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工開物

《天工開物》記載了明朝中葉以前中國古代的各項技術。《天工開物》初刊於1637年（明崇禎十年）。《天工開物》是世界上第一部關於農業和手工業生產的綜合性著作，是中國古代一部綜合性的科學技術著作，有人也稱它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著作，作者是明朝科學家宋應星。外國學者稱它為“中國17世紀的工藝百科全書”。作者在書中強調人類要和自然相協調、人力要與自然力相配合。是中國科技史料中保留最為豐富的一部，它更多地著眼於手工業，反映了中國明代末年出現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生產力狀況。

全書分為上中下三卷18篇。並附有123幅插圖，描繪了130多項生產技術和工具的名稱、形狀、工序。書名取自《尚書·皋陶謨》“天工人其代之”及《易·繫辭》“開物成務”，作者說是“蓋人巧造成異物也”（《五金》）。全書按“貴五穀而賤金玉之義”（《序》）分為《乃粒》（穀物）、《乃服》（紡織）、《彰施》（染色）、《粹精》（穀物加工）、《作咸》（製鹽）、《甘嗜》（食糖）、《膏液》（食油）、《陶埏》（陶瓷）、《冶鑄》、《舟車》、《錘煅》、《燔石》（煤石燒制）、《殺青》（造紙）、《五金》、《佳兵》（兵器）、《丹青》（礦物顏料）、《麴櫱》（酒麴）和《珠玉》。

《天工開物》全書詳細敘述了各種農作物和手工業原料的種類、產地、生產技術和工藝裝備，以及一些生產組織經驗。上卷記載了穀物豆麻的栽培和加工方法，蠶絲棉薴的紡織和染色技術，以及製鹽、製糖工藝。中卷內容包括磚瓦、陶瓷的製作，車船的建造，金屬的鑄鍛，煤炭、石灰、硫黃、白礬的開採和燒制，以及榨油、造紙方法等。下卷記述金屬礦物的開採和冶鍊，兵器的製造，顏料、酒麴的生產，以及珠玉的採集加工等。

《天工開物》中分散體現了中國古代物理知識，如在提水工具（筒車、水灘、風車）、船舵、灌鋼、泥型鑄釜、失蠟鑄造、排除煤礦瓦斯方法、鹽井中的吸鹵器（唧筒）、熔融、提取法等中都有許多力學、熱學等物理知識。在《五金》篇中，明確指出，鋅是一種新金屬，並且首次記載了它的冶鍊方法。

《天工開物》中記錄了農民培育水稻、大麥新品種的事例，研究了土壤、氣候、栽培方法對作物品種變化的影響，又注意到不同品種蠶蛾雜交引起變異的情況，說明通過人為的努力，可以改變動植物的品種特性，得出了“土脈歷時代而異，種性隨水土而分”的科學見解。

宋應星出生於士大夫家族，有較好的學習氛圍。加上自身的勤奮好學，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激烈的科場競爭，曾留給他屢次不中的陰影。往後的仕途生涯也未達到決策圈的顯赫地位，但其對於學問的追求卻從未鬆懈。

宋應星治學旨趣最大的特色在於“新”和“異”，其最主要的治學途徑就是走出書齋，接觸社會。其遊歷考察和底層官員的仕途經歷，使之有更多的機會來了解基層群眾生產領域的工藝流程。

八股取士的確定，理學逐漸變為僵化的科舉教條，嚴重阻礙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明嘉靖以後，王陽明的心學風行大江南北，江西成為王學傳播與發展的重要陣地。有別於以性理道學為上的主流思潮，遠承陽明之學的泰州學派等有為於世、反虛務實的小眾思想在這一時期也有所發展。泰州學派在長江中下游，尤其是長江三角洲和贛江流域等商品經濟發達的地區影響較大，其創始於王艮，影響最大的是李贄，他們提出“百姓日用是道”的命題，體現了崇尚經世致用的進步思想，反映了平民、布衣等階層的要求和願望，具有反封建統治的進步意義，並逐漸成為一門顯學。明末清初西學東漸之風的興盛對中國傳統文化也產生了巨大反響。

明代是中國古代農業、手工業、商業都比較發達的階段，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明代中期后，部分地區，不少行業中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

