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崗

安崗，1918年生。中國新聞記者、報刊主編、新聞教育家、新聞學者。原名安正元，筆名鄭遠。天津人。1936年參加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晉東南戰地動員委員會宣傳部部長，《勝利報》、《晉冀豫日報》總編輯，《新華日報》太行版副總編輯，新華通訊社晉冀魯豫前線總分社社長兼新華總社特派記者，晉冀魯豫《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建國后，歷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主任、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所長，《經濟日報》總編輯，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書記處書記、主席團委員，首都新聞學會副會長。全國政協委員。先後負責創辦《市場報》和在美國出版的《中國市場》、在日本出版的《中國經濟動向》等。

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黨的新聞宣傳戰線優秀領導幹部、著名新聞理論家教育家、經濟日報原總編輯安崗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2013年4月28日21時15分在海南逝世，享年95歲。

在安崗同志逝世后，中央有關領導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對親屬表示慰問。

安崗同志1918年12月出生於天津，曾參加“一二·九”學生愛國救亡運動。1936年4月在北京參加黨領導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1937年2月起歷任山西青年抗敵先鋒隊委員、“犧盟會”學生工作委員會委員。同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1月任晉東南戰地動員委員會宣傳部部長。同年5月任太行區《勝利報》編輯主任、社長。1941年7月起歷任《晉冀豫日報》副社長、社長。1941年底任中共北方局機關報《新華日報》華北版社論委員。1943年10月任《新華日報》太行版副總編輯。1945年9月任新華社晉冀魯豫總分社社長。1946年6月任晉冀魯豫《人民日報》副總編輯。1948年4月起歷任中共華北局機關報《人民日報》副總編輯、新華社臨時總社負責人。1949年10月起任黨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副總編輯、記者。1955年4月起任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主任、教授。1959年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社務委員。“文化大革命”中，他身處逆境，對“四人幫”的倒行逆施進行了堅決的抵制和鬥爭。粉碎“四人幫”以後，中央恢復了他在人民日報社的領導職務。后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所長。1985年起任《經濟日報》總編輯、高級編輯，1995年12月離休。

安崗同志是第六屆、七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七屆全國政協文教委員會副主任。先後兼任國際記協《國際新聞工作者》中國編委，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主席團委員、書記處書記，中國新聞學會副會長，首都新聞學會副會長，太行新聞學會會長，中國公共關係協會主席。

安崗同志長期擔任黨報領導工作，是公認的辦報“行家裡手”。他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堅守新聞工作的黨性原則，始終注重把握正確輿論導向，提倡深入實際，調查研究。遵循“腳底板下出新聞”的準則，根據新的實踐經驗，不斷推動新聞事業的創新發展。他博學深思，精研業務，在選題策劃、採訪寫作、版面編排、標題製作、經營管理、廣告公關等方面都有獨到的思考和創見。

在擔任經濟日報總編輯期間，順應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的趨勢和要求，他提出努力辦好經濟黨報的指導思想，明確“經濟日報是黨在經濟戰線上的喉舌和輿論陣地”，較好地解決了報紙的屬性、定位、工作方針和發展目標等問題。他多次強調，報紙要堅持馬克思主義方向，宣傳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回答和闡釋經濟改革和建設中的重點、難點問題，為推動和落實中央決策服務；要堅持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不斷促進新事物的成長、新問題的解決、新觀念的形成；要堅持不懈地推進新聞工作的改革創新，充分調動新聞工作者的積極性創造性；要整合新聞資源，開發信息產品，發展信息產業，服務經濟建設。他指導策劃了《重走長征路》、《讓王府井大街亮起來》等重點報道，採用對比、組合、系列等報道形式，抓住經濟生活中出現的典型事件，反映經濟改革中的重大問題，在社會上引起較大反響，受到業界和讀者的好評。他先後推動創辦《中國企業家》雜誌等一批報刊，為向國內外讀者解讀中國經濟政策、傳播經濟信息作出了重要貢獻。

