迫害。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后，恢復工作，歷任上海市工業交通辦公室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副部長和上海市政協第五、六屆副主席。

1996年5月3日，靖任秋因病逝世，享年91歲。

潛入孫殿英部

靖任秋曾先後在楊虎城部與孫殿英部從事秘密的兵運工作。與絕大多數的中共“卧底”不同，靖任秋不搞情報，不搞策反，而是在國民黨軍隊中做上層人士的統戰工作，具體說，就是利用軍閥之間的矛盾，對某個軍閥施加政治影響，給予適當的幫助，使之能與共產黨合作，從而配合蘇區的土地革命戰爭。

1932年暑假的一天，西北軍三十八軍軍長孫蔚如接到蔣介石的電報，急忙派張秘書到靖任秋家。張秘書將靖拉進屋內，拿出電報給他看。電報大意是：在鄂豫皖剿共中，查獲有關共黨靖任秋的文件，據查靖某在你部隊中，立即逮捕，限十日內就地處決，呈復。靖任秋覺得既然能看到電報，危險就不大。果然，張秘書轉告孫蔚如的話，叫靖任秋趕快走，他將回復蔣介石，接到該電時，靖某早已離開了。第二天，靖任秋和孫告別，離開了西安，並經陳子堅介紹，輾轉來到山西晉城的孫殿英處。

孫殿英是一個相對獨立的軍閥，曾經與馮玉祥一起反蔣，所以並不嚴格執行蔣介石的命令。因為靖任秋對西北比較熟悉，在楊虎城的西安行營做過中校參謀。靖任秋來到孫殿英部隊以後，代表孫殿英做過很多活動，還替他到福建人民政府去做過代表，代表孫殿英支持福建蔡廷鍇的這個部隊。

1937年抗戰爆發以後，孫殿英擔任晉冀察游擊司令，在山西晉城一帶活動。周恩來與靖任秋會談，向他布置一個秘密任務——打入孫殿英的部隊，爭取他堅持華北抗戰，並且建立和八路軍良好的合作關係。

靖任秋奉周恩來之命來到孫殿英部之後，孫殿英犯了躊躇，他的部隊已經接受了國民黨的委任，但是，蔣介石對他又不放心，指定要戴笠來管理他這個部隊，戴笠就往他這兒派了一個軍事特派員，帶了一個電台，一個工作組安插在他這兒。所以靖任秋到了以後，能不能與戴笠相容，他沒有底。所以他就給靖任秋提出來，你是不是到南京去一趟，看戴笠什麼態度。

當時靖任秋考慮，周恩來在給他交代任務的時候，還給他講過一句話，就是和特務打交道的問題，周恩來指示，必須要和他們聯繫，能夠打進去更好。靖任秋有了這個指示以後，同意去見戴笠。戴笠約他到上海見了面，戴笠希望靖任秋幫助他收容平津的流亡學生，分別的時候，送了他一本密電碼和一支手槍，希望利用靖任秋及時把孫殿英的情況報告他。

回到孫殿英部隊后，靖任秋積極幫助孫殿英整訓部隊，1939年，孫部冀察游擊隊正式編成新五軍，孫殿英任軍長兼第四師師長，靖任秋任第四師副師長。

1939年年底，蔣介石悍然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當時國民黨在太行山以西，黃河以北，只有三個軍：最北面是朱懷冰的九十七軍，當中是孫殿英的新五軍，西南是龐炳勛的四十軍。在這三個軍中，朱懷冰是個反共的急先鋒，屢次侵犯我根據地。因此，八路軍準備予以反擊。打之前，劉伯承、鄧小平就考慮，若朱懷冰受到打擊，很可能向孫殿英靠攏；如果孫殿英出手支援，八路軍就要面對兩個軍的兵力，難以速戰速決。於是，派人給靖任秋打招呼，希望靖任秋盡量爭取孫殿英保持中立。