在農業中，耕地面積擴大，作物品種得到改良和增加，糧食作物、經濟作物的單位面積產量和總產量都有了明顯提高。一些地區出現了專業化經營。

明代手工業種類較多，且已具備了一定規模，尤其是與國計民生關係較為密切的冶金、陶瓷、紡織等行業最為發達。棉紡織業成為主要的家庭副業，制瓷業馳名中外，冶礦業由官營向民營發展，造船業發達等。

明代商業和交通亦較發達，白銀成為主要的流通貨幣；一些鉅賈往往致富於數千里之外，湧現了一些有名的商幫；沿海地區商貿中心和新興市鎮進一步發展。

《天工開物》是世界上第一部關於農業和手工業生產的綜合性著作，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科技著作，其特點是圖文並茂，注重實際，重視實踐。它對中國古代的各項技術進行了系統地總結，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科學技術體系。對農業方面的豐富經驗進行了總結，全面反映了工藝技術的成就。

《天工開物》的可貴之處，在於記述了工農業生產中許多先進的科技成果。書中用技術數據給以定量的描述，顯露出先進的科學思想和理論闡述，注重引入理論概念，而非單純技術描述。在農業方面，《乃粒》指出水稻育秧后三十天即拔起分栽，一畝秧田可移栽二十五畝，即秧田與本田之比為1∶25。又說旱稻食水三斗，晚稻食水五斗，失水即枯。這些技術數據對農業生產有指導作用，是育秧、插秧和灌溉的理論基礎，在以前的農書中未曾提到過。

《天工開物》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反映西學，如“凡焊鐵之法，西洋諸國別有奇葯。中華小焊用白銅末，大焊則竭力揮錘而強合之，歷歲之久終不可堅。故大炮西番有鍛成者，中國惟恃冶鑄也。”

《天工開物》中的“物種發展變異理論”比德國卡弗·沃爾弗的“種源說”早一百多年；“動物雜交培育良種”比法國比爾慈比斯雅的理論早兩百多年；挖煤中的瓦斯排空、巷道支扶及化學變化等，也都比當時國外的科學先進許多。尤其“骨灰蘸秧根”、“種性隨水土而分”等研究成果，更是農業史上的重大突破。

《天工開物》詳細記述了家蠶新品種的培育：將黃繭蠶同白繭蠶雜交，培育出褐繭蠶，將“早雄”和“晚雌”雜交，培育出“嘉種”，比法國的同類記錄早200多年。

在《五金》篇中，宋應星是世界上第一個科學地論述鋅和銅鋅合金（黃銅）的科學家。他明確指出，鋅是一種新金屬，並且首次記載了它的冶鍊方法。這是中國古代金屬冶鍊史上的重要成就之一，使中國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成為世界上唯一能大規模煉鋅的國家。宋應星記載的用金屬鋅代替鋅化合物（爐甘石）煉製黃銅的方法，是人類歷史上用銅和鋅兩種金屬直接熔融而得黃銅的最早記錄。總結提出的煉鐵與炒鐵爐的串連使用，直接把生鐵炒成熟鐵，具有現代冶金技術的重要特色。這種方式在17世紀的歐洲還沒有。

《天工開物》中記錄了農民培育水稻、大麥新品種的事例，研究了土壤、氣候、栽培方法對作物品種變化的影響，又注意到不同品種蠶蛾雜交引起變異的情況，說明通過人為的努力，可以改變動植物的品種特性，得出了“土脈歷時代而異，種性隨水土而分”的科學見解，把中國古代科學家關於生態變異的認識推進了一步，為人工培育新品種提出了理論根據。

《天工開物》所述活塞式鼓風技術，較歐洲皮囊式鼓風設備更為先進。響銅合金、響器成型、鐵錨鍛造、鋼針拉制以及“生鐵淋口”等特殊化學熱處理工藝和金屬複合材料技術，亦為最早期的明確記載。在現代，其基本原理仍然適用。

