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彭祖

彭祖，姓籛，氏彭，名翦，也稱篯鏗，顓頊的，父親是吳回的長子陸終，母親是鬼方首領之妹女嬇，因擅長烹飪野雞湯，受帝堯的賞識，后受封於大彭，是為大彭氏國（今江蘇徐州），又稱彭鏗，傳說中是彭姓的祖先。自堯帝起，歷夏、商朝，商代時為守藏史，官拜賢大夫，周代時擔任柱下史；娶妻四十九，生子五十四。相傳他活了八百八十歲。（有一說謂其實際壽命當為 146歲，此說根據古時大彭氏國實行的“小花甲計歲法推斷，即60天為一年。欲舉行登天，上補仙宮，當用金丹。其次，養精神，服草藥，可以長生——[武夷彭祖]

幾千年前，武夷山開山始祖——彭祖在武夷山下繁衍生息，開創養生先河，被尊為中華養生鼻祖。《列仙傳》卷上“彭祖者，姓篯名鏗，殷大夫也。帝顓頊之孫，陸終氏之中子。歷夏至殷末，八百餘歲。常食桂芝，善導引行氣”。殷時“有采女問道於彭祖，少得道，知養性，年一百七十歲，視如十五”。”彭祖精於養生，因常食武夷靈芝，壽及八百仍然貌似童顏、不見衰老，史稱“遁跡養生，茹芝吸露”。

秦始皇、漢武帝尋成仙之術最終沒能如願，倒是只有閑逸在武夷山的彭祖壽高八百，這是否意味著武夷山是唯一一個成仙的秘密所在呢？無怪乎武夷山倍受歷代帝王的青睞，也說明了武夷山這片神奇的山水所蘊涵的無可替代的自然力。

彭祖在歷史上影響很大，孔子對他推崇備至；莊子、荀子、呂不韋等先秦思想家都有關於彭祖的言論。《莊子·刻意》曾把他作為導引養形之人的代表人物，《楚辭·天問》還說他善於食療。《史記》等史書也有關於他的記載；道家更把彭祖奉為先驅和奠基人之一，許多道家典籍保存著彭祖養生遺論。

武夷山因彭祖而得名，彭祖因靈芝得以長壽，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推崇為“世界自然與文化遺產”聖地的武夷山，從古至今處處閃耀著彭祖養生智慧，武夷山的青山、綠水、仙芝、靈茶，世世代代養育著武夷山人，孕育著武夷山養生文化生命之源。

