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景洲

吳景洲先生早年受孫中山革命的影響，具有強烈的愛國民主思想。景洲先生的舅父庄蘊寬先生曾擔任1925年至1927年故宮博物院臨時董事會董事和“維持會”副會長。由於這一層關係及其後首任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的邀請，景洲先生被聘到故宮博物院兼職，參與了“清室善後委員會”對清宮財產的清點和博物院的創建工作。1926年，曾任“故宮博物院維持會”常務委員。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特派易培基為“接收北平故宮博物院委員”，易先生因病不克北上，電囑馬衡、景洲先生等為代辦，與奉系軍閥操縱下的“故宮博物院管理委員會”辦理交接。1929年，易培基被正式批准為院長，景洲先生擔任“古物審查會專門委員”。1931年，鑒於日本帝國主義已佔我東北，華北危急，為保護文物安全，故宮博物院遂決定精選部分文物南遷，景洲先生參與其事，為首批南遷文物監運員。直至1933年，易院長為人中傷，以“故宮盜寶案”被迫辭職，他才不得已而離開了故宮。

故宮博物院的最初十年，是風風雨雨狂飈迭起的十年。為了保護這個幼弱的民主革命新生兒不致在搖籃里就遭到扼殺，許多愛國民主人士、專家教授及當時故宮同仁，冒著被綁架、坐牢、暗箭中傷等危險，四處奔走呼號，與各種惡勢力展開了不屈不撓的鬥爭。在這場民主與封建、進步與倒退、正義與罪惡的鬥爭中，景洲先生始終是“以保存數千年文化淵藪為職志”，站在鬥爭的最前列，作出了突出的貢獻。他所撰寫的《故宮博物院五年經過記》，不但真實地記述了最初的艱難創業歷史，同時也洋溢著他一片愛國主義的熱忱。

景洲先生是一位學者，曾有《中國國文法》等著作行於世；他同時也是一位文物收藏鑒賞家，這也許是與故宮博物院有這一段不解之緣有關罷。收藏文物，需要貲財，而他的家庭人口多，全靠工薪收入，生活並不富裕，但為了購藏一件心愛的文物，往往不計重值，所以全家人跟著他節衣縮食。時有不足，只有借貸，每逢年節，債主盈門。經濟拮据時，連兒女們些小學校費都無所措手足。而景洲先生卻嗜痂成癖，甘之如飴。經此苦心收集，藏品逐漸豐富，盈箱累篋，小室為滿。離開故宮后，為謀生計，景洲先生攜眷南下武漢，抗日戰爭爆發后，又避亂重慶，戰後寓居上海。十幾年間，輾轉遷徙，裝載他所收藏的文物的大小箱籠，總是寸步不離。關山險阻，戰火紛飛，其中艱苦，可想而知。

全國解放后，景洲先生曾擔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委員。正當他以其興奮的熱情為新中國服務時，卻不幸中了風疾，癱瘓不起。1955年其長子吳祖光先生為方便照顧，將雙親迎養到北京，他所精心收集的文物也隨之而至。出於對新中國前和程的憧憬和熱愛之情，祖光先生提議，將沼帔來之不易、保存尤難的珍貴文物無償捐獻給國家。景洲先生當即欣然同意，所以沼帔文物成為了故宮博物院的珍貴藏品。

景洲先生所捐獻的文物有法書、名畫、青銅、陶瓷、竹木雕刻、石硯、印章等，共計241件，這是他一生的心血。為了它們，他不知付出多少艱辛，妻子背著不知流了多少淚，小兒女們不知受了多少委屈，這些都是無法用金錢來衡量的。然而景洲先生卻毫不計其所值，分文不取，這一思想品格，比他在故宮博物院工作的那段時間所表現出來的愛國民主熱情又更前進了一步。

景洲先生詩文、書畫、篆刻無一不精，與文壇、藝壇諸多元老交厚，如：章太炎、于右任、喬大壯、吳稚輝、易培基、徐悲鴻、湯定之、齊白石、馬一浮、葉恭綽、沈尹默等，名重當時。景洲先生的繪畫以山水兼花鳥為長，多以西畫構圖，作品以山水為主，兼有人物花鳥，其畫功力深厚，技法純熟，中西交融，意象遼遠；書法以行書為主，亦篆亦隸，自成泱泱風格，堪稱巨匠。此外還有著作《中國國文法》、《故宮盜寶案真象》、《風勁樓詩草》、《蜀西北紀行》、《故宮博物院前後生平經過記》、《故都沉夢錄》，話劇《長生殿》等。

景洲先生一生親歷清末及國共兩黨執政。大陸解放后，1955年將其祖傳及一生收藏的241件文物捐獻給他親自參與創建的故宮博物院。1957年吳景洲先生因其子被打成右派而傷心去世，從此新聞媒體不談吳氏家族，景洲先生文名畫名遂斂跡消聲，久成絕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