在機械動力學方面，《天工開物》記載了中國在機械動力方面的許多發明創造，如紡織花布用的花機，是當時外國所沒有的。“粹精”中介紹中國漢代發明的水碓裝置，把動力機、傳動機和工作機三部分連在一起，比英國試用一個水輪帶動兩盤磨要早1000多年。“作咸”中的頓鑽打井技術，比俄羅斯鑽井技術早300多年。

《天工開物》主要根植於中國的固有文化傳統。天工開物取自“天工人其代之”及“開物成務”，體現了樸素唯物主義自然觀，與當時占正統地位的理學相異。這種異端化的思想趨勢，反映著一種新的社會現象和時代取向。但是，個人的思想可以有異於主流，卻不能超脫於時代。古代素以農業作為重中之重，所以宋應星的文章中也處處體現出貴五穀輕金玉的思想。

中國科學技術史專家潘吉星在《宋應星評傳》中提到《天工開物·作咸》及《論氣·氣聲五》都說“天有五氣，以有五行”，認為水火土金木五行由相應的氣而生，不是萬物的最原始本原，又對五行或五氣逐個分析，認為水火二氣是較基本的。宋應星在剖析水火土金木相互關係及過渡層次，即解決了“亦氣亦形”這一物質過渡層次與形的物質過渡層次間相互關係及過渡之後，進一步闡述了萬物生成之理。《天工開物·陶埏》指出：“水火既濟而土和。萬室之國，日勤千人而不足，民用亦繁矣哉。”這是說靠水火對粘土的交互作用，燒結成陶瓷，供民日用。

潘吉星在《宋應星評傳》中認為，宋應星論述生命自然界萬物的生成機制，將生物分為植物與動物兩大類，而在生物由低級到高級的發展序列中，植物即草木之屬較為基本。他將動物按發展序列再分為蟲魚、飛禽、走魯，最後是“萬物之靈”的人。他認為動物是從植物演化並生成的，而植物又是從無機物演化與生成的，歸根到底是通過水火與土木交互作用而產生。宋應星寫道：“氣從地下催騰一粒，種性小者為蓬，大者為蔽牛干霄之木，此一粒原本幾何？其餘皆氣所化也。”草木借水、土及火質（可燃的有機肥料）而成長。

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中所述各種植物如稻、麥、麻、豆、桑、棉、葛、草本染料、油料植物、甘蔗、竹、構樹及各種樹木的種植，都是根據這一道理而進行的。他更詳細敘述了將這些植物借水火及金木石的交互作用而製成植物油、糖、衣料、染料、紙張、車船等產品以及木器、榨油器、糖車、紡織機、各種農具、蒸煮鍋等工具及日常用品。雖然穀物種植主要靠水、土及金木，但沒有火氣配合也還不行，這裡火氣以日照的形式表現出來。沒有陽光（陽氣、火氣）而陰雨（陰氣、水氣）綿綿，便會減產。至於穀物加工及食品製造，離開水火與金木也是不行的。由於五氣的交互作用，產生出各種各樣的植物及其加工製品，象無機界萬物一樣，供民日用，也歸根到底由元氣→亦形亦氣→形這這物質層次而生成的。

徠潘吉星在《宋應星評傳》中認為，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中詳細敘述了從動物體製成各種產品的技術。根據他的哲學觀點，動物界雖然比植物界屬於更高級的發展階段，但究其物質本原仍不外是從元氣、亦形亦氣、形及草木這些物質層次而逐步生成、演變的，雖然他沒有告訴我們要花費多長時間才能完成這些過渡。他在論述動物、植物及礦物界在構成上的物質統一性時，還談到物質世界多樣性的原因。

潘吉星在《宋應星評傳》中認為，由於水火、土、金木這些物質要素相互間作用是千變萬化的，故而產生眾多的物。正如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中所述，許多自然物通過人工作用后，又產生難以數計的、自然界本身沒有的物。用他的話說便是“或假人力，或由天造”（《作咸·鹽產》）。

潘吉星在《宋應星評傳》中提到，在談到物質世界事物多樣性時，宋應星在《天工開物序》中寫道：“天覆地載，物數號萬，而事亦因之，曲成而不遺。豈人力也哉”。大意是說，大地之間，事物以萬計，通過各種變化而形成完美無缺的世界，這恐怕不全是人力所能辦到的。他的“形萬變而不窮”的哲學命題，現在可理解為有限元素原子以其萬變無窮的結合方式構成物質世界的多樣性。現代物質構造理論還證明一無論物質觀是正確的，因為宇宙萬物最終都由原子構成。