安崗同志先後出版了《新聞論集》、《安崗新聞通訊集》、《安崗新聞工作60年》、《成長的歲月：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早期師生憶往事》等著作。

安崗，原名安正元，筆名鄭遠，天津人，1918年生於天津一個職員家庭，高中期間投身抗日救亡運動。參與了天津民族解放先鋒隊的建設，從事黨組織領導社會活動。1935年毛遂自薦到天津《益世報》當實習記者。1936年“雙十二事變”后，赴山西參加抗日活動，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後，相繼在《晉冀豫日報》、《新華日報》（太行版）、新華社等新聞單位任職。安崗的新聞生涯主體如果由1935年在天津《益世報》做實習記者時始，到1986年卸任經濟日報總編止（1986年以後，他的主要方向轉為公關），時間剛好為50年。

“未曾相逢先一笑，初會便已許平生”——初為記者

1935年聖誕節過後，天津《益世報》的主編吳秋塵收到一封特別的讀者來信，寫信人是天津市匯文中學的一名高三學生。學生在信中說：“我現在急切需要的，不是死的書本，而是看看社會，與發現社會上各種人物的不同生活，經驗及見解。”所以他希望可以到《益世報》做一名實習記者，體察社會。

而這位年輕的學生就是安正元，也就是後來的安崗。年方十八的他因為在1916年聽了這位編輯的講課而一心想到《益世報》當一位實習記者。並且他說：“我要做些不要酬勞的工作，這工作便是我最感興趣的，也是最合適我現在的。”

吳秋塵很樂意地接受了這個請求，安崗於是在《益世報》做起了實習生，期間發表了他的處女作《造紙專家楊十三先生採訪記》，此後安崗又利用暑假時間，與四位同學一同去農村採訪了警察、農夫、工人、工廠廠長等，最後寫出了4萬多字的通訊，被《益世報》全文登載。自此，安崗與新聞事業接下不解之緣，“讓這位少年走出了書齋，一頭扎進了廣闊的社會，開始了他傳奇的新聞生涯。”

“三人行，必有我師”——領路人

如果說安崗在1935年主動請纓去《益世報》做實習記者是出於對新聞事業質樸的熱愛，那麼它可算作是新聞情結的萌發，還不能算真正拜師學藝、正式入新聞之門。而他真正被領進新聞之門，還多虧了兩位《益世報》的“領路人”。

一位是羅隆基先生，羅隆基當時在天津主持筆政，每天都會為《益世報》寫社論，而那時的安崗在《益世報》當實習生，他回憶說：“羅先生的社論有抗日的情緒，有反抗敵人的呼號。所以當他得知敵人揚言要殺掉羅隆基時，他便每個禮拜都去看羅隆基的演講，他暗自想：這樣的人是可以作為我的榜樣的。”羅隆基的榜樣力量給安崗很大鼓舞，1936年“雙十二事變”后安崗便赴山西參加了抗日活動，1937年，不到20歲的安崗便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無產階級革命戰士。

羅隆基是安崗的精神榜樣，那《益世報》的主編吳秋塵算是安崗在新聞界的第一個導師，當時安崗去《益世報》做實習生便是吳秋塵安排的，除此之外，吳秋塵還在新聞寫作上給安崗很大啟發，有一次吳秋塵帶安崗去看“粥場”，到了現場安崗才發現，自己原本設想的讓“慈善家會給窮人喝粥，窮人可以苟延生命，總比倒閉街頭好一些“這種觀念是多麼錯誤，慈善家在粥里摻沙子，而粥又少得可憐，實際上是剝削了窮人之後的一點偽善的施捨！吳秋塵還每每提醒安崗多寫文章，鼓勵他“現在多寫，是為了給將來打好基礎。”

