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宣言

《東京宣 言》包括《序言》、《最高審計機關在加強公共會計責任制中的作用 的指導方針聲明》、《會計責任制—概念、爭論點及間題》、《作為 促進公共會計責任制的經營審計》、《公共企業的會計責任制》、《加強公共會計責任制中培訓的意義》等，其要點如下:①加強對公共部門和公共企業的審計監督。隨著公共部門、政府並支的增加和公 共企業的發展，會計責任制已擴大到更廣的領域，更有必要確保會計責任製程序的應有地位。審計機構除傳統形式的審計外，要在計劃、執行和交付過程中行使自己的職權，以確保經管公共財產的效益。公共會計責任制是指受託經營公共財產的人員和當局，有責任 彙報對這些財產的統管情況，並負有財政、管理和計劃項目方面的 責任。計劃和審批部門應儘可能地明確說明評價計劃項目和投資 的目標和標準，以便對它們的效果進行有意義的檢查和分析。行政部門內的管理機構或中央機構，應發揮監督和檢查職能，在資源的使用上要建立成本概念，要講求更高的效益和效果。②對所有使用 國家資財的公共部門和公共企業進行審計監督。由於開發費用和 投資是由公共部門承擔，並為此籌集了所需要的資金，因此，所有這些單位的活動，都應受到審計機關的審計和檢查。對這些單位公共資源和資產的獲得與處理以及目標的實現，都應進行審計監督。 ③開展經濟效益審計。以往審計機關的基本職能，是對受其審計的公共部門、經濟實體的財務報表發表意見，並對它的可信性予以證 實，現在應更多地在經營效果方面發揮作用。審計機關應以評估它 們的經營情況，包括其效率和效果，逐步開展效益審計。審計機關的審計範圍應包括檢查財務報表、法紀、經濟、效率和效益諸方面。經濟效益審計作為財務合理性審計的補充，其目的是要使人們認識到公共部門、公共企業的公共開支、資源使用和確保政府應得收入上的成就，並提出改進不足之處的合理建議；促進其改進計劃工作、管理方法，建立有效的綜合信息系統，經濟有效地使用資源以 及改進經營方法，提高工作質量。④發揮內部審計和其他審計力量的作用。審計機關要同內部審計力量進行密切合作，並予以業務指導，必要時還可委託其他單位進行審計，但要在審計機關指導下進行工作，審計報告要經審計機關核查、批准。審計機關還要同計劃和行政管理人員合作，並不斷幫助和指導他們進行有利於加強會計責任制的改革。⑤保持審計機關的獨立性和客觀性。審計機關要確實起到有效的作用，首要一點是要時刻保持獨立性和客觀性。審計報告要有針對性，要客觀地說明問題，及時準確，並應廣泛進行宣傳。對於失誤、營私舞弊或玩忽職守的，要給以嚴厲的譴責和其他懲罰。⑥加強對審計人員的培訓。培訓的對象就是審計機關的各類工作人員。審計機關如有條件，培訓對象可擴大到計劃人員、財務管理人員和其他管理人員。審計機關要同高等教育部門進行合作，開展培訓工作。審計機關要籌集資金，改善培訓設施，通過加強培訓工作，努力保證有大批訓練有素、經驗豐富的工作人員從事審計工作。

2005年8月20日下午，紀念中國同盟會成立一百周年大會在東京隆重舉行，大會通過“東京宣言”，呼籲兩岸同胞和海內外中華兒女推動兩岸關係朝著和平穩定的方向發展，爭取在21世紀實現“振興中華”的偉業。

全國政協原副主席、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名譽會長王文元，中國駐日使館公使程永華，紀念大會主任委員、日本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陳福坡，台灣民主工黨主席謝正一，孫中山和平教育基金會主席、孫中山的孫女孫穗芳，以及專程從台灣趕來的台胞、旅日華僑華人、日本友人等150多人出席了大會。王文元在致詞時說，孫中山先生在中國處於內憂外患、貧困落後境地之時，第一個提出了“振興中華”的口號。孫中山先生曾指出“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能夠統一，全國人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要受害”。今天我們要發揚當年孫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驅的愛國主義精神，為完成祖國的統一大業，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共同努力。

2003年12月，日本和東南亞國家聯盟特別首腦會議在東京元赤坂迎賓館閉幕，日本和東盟十國發表了旨在加強日本與東盟各國經濟、政治和安全關係的《東京宣言》。會議發表的《東京宣言》在提出尊重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這一普遍原則的同時，強調維護人權和基本自由等這一共同價值觀。宣言中寫進了由日本倡導的建立“東亞共同體”的設想，其中提出“爭取建立理解亞洲傳統與價值的共同體”。宣言說，日本政府的對外開發援助將“優先考慮東盟各國”。