潘吉星在《宋應星評傳》中認為，宋應星在發展萬物生成及演變的自然哲學時，把他的哲理與科學技術緊密結合起來，用《天工開物》中所述30 種技術過程的實例來支持並解釋他的哲學思想。這不但是中國歷史中其他哲學家作不到的，而且象李時珍那樣的大科學家也未能作到這一點。他在闡述從最根本的元氣經過亦氣亦形及形再逐步過渡到無機世界和生命自然界時，為我們提供了一幅萬物生成與演變的圖景，其基本過渡層次為：元氣→水火→土→金木→無生物→草木（生物）→動物（高級生物）。其中最關鍵的一步，是從無生物到生物這一質的轉化。

《天工開物》的出現是中國封建社會中最為燦爛的科學活躍期的代表作之一。它既是對古代科學傳統的有效繼承，也與當時興起的各種具有啟蒙意義的反權威意識，實學意識和民生意識息息相關。

宋明以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以微弱的發展稀疏的存在著。社會存在對社會意識起決定作用，新的社會現實重新激發了人們對自然、社會以及人生“格物窮理”的興趣。

由空談走向實踐，是當時有識之士的反思，這種思潮在思維方式上開始散發出近代的氣息。

《天工開物》一書在崇禎十年初版發行后，很快就引起了學術界和刻書界的注意。明末方以智《物理小識》較早地引用了《天工開物》的有關論述。明末方以智《物理小識》較早地引用了《天工開物》的有關論述。很快便在福建由書商楊素卿於清初刊行第二版。

對於明朝這種社會風氣，中國學者 李申指出：“《本草綱目》，《徐霞客遊記》，《天工開物》，《農政全書》，《演演算法統宗》、《瘟疫論》這些科學著作背後，不僅有高水平發展的農業，還有高水平發展的手工業和商業。所以演演算法統宗一出，就‘竟相翻刻’，鬧得一時‘紙價騰貴’。《天工開物》問世以後，第二年就被刻印出版。幾年後，書商楊素卿認為有利可圖，決定翻刻。雕版已成，未及印刷，適值明朝滅亡。到了清初，經過改版，才得付印。但楊本以後，便無人翻刻了。因為情況變了。明末出現一批實用的技術科學著作，是適應當時高度發展的生產力，特別是手工業、商業的需要。清兵人關，揚州、江陰、嘉定等江南城市被屠，許多手工業基地成為一片廢墟，受禍不太嚴重的山西潞安，明末有織機三千餘張，到順治十七年(1660年)僅剩二三百張，減少90%多，江南的受禍可推想而知。在這樣殘破的經濟基礎之上，還有誰去關心技術問題，就是有了技術書籍，又有誰購買，所以《天工開物》在楊本以後，就不再版”。

第二版在清初順治年刊刻發行后，《天工開物》在南北各地流通，而且成為向國外出口的書籍之一。《天工開物》因書中出現“北虜”“夷狄”一詞，被清朝禁毀，遂在中國失傳。但譯本很快傳遍亞歐大陸，其中的推拉式風箱技術對西歐冶鐵工業影響很大。

清朝官修的康熙、雍正年間出版的《古今圖書集成》在食貨、考工等典中有一些地方取自《天工開物》，在引用時對《天工開物》中的“北虜”等反清字樣改為“北邊”。乾隆年間《授時通考》僅引用了《天工開物》中《乃粒》、《粹精》等。

距離乾隆修《四庫全書》一個多世紀后的1877年，閉關鎖國的防漢政策已經瓦解、太平天國運動則使得大權下放。岑毓英撰修的《雲南通志·礦政》部分引用了《天工開物·五金》章關於銅、銀等金屬冶鍊技術的敘述。清代著名學者吳其浚在《滇南礦廠圖略》參考了《天工開物》。《植物名實圖考》穀類等部分引用了《天工開物》的《乃粒》章。付野山房刊刻的兵書《祝融佐治真詮》中多次引證《天工開物》。

