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賴特

詹姆斯·賴特(1927-1980)：生於俄亥俄州馬丁斯渡口，早年就讀於肯庸學院，曾師從大詩人羅伯特·弗羅斯特，后與羅伯特·勃萊一起創建“深度意象”詩歌流派。成為美國戰後反學院派詩歌的主要陣地。他的詩集《樹枝不會折斷》是20世紀60年代最有影響的詩集之一，詩歌中新穎的實驗品質讓評論界迷惑又震驚，他的《詩歌集》於1972年獲得普利策詩歌獎。

賴特以抒情短章聞名於世，他熱愛自然，自認為受中國詩人王維的影響較深。

他終身在大學任教，1980年去世。賴特以其沉思型的抒情短詩而著名於世，他熱愛大自然，善於捕捉大自然景色中最有意義的細節，並將其田園式的新超現實主義建立在強有力的意象和簡潔的口語之上，在總體上賦予自然景色以深層意識的暗示，試圖喚起超脫現實返回大自然的慾望，從大自然中找到安寧。雖然他去世較早，但他留下的詩作卻足以使他在二十世紀美國後現代詩歌中佔有一席之地。

詹姆斯·阿靈頓·賴特（James Arlington Wright）出生於俄亥俄州的馬丁渡口，一個產鋼的小城鎮。他的父親在一家玻璃廠工作了50年，他的母親從14歲起，便輟學在一家洗衣店工作。他們都只上到八年級。

高中時的賴特因精神失常於1943年休學一年，因此，到1946年才畢業。畢業后他進了部隊，在美軍佔領日本期間，被安置在日本。退役后，他受“政府代付退役軍人學費法案”（G.I. Bill）之惠，在凱尼恩大學讀書，師從著名詩人約翰·克羅·蘭色姆（John Crowe Ransom）。1952年，他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並被納入“美國大學優等生之榮譽學會”（ΦBK學會，即Phi Beta Kappa，在美國，只有成績非常優異的學生，才有幸加入此團體）。

他與同鄉麗波蒂·卡杜斯（Liberty Kardules）結婚。之後，他們夫婦旅居奧地利，因為賴特取得了富布賴特獎學金，在維也納大學研究特奧多·施托姆（Theodor Storm）和格奧爾格·特拉克爾（Georg Trakl）。1954年，他到華盛頓大學學習，並在此獲得了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在此期間，他研究的是西奧多·羅特克（Theodore Roethke）和斯坦利·庫尼茲（Stanley Kunitz）。

也就是在1954年，當他還是一個碩士研究生的時候，W.H.奧登將他的手稿列入“耶魯青年詩人叢書”出版計劃。1957年，《綠色長城》（The Green Wall，就是這本詩集被列入“耶魯青年詩人叢書”）出版，同年，他成了明尼蘇達大學的一名教員，愛倫·泰特（Allen Tate）和約翰·貝里曼（John Berryman）是他的同事。

他憑藉一篇關於查爾斯·狄更斯的論文獲得華盛頓大學的博士學位。同年，他的第二本詩集由韋斯利大學出版社（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出版，這家出版社常常邀請著名詩人擔當編輯顧問。這一時期，賴特常向《塞沃尼評論》（Sewannee Review）這樣的大型刊物投評論稿。而且，事實上，從《紐約客》（New Yorker）到《新奧爾良詩歌評論》（New Orleans Poetry Review），賴特在每個重要的雜誌上都發表過文章。然而，明尼蘇達大學認為他沒有資格成為終身教授。於是，賴特便辭職去了附近的麥卡利斯特學院（Macalester College）。1966年，他又去了紐約市立大學亨特學院。

賴特與卡杜斯結婚後，於1953年生下大兒子弗朗茲，1958年生下第二個兒子馬歇爾。這段婚姻帶來了無盡的煩惱，1959年，兩人分居，1962年，他們正式離婚。在異常困難的幾年裡，詹姆斯·賴特同羅伯特·布萊（Robert Bly）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布萊曾就讀於哈佛大學，並於衣阿華大學的“作家工作室”（The University of Iowa Writers Workshop）獲得藝術碩士學位。他一直在為尋找自己的聲音而奮鬥。布萊喜歡的詩歌是這樣的：它能讓人聯想到大量有待釋放的能量。他同賴特一起研究歐洲和拉丁美洲的詩人，比如格奧爾格·特拉克爾（Georg Trakl）、巴列霍（César Vallejo）等，他們都是致力於延伸詩歌語言邊界的詩人。