90年代日俄關係的改善決非易事，它是由各種複雜的因素促成的，這裡既有冷戰結束後世界經濟政治大格局發生變動的有利背景，又有日俄兩國地緣政治利益和內政外交利益的驅動。

1、俄羅斯的考慮

90年代日俄關係的改善，俄羅斯方面是比較主動的。冷戰結束后，俄方逐步減少了在南千島群島的駐軍數量；1993年葉利欽首先以國家元首身份訪問日本，並在領土爭端問題上主動做出讓步，促成了《東京宣言》的發表；在1994年10月因俄擊沉日漁船事件致使日俄關係再度趨冷的情況下，葉利欽於1996年4月邀請橋本首相赴莫斯科出席核安全會議並與之會談，再次確認《東京宣言》為處理兩國關係的原則框架；同年6月，葉利欽在丹佛會晤橋本時主動宣布不再把

核彈頭瞄準日本；同年底，葉利欽派原副外長帕諾夫出任駐日大使等等。若從構建兩國夥伴關係的進程來看，俄羅斯方面的積極性尤為明顯：1992年2月，葉利欽在致日本首相宮澤喜一的親筆信中首次把日本稱為俄羅斯的“夥伴”；1996年12月，作為俄羅斯駐日特命全權大使的帕諾夫明確表示願與日本建立“夥伴關係”；儘管日本方面對於俄羅斯構建夥伴關係的一再呼籲反應冷淡，葉利欽仍然不改初衷，終於在1998年11月得到了日本小淵惠三首相的贊同，雙方把“建立建設性夥伴關係”寫進了共同發表的《莫斯科宣言》。俄羅斯如此主動、積極地謀求同日本構建“建設性夥伴關係”，究其深層次原因，主要是以下幾點：

第一，政治上確保世界多極格局中一極的地位，力爭發揮昔日大國的作用。由葉利欽領導的今日之俄羅斯，雖說繼承了原蘇聯的主體，但無論從政治、經濟還是軍事上來看都已今非昔比，有些西方政論家甚至認為俄羅斯如今已淪為二等強國或地區性大國。這種現實，當然是俄羅斯當政者難以接受的。於是，振興俄羅斯，恢復昔日大國的地位，便成為葉利欽無可推卸的責任。

葉利欽上台後，首先選擇的是依賴美歐以振興俄羅斯的道路，但是，事實證明此路不通。葉利欽總結了向西方一邊倒的教訓，認識到正是這些西方國家“阻撓俄羅斯成為正在形成的多極世界有影響的中心之一” ，才轉而推行“全方位”外交戰略，並提出了作為其重要組成部分的新的亞太戰略。而在其亞太戰略中，日本無疑佔有重要地位。這不僅因為俄日兩國關係因冷戰對立和領土爭端而長期僵持，不利於俄羅斯外交向東方拓展，而且也因為日本被公認為是當今世界的一極，又是美國的政治和軍事盟國。早在1993年4月，經葉利欽批准的《俄羅斯聯邦外交政策構想》就已指出：“不解決俄日關係的戰後遺留問題，未必能指望同日本進行大規模的合作，俄羅斯在亞太地區取得有分量的地位的進程，同美國以及同整個七國集團建立夥伴關係，都將會受阻。”可見葉利欽已經認識到，在俄羅斯自己尚無力單獨與超級大國美國相抗衡的情況下，若能同日本改善關係，不但能夠確立一個東方外交的前沿陣地，而且還有望藉助日本的力量同美國和其它大國相周旋，這對提高俄羅斯的國際地位仍不失為有效途徑之一。

