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克尼

1969年至1971年在寧夏海原縣城關公社武塬一隊插隊。1971年至1976年在寧夏第一建築工程處工作。1976年至1980年在寧夏百貨公司倉庫工作。1980年至2001年在寧夏人民出版社歷任編輯、總編室副主任、發行部主任。2001年任寧夏民政廳副廳長。曾任自治區民政廳巡視員。

作為地方幹部，在完成本職工作的同時，數十年業餘研究軍事問題，發表文章百餘篇。以其特有的敏銳性從大量公開資料中搜集信息，義務寫出一份份關係我國西部乃至國家安全穩定的研究成果，為我黨我軍高層決策提供了資料，起到了高級參謀的作用。特別是對西部重大現實問題的對策研究引起中央及軍委首長的重視。曾連續3年應邀為蘭州軍區司令部師旅以上機關軍事理論骨幹集訓班講學。1996年任吳忠預備役團副團長、授預備役中校軍銜。作為地方幹部經特准考入陸軍參謀學院軍事理論本科及裝甲兵指揮學院軍事指揮專科函授學習，並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主要成果有：1986年出版了《野外生存》一書，1996年總參將《野戰生存》納入新的《陸軍訓練大綱》，並將重新出版的《野外生存》下發全軍連隊。該書榮獲首屆中國人民解放軍圖書獎提名獎。作為預備役部隊的團一級指揮員，業餘研究的視角一直瞄準軍事鬥爭準備和“打贏”。近年在軍事刊物上發表了《台灣野外生存》和以南沙諸島為戰場背景的《島嶼生存》等文章。1989年在總參《軍事地理》增刊上發表《快速反應與兵要地誌保障》，強調利用外國圖書館的電腦網路檢索熱點地區的軍事地理資料。1990年12月報呈中央及總參的《達賴集團的現狀及預測》，準確預見了未來可能出現兩個“班禪”的複雜局面。1995年6月這一情況出現后，作為蘭州軍區司令部特邀研究員，立即提出《關於當前達賴集團干預班禪轉世靈童問題的兩點對策建議》，蘭州軍區以《要訊》立電中央軍委。1992年報呈了《從地緣關係看中亞對我國家安全的影響與對策》，從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的潛在威脅及泛突厥主義的現實威脅兩方面，預見了新疆面臨民族與宗教這柄雙刃劍的威脅，並提出了4項對策，建議專題研究反恐怖課題。1992年4月即研究發表了《試談合成軍抗禦突發性嚴重自然災害時的司令部工作》，並呈報中央軍委，建議國防大學和軍事科學院對此問題作專題研究並納入司令部工作。1995年多次在正式場合強調，預見台灣民進黨取代國民黨執政只是時間問題。1996年6月向中央報呈了《警惕可能出現大小達賴並存的局面》內參件，提出繼十一世班禪轉世風波之後，應警惕達賴喇嘛生前指定其接班人的可能。所著論文曾榮獲全軍軍事地理學術論文一、二等獎及武警總部軍事學術成果二、三等獎。是寧夏跨世紀學術技術帶頭人。曾獲自治區愛國擁軍先進個人、自治區擁軍模範。1997年獲國家民政部、總政治部授予的全國十大“愛國擁軍模範”稱號。

沈克尼的收藏，涉及侵華日軍使用過的各種物品，從士兵行軍的裝具，如水壺、飯盒、雨衣、小刀，到作戰用的各式地雷；從普通軍用望遠鏡，到12倍野戰輕型測距機；從軍刀到軍用地圖……這些戰利品見證了侵華日軍對中國人民所犯下的罪行，每件收藏品背後往往都掩藏著不為人知的故事。

走進沈克尼收藏室發現，這裡的“軍味”很濃，進門左看，書櫃前的兩套日軍軍服引人注意，書櫃里擺滿了他收集來的各式侵華日軍望遠鏡、照相機、軍刀等。

數百件收藏品，多數是沈克尼從國內各地一件件“淘”來的，50元一個的美能達相機，二三十元一塊的懷錶。

1995年，沈克尼偶然得到一枚陶制地雷，他一直想弄清這枚地雷是什麼型號，如何使用。但因為當年侵華日軍崇尚進攻，使用地雷不多，所以關於日軍使用地雷方面的記載甚少，儘管翻閱了大量的中日文資料，沈克尼還是沒有找到答案。這一“疑團”直到五六年後才解開，有一次在一個陶瓷博物館內參觀，他偶然發現這種陶制的地雷原來是三式反坦克地雷。

