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德華·摩根·福斯特

1879年1月1日，福斯特生於英國倫敦。1897年，福斯特入學劍橋大學，加入了門徒社（The Apostle），結識了後來成為經濟學家的約翰·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學者列頓·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等人。門徒社成員推崇哲學家托馬斯·莫爾（Thomas Moore）的關於擯棄舊體制、創立新倫理的思想。福斯特的關於個性自由的人文理念開始形成。在此期間，他愛上了同班同學H. O. Meredith，Meredith後來成為小說《莫利斯》（Maurice，又譯《墨利斯的情人》）的主人公之一克萊夫的原形。

福斯特大學畢業後去義大利和希臘旅行，陶醉於那裡的異族文化，更加深了他對英國僵硬的社會秩序的不滿。1905年，他發表了第一部小說《天使不敢駐足的地方》（Where Angels Fear to Tread），描寫一位英國貴婦與一位義大利平民結合后兩家對此的不同感受。

1907年，福斯特發表了《最漫長的旅程》（The Longest Journey），描寫一位世家子弟與一位出身卑微的鄉村青年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並在後者的幫助下掙脫了毫無感情維繫的婚姻，最後為拯救鄉村青年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1908年，福斯特發表了《看得見風景的房間》（A Room with A View，又譯《窗外有藍天》），描寫一位英國貴族少女在義大利與一位年輕男子邂逅相遇，社會習俗的約束使她不敢表達自己的感情，但最後終於衝破樊籬，掙脫包辦婚姻，走向自由。

1910年，發表《霍華德莊園》（Howards End，又譯《此情可問天》）。該小說描寫來自不同社會層次的三個家庭之間的關係與糾葛，表現了英國當時的階級鬥爭狀況。

1913年，福斯特訪問了英國詩人兼同性戀運動先鋒愛德華·卡賓特的住舍。之後馬上動筆寫《莫利斯》。小說大體上為三個人物，並以其中兩個人的團圓告終。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福斯特加入了國際紅十字會並趕往埃及。1917年他在亞歷山大港認識了英俊的電車司機默罕默德·艾爾·阿多。他們之間的戀情持續了兩年，福斯特稱這場充足的愛情經歷使他真正成為“一位成熟的人”。1919年，阿多結婚後，福斯特離開了亞歷山大港回英國，但兩人仍保持書信來往。三年後阿多得肺結核去世前，福斯特從印度回國的途中探望了他。阿多的去世對福斯特的打擊很大。

1921年，福斯特第二次去印度，擔任德瓦省君王的私人秘書。當後者得知福斯特的性傾向時，還對他提供了特別照顧。這次旅行使福斯特再次目睹了英國殖民統治醜惡。這種反感促使他寫出了《印度之行》，於1924年發表。

20世紀三十年代後福斯特的注意力逐漸轉向了政治和社會問題，尤其對民權和自由特別關心。1928年官方禁止發行雷德克利夫·霍爾（Radclyffe Hall）的女同性戀小說《孤獨之井》（The Well of Loneliness）時，福斯特與女同性戀作家弗吉尼亞·沃爾夫（VirginiaWolf）帶頭對此表示強烈的抗議，並在法庭上為霍爾聲言。針對納粹在歐洲大陸的猖獗，福斯特出任了全國公民自由委員會的首任主席，呼籲大眾不要盲目跟從張伯倫政府的綏靖政策，要用清醒的頭腦對待法西斯的擴張，不要輕信希特勒的諾言，不能為自身的和平而冷眼旁觀其他民族受欺凌。

1938年，《慕尼黑協定》簽訂后，大不列顛舉國陶醉於和平的幻覺中，這時福斯特寫下了《我的信念》（What I Believe），喊出了“如果我要在背叛國家與背叛朋友兩者之間作一抉擇的話，我希望自己有膽量背叛這樣的國家”，充分表現了知識分子的良知與膽識。二戰爆發后，福斯特在英國廣播公司電台（BBC）上堅定地宣傳人道與正義，對法西斯和獨裁進行了激烈的抨擊，並提醒人們要以防英國自身也可能成為獨裁的政權。福斯特這時期的言論後來收錄於《為民主的兩個乾杯》（Two Cheers for Democracy）中。