歷史是人類生活及其產物的文化。文 化又是在特定的生存境遇中產生，它標誌著人與自然和人自身“順”與“逆”的雙重關係，具有本體和功能雙重屬性，是人類特有的生存方式和生命性狀。根據史料、傳說及近年來考古界的發現，有力地證實了彭祖曾在武夷山生活過，並且在武夷山所傳播和造就的中華文化十分豐富，具有突出的“天人合一”及熔“儒釋道醫”文化於一爐的顯著特色。西漢司馬遷《史記·楚世家》記述，彭祖原叫篯鏗，后因他被堯受封於大彭之後，才改稱彭鏗。約在商武丁四十三年（查我國“九五”科研最新成果“夏商周年表”，應為商後期公元前1208年）滅大彭之後，彭祖及其後裔是在逃亡的“逆境”中來到武夷山隱居開發的。據道光《武夷山志》說：彭祖“商賢大夫，即所謂老彭，隱居是山，善養生術，壽七百七十歲。子二，曰武，曰夷，同居於此。或曰：山因是得名。”筆者也看到，建甌市迪口鎮霞溪村彭氏家譜記載：“朱子注曰：孔聖曰：‘竊比於我老彭。’老彭商之賢大夫也。居武夷山，茹芝飲瀑，后仙去。幔亭峰下有彭祖舊廬故址，初曰云龍道院，又曰一水草廬。生子二：曰武曰夷，仙山以是名，載武夷志。”更令人鼓舞的是，近年來我國考古學界在武夷山及其周邊地區發現了舊石器時期的許多實物以及在湖南、湖北和河南境內原楚國轄地，相繼出土大批戰國時代最原始的歷史文獻竹簡，這給武夷山彭祖文化研究提供了更加有力的證據。其一、在武夷山脈下的三明市萬壽岩發現距今18萬年的舊石器時代遺址。這不僅是福建史前考古的首次重要發現和國內罕見的重要史前遺存，而且使兩岸考古學家有了共識：台灣長濱文化源自大陸。為閩台史前文化同根同源提供了新證據（《福建日報》2000年12日1日）。其二、在武夷山腹地黃泥山遺址採集到了石製品，屬礫石石器，年代約在三至五萬年。這標誌著武夷山舊石器時代考古實現了零的突破，把武夷山的歷史由原來三、四千年提前到三、五萬年，從而大大豐富了武夷山世界文化遺產的內涵（《福建日報》2001年3月16日）。其三、過去我國歷史都把黃帝活動與黃帝文化的範圍囿於北方，現在發現在5000年前黃帝曾經在浙江永康的石城山生活過，並以石城山為中心，足跡遍及浙江金華山、安徽黃山、江西廬山、廣東鼎湖山等地，在中國南方撒播了華夏文明的種子(《閩北日報》2002年2月20日)。其四、考古新發現的大批戰國竹簡中具有重要的考古參考價值的《彭祖》、《周易》、《孔子詩論》、《老子》、《樂記》等等簡本，為武夷山彭祖文化及其關聯文化研究提供了更為直接、更加有力的佐證（《福建日報》2002年3月12日）。史實表明，彭祖確有其人，並非神話中的虛構人物；彭祖確實在武夷山隱居過，並非某種功利的牽強附會；武夷山彭祖文化確系十分豐富，只是由於種種原因未能全面而深入地發掘搶救而已。那麼，武夷山彭祖文化內容應側重那些？主要包括：彭祖學說（含養生學、懾養術、服氣術、心醫術、房中術、烹飪術等）、姓氏、身世、功績、地位、遺跡以及它與黃帝文化、儒釋道醫文化、楚文化、閩越文化和客家文化的關係等一系列學術問題。

武夷山不僅是朱子理學（閩學）的發祥地，而且也是道教、佛教的名山名流；既是“天然植物園”，也是“動物的天堂”。在這裡，是自然與人文得到完美地結合。難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專家，在考察評估驗收后，讚嘆不已。現代生態理論認為，社會生產力就是人 類在認識自然、尊重自然和保護自然的前提下利用自然，以便人類與自然在高度和諧中相互轉換物質和能量，最終實現人類與整個自然生態系統和諧運作、可持續發展和價值最大化的能力或趨向。所謂生態經濟，是指一切經濟活動必須具有生態環保實質，既要安全、節能、低耗、無公害、不損害生態環境和人生健康，又要有更多更好的經濟效益，促進經濟發展，而不是“吃祖宗飯，斷子孫生路”。生態文明則是一種存在狀態，它將必定取代損害可持續發展的“工業文明”。顯然，這與幾千年前的中國道教“天人合一”的理念何其相似。

彭祖和老子（李耳）都以養生為追求目標，世人也多以“彭聃”並稱，且彭祖先於老子千餘年，因而彭祖之道為道家學派的形成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彭祖也被世人稱之為道家學派的先驅者和奠基人之一。古代武夷山道教宮觀星羅棋布，尤以萬年宮、天游觀、和陽道院為最盛。它山靈水異，是名副其實的洞天仙府，被道教典籍《洞天福地記》列為全國“第十六升真元化之洞”。早在西漢時，漢武帝慕名遣使來到武夷山尋求長生不老，求神拜仙，祭祀武夷君，並在彭祖舊廬故址幔亭峰左留下漢祀台，從此武夷山名山文化聲震天下。史料記載，彭祖在回答采女問時表白：“我不願做仙人，要做道人。學道，可以吃好的，穿好的，可以建家庭，可以做官，能抵抗邪氣侵襲，不為世俗所累。精通道術，可以長生不老。”由此可見，彭祖養生長壽的辦法就是學道，就是不使身體和心理諸方面受到傷害，關鍵在於“天人合一”。