和對地雷的研究一樣，沈克尼對於日軍望遠鏡和光學器材的研究，是從收藏望遠鏡后正式開始的。此後，沈克尼逐一研究了日軍的測距機、測高機、瞄準鏡等光學器材。

如今，在沈克尼的家中，僅侵華日軍當年使用過的各式望遠鏡就有10多台，昔日這些曾經被用來窺測中國國土的觀測器材，靜靜地躺在那裡，無聲地述說著當年日本侵華戰爭所發生的一幕又一幕慘劇。

“兵要地誌”見證日軍侵華野心

沈克尼關於當年抗日戰爭戰利品的研究領域頗為廣泛，但最令他感到得意的是關於“日軍兵要地誌”的研究。

沈克尼認為，“兵要地誌”是制定作戰計劃的重要參考，在戰爭中是必不可少的作戰依據。沈克尼所收藏的“日軍兵要地誌”，足以見證日本當年發動侵華戰爭的野心。

上世紀80年代初，沈克尼開始研究“兵要地誌”。

日軍當年是如何研究中國的“兵要地誌”的呢？他們又是如何獲取“兵要地誌”信息的呢？帶著這些疑問，沈克尼專程到北京的國家圖書館查閱資料，有時揣著麵包在裡面一坐就是三四天，自學過日語的沈克尼耐心地查閱了20多種日文資料，依靠平實而勤奮的廣泛積累，沈克尼撰文發表了《近百年來日本對我國兵要地誌的研究》、《日本滿鐵調查部及關東軍對兵要地誌的調查法》等學術論文。

沈克尼考證發現，1909年以前，日本所謂清國駐屯軍令部編製了《北京志》、《天津志》、《支那地誌》等，其中《北京志》詳細介紹了清陸軍、新軍以及八旗、綠營、練勇等舊式部隊的裝備、編製、訓練等內容。

沈克尼說，百年前日軍的“兵要地誌”工作，就已經開始圍繞中國而展開，說明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野心早已有之。

沈克尼還收藏有兩幅十萬分之一的日軍軍用地圖，一幅是甘肅平涼的軍用地圖，另一幅是寧夏六盤山區單家集的軍用地圖。

“日軍在當年發動的侵華戰爭中，向西沒有超過包頭，至於甘肅和寧夏，日軍根本就沒有開進去，那麼，日軍是如何獲得這些地圖的呢？”

沈克尼經過研究發現，日本擁有的這些中國地形圖，大多是根據戰前所竊取的中國測繪的大比例尺地圖經過複製而成的，而由日軍直接實測的中國地形圖是比較少的，因此，上述兩幅軍用地圖，可能是日軍陸地測量部根據所竊取的中國地圖複製而成的。

在沈克尼的房間，記者發現，在兩個日軍曾經使用過的香煙盒上，分別刻著朝鮮和中國華北、東北地圖；在一把小刀上，刀鞘正面是一名日本士兵在插有日本軍旗的長城上站崗，刀鞘背面是中國華北地區的地圖。

“通過這些細節不難看出，當年侵華日軍的‘戰場意識’早已深入到日軍官兵的日常生活中。”沈克尼說。

在沈克尼的家中，記者發現，有一張日軍軍歌的老唱片《湖南進軍譜》，透過老唱機上生鏽的唱針，劃出斷斷續續、吱吱嘎嘎、令人感到有些陌生的旋律。半個多世紀前的那場戰爭，長沙大火、常德會戰、衡陽保衛戰，又歷歷在目。

沈克尼的收藏和每一項研究，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這些研究大多無現成的資料可查閱，只有持續關注才能有所成就。沈克尼堅持了下來，。他希望能還原那段歷史，以佐證侵華日軍當年曾經在中國戰場犯下的戰爭罪行。

平日里，每得到一件藏品，沈克尼都會高興好一陣子。“因為這是我的愛好，也是我一生的追求！”沈克尼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