1930年，福斯特結識了二十八歲的警察羅伯特·巴金漢，兩人的情誼維持了四十年之久。羅伯特結婚後，他的妻子逐漸接納了福斯特為家庭的一員。羅伯特的子女後來也把福斯特當爺爺看待。羅伯特的兒子和孫子都取名為摩根，他的家也成為福斯特朋友們聚會的場所。1970年7月7日，福斯特在羅伯特的家中去世。

福斯特出身於倫敦的一位建築師家庭，父親早亡。少年時就讀肯特郡唐布利奇學校的不盡愉快的經歷促成了他對英國中上層社會的反感。

為了紀念福斯特，在美國文藝學院設立有愛·摩·福斯特獎（E.M .Forster Awaxd）。

“就美學思想而言，福斯特與喬伊斯、沃爾夫有著濃厚的血緣關係”。 （小說評論家布萊德伯雷評）

福斯特“把小說當作必須從生活中吸取養料的寄生物，它只能惟妙惟肖地描摹生活以示報答，否則，小說就會滅亡”。 （英國作家弗吉尼亞·沃爾夫評）

福斯特的小說“從根本上反映了現代文明的一個兩難處境：物質生產與精神創造的疏離乃至衝突，資產階級與知識分子的分離乃至矛盾”。 （學者阮煒評）

“福斯特有深刻而永恆的洞察力，他從不害怕大問題也不屑於用虛偽的言辭來掩飾自己的疑點或弱點，從而保護自己和順應時代潮流。” （文學批評家阿諾德·凱特評）

“對我來說，福斯特是唯一的一個可以反覆閱讀的現存作家。每一次閱讀時，他都能給我一種‘學到’東西的感覺。很少有作家給我們這樣的感覺。” （美國文學批評家萊昂內爾·特里林評）

福斯特的作品中蘊涵著福斯特對英國人“發育不良的心”這一主題的診斷。

按照福斯特自己的診斷，英國人“發育不良的心”體現為人與人之間的隔膜，應該說，當福斯特低下頭來為工業時代的英國人下診斷時目光犀利，他觀察到了病兆，而當他抬起頭來給他的同胞病人指點迷津時，開出的藥方卻始終不能對症：只要將其他文化當作他者，當作可資外用而非內服的仙丹，同宗的義大利文化，古老的鄉村文化以及久遠的印度文化就都不能力挽英國現代文化於既倒。他尋找的方向也總是遊離於歷史和現實之外，診斷與藥方之間的不配套也就不可避免。事實上，他者文化並不能讓具有雙重文化身份和意識的福斯特真正遊離於異質文化之間，以一個“安全地生活在文化交接邊緣者”的身份，去面對英國中產階級內心的“恐慌和空虛”，他只能以資產階級自由一人文主義觀點看待世界的普遍疏離，文化身份本身的內在矛盾迫使他不惜違反生活邏輯和文化邏輯，將“聯結”強行變成他主觀願望的圖解，其作品的內在斷裂也就難以消解。

作為“旅行階級”的代表，福斯特是以英國文化為參照點和出發點，帶著某種俯視的目光打量其所造訪的國家和人民的，英國中心主義的烙印隨著他作為英國人的想像視野的延伸而擴展，同時還伴隨著他對大英帝國前途和命運的焦慮而蔓延。

福斯特並不反對從古代希臘羅馬以來，幾千年根植於歐洲文化核心的人文主義精神。他從中產階級文化精英的立場出發，希望改造人文傳統，使之具有高雅趣味，能夠表達中產階級文化精英的精神需求和情趣，反映他們的聲音。福斯特極具表現力和洞察力地在藝術作品中再現了英國中產階級的生活情況。他所關注的不是國家或政治、經濟，而是人與人之間的友誼、人的價值、人性的完美以及不同文化之間的溝通。換言之，他感興趣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透過這些關係所折射出來的衝突、隔閡、背離和分歧”。福斯特呼籲人們摒棄對英國道德觀念和社會傳統習俗的盲從，排除個人、性別、階級和種族的偏見與隔閡，尋找人類的共同之處。