安崗在兩位領路人的帶領下進入了新聞界，如魚得水般獲得了自由，開始了他50年的筆政生涯。

“鐘山風雨起蒼黃”——革命年代

安崗還沒來得急同吳秋塵告別，便因為遭到日本人通緝，經人介紹到北平的“民族解放先鋒隊”離開了天津，1936年到了太原。

安崗在根據地因為有新聞記者的經歷，晉冀特委叫他辦一份解放區的報紙，從宣傳上開展抗日工作。於是由朱德親筆提寫的《勝利報》便應運而生了，年僅20歲的安崗擔任起總編輯。並相繼開闢了一系列欄目，如《民革室》，系列漫畫《毛三爺》、《勝利畫刊》、《抗日經濟講座專欄》等欄目，深受廣大解放區群眾喜愛。而這一時期，《勝利報》在安崗的帶領下，報道了一系列的事件。如百團大戰，也曾寫作《新民主之意新中國》一文配合對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的學習。有效地宣傳了黨的理論和政策。

《勝利報》還曾採訪了時任八路軍129師政委鄧小平，寫作《反對出賣華北》一文，痛批國民黨投降派勾結敵寇，密謀叛國的可恥行徑，向人民群眾傳達了黨堅強有力的呼告。

除開辦《勝利報》進行革命的宣傳外，安崗還相繼在很多新聞單位做出了不俗成績。他先後在《晉冀豫日報》、《新華日報（太行版）工作，據統計，僅為《新華日報》（太行版）寫的社論就有200多篇。解放戰爭期間，安崗隨軍參加了平漢戰役，並先後擔任新華社晉冀豫總分社前線分社，華北局機關報《人民日報》的負責人，寫作了《哪裡有游擊戰爭，哪裡就能打擊敵人》和《高樹勛率新八軍全部起義》等優秀新聞通訊作品。

進城的一件事，讓安崗深刻認識到知識的可貴。當時安崗協助張馨石辦《人民日報》華北版，在西柏坡遇到劉少奇等中央領導同志，劉少奇便問安崗是哪個解放區的？安崗回答說是晉冀豫的，劉少奇又問安崗是怎麼辦起報紙來的，他便回答說：“黨叫幹什麼，就幹什麼，是服從工作需要。”劉少奇說，辦報，是黨的大知識分子乾的事，不簡單！這段對話雖然簡單，但是使安崗意識到“劉少奇問的是革命經驗，是說革命光榮，談辦報，是重視知識分子，重視知識，使他認識到知識的可貴。”

新中國成立后，安崗曾任國際記協刊物《國際新聞工作者》中國編委委員，1957年安崗擔任《人民日報》的副總編輯，寫了很多優秀作品，如《熱愛機器》、《更接近生活》、《企業領導應經常考慮什麼》、《黨組織要關心群眾的思想和生活》、《只當農民花錢》等。

“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重新起步

文革期間，安崗下放到農場勞動改造，一直到1972年才恢復了組織生活，但是安崗的新聞事業重新起步，應該算到文革結束后。

文革結束后，安崗重任《人民日報》副總編，他上任后立刻著手清查隊伍，調整人員，從全國各地請來了一大批專家和學者作為特約記者，還拓展版面，增強報道深度。使得《人民日報》的聲譽逐漸恢復，影響不斷擴大。安崗為《人民日報》的繁榮立下了汗馬功勞，而談到安崗在文革結束后最主要的工作，不得不與兩份報紙聯繫起來。

第一份是《市場報》

《市場報》是安崗預料到經濟是未來發展的方向，所以立即向中央申請成立《市場報》，這一舉動被稱為是中國新聞界的一大創造。它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產物，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黨領導的第一家以報道市場經濟為宗旨的專業報紙，是新中國第一張彩色膠印報，當時中外記者排成長龍，搶購報紙，西方各大通訊社幾乎都發了消息。《市場報》創辦初期，安崗事必親為，《市場報》也率先在版面上刊登廣告，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但是安崗排除萬難，站在時代的前沿，使得《市場報》真正成為與市場經濟接軌的報紙，深受讀者喜歡。