佛教是舶來品。民國《崇安縣新志》記載，武夷山佛教興於唐朝和五代之時，那時共有寺廟54座，發展至宋、明、清達到近200座，呈幾何級數狀增長。武夷山建造寺廟最早者當屬唐朝“作邑彭氏三丈”，而最有氣派、香火最旺的，當數位於風景區中心山北的天心永樂禪寺。更有趣的是，在風景如畫、名勝古迹遍布的五夫鎮東南方山麓下，中間矗立著尊供繼承彭祖遺志、開發武夷山的彭遷公婆塑像的《彭氏宗祠》；左側緊緊靠著它的是彭氏所興建的大興寺，且宗祠與寺廟相鄰相通；右邊不遠處則有座風格別緻的宋代建築物，那裡就是聞名於世的一代名儒朱熹生活、求學、講學和著作的紫陽書院。這樣一來就形成了《彭氏宗祠》在中間，佛家、儒家靠兩邊的三點一線排列組合。是創業者精心設計呢，還是巧合？值得我們認真琢磨。

今人編釋的《養生十大名著精解》被稱之為“披露黃帝聖人養生之秘訣、精解儒釋道醫調攝之大法”。研究認為，在佛教教義中也確實存在著系統的善待生態環境思想和重視生物生存權的環境倫理。它包含了許多出色的環境倫理素養，其中尤以五戎（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最為突出。“不殺生”是五戒中的第一戒，相當於“十善”中的第一善“不殺”。意指要對一切生命的尊重而體現的大愛，包括制止人類相互之間的殘殺及對其他動物的傷害。我國佛教以“五戒”來對應儒家的“五常”（仁、義、禮、智、信）；把不殺、不盜、不淫相對於“仁、義、禮”；把“放生觀”看成與儒家傳統孝道文化相一致，從而在武夷山形成了一種保護野生動物的佛教文化影響。佛教“布施”，則是一種“甘心樂意的，犧牲自己的福樂，來成就別人的福樂”的善行。因而佛經總是積極鼓勵信徒身體力行地參加種樹造林，即布施之一的“福田”，並保護林中的一切。森林是生態環境的主體，武夷山有如此良好的生態環境，應當說與佛教的善行不無關係。

說彭祖是“老壽星”，是因為他活了八百歲。對此，古人是篤信不移的。但從現在認識來看，這是難以置信的。歷史學認為，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研究只能放在當時背景情況下來考察和考證。據現有史料有關彭祖壽命研究至少有如下幾點可供參考：其一、作為史料類別之一的民間傳說，並非憑空產生，它往往是反映老百姓對某人的敬仰和崇拜，甚至給予神化，這在古今中外都並不少見。彭祖為人善良，深得老百姓崇敬，再加“八百”是個吉祥整數，其中可能蘊藏著他的同代人和後代人的良好願望。因為他太善良了，人們唯恐他逝去，因為他賦於人們的東西太多太多，人們便報之以壽比南山的祝福。其二、按古曆法的《顓頊歷》一回歸年（相當於現一個季度）計算，彭祖800歲（或770歲）就相當於現200歲；另外以當時四川彭山江口等地所流傳的60花甲日（現為60天）為一年計算，那麼彭祖800歲，就相當於現139歲（見《世彭會訊》第二期第6頁）。既然彭祖是個養生大家，他比一般人壽命總會長些，況且如今百歲以上老人也並不罕見。其三、現今誰也說不清彭祖仙逝何時、身葬何處？但全國確實發現至少有彭祖墓四處：徐州古彭城內東北角一處、四川省彭山縣仙女山一處、浙江省臨安縣百江嶺下一處、福建武夷山幔亭峰下一處。這既令人費解，又似乎符合情理。因為商武丁年間滅大彭后，彭祖及其後裔定會帶著祖先遺骸西遷、南移（楚移民有此習俗），有可能分別埋葬多個地方。其四、清代嚴可均則提出自己的見解，說彭祖八百歲並不是一個人的壽命，而是彭祖之國的壽數，是彭祖姓氏國若干代首領壽命的總和。上述觀點雖有不同，但彭祖養生得法，是個“老壽星”卻是完全相同的。隨著考古科技發展和古墓發掘，我相信不久將來定會水落石出。