福斯特倡導的是在多元文化共存的世界里，不分民族、宗教、等級、信仰的無限包容的愛。他在發出“連接”的呼籲的同時，時時意識到了連接的艱巨性。在《印度之行》東西方文化連接出現的尷尬與失敗，使福斯特對融合的現實性產生了懷疑和困惑。這些懷疑和困惑也體現在小說創作中，例如《霍華德別業》中瑪格麗特和亨利的婚姻沒有可信度，瑪格麗特選擇亨利作為其“連接”對象，乃是出於小說情節的需要，小說敘事的重心原本在於表現深刻的隔閡；再如《印度之行》中殖民統治下人物的精神狀態具有鮮明的性格特點，“阿齊茲，他對待印度人的態度中夾雜著屈辱中的殷勤、仇恨中的無奈、麻醉中的覺醒幾種狀態；菲爾丁乃是福斯特連接願望的延續，理想的化身”。所以，在小說文本中，常常令讀者感到福斯特的理想主義情結和明知連接的不可行而行之的矛盾、糾結。

作為英國著名的批評家和理論家的福斯特在西方文學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其中不可避免地受到當時特殊的社會文化條件影響。福斯特獨特的生活經歷和隱性同性戀傾向，以及三度印度之行后對東西方對立背景的深刻感受，使他懷著人世間的美好願望，建構起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不同階級“聯結”起來的“烏托邦”夢想。

福斯特的小說以其主題複雜隱晦令人困惑著稱。縱觀福斯特的小說，可以發現它們的主題並不是明確單一的，甚至可以說混雜構成了它的特色，因此在閱讀過程中能夠不斷給讀者提供新的閱讀視野的刺激，同時也帶給他們更多對於作品內容和意義的困惑。“關於阿德拉在山洞中的經歷，作者就變得不再是無所不能，無所不知的，而是跟讀者一樣蒙在鼓裡……預言的神秘不是讓人們去揭開，而是讓人們去驚嘆。這種敘事方法給讀者留下了極大的想象空間，也很有效地體現了作品的多層次主題。”互文性理論，恰好與他的這種創作宗旨不謀而合，通過挖掘他小說當中的互文性，為其研究開拓了一條新出路。在這條道路上，對他的小說進行深入挖掘，可得出那看似雜亂的主題其實蘊含著同一個意義，那就是對處於英國愛德華時期的知識分子精神窘境的回應，試圖找出一條倫理道德的新標準和探索通到極善境界的途徑。

福斯特在創作小說時，繼承了簡·奧斯丁、狄更斯等9世紀現實主義作家的社會道德主題。他的小說都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有很強的社會責任感。福斯特通過《印度之行》對英國的殖民主義統治進行了無情地揭露，對“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大力抨擊。通過《看得見風景的房間》抨擊了以財產為祛碼的婚姻，讚揚了從人性、男女相悅的角度選擇伴侶的愛情。在《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中，福斯特通過對比英國和義大利的文化，批判了保守、閉塞、自私的英國文化，讚美了開放熱情的義大利文化。讀福斯特的小說，可以感覺到作者對人的深切關注。貫穿福斯特全部作品的一個重要主題，就是暴露英國中產階級陳腐、虛偽的道德觀念和社會準則，暴露禁錮人的思想和心靈的社會習俗與傳統偏見。

對比

在福斯特的小說中，可以看見英國傳統創作中常用的對比手法。福斯特善於通過人物之間、場景之間的對比來鮮明地表達自己的觀點。例如《看得見風景的房間》中，福斯特巧妙地通過場景的安排，將義大利與英國進行對比，表現兩種文化之間的差異與衝突：也充分利用了人物，即喬治和塞西爾之間的對比來表現兩種文化、兩種觀念之間的衝突。塞西爾是一個拒不承認并力圖掩飾內心自然而神聖的感情的人，感情上幼稚而欠成熟的人，是福斯特作品中所貶斥的人物。與他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直率粗獷、熱情奔放的喬治。他像他父親一樣，從不隱藏自己的觀點和感情。