一天早晨，哨兵就來報告，說外邊有兩路的部隊，一路從西北過來，一路從東北過來了。當時孫殿英的軍部在林縣的姚村，東北過來的這一路是朱懷冰的，西北過來這一路是八路軍，看得出來，八路軍想以超越追擊的辦法，把朱懷冰堵在姚村以外，孫殿英一看這個情況，也非常著急，因為事出突然，猝不及防，孫殿英沒有思想準備，不知道該怎麼辦好，如果要介入，與八路軍打起來，自己的力量要受損失。而且過去跟八路軍的關係也不錯，他並不想與八路軍翻臉。但是不支援國軍的話向蔣介石那兒沒法交代，他就非常急，趁這個情況，靖任秋給他建議，不如你離開這個地方，把這個部隊交給我來指揮，由我來應付這個局面。孫殿英馬上就接受了靖任秋這個意見，帶著衛隊，朝西邊太行山腳走了。然後靖任秋馬上下命令，就是所有的部隊一律進院子，關門上房，不準開槍。

經過一段時間交火以後，朱懷冰的部隊被擊潰了。

這是一次軍事、政治緊密結合，公開與秘密裡應外合，有理、有利、有節地反對頑固派戰鬥的典型勝利。戰鬥結束后，靖任秋到武安八路軍總部，見到彭德懷、左權、羅瑞卿、楊尚昆，作了彙報，受到讚許。彭德懷說：“黨中央認為，國民黨軍和八路軍的統戰關係，從全國說孫部是最好的。”

靖任秋還把孫殿英扣留朱懷冰的100挺機關槍，送到八路軍總部，代孫做了一次人情。彭德懷也答應孫殿英供給一個師的棉軍服、棉花和布料，以酬謝他的中立。後來，靖任秋利用機會到重慶，向周恩來、董必武彙報了這次反摩擦的詳細經過，受到了肯定和讚許。

靖任秋的所作所為引起國民黨特務的注意，孫殿英也因此受到很大的壓力。

1941年初，新五軍第十二師副師長靖任秋接到正式命令，國民黨中央軍委調派他前往重慶參加中央訓練團。這是一個受到蔣介石恩寵的好機會，但是，當他途經洛陽的時候，靖任秋隱約感到軍統特務此時已經籠罩在了周圍。

當時洛陽的軍統特務頭子是岳燭遠少將，是戴笠軍統一個系統的主要負責人。

岳燭遠和靖任秋老早就認識。大革命時期，岳燭遠當時是在南京一個中學上學的一個學生，也是共產黨。當時南京，總共二十幾個共產黨員，大家彼此認識，所以靖任秋老底，岳燭遠是知道的。但是大革命失敗以後，很多共產黨員有的變節，有的脫黨，那麼靖任秋目前的政治面目是什麼，岳燭遠並不清楚，他展開了調查。

當時八路軍駐洛陽辦事處的主任叫袁曉軒，此時已經叛變了。雖然辦事處還掛著八路軍的牌子。但主任已經叛變了。當時八路軍不知道，靖任秋更不知道袁曉軒已經叛變投靠了國民黨。岳燭遠就利用了這麼一個對他來說非常好的機會，對靖任秋進行試探和偵察。

一天，靖任秋剛來到新五軍辦事處就收到袁曉軒的一封信，約靖任秋在敵機空襲的時候在北大街十字路口見面。

靖任秋收到信后考慮，當時自己並沒有組織關係，他除了周恩來以外，沒有任何組織關係，袁曉軒來找他幹什麼。而且在一個十字路口，自己穿著國民黨的少將軍服與八路軍見面，這身份太可疑了，就沒去。可是過了沒幾天又來一個送信的，要面交，袁曉軒又約他敵機空襲的時候，到洛陽城外有一個洛陽橋見面。靖任秋也沒去。如是第三次又來了，約他在一戰區長官部會議室見面。靖任秋考慮了一下，這比較正常，就答應了。可是去了以後一看，袁曉軒並沒來，在座的有一個老共產黨員李錫九，靖任秋在那兒等了一會兒，不到一刻鐘，一看袁曉軒也沒來，馬上就走了。這給人一個印象，他並不是一直要想等著見袁曉軒，好像關係不是那麼很密切的，所以這麼三次偵察，就給岳燭遠造成了一個錯覺，靖任秋肯定不是共產黨組織裡面的人。