同治九年，劉岳雲發表的《格物中法》一書中，幾乎把《天工開物》所有主要內容都逐條摘出，再加以分類，寫出按語，作出補充說明和註釋。晚清公元1899年，直隸候補道衛傑寫的《蠶桑萃編》有部分引用了《天工開物》中的《乃服》《彰施》等章。

這些對天工開物的內容部分摘錄，但這和出版完全是兩碼事。真正完全在清朝統治下的《天工開物》版本，一個都沒有。

直到民國初年，宋應星的著作，首先是他的科學著作《天工開物》,才被中國學者所關注，但他們是通過東鄰日本國才看到原著。

《天工開物》中的內容首先在17世紀開始逐漸傳入日本。公元1694年，日本本草學家見原益軒（1630―1714）在《花譜》和公元1704年成書的《菜譜》二書的參考書目中列舉了《天工開物》，這是日本提到《天工開物》的最早文字記載。公元1771年，日本書商柏原屋佐兵衛（即菅王堂主人，發行了刻本《天工開物》，這是《天工開物》在日本的第一個翻刻本，也是第一個外國刻本。實學派學者佐藤信淵依據宋應星的天工開物思想提出富國濟民的“開物之學”。

《天工開物》18世紀傳到朝鮮國后，受到李朝後期知識界尤其實學派學者的重視，1783年，朝鮮李朝（1892―1910）作家和思想家朴趾源（1737―1805）完成的遊記《熱河日記》中向朝鮮讀者推薦了《天工開物》。朝鮮進士出身的內閣重臣徐有榘，晚年執筆的113卷本巨著《林園經濟十六志》和李圭景（號五洲）《五洲書種博物考辨》（1834）、《五洲衍文長箋散稿》（約1857）等重要科技作品中都多次引用《天工開物》。

18-20世紀《天工開物》在一些歐美國家傳播，在法、英、德、意、俄等歐洲國家和美國大圖書館都藏有此書不同時期的中文本。其中巴黎皇家文庫（今國家圖書館前身）在18世紀入藏明版《天工開物》。1830年法蘭西學院漢學家儒蓮將《丹青》章論銀硃部分譯成法文，是此書譯成西文之始。1832年轉譯成英文，刊於印度《孟加拉亞洲學會學報》。1833年他將此書制墨及銅合金部分譯文發表於法國權威刊物《化學年鑒》及《科學院院報》，后又譯成英文和德文。

1837年儒蓮受工部和農商部大臣之命，將《天工開物》養蠶部分及《授時通考·蠶桑門》（1742）譯成法文，由巴黎皇家印刷廠出版官刊本，法文譯本取漢名為《桑蠶輯要》。當時歐洲蠶桑技術有了一定的發展，但因防治疾病的經驗不足，導致生絲大量減產。《天工開物》提供了一整套關於養蠶、防治蠶病的完整經驗，對歐洲蠶絲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十八世紀，在歐洲工業革命已經拉開序幕，但農業生產依然十分落後，播種還在使用人工播種。這種播種方式，在種子的密度和覆土深度上都十分隨意，直接影響出苗率。而此時中國，已經在使用播種機。歐洲的犁設計也比較簡單、原始，操作十分費力，而中國的犁則效率更高也更省力。當《天工開物》傳入后，直接推動了歐洲農業革命。

歐洲從12世紀學會造紙，但一直以破布為原料單一生產麻紙，18世紀以後耗紙量激增，但破布供應卻有限，於是造紙業出現原料危機。1840年儒蓮將《天工開物》造紙章譯成法文刊於《科學院院報》。其中提到以野生樹皮纖維、竹類及草類纖維代替破布造紙，還可用各種原料混合製漿。這些信息很快得到反饋，法、英、德人以其他原料成功造紙，終使原料危機獲得緩解。

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1809―1882）在讀了儒蓮翻譯的《天工開物》中論桑蠶部分的譯本后，把它稱之為“權威著作”。達爾文在他的《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1868）卷一談到養蠶時寫道：“關於中國古代養蠶的情況，見於儒蓮的權威著作”。他把中國古代養蠶技術措施作為論證人工選擇和人工變異的例證之一。