諷刺

諷刺手法是英國文學的偉大傳統。福斯特並沒有拋棄這一傳統，讀者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這種手法的運用。例如在《看得見風景的房間》中，當描寫到塞西爾正要親吻露西的時候，福斯特這樣寫道：“在這一十分美妙的時刻，他只感到一切都很荒謬可笑。她的回答令人不夠滿意。她只是有條不紊地朝上揭開她的面紗。一面向她迎上去，一面心裡卻希望能後撤。當他接觸她的面頰時，他的金絲邊眼鏡從鼻樑上滑了下來，給緊壓在兩人之間。”本來浪漫的場景卻變成了一幕鬧劇。

象徵

福斯特在其作品中大量的使用了象徵主義，並達到了得心應手、爐火純青的地步。福斯特的六部長篇小說中，有四部小說的題目具有明顯的象徵意義。例如《最漫長的旅程》這一書名取自雪萊的長詩《心之靈》中的詩句。“我從未屬於那個龐大的一族/它的教條是每個人應該選出/這世界的一個情人或一位相知/其餘所有的人雖然公平或明智/卻埋於無情的忘卻—儘管它屬/現代道德的準則，那條踏平的路/那些可憐的奴隸在上面步履瞞姍/在死人堆里緩緩走向他們的家園/顛沛在這世界寬廣的大路—走啊走/與一個傷感的朋友，抑或嫉妒的對頭，開始走上那最沉悶最漫長的旅程。”《印度之行》這一書名取自美國詩人惠特曼的同名詩歌。1902年蘇伊士運河開通，使得從英國到印度的時間大大縮短。惠特曼為此寫了《向印度航行》的詩。詩中寫道：“向印度航行啊！怎麼，靈魂，你沒有從一開始就看出上帝的目的！地球要有一個縱橫交錯的細網聯結起來，各個種族和鄰居要彼此通婚並在婚姥中繁殖，大洋要橫渡，是遠的變成近的，不同的國家要焊接在一起。”詩人讚美了人類科學技術的進步把不同國家連接在了一起。惠特曼的這首詩充滿了輕鬆浪漫、樂觀積極的情緒。而福斯特選用了“A Passage To India”來命名自己的小說則帶有了反諷的意味。

節奏

福斯特從音樂中借用了“節奏”這一術語，並成功的把它應用於小說創作中。

福斯特的主要小說都有著各不相同的複雜節奏，就像不同的樂曲有著各不相同的節奏一樣。例如《最漫長的旅程》中安瑟爾畫的圈中圈以及溪流，《看得見風景的房間》中的水意象，《印度之行》中的火原型、黃蜂意象，《霍華德莊園》中不斷出現的關鍵詞：“月亮”、“花朵”、“縫補”和“幽靈”等的反覆出現、重複和變化，使小說內部和諧連貫、富有節奏感和音樂美。

人物

福斯特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人的價值和完整性。他筆下的一些人物，像《看得見風景的房間》中女主人公露西、《霍華德莊園》中施萊格爾姐妹、《印度之行》中菲爾丁和阿德拉，這些人物都是福斯特價值觀的代言人，《看得見風景的房間》中露西摒棄了財產的籌碼，從人性、男女相悅的情感角度選擇了自己的意中人。她的選擇代表了中產階級對自由的嚮往。福斯特因此說：“自由是盡享人生的關鍵，而被觀念、人或物所束縛則是對人生的摧殘。”“福斯特還通過《印度之行》對英國的殖民主義統治無情揭露，對“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大力抨擊。《印度之行》的主人公阿德拉不滿英國官吏對待印度人民的粗暴態度，對殖民者朗尼進行質問，朗尼如此回答：“說這些毫無用處，我們現在就說到這兒，不要再說了。不管我們是神不是神，這個國家只能接受我們的裁決。殖民者的高傲、冷漠在此處躍然紙上。而通過這些描寫，福斯特排除種族偏見的人文思想也得到了完整、充分的展現他的小說都具完整的故事情節、豐滿的人物形象，並大量的運用對比、諷刺等英國文學傳統的藝術創作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