第二份是《經濟日報》

安崗在1982年底參與組建《經濟日報》，而他在《經濟日報》，做了一件影響全國新聞界，在新聞史上赫赫有名的事情———策劃實施了重走長征路活動。而具體實施人是當時的《經濟日報》記者羅開富，安崗領導《經濟日報》在頭版專欄開闢《來自長征路上的報道》，派一位老編輯對每日羅開富發回來的稿件進行審閱，登載；而安崗自己每日必定親力親為了解羅開富的具體行程。有一次，安崗前往長征路看望羅開富，到了四川松潘的時候，因為海拔上升到3000多米，安崗因為糖尿病昏厥在車裡。

就是在安崗這種執著敬業精神的帶領下，羅開富重走長征路的創舉在全國掀起一股“憶長征，學習長征精神”的輿論風潮。獲得了業界的一致好評。此後，安崗以羅開富長征採訪為契機，先後策劃實施了“西藏行”、“絲綢之路接力採訪報告”、“長江行”、“遼東半島行”、“珠江三角洲行”以及“河北省四十一個邊界縣騎車採訪記”等一批貼近實際、生活、群眾的好新聞。安崗自己也說：“總編輯不能坐辦公室, 必須是個社會活動家。”這與同樣是《經濟日報》出身的著名老報人范敬宜的“離基層越近，離真理越近”有異曲同工之妙。范敬宜則稱安崗為“搬不走的新聞教科書”，並用“短平快”、“鐵腳板”、“抓帶響的”來概括安崗的辦報風格。

安崗在1986年退出了《經濟日報》的領導崗位，並開始致力於中國公關事業的前進和發展，當然，安崗並沒有放棄他所熱愛的新聞事業，正如他所說：“我退出了報紙領導行業，但是不會退出新聞事業”。

“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新聞教育

安崗不僅是一位出色的報人，也是一位出色的新聞教育家。1955年安崗領導創辦了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說起新聞系的建立還得回溯到1949年8月，當時毛澤東在中南海專門接見胡喬木，鄧拓和安崗，說要辦中國自己的報紙，也要研究我們自己的新聞學。1952年，胡喬木同志傳達黨中央的知識，要安崗在中國人民大學辦新聞系。而當時知識界普遍的觀點是“新聞無學”，有的人甚至質問安崗：“你和鄧拓又有哪個是新聞系畢業的？”但是安崗頂住壓力，在1955年春，開始著手籌劃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當時的工作人員一共就兩個人，一位是安崗，另一位是東北《工人報》的女將朱石友，當時安崗沒有辦公地點，就借用了夫人樊亢的辦公室，就是在這樣的艱苦條件下，新聞系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地建立起來了，逐漸“成為中國新聞教育和新聞研究的重鎮”。

安崗的另一創舉是在1980——1982年間領導建立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他擔任了第一任所長，並在百忙之中親自為研究生授課。當時的新聞研究所人才輩出，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早期一批研究生大多成為新聞行業的骨幹，如名記者艾豐、國家新聞出版署副署長李東東等。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后“50”年

安崗在他的《安崗新聞通訊集》中將自己進北京城以後的36年，概括為三件事，一是編報。如創辦《市場報》。二是辦學。如創辦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三是下去採訪，寫了很多新聞和通訊。

而他也把自己從領導崗位退下來后的打算用三件事概括。

一是“研究50年走過的道路，繼續把自己的得與失、是與非、好與壞”寫下來，供後人借鑒。

二是“搞點社會活動”。安崗在1987年創辦了公關培訓中心，開始致力於中國的公關事業發展。在安崗看來：“公共關係事業，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現代化建設的一個可以有較大作為的事業。”

其三便是“繼續抓好教育”。他希望可以建立起一個人才交流網，為祖國建設輸送更多的人才。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曹操的這句詩用來形容安崗最合適不過，在他超過五十年的新聞生涯中，他將自己的滿腔熱血都奉獻給了這份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