徠作為黃帝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彭祖養生之道，是我國原始社會後期醫療保健的學問。當時人們賴以生存的環境比較惡劣。他們既要盡量適應這種環境，又要努力改善這種環境。由於當時生產力極其低下，雖說適應與改善都十分重要，但在某種程度上說，適應客觀環境不能不放在重要位置，甚至於不適應就談不上改善。過於強調所謂“改善”，造成自然與人的嚴重失衡，從這個意義上說，正是現代人不如古代人之處。為了生存和發展，彭祖從實踐中摸索出一些養生保健防治方法，並著眼於人的健康長壽，將這些方法搜集、歸納、整理，以昭示後人。雖說彭祖醫學沒能單獨形成體系，但歷代醫術名著中卻都零散地保存著彭祖醫學內容。如馬王堆漢墓出土竹簡中，保存有醫書《十問·六問》就是記載彭祖回答王子喬父有關養生保健內容。在《莊子·大宗師》、《荀子·修身篇》、《列子》、《淮南子》、《呂氏春秋》、《道藏》、《養性延命錄》等等古典籍中，以及在武夷山景區村落普遍應用中醫草藥，都不同程度地保存著、反映著彭祖養生保健和疾病防治的科技知識。養生保健防治之道濫觴於彭祖，從這點上說，彭祖又可稱之為中華民族養生保健防治之祖。

傳說彭祖娶了四十九位妻子，生了五十四個兒子。然而，先後四十九次喪偶，兒子又都先後去世，子孫成群，儼然成了大家族。但他自己卻依然健康長壽，這完全得益於他的養生保健防治之道。彭祖房中術包括性保健、性醫藥等內容，是其學說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從延年益壽的角度指導人們進行性生活的性科學。在彭祖看來，男女交接既是非常必要，也是很正常的行為。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交接。他倡導交接適時、交接有度、交接戒暴、交接戒濫等技術，這對於醫藥衛生如此進步的今天，也還是有其指導意義。應當說，我國古代對性生活及其保健早就十分重視，甚至把它放在“飲食男女，人之大欲焉。”（《禮記·禮運》）——人的生存生活繁衍必不可少的重要位置。彭祖房中術曾對民族保健和民族繁衍起過重大作用，因此單純把房事看作追求享樂是不公正的。由於長期受封建倫理桎梏的束縛，從漢代以來房中術從人們的正常保健生活中逐漸消失，開始了中國人在黑暗中摸索的性歷史。尤其到了宋代，程、朱理學盛行，幾乎視性生活為洪水猛獸，大大禁錮了人們的生理需求，造成千千萬萬少男少女特別是婦女的疾病痛苦，可謂愚昧之極。從此以後，有關房中的文獻資料在國內瀕於滅絕。所幸的是，我國很多文獻流傳海外，受到重視，並得到整理。日本丹波康賴的《醫心方》就保存了不少彭祖關於房中的言論。這種古代中國的“出口”，千年轉為“內銷”的現象，實是令人深思。由於朱子理學在武夷山長期佔據統治地位，武夷山不能不深受其負面影響，因此在今天開展性衛生保健教育中，必須嚴格劃清彭祖房中術與封建傷天害理的性殘害和亂倫缺德的“性自由”“性解放”的界限。

彭祖作為烹調的創始人，早就受到我國歷代廚師們的尊敬。廚行奉篯鏗為祖師爺，頂禮膜拜，代代相傳。戰國楚人偉大詩人屈原《楚辭·天問》詩曰：“彭鏗斟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久長？”在這裡詩人對古往今來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一系列問題提出疑問，希望給予解答。眾所周知，遠古時代人們生活生存同自然界休戚相關，面臨著禽獸、疾病和水患等嚴重威脅，生存尚且難說，發展就更成問題。彭祖烹飪文化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應運而生的。如果燧人氏鑽木取火改變了古人茹毛飲血的狀況，從而使人們飲食完成了由生到熟進步的話，那麼彭祖調和滋味，則把人的飲食由熟到精大大推進一步，完成了動物飲食到人的飲食的大飛躍。無疑這種調味之食對促進人的食慾，增加人的營養，改善人的體質，提高人的素質，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人的身體健康了，就會增強同野獸、同疾病、同各種自然災害作鬥爭的能力，從而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保護生態環境，崇尚綠色食品，促進可持續發展，這是作為“雙世遺”武夷山人的傳家寶。總之，飲食文化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人類生存發展離不開飲食文化。可以說，無飲食即無人類。