賴特擁有一種任意重塑其寫作風格的能力，他可以輕而易舉地從一個階段跨越到另一個階段。他早期的作品遵循傳統的韻律和詩節的規律，而他後來的作品，則呈現出一種更加開放、更加隨意的形式，比如《樹枝不會折斷》（The Branch Will Not Break，1963年）。

賴特的第三本書，曾被韋斯利大學出版社擬以《石頭的愉悅》(Amenities of Stone)之名出版，後來完全被賴特改造了——改造后的作品，就是《樹枝不會折斷》，它是20世紀60年代最有影響的詩集之一，它與W.S.默溫（Merwin）、西爾維亞·普拉斯（Sylvia Plath）以及蓋威·金內爾（Galway Kinnell）的著作一起，宣示著當代詩歌正在向著一個新的方向進展。它們遠離語言上的形式主義，朝著一種帶有實驗性質的自由詩轉變，這些詩歌如此新穎，以至於評論界很難找到一個合適的詞語來形容它們，最後，他們冠之以一個比較老套的文學術語——“超現實主義”。

40歲的賴特與伊迪絲·安·克朗科（Edith Anne Crunk，賴特後期詩作中多次提到的安妮——Annie）結為夫婦。這一年，他出版了《我們將在河邊相聚》（Shall We Gather at the River），這部集子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一首長詩，或者是關於一首長詩的筆記。有人認為它代表著賴特的最高成就。賴特1972年在同彼得·斯蒂特（Peter Stitt）的談話中說，在這本書中，“我嘗試著從死亡走向復活，再走向死亡，最終向死亡挑戰”。同時，這些詩（其中有多首籠罩著西弗吉尼亞和俄亥俄小工業小鎮的蒼涼）具有著強烈的個人色彩：“我嘗試著寫我深愛的一位逝去已久的姑娘，我試著在這本書中同她一起歌唱。不是復活她；你無法復活任何人，至少我不能。但是我想，也許我能讓那盤桓於心的情感得以平靜。”

從20世紀60年代所有的實驗詩人身上，我們都能得出一個必然的結論：政治和社會問題構成了他們詩歌的一部分。幼時目睹的貧窮和苦難，深深地影響了賴特的寫作，他常用自己的詩歌來表達他對政治和社會問題的憂慮。在寫作中，他以托馬斯·哈代和羅伯特·福斯特為楷模，因為他非常欣賞這兩位詩人作品中深刻的人性主題與豐富的情感。賴特早期著作——《綠色長城》以及《聖猶大》（Saint Judas，1959 年），主要是描寫那些失去愛的男女，以及那些因貧窮或性取向而被社會邊緣化了的人們。這些無家可歸的窮人、被剝奪了公民權的印第安人、同性戀者、非裔美國人，迫使賴特衝出他在以往詩歌中形成的自我的聲調，創作出一種由不連貫的懺悔、帶有抒情色彩的感悟、支離破碎的洞察以及帶有諷刺意味的旁白粗暴地交織在一起的混合物。在賴特的詩歌中，這些被遺忘的人們邀請讀者進入他們的世界，體驗他們那種被隔離的痛苦。

詹姆斯·賴特被選為“美國詩歌學會”（The Academy of American Poets）會員，第二年，他的《詩歌集》獲得了“普利策詩歌獎”（The Pulitzer Prize）。他還曾獲得過洛克菲勒基金的資助。

他獲得的獎項和榮譽越來越多，然而他依然用一種刻意的“弱勢”態度去寫他那“充滿懺悔的”詩歌——早在20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他就曾憑藉“充滿懺悔的”詩歌引起極大的重視——他突破了過去那種單純的個人經驗，在詩歌中提出有關社會正義的問題。賴特於1973年出版的詩集《兩位公民》（Two Citizens）會讓人馬上聯想到他和安妮，但是“公民”一詞卻體現著他想要擴及他人的責任感和人格尊嚴。

即便是在晚期的散文詩（被收入《義大利的夏日時光》，Moments of an Italian Summer）和帶有濃郁抒情色彩的最後一部詩集《旅行》（This Journey ，1980）中，他仍在堅持寫那種可以讓他隨時走出去同主人公乃至潛在讀者直接對話的作品。

賴特長期患有的咽喉痛被診斷為舌癌，1980年3月25日，賴特在紐約市病逝，此時，他剛剛完成《旅行》（This Journey）的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