靖任秋經過這三次奇怪的約見，卻敏銳地覺察到了背後的眼睛，他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主動去拜訪軍統少將岳燭遠。談話之間，提出來，他要到重慶去見戴笠，希望岳燭遠幫忙。岳燭遠當然知道靖任秋要到戴笠那兒去，但是幫什麼忙呢，岳燭遠理解成靖任秋當時是副師長，是不是想扶正，當個師長。岳燭遠答應幫忙，他給戴笠寫了一封信，就說是以黃埔同學的關係，保薦靖任秋當師長。岳燭遠還向戴笠建議，把靖任秋引見給蔣介石。

靖任秋來到重慶后參加了重慶中央訓練團，這是一個幹部訓練機構，蔣介石兼任團長，靖任秋在受訓結束后的一天突然接到通知，軍統的第一號人物戴笠有請。

見了戴笠以後，兩個人談了一些華北抗戰的情況以後，談到新四軍的情況，戴笠開門見山就向靖任秋講，新五軍這個部隊，應該由你負責，中央方面沒有問題，我完全負責。講這麼一段話，很突然，意圖是把孫殿英排擠掉。

戴笠為了拉攏靖任秋，很快安排了他與蔣介石見面的時間，並親自安排汽車送靖任秋前去。蔣介石寒暄之後就問靖任秋華北的情況怎麼樣，靖任秋卻沒想到他一開口說八路軍，講八路軍的事情，蔣介石就發脾氣了，“奸黨奸軍”叫起來了。靖任秋沉默了一兩分鐘之久，這個話就談不下去了，蔣介石就拿起筆來，在一個便箋簿上寫了幾個字，批了兩千塊錢給靖任秋，作為路費。

靖任秋知道眼下的形勢要獲得國民黨真正的信任需要付出高昂的代價，這將是他不能承受的。他決定去見一見周恩來，一個大霧瀰漫的早晨，靖任秋悄悄來到了紅岩村。靖任秋向周恩來彙報了這次到重慶來的情況，並提出來，希望能夠到延安去，孫殿英那個地方回去看來很困難了。

周恩來分析了抗日形勢，建議靖任秋回到孫殿英部隊里去，準備今後接收這個部隊。

孫殿英此時已經投靠日軍，為了阻止靖任秋回部隊，孫殿英向國民黨秘密控告靖任秋三大罪狀，想要實施借刀殺人的伎倆。

第一條：早期的共產黨嫌疑。第二條：逗留不前。第三條：鼓動軍隊。

同時，孫殿英在新五軍內部開始大肆搜捕共產黨，同時也抄了靖任秋的家。

1941年8月的一天晚上，靖任秋突然接到一戰區司令長官部召見的命令，一絲不祥的預感籠上心頭。國民黨此時對靖任秋的真實身份越來越懷疑，再加上新五軍軍長孫殿英的控告，靖任秋一進長官部的門就被扣押起來。但是三大罪狀卻都沒有證據。於是軍法部準備將靖任秋移送西安監獄。靖任秋心裡明白，在重慶得罪了蔣介石和戴笠，又頂著那麼大的罪名，此去西安恐怕是條不歸之路。靖任秋很快被押解到了西安終南山下的道裕村監獄。

這是純粹標準的特務監獄，和外面斷絕一切通訊聯絡，只有進去的，沒有出來的，靖任秋在那裡，也很清楚他將來的處境。

靖任秋顯然不會坐以待斃，他想要越獄。駐這裡看守的力量很薄弱。國民黨士兵的生活條件很差，他們時常流露出不安心的動搖情緒。靖任秋看準了一個叫陳立朝的看守，做他的工作，動員他一起逃出去。陳同意了。經過周密的計劃，靖任秋選擇在1943年5月19日晚上11點鐘越獄，在陳立朝的策應下逃出終南山。

