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屯的

《柳屯的》講述了一個囂張的姘婦的故事。《柳屯的》的敘述者是以鄰居的身份來說話的。小說通過“我”三次返鄉的所見所聞對其進行描摹，時間跨度共為五年。

老舍在這個反人倫的故事外殼下面，寄寓著比講述一個悍婦的傳奇更多的追求。舊小說<醒世姻緣>描寫了一些封建社會中乖於倫常的悍妾惡妻的故事，在清末民初的坊間頗有影響。老舍自小喜愛聽評書，後來也讀過這部舊小說，《柳屯的》創作或多或少受到這部舊小說的影響和啟發。

《柳屯的》作者對社會生活的認識遠遠地高出《醒世姻緣》的作者，他們畢竟不是一個時代的人，不可避免地各各帶著其時代思潮的烙印。

20世紀初的中國北方農村，隨著西方資本主義文化觀念的侵入，封建的倫理道德觀念開始崩潰，利己主義無限地膨脹，綱頹紀壞、人慾橫流，衝擊了封建制度賴以生存的家族制度和規矩法度；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又缺乏抑制這種惡劣傾向的道德和法制力量，社會充滿邪惡，腐敗到了極點。正如魯迅先生沉痛地指出的那樣：“卑懦儉嗇，退讓畏葸，無古民之樸野，有末世之澆漓。”

老舍（1899.2.3－1966.8.24），現代作家，原名舒慶春，字舍予，滿族正紅旗人，北京人，父親是一名滿族的護軍，陣亡在八國聯軍攻打北京城的時候。老舍是他在小說<老張的哲學>中使用的筆名。他的筆名還有絜青、絜予、非我、鴻來等。中國現代小說家、戲劇家、著名作家，曾任小學校長、中學教員、大學教授。

老舍有文學語言大師的稱號。其中包括三百多萬字的小說，四十二部戲劇，約三百首舊體詩等。他的作品多為悲劇，作品的語言以北京方言為主，風格幽默。他的代表作是小說<駱駝祥子>和話劇<茶館>，這兩部作品現已列入中國初高中語文必讀書目，和大學中文專業必讀書目。《茶館》也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高中華文文學必修的作品。舒乙等人認為老舍的作品中反映了他對滿族的隱含的、深沉的、難以言語的真摯的感情。

這篇小說以北方鄉村生活為場景，老舍的小說創作很少取材於農村，這也許是唯一的一篇。作品仍是以“第一人稱”的形式講述故事，老舍在短篇小說創作的起步階段經常採用這種手法，如《黑白李》、《大悲寺外》等。在這篇小說中，“我”是主人公夏廉的小說同學，成年後在外地謀職，通過幾度回故鄉探親時的所見所聞，敷寫夏家若干年間的變遷，具有時空跳躍、情節斷續和傳奇色彩等藝術特點。

小說述說的是一個舊式家庭“敗家”的故事：夏家原有三百來畝土地，父子二人慳吝成性，不算精明但也不愚笨，卻被一個相貌醜陋的名叫“柳屯的”的婦人玩弄於股掌之上，短短五年內偌大的家業竟敗落得“連一塊土坯也落不下”。“我”因此評議道：“他們的失敗實在太難堪了，太奇怪了！”所謂“難堪”，指的是夏家有悖於傳統倫理，為爭奪家產，父子、夫妻、父女反目成仇；所謂“奇怪”，指的是一個沒有名份的外姓女子竟利用各種手段（包括“宗教”）反客為主，使夏家骨肉相殘而坐收漁利。

由於這篇小說的情節中涉及到“宗教”，可以窺見老舍彼時的宗教觀念，因而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視；更由於作品中有對“柳屯的”藉助“宗教”控制鄉民的漫畫式描寫。於是，研究者們往往視之為作家其時的宗教觀念發生了重大變化，更有甚者將其作為作家背離基督教信仰的文本資料。如王曉琴在《老舍新論》中這樣寫道：“1930年老舍回國后，對宗教的批判更為尖銳。他筆下出現的教徒，不是貪得無饜的洋牧師，就是仗勢欺人的假洋鬼子。如短篇小說《柳屯的》中，女主角‘柳屯的’就是吃洋教的女惡霸。她靠教會勢力，橫行鄉里。最可笑的是，她每天在場院向鄉民佈道，禱告的竟是，願公公‘一個跟頭摔死’，叫丈夫的元配妻子‘一口氣上不來，堵死……。’這無疑是對宗教的莫大諷刺。”

然而，這個判斷缺乏充足的論據。老舍30年代初返國后，經朋友介紹與胡絜青相識，定情之際曾主動寫信聲明：“我是基督徒，滿族……”胡女士回信說：“沒關係，信教自由。”從這則趣事來看，不能斷言老舍此時的宗教信仰有任何變化；況且，他在同期及其後創作的小說<大悲寺外>（1933年7月）中還描寫了具有基督寬恕精神的黃學監，在《黑白李》（1934年1月）中還讚揚了具有基督犧牲精神的黑李，在《一塊豬肝》（1938年）中還表彰了基督教青年會。據此分析，老舍在創作《柳屯的》（1934年5月）時沒有批評宗教的主觀思想基礎；更何況，細讀作品文本，“柳屯的”也算不上什麼“吃洋教的女惡霸”，她哪裡懂得宗教，充其量是個“會道門”邪教的混混而已。

先考察夏家父子與宗教的關係，作品起首便對夏家父子各自的秉性行為進行了一番描述，為情節的發展進行鋪墊。從這些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夏家父子雖然皈依了基督教，卻無向善之心，其行為有悖於教義。他們之所以願意當“教友”，不是出於靈魂救贖和博愛的需要，而是把它當作護身符：占別人的便宜而不被別人佔便宜。作品這樣表述信教對夏家父子的好處：

“要說為村裡的公益事兒拿個塊兒八毛的，夏家父子的錢袋好象天衣似的，沒有縫兒。‘我們信教，不開發這個。’信教的利益，在這裡等著你呢。村裡的人沒有敢公然說他們父子刻薄的，可也沒有人捧場誇獎他們厚道。他們若不跳出圈去欺侮人，人們也就不敢無故地招惹他們，彼此敬而遠之。”

老舍沒有把夏家父子描寫成依仗教會無所不為的惡棍，只是把他們定義為極端的利己主義者，一種另類的“吃教者”。宗教對於他們而言，除了守護錢袋之外，並不具有別的意義。作家對夏廉所謂的“宗教信仰”也進行了辛辣的諷刺：

“拿他那點宗教說，大概除了他願意偶爾有個洋牧師到家裡坐一坐，和洋牧師喜歡教會裡有幾家基本教友，別無作用。他當義和拳或教友恐怕沒有多少分別。神有一位還是有十位，對於他，完全沒關係。牧師講道他便聽著，聽完博愛他並不少佔便宜。可是他願作教友。他沒有朋友，所以要有個地方去－－教會正是個好地方。”

作家對他的譏刺十分犀利：“他當義和拳或教友恐怕沒有多少分別”，“神有一位還是有十位，對於他，完全沒關係”。夏家父子昩於宗教而利用宗教的態度，引起了老舍——這位虔誠的基督徒——的正義的憤怒2。在他看來，夏家父子的行為辱沒了“教友”這個稱號。他對夏家父子的諷刺，當然不能理解為對宗教的諷刺，正如基督徒但丁把不守教規的教皇放逐到地獄里，其目的不是為了反對宗教，而是為了維護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