1869年，儒蓮和法國化學家商畢昂把《天工開物》有關手工業各章的法文摘譯，集中收入在《中華帝國工業之今昔》一書中，在巴黎出版。1964年，德國學者蒂路，把《天工開物》前4章《乃粒》、《乃服》、《彰施》及《粹精》譯成德文並加了註釋，題目是：《宋應星著前四章》。1966年，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任以都博士將《天工開物》全文譯成了英文，並加了譯註，題為《宋應星著，17世紀中國的技術書》，在倫敦和賓夕法尼亞兩地同時出版。這是《天工開物》的第一個歐洲文全譯本。

2020年4月，列入《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教材發展中心 中小學生閱讀指導目錄（2020年版）》。

18世紀後半葉，乾隆設四庫館修《四庫全書》時，發現《天工開物》中有“北虜”、“東北夷”等反清字樣。而在江西進獻書籍中，發現宋應星之兄宋應升的《方玉堂全集》、宋應星友人陳弘緒等人的一些著作具有反清思想，提倡“華夷之辨”，因此《天工開物》沒有收入《四庫全書》。《天工開物》單行本較難見到，但仍可從《圖書集成》及《授時通考》中看到該書的幾乎全部內容。乾隆末期至嘉慶、道光年後，有逐漸解禁的趨勢，於是公開引用《天工開物》的清人著作也逐漸增多。也有明朝守城將士投擲火器，將滿洲士兵炸得粉碎的插圖。《天工開物》上不了目錄，因為它裡面《四庫全書》本身對科技類書就是忽視的。這些因素都壓制了《天工開物》在社會上的流行。此後清代也沒有再版。反而差不多同時期，日本卻在大肆刊刻這部技術名著。在清朝統治的這段時期，在國外出了《天工開物》的新版本，國內反而絕版。

以至於到了滿清統治近三百年後，民國時期的人為了尋找《天工開物》這本書，竟然在國內找不到，只能從日本引進，再刻印出版。丁文江先生在《重印天工開物跋文》中記述他在國內千方百計想找《天工開物》，卻找不到的經過。而按潘吉星的考證，當時在日本，其實《天工開物》一書反而非常容易見到。

這是《天工開物》的明刊初刻本，最為珍貴，此後所有版本都源出於此。此本原序中名為《天工開物卷》，但書口仍作《天工開物》，分上、中、下三冊線裝，印以較好的江西竹紙。原書高26.2、闊16.8厘米，板框高21.7、闊14.3厘米。單葉9 行，行21 字。序文與正文均為印刷體，序尾有“崇禎丁丑孟夏月，奉新宋應星書於家食之間堂”的題款。

這是1637 年4月由作者友人塗紹煃（字伯聚，1582—1645）當時任河南汝南兵備道而居家丁憂（喪母）時資助刊刻於南昌府的。為表彰紹煃的這一功績，故此本稱為“塗本”。從該本版式、字體、紙張及墨色來看，與明末贛刻本極為相近，因此想將塗本定為江西刻本當無疑問。種種跡象表明，此本是倉促間出版的，刊行前文字沒有經過仔細校訂，故書中錯別字也不在少數，總共約400 多處。例如梢誤為稍、尾誤為尼、揚誤為楊、徑誤為經、玫誤為枚等，屬於形近之誤。而“亦”誤為“易”、瀉作寫、防誤為妨、框作匡、裹作果等，屬於音近之誤。這都是刻字不慎所造成。但因該本為初刻本，文字及插圖都直接來自宋應星所寫的手稿，因此仍然是珍貴版本。

塗本《天工開物》向來稀見。中國境內現傳本原由浙江寧波蔡琴蓀的“墨海樓”珍藏，長期不為人們所知。清末時藏書歸同邑李植本的“萱蔭樓”。

1951 年夏，李植本後人李慶城先生將全部珍藏書籍捐獻給國家，其中包括塗本《天工開物》，後轉國立北京圖書館善本特藏部收藏。1959 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曾依此本出版了三冊線裝影印本，印以竹紙，從此國內外人土才有機會得見此書原貌。但讀者使用此書時，須注意其中文字刊誤之處。此本原版還藏於日本國東京的靜嘉堂文庫及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Bibliotheque Nationalea Paris）。到目前為止世界上只存有這三部原刊本。