策動偽軍王道部起義

1943年7月前後，靖任秋回到老家徐州。在老家，靖任秋從報紙上知道有個熟人叫王道的，當上偽軍旅長。王道，山東益都人氏，出身大地主家庭，1934年在北平讀書時，就與靖任秋有來往。王知道靖是共產黨員，靖也知道王不是陰險歹毒之輩，尚有愛國心。於是，靖任秋決定作他的策反工作。

靖任秋化名搞了個良民證，到益都找到王道。王道一眼就認出來了靖任秋。王道不想死心塌地當漢奸，也不願繼續反共，誠心邀請靖任秋留下來。

策動王道起義，由一支偽軍變成人民軍隊，畢竟不是件容易事。在一段時間裡，靖任秋和王道朝夕相處，慢慢地說服動員，既講大道理，也講小道理。王道聽進去了，思想也開始發生變化。到了1944年夏，王道終於下定決心。看到時機成熟，靖任秋前往日照，向中共山東分局領導彙報，一起商定了王道部隊起義的時間、行動路線。山東分局還派人到王道部隊協助工作。

靖任秋又回到壽光，跟王道見面，傳達了山東分局關於起義的意見。在一切都布置好了之後，1944年7月20日，靖任秋離開了王部。第二天，王道按山東分局的安排，把部隊拉到了鐵路線，山東軍區派部隊接應。由於過鐵路地點選擇得當，防守的日軍沒有發現，起義部隊順利地到達根據地。

策動高樹勛新八軍起義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剛剛勝利，戰爭的硝煙還沒有散盡，蔣介石便挑起內戰的烽火。10月中旬，根據蔣介石的密令，國民黨第11戰區司令官孫連仲派遣所部第三十軍、第四十軍和新八軍等部共4萬餘人，在戰區副司令長官兼新八軍軍長高樹勛等人的率領下，沿著平漢線向我晉冀魯豫解放區進犯，妄圖打通平漢路，配合空運和海運的國民黨軍進入華北地區，進而搶佔東北。

1945年10月16日，劉、鄧首長下達平漢戰役作戰命令。晉冀魯豫軍區野戰軍從上黨和冀魯豫等地源源不斷開赴平漢線，準備與蔣介石的北進部隊決戰。在軍事打擊的同時，各部隊還適時展開了瓦解敵軍的工作，尤其是對高樹勛部加強了政治攻勢。在八路軍的軍事壓力與政治攻勢下，高部的部分官兵開始動搖，高樹勛也感到焦急不安，他當著幾個老部下的面說：“不能再繼續打了，照這樣打下去，我們全軍一萬多人的性命就要斷送在老蔣的手裡了！”於是，他派出使者王定南，帶上自己的親筆信，潛赴太行，去找當年同他有過交往的八路軍副總指揮彭德懷聯繫。

幾經周折，王定南在晉冀魯豫軍區指揮部見到劉伯承、鄧小平。他彙報了高樹勛的矛盾心理，並請八路軍派人前去談判。隨即，劉、鄧決定派晉冀魯豫軍區參謀長李達和聯絡部負責人靖任秋前去和高樹勛談判。劉伯承還寫了一封信，讓李達帶給高樹勛，代表他和鄧小平向高樹勛問候致意。

1945年10月27日，李達、靖任秋冒險穿過火線來到新八軍軍部，與高樹勛見了面。李達首先代表劉伯承司令員、鄧小平政委向高樹勛致以問候，並拿出劉伯承的親筆信。高樹勛看罷說：“多謝劉、鄧二位將軍的關照。此次進犯解放區，並非樹勛本意，實為他人所逼。”然後強作鎮靜地說：“先吃餃子，吃了再談。”

這時，國民黨軍已進入我軍預先準備的口袋陣中，無險可守，無路可逃，面臨被殲滅的下場；然而，若宣布起義，高樹勛一時又下不了決心。他在屋裡徘徊，愁眉不展，心情沉重。

關於當時的情況，鄧小平回憶道：“我們確實知道高樹勛傾向起義，但在猶豫當中。那時國民黨要吃掉西北軍，有這個矛盾。李達、王定南一到那裡，看見所有的汽車、馬車都是頭向南，準備撤退的。”（見《鄧選》第三卷）不過，應該指出的是，鄧小平這個回憶有誤，與李達一起談判的不是王定南，而是靖任秋。