第二，經濟上尋求日本的合作和支持，以儘快恢復和發展壯大俄羅斯的綜合國力。俄羅斯以幅員遼闊、資源豐富著稱於世，特別是它的亞洲部分西伯利亞和遠東，石油、天然氣、水利、電力等能源儲量十分豐富，只是由於氣候和地理條件惡劣，開發難度很大。但要發展俄羅斯經濟，僅僅依靠挖掘歐洲部分的經濟潛力肯定是遠遠不夠的，有必要開發利用西伯利亞和遠東。而開發西伯利亞和遠東，最為急需的是巨額的資金投入和先進的技術，這恰恰又是目前俄羅斯所缺乏的。出路何在？俄羅斯的有識之士早已指出：“我國三分之二地區位於亞洲，在俄羅斯的這部分地區問題成堆--社會經濟問題、金融問題等，我們應當通過發展同鄰國的聯繫，盡一切努力來解決這些問題。” “大力開發貝加爾湖以東地區的確是個首要任務。遠東經濟不發展，它不加入地區經濟聯繫，俄羅斯在亞太地區將一籌莫展。”由此可見，俄羅斯開始調整起對外關係，重視發展與亞太，特別是東北亞地區的關係。在該地區，日本居重要地位。日本雖是一個資源貧乏的島國，但卻擁有充足的資金和先進的技術。因此，加強兩國經濟技術合作，開發西伯利亞和遠東，當然是一項互利互惠的明智之舉。除此之外，就俄羅斯全國而言，目前雖仍然處於經濟恢復和發展的困難階段，但俄羅斯市場是廣闊的，它對資金充裕而國內市場狹小的日本應該是很有吸引力的。以往由於領土爭端的存在和日本堅持“政經不可分”的原則，兩國經濟交流的規模微乎其微。倘能解開兩國領土爭端的死結，或者至少找到一個能為雙方所接受的折中方案，突破兩國關係的僵局，擴大兩國的經濟交流和合作，對於俄羅斯經濟的發展無疑是當務之急。

第三，軍事上謀求東部的安全，緩解後顧之憂，以便集中力量對付北約的東擴。地跨歐亞兩洲的遼闊疆域，給俄羅斯的軍事戰略謀划造成了極大的難度。冷戰時期的蘇聯曾經歷過東西兩面腹背受敵的戰略窘境。如今，冷戰已經過去，蘇聯和華約不復存在，但北約不僅沒有相應地退出歷史舞台，反而不顧俄羅斯的反對，以咄咄逼人之勢強行東擴。尤其是科索沃戰爭，給俄羅斯上了一課，使其認識到面臨的真正威脅。在此情況下，俄羅斯開始重視對東部即亞太地區緩和的方針，改善對日關係即是這一方針的重要組成部分。

2、日本的利益考慮

冷戰結束以後，儘管日本仍然繼續維持與美國的同盟，但是，日本為做政治大國，也需要從美國的影子下走出來，開展“獨立的”外交，改善與其他國家的關係。日俄關係是日本歷屆政府的外交難題。蘇聯解體，俄羅斯對外政策的變化，為日本改善與俄的關係提供的新的機會。當然，日本調整對俄政策，從根本上說還是受國家戰略利益的驅動。

首先，打破領土問題僵局，把改善關係放在優先地位。領土問題是一個複雜的問題。經驗表明，如果日本政府把歸還“北方四島”作為先決條件就會陷入僵局。1956年，日蘇復交之所以得以實現，則是因為民主黨政府鳩山首相放棄了這一先決條件，做出了“先復交，再解決領土問題”的決斷。70年代以後直到90年代初，由於日本堅持“政經不可分”原則，雙方關係沒有得到明顯改善。1993年10月，葉利欽之所以能夠正式訪日並與細川首相簽署《東京宣言》，也是在日本自民黨失去在議會多數席位、細川政府提出不把領土問題與援助俄羅斯問題相掛鉤的情況下才得以實現的。由此可見，日俄關係的發展必須先超越領土問題，從大的戰略入手。

其次，有利於做政治大國。日本真正實際調整對俄政策是在橋本政權時期。當時日本的國內政治形勢錯綜複雜，自民黨失去議會多數席位后，黨內分裂趨勢加劇，政權頻繁更迭，民眾支持率進一步降低；國際政治形勢對日本來說也相當嚴峻，面向21世紀的大國關係調整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中，美俄、美中、中俄相繼構築起各種類型的“戰略夥伴關係”，相比之下，日俄關係已經大大落後。嚴峻的國內外形勢迫使橋本政權不能不就對俄政策作重大調整，以便在國內贏得民眾，鞏固自身政權，在國際上樹立政治大國形象，爭取外交主動權。在這裡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自80年代中曾根政權起，日本便提出了爭當政治大國的目標，把進入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行列當作成功的重要標誌。鑒於俄羅斯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日本要想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沒有俄羅斯的支持是不可思議的，這同當年日本加入聯合國繞不開蘇聯關口如出一轍。