《史記·楚世家》指明：“篯姓，楚其後也。”由此可見，楚人就是彭祖的後裔。因而史文公在撰寫《史記》時，總是把彭祖及其後裔史跡，歸到“楚世家”篇就不難理解了。史料記述，楚人項羽靠強大實力，自立為西楚霸王，管轄王梁、楚地九郡，建都彭城。彭城者，即古徐州；西楚者，乃彭城別稱。自項羽定都彭城后，就拉開了歷史上著名的楚漢戰爭的序幕，戰事歷時五年，終因項羽兵敗烏江，彭城歸漢。楚亡后，楚人先後從北方南遷河南、江西、浙江、福建、廣東及後續的港澳台、東南亞等地。福建連城客家有《遷徙詩》云：“楚歌哀哀，天下歸漢。賜項以劉，斬根除蔓。……行過武夷，山高水寒。官兵趨至，火明刀暗。人眾惶惶，頃刻走散。老媼幼仔，墮崖落澗。……”由此可見，彭祖後裔楚人南遷，不僅經歷了千辛萬苦、悲慘遭遇，而且帶來了如同《詩經》、《楚辭》那樣極其豐富的楚文化。《史記·淮陰侯列傳》又載：“漢五年（公元前202年）正月，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今江蘇邳縣）。”這就表明，稱謂楚人理應包括下邳人在內。公元前112年，西漢王朝平定南越之後，陳兵閩越。楚人余善在武夷山建立閩越國率兵拒漢，與漢軍激戰，終因王族內訌，閩越王余善被誘殺，舉國投降，閩越國遂成歷史陳跡。但楚人的民族魂、愛國情永世猶存。現已發現，武夷山閩越王城佔地48萬平方米，是中國江南保存最為完整的漢代古城，在創建選址、建築手段和風格上獨樹一幟，在中國和世界建築史上佔有重要地位。還有大量珍貴文物，如：陶器、陶建材、文字瓦當、鐵器、青銅器等等，分別代表當時中國文明最高水平，為研究武夷山彭祖文化提供更多更有力的佐證。

何謂客家，就是指從北方南遷的漢民族，也可以說就是漢族的移民。但客家的認定較為複雜，既要看是否漢移民，還應看家譜、族譜、信仰文化、習慣方言等等。一部客家遷徙史，幾乎濃縮了客家的全部奮鬥史。任何一支客家離開北方故土南下，不是為保全種群、躲避滅國滅族的戰禍，就是精忠大義、不甘心於異族的統治，或是逃避血腥的政治追殺，從本質上講都是“逆勢”中的無奈選擇。這就決定了客家人在放棄了故土被迫進入深山之後，並沒有同時放棄自己的精神、理想和抱負，無論求學經商從政從軍，無不勤奮苦鬥，務求出人頭地成功發達。而深存於他們胸中的愛國報國之心和建功立業之志卻超出於任何族群之上，這就使得他們和任何一個族群相比，先天地佔有了奪取成功的優勢。這就不難解釋，為什麼每逢國家民族危難之際客家人總是站在前面；為什麼在各行各業耀眼的成功中有那麼多客家人。筆者認為，不論是從祖籍、譜系、堂號、郡望，還是從語言習慣、信仰文化等各個方面來看，由北遷南的彭祖後裔均屬客家族，由北帶到南的黃帝文化、彭祖文化、楚文化、閩越文化和客家文化都是同源同根的文化。因此研究武夷山彭祖文化就要與研究黃帝文化、楚文化、閩越文化和客家文化緊密地結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