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層流動

經費投入不足與分配不公，使教育成為促進社會經濟分化的重要工具

在經歷過“老子英雄兒好漢”的荒唐歲月後，“士之子常為士，農之子常為農，工之子常為工，商之子常為商”的情況，在當代中國仍然存在。

中國社會科學院7月28日發布的研究報告《當代中國社會流動》表明，目前我國處於社會優勢地位的階層，其子女繼承性明顯增強，調查數據表明“幹部子女當幹部的機會比常人高2.1倍”。而另一方面，出於社會較低階層的子女進入較高階層的門檻明顯提高，兩者間的社會流動障礙在強化。

本次報告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課題組”歷時3年，在中國1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72個縣市進行抽樣調查后得出的，課題組組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陸學藝對此表示不安。“這並非因為經濟總量不夠大，主要的問題在於制度性障礙。”他說，“戶籍、就業、人事這三個制度，以及社會保障和教育制度的不合理，使社會流動不暢，阻礙著現代化的社會階層結構形成。”

3年前，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首次提出了“當代中國社會已經分化成十大社會階層”的論點。陸學藝指出，一個現代化國家必須要有較大的中間階層，才能保持社會穩定。從世界各國的發展過程中可見，一個國家僅僅經濟增長，並不能帶來社會穩定，比如拉美一些國家人均GDP曾達五六千美元，但社會結構是啞鈴形或金字塔形，這種結構使得其一旦發生輕微變化就出現了經濟倒退。而相反，在亞洲金融危機中，由於韓國有較大中產階層，他們甚至把金銀首飾都拿出來捐給了國家，使得韓國成為最早走出亞洲金融危機陰影的國家。

報告分析指出，這一至關重要的社會中間階層，在我國目前僅佔全國人口的15%-18%，遠遠低於發達國家佔到40%-50%.這使得我國社會階層結構形態是“洋蔥頭形”——即底層很大但中間階層發育不起來，而理想狀態是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形”。

課題組副組長王春光告訴《商務周刊》，形成於計劃經濟時代的戶籍制度，造成了制度化二元社會結構，這直接阻礙著各階級階層之間的流動。另一方面，在現有的幹部人事制度下，無論是農民還是城市工人，都很少有機會獲得幹部身份，向幹部階層流動。

事實上，經過多年改革，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就業制度、人事制度等正在逐步走向公平公正，但與之相比，中國教育的公平性正在惡化。大多數中國人都認識到，國民佔有教育資源嚴重不平等所造成的公民在個人技能和勞動力資源方面的不平等，正是社會合理流動的最大障礙之一。

調查顯示，中國在1978年前，教育機會的分配向著日趨大眾化和平等化的方向發展，教育成為縮小階層差異和促進社會經濟均等化的重要工具。“教育和通過教育所獲取的技能，是主導社會流動的最重要的機制。”課題組成員李春玲博士說，但1978年後，教育機會的分配則轉向更有利於出身優勢家庭背景的人，“教育成為促進社會經濟分化的重要工具”。

在8%的GDP增長率下，貧困卻不斷吞噬數以千萬計的中國兒童的受教育權利。根據2002年的統計數字，中國因家庭經濟困難輟學的中小學生仍有至少1000多萬。一方面，中國捉襟見肘的教育經費無法滿足社會需要。中國的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從未達到國家法定要求，1993年頒布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中規定，“到本世紀末，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應達到4%”——這實際是發展中國家1980年代的平均水平。但“九五”期間此項投入僅從1995年的2.41%增長到2.87%，2003年這個數據也只有3.41%，不僅仍達不到聯合國的最低要求，距離中國政府2000年達到4%的承諾也有不足。

而另一方面，陸學藝介紹說，在為數不多的教育投入中，城鄉和區域之間的分配也不甚合理。統計數字顯示，2002年全社會的各項教育投資是5800多億元，其中用在佔總人口不到40％的城市人口上的投資佔77％，而佔總人口數60％以上的農村人口只獲得23％的教育投資。從分教育層級來看，高等教育所獲得的公共資源遠遠多於基礎教育，為了創辦一流高等學府，上億的財政撥款往往投給幾所辦學條件已經相當不錯的大學，而農村中小學校危險教室改造的經費，則要通過農民集資或希望工程的方式解決，落後地區尤其農村地區教育經費由縣級財政籌集，連起碼的教師工資都不能保證，教學設備、師資力量嚴重不足。這些都直接導致社會底層的受教育和培訓機會減少。

“這樣一種不公平教育資源配置制度在全世界都是罕見的。”陸學藝說，“其結果就是使廣大農民和貧困階層陷入結構性、制度性的機會不公狀態，在參與市場競爭方面缺少足夠的能力，因而也就缺少適當的向上流動機會。”

中國在教育方面的經費投入不足與分配不公，一直受到來自國內外激烈的抨擊。去年9月，聯合國主管教育權利事務的特別調查員卡塔琳娜。托馬舍夫斯基到中國考察兩周后，很不尋常地批評中國在保證教育權利方面連非洲窮國烏干達都不如。這些批評，在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一些城市已經邁入世界發達地區的背景下，顯得尤其讓人痛心。

王春光強調指出：“要體現出一個合理社會所必須的公平，教育體制必須改革。”但他承認，很多政策的制定對弱勢階層並不利。“在改革中，不同的階層都會保護原有的利益，爭取新的利益。而制定政策的恰恰是強勢階層。”他認為，強勢階層推行的改革會造成公共資源的配置不公正，導致機會不平等，這是阻礙現代社會階層結構發育成長的一種制度性缺陷。

去年9月，本刊曾報道過來自國家教育部的一條消息，中央即將出台新措施，讓西部貧困地區青少年享受九年制義務教育完全免費的待遇，由此產生的財政負擔將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分擔。但“中央決定，地方買單”的做法，使這一想法面臨相當大的障礙。

一些官員的想法是，依靠為世人矚目的經濟增長來解決教育和培育中間階層問題。陸學藝等人的調查也顯示，經濟增長確實不僅對非農職業崗位有直接的促進作用，更對中高層職業的增加有相當大的影響。當人均GDP超過了12500元后，經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商業服務業人員、產業工人的比重就會出現一個跳躍式的發展。但陸學藝以社會學家的眼光告訴媒體問題的緊迫性：“社會結構的變化，在某些方面優勝於經濟的發展，猶如一個人，社會結構是骨架，經濟結構猶如血肉，就像經濟發展過熱可以調控，但骨骼如果長壞了，調整的難度就大了。一個社會政策錯了，往往要花幾十年的時間來調整，比如我們國家的人口政策。”（王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