第三，打入俄羅斯市場，開發和利用其豐富的資源。日俄兩國之間在資源、資金、技術等方面互補性很強，地理上又只有一水之隔，具有得天獨厚的經貿合作條件和潛力。但長期以來由於政治和意識形態分歧以及領土爭端的存在，兩國經貿交流水平低下，目前兩國年貿易額僅僅50億美元左右，不及中日年貿易額的十分之一；日對俄投資更是少得可憐，僅佔俄全部外來投資額的0.2％，與日本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身份很不相稱。更為重要的是，近年來日本經濟萎靡不振，經濟連續出現負增長。在國內市場蕭條、內需不旺的情況下，日本急需開拓國際市場，於是俄羅斯便成為日本擴大對外經貿合作和投資的目標之一。

第四，出於安全利益的考慮。俄羅斯的綜合國力雖大不如前，但卻保留下一支威力很大的核力量，日本深感處在俄的核威脅陰影之中。1997年6月，葉利欽在丹佛會晤橋本時固然宣布了俄羅斯核彈頭將不再瞄準日本，但其政治宣傳意義恐怕遠遠超出軍事意義。此外，日本與美國簽有軍事同盟條約，新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的“周邊事態”範圍也把俄羅斯的遠東划入其中。此舉使俄羅斯理所當然地產生了不安全感，迫使它採取相應的防範措施，僅一海之隔的日本當然是其首當其衝的目標。日本顯然已經意識到這種形勢的嚴峻性，因而採取了諸如加強對俄軍事交流、支持俄羅斯加入美日策劃的東北亞安全對話機制等反措施，力圖在北部邊境營造一個相對安全的環境。

事實證明，日俄在改善關係上的這種共識和調整對於兩國關係的發展起到積極的作用，“建設性夥伴關係”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推出的。

《東京宣言》，是2008年在索尼、諾基亞和耐克等公司領導下，一個商業團體推出《東京宣言》，共同呼籲應對氣候變化的緊迫議題。2月15日，在由世界自然基金會和索尼在東京召開的“氣候救助峰會”上，十二位商業領導人在簽署該宣言時強調，至2050年，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必須降低至少50%；在今後10到15年內，溫室氣體排放量必須達到頂點並逐步下降。以便全球氣候變暖低於2攝氏度的危險臨界點。

在“京都議定書”生效三周年前夕，由索尼董事長兼CEO霍華德·斯金格提出的《東京宣言》，是由全球商界提出的最為意義深遠的應對氣候變化的呼籲。

斯金格表示：“索尼相信，商業不可能在惡化的環境中得到發展。鑒此，我們致力於投入我們的技術能力和知識去降低對地球的影響，並幫助我們的顧客在家中亦降低他們對地球的影響。我們始終認為，我們有義務在所有商業行為中負起責任，以減少對環境的影響。同時，利用我們獨特的資源和我們的同行與合作夥伴一道去幫助解決環境問題。”

許多《東京宣言》的簽署公司和其它世界自然基金會“氣候救助計劃”參與公司，已經超額完成了他們在加入“氣候救助計劃”時所設定的雄心勃勃的溫室氣體減排目標。在宣言中，他們更進一步提出要影響其商業夥伴、敦促他們也採取有效步驟減少大氣污染。這些公司同時呼籲將在其客戶和顧客中推動實現一種“低碳生活方式”。

世界自然基金會秘書長詹姆斯·里皮表示：“世界自然基金會的氣候救助計劃和《東京宣言》顯示了商界對於氣候變化能夠採取成功行動的程度。這些公司應該被表彰，不僅是因為他們在自身減排中樹立了榜樣，而且因為他們願意呼籲政府、廣大的商界和他們的客戶、顧客都採取行動。”

通過《東京宣言》，“氣候救助計劃”簽署公司旨在強調針對氣候變化採取儘早、自願和創新舉措的益處。《東京宣言》的簽署公司包括：安聯集團、Catalyst、The Collins Companies、惠普、耐克、諾基亞、Novo Nordisk、佐川物流、索尼、Spitsbergen 旅遊公司、利樂以及Xanterra 公園和渡假村公司。