那個晚上，三個人談了整整一個通宵。李達曾是西北軍的老人，也認識高樹勛，但交往不多，而靖任秋與高卻很熟，交情很深，所以，主要就由靖任秋來談。

靖任秋一條一條地進行分析：其一，蔣介石發動內戰違背了人民的願望。過去八年，大家團結抗戰。抗戰勝利后理應和平建國，讓人民安居樂業。然而，蔣介石卻發動大規模內戰，這完全違背人民的願望，廣大人民群眾是堅決反對的。其二，這是蔣對付雜牌軍的一貫手法。蔣介石讓你們三個軍打頭陣，進攻華北解放區，打通平漢路，實際是讓你們試探一下。試探嘛，無非兩個結果，一個成功，一個失敗。你搞成了，蔣介石得好處；失敗了嘛，被八路軍消滅的是你們雜牌軍，蔣介石無損毫毛，樂享其成。其三，華北根據地是中國共產黨、八路軍在抗戰八年中建立起來的，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八路軍在對日作戰中尚能生存發展，建立並擴大根據地，這就說明他有力量；如今打敗敢於來犯之敵也是易如反掌，前不久的上黨戰役就是明證。當前，你們前進的陣地正在滏陽河河套的多沙地帶，無險可守，平漢路兩側都是我們的軍隊和廣大民兵，你想通過平漢線到平津，肯定是難於上青天。

這一夜，靖任秋同高樹勛翻來覆去地講道理，替他分析形勢，請他慎重考慮。靖任秋的兒子靖叔平回憶：文革前夕，社會上批判電影“逆風千里”，我問父親如何做國民黨軍隊的起義說服工作，父親吐了四個字：“曉以利害”。

這時，新八軍全線都與八路軍有了接觸，均吃了虧。中碼頭的國民黨軍已經撤退，再沒有猶豫的時間與餘地。高樹勛在屋裡徘徊了一夜，最終打消顧慮，下決心起義。

緊接著，雙方就起義后的具體問題進行了磋商。28日晨，李達和高樹勛告別後，返回指揮部。靖任秋仍留在高部，繼續協商具體工作。

1945年10月30日，國民黨第11戰區副司令長官高樹勛率所屬新八軍和一個縱隊通電起義。此時，北進的國民黨軍已成驚弓之鳥，準備突圍逃跑。劉、鄧隨即指揮各部，對國民黨軍多路兜截，四面圍攻。經過激戰，三十軍和四十軍大部被殲，並俘獲第11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40軍軍長馬法五等高級軍官。11月2日，平漢戰役勝利結束。

為了擴大對高樹勛起義的宣傳，中共中央於1945年11月12日專門下發了《關於擴大高樹勛起義宣傳的指示》，號召開展“高樹勛運動”，在不少國民黨將領中產生了連鎖反應。

策動廖運周一一○師起義

廖運周原在齊魯大學學醫，北伐時期，投筆從戎，當了黃埔炮兵的學生。1927年，北伐軍佔領武漢，在武漢成立中央政治軍事學校武漢分校。靖任秋任政治部黨務股長兼特別黨部主任委員。廖運周是他的工作對象，經常在一起活動。1927年3月，經靖任秋介紹，廖加入中國共產黨。1933年，廖運周與中共失去了聯繫，也失去了組織關係。也是在這一年，他升任國民黨少將旅長、副師長，1942年成為了一一○師的師長。

靖任秋將此情況向鄧小平彙報，鄧指示要加緊做廖運周的工作。

靖任秋遂派徐仁著手執行。靖任秋親自給廖運周寫了信，談了過去的關係，講了當前形勢，希望他當機立斷。徐仁扮作販煙草的商人，通過秘密關係到安陽見到廖運周。廖當時還兼著安陽城防司令，看見靖任秋的信，異常激動。他表示堅決不打內戰，同意起義，條件只有一個，恢復他的黨籍。徐仁回邊區彙報，廖派他本家弟弟廖宜民隨行，同時帶來一份國民黨軍機密情報《1946年全軍軍事工作總結與1947年軍事工作計劃》。