第二次世界大戰於1939年9月爆發，於1945年8月結束；日本和蘇聯幾乎在整個戰爭期間都沒有交戰，原因是他們在1941年4月簽訂了互不侵犯的中立條約，有效期為5年。為了督促蘇聯參戰，1945年2月，也即日本投降前6個月蘇聯領導人斯大林、美國總統佛蘭克林· 羅斯福和英國首相丘吉爾秘密達成《雅爾達協定》。在1945年8月9日即廣島遭原子彈轟炸3天後、長崎遭原子彈轟炸第二天，蘇聯撕毀中立條約，突然對已經瀕臨戰敗的日本宣戰。大約1周后，也即8月15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國投降。在雅爾達會議上，據說美英允許蘇聯在二戰后佔領日本北方部分島嶼，這是給蘇聯參戰的獎勵。蘇聯甚至在會上要求保留對北海道北部的控制權，但遭到美國的斷然拒絕。1945年9月5日，蘇聯設法佔領了前為日本領土的薩哈林島和千島群島。戰後，1951年在舊金山日本和盟國（包括美英）簽訂和平條約。會上，日本聲明放棄“千島群島”，但擇捉島、國后島、色丹島和齒舞島除外，聲稱這4個島嶼歷來都是日本領土並希望戰後收回，再加上蘇聯對庫頁島南部、千島群島和北方領土的兼并沒能得到國際社會承認，於是當時蘇聯雖參加會議但沒有在和約上簽字。由此，所謂“北方四島”問題則成為一件國際懸案至今。 《蘇日聲明》與《東京宣言》 1956年日本與蘇聯簽署了關於結束兩國戰爭狀態並恢復外交關係的《蘇日聲明》，由於當時的蘇聯處於強勢地位，因此宣言確定，蘇聯同意在與日本締結和平友好條約后，將北方四島中的齒舞群島和色丹島還給日本，至於位置非常重要、面積較大的擇捉島和國后島的歸屬，《蘇日聲明》根本沒有提及。對此，日本一直耿耿於懷。蘇聯解體后，日本利用俄羅斯經濟嚴重倒退、急需外援的有利時機，推動北方四島問題的解決。1993年，日俄簽署《東京宣言》。在《東京宣言》中，俄羅斯承認北方四島是一個整體問題，並稱可以協商整體解決方案。如果說從《蘇日聲明》到《東京宣言》體現的是日俄兩國勢力的消長，那麼，此次APEC期間與小泉會談后，普京表示俄羅斯將以1956年前蘇聯和日本簽訂的《蘇日聲明》為基礎尋求這一問題的解決方案，這一轉變可以認為是俄國將重振大國雄風的前奏。北方四島的戰略及經濟地位 北方四島所在的千島群島，北接俄羅斯的堪察加半島，南連日本北海道，西臨鄂霍次克海，東*太平洋，是從鄂霍次克海進入太平洋的海上通道，戰略地位非常重要。在千島群島中，北方四島總面積5036平方公里，其中擇捉島面積最大，有海灣10餘處，可停泊大型艦船；齒舞島最小，上面只有俄羅斯邊防軍駐紮。從面積上來說，北方四島僅為俄羅斯面積的0.029%，但俄羅斯人認為，這0.029%關係著俄羅斯的興衰。原因是，千島群島將俄羅斯的鄂霍次克海與太平洋隔開，掌控千島群島，俄羅斯海上力量就能從遠東直出太平洋。如果這一戰略要地被他國控制，鄂霍次克海就成了“死海”，俄羅斯遠東地區面向世界的大門將被關閉。而北方四島中的擇捉島和國后島正是俄羅斯在這一島鏈上的重要海軍基地。從經濟方面看，北方四島周圍海域每年可捕撈200萬噸水產品，大陸架已探明的油氣和各種金屬礦產極其豐富。正是由於這些原因，俄羅斯想“抓大放小”，長期佔據擇捉、國后兩島。對日本來說，收回北方四島既可以提高自己的戰略地位，又可以部分解決能源問題，這將是支持日本持續發展的兩大重要因素。因此小泉堅決表示日本會在1993年《東京聲明》的指導下解決北方四島爭端。清醒面對：還有兩個大國在側 在日俄北方領土對弈中，中國和美國這兩個大國的因素不能不令世人矚目。日本的老大哥－美國是北方四島問題的始作俑者，但是美國一方面就雅爾達會議的協議承認蘇聯的佔領，另一方面上戰後多年來美國一直支援日本收回這4個島嶼，美國在這裡是有能力和資格來擔當“調解者”的角色的。近年來，中國逐漸成為一個舉足輕重的大國，俄羅斯人惴惴不安加上年輕氣盛的普京雄心勃勃，抗衡中國以重登地區大國的重要地位無疑是俄國要逐步實現的夢想。俄羅斯元氣在逐漸恢復，在美國正陷入中東危局的時刻，美國可能更願意充當“調解者”，因為對於美日俄三國來說，這種有助於提升日俄關係的三邊談判進程將可以制衡中國發展成為地區經濟和軍事大國的影響，特別是美國在東北亞，尤其是在朝鮮半島問題上爭取更多的同盟及戰略主動是一個絕佳的機會。在中國龍逐漸崛起的時候，俄國這隻北極熊是否也已經慢慢的蘇醒？美日俄下一步的走向如何？讓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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