薄一波代表邊區黨委，批准了廖運周恢復黨籍的要求。徐仁又帶了其他4位同志（有專搞電台的）一塊兒再回廖師。這時，靖任秋奉調到民主建國軍（即改編后的新八軍）工作，徐仁還繼續在廖處。這一時期，廖運周曾多次請示，要求率部起義。鄧小平的最終答覆是：積極準備，耐心等待，在最有利的時機發揮最大的作用。

1948年11月25日清晨，中野各縱隊經過連夜的戰鬥，已經將黃維十二兵團的十幾萬人馬合圍在了位於宿縣西南、東西不到10公里、南北約5公里的狹小地區內。不甘心失敗的黃維決定集中4個師齊頭並進，向雙堆集東南方向突圍。但是令黃維做夢也沒有想到的是，就在這個關鍵時刻，廖運周一一○師以“突圍”為名，舉行了戰地起義，使得黃維兵團全線崩潰，被我全殲。

在淮海戰役中，廖運周率部起義的意義無法估量，這次起義不僅讓十二兵團的突圍計劃告吹，更重要的是這樣的失敗方式，讓黃維兵團的將士們在心理上遭受了沉重打擊，喪失了抵抗的意志。

以後，廖運周又策動了他的堂兄廖運澤在戰場率部起義。

靖任秋與回憶錄《縱橫龍潭虎穴間》

靖任秋從1931年起，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他長期潛伏在國民黨軍隊中，縱橫龍潭虎穴長達10多年，始終處於國民黨特務搜捕、監視、圈套之中，明謀暗算，無間無常，鬥智斗勇，屢歷險境。不僅如此，他還能在如此險惡的環境中，作出一番事業，立下豐功偉績。

然而，在很長的時期內，幾乎沒有人知道這位中共隱蔽戰線上的傳奇人物。後來，一部靖任秋回憶錄——《縱橫龍潭虎穴間》，才將這位塵封了數十載的虎膽英雄呈現在世人面前。

靖任秋曾長期潛伏在國民黨軍隊中做秘密工作，因此，解放后不可避免地受到審查，前後兩次，共計16年之久（1955年到1962年，1967年到1976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審查，在極左思潮的驅動下，專案組必欲揪出一個“大叛徒，大特務”而後快。

第一次審查，歷經數年沒有結果，後來，還是在周恩來的過問下才得以解決。

靖任秋從事兵運工作的10多年歷史是審查的重點。專案組對所有可能引起懷疑的人與事都窮追不捨，就連一些細枝末節也要求靖任秋反覆“交代”，力圖從中找出問題和矛盾。這就迫使靖任秋不得不反覆回憶，竭力從記憶的深處搜尋點點滴滴，然後把它記錄下來，因而，留下了10餘萬字的“交代材料”。

在被審查期間，靖任秋手頭沒有可供參考的資料，完全是靠回憶。人的記憶出現一些誤差簡直是不可避免的，特別是歷史事件的日期和有關人名、地名、數字等，更是容易混淆。值得慶幸的是，1959年，靖任秋對第一次審干時的“交代材料”做過三次認真的修訂與考證。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專案組解散，靖任秋重新獲得自由，在隔離審查期間寫的近千頁的“交代材料”也歸還給了他；除此之外，靖任秋還得到了經過修訂的第一次審干時寫的“交代材料”。

靖任秋重新走上領導崗位后，利用工作之餘，陸續在上海文史資料選輯上發表過5篇回憶文章（陳霞飛、陸詒整理2篇），此外，陳霞飛還根據他的回憶錄音整理了《兵運紀實》，刊登在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92輯上。

後來，這些資料轉到其子靖叔平手裡。靖叔平決定將其整理、編輯成一本回憶錄。

2009年，這本凝聚兩代人心血的回憶錄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書名為：《縱橫龍潭虎穴間——靖任秋回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