這是刻書商楊素卿於明末刻成而於清初修補的坊刻本，以塗本為底本而翻刻的第二版。因有關此本的版本學問題較多，故此處應該詳加論述。查楊本與塗本不同的地方是：（1）序文為手書體，末尾無年款，只作“宋應星題”（2）楊本在文字上經過校改，但個別插圖翻刻時走樣。

有助於對楊本斷代的證據是，《乃服·龍袍》塗本作“凡上供龍袍，我朝局在蘇、杭”，楊本改成“凡上供龍袍，大明朝局在蘇、杭”。又《佳兵·弩》，塗本作“國朝軍器造神臂弩”，而楊本改為“明朝軍器造神臂弩”，且“明朝”二字歪邪離行。塗本行文是明朝人口氣，而楊本為改朝換代后清人口氣。如楊本為明刊，為何將“我朝”改為“明朝”？再從插圖來看，塗本《乃粒·水利》節載桔槔各部件是完整的，但楊本則漏繪“墜石”，而沒有這個部件，則槓桿兩端失去平衡，說明楊本勾描時漏繪。此外，全書總序稱：“《觀象》《樂律》二卷，其道太精，自揣非吾事，故臨梓刪去。”塗本在全書各章總目末尾有四行墨釘，正是“臨梓刪去”的痕迹，而楊本無此現象。這也說明楊本是再刊本。楊本板框高23.2、闊11.8厘米，為6 冊裝訂，白口，半葉9 行，行21字。其扉頁有兩種形式。第一種形式中書名、作者及出版者為三直欄手書體，各欄間有欄線相隔。左、右兩邊各為“宋先生著”及“天工開物”，字體較大；中欄居下為“書林楊素卿樣”6 個小字。

此本藏於北京圖書館，1965年購自北京琉璃廠中國書店。此本另有“佐伯文庫”及“江南黎子鶴家藏書之章”。經考訂，此本與日本水戶彰考館舊藏本屬一版本，印以福建竹紙，但不及塗本用紙精良，部分書頁已蛀。三枝先生在1943 年曾將靜嘉堂文庫藏塗本與彰考館藏楊本對校，他那時尚不知日本國除彰考館外，佐伯文庫亦藏有同一版本。這是先前很多專家不知道的，查日本史料始知此佐伯文庫為江戶時代（1608—1868）豐后（今大分縣）佐伯藩藩主毛利高標（1755—1801）於天明元年（1781）所設，珍藏內外秘籍，則此本當於此時流入日本。

楊本 是黎子鶴購自日本后再攜回中國。彰考館是水戶藩藩主德川光國（1628—1700）於明歷三年（1657）修《大日本史》時建立的書庫，則其所藏楊本進入該館當在17 世紀，即該本剛刊行不久。二次大戰期間，彰考館藏書全部毀於戰火，因此50 年代時研究《天工開物》的藪內清先生一直未能見到楊本原著。

但江戶時代加賀藩藩主前田綱紀（1643—1724）的尊經閣舊藏過另一種楊本，與北京圖書館及彰考館藏本相同，只是扉頁具不同形式。該本扉頁上面橫欄有“一見奇能”四字。橫欄下左、右兩側直欄各為手書體“宋先生著”及“天工開物”8 個大字，二者中間部位上方還以雙行刻出小字“內載耕織造作、煉採金寶/一切生財備用、秘傳要訣”20 個小字，下面是“書林場素卿梓”。

1926—1927 年武進人陶湘先生刊刻《天工開物》時曾從尊經閣取得此本校勘，其後輾轉入藏於北平人文科學研究所。在人文所藏書簡目中著錄說：“《天工開物》三卷，明宋應星撰，明楊素卿刊本，三冊。”1934 年北京圖書館對此作了曬藍複印。1945年以後，人文所藏書移交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49 年前，此本被提調至南京，后又運到台北，今藏台北歷史語言研究所。由此可見，《天工開物》兩種早期刊本都在中國境內有傳本。此處所談到的楊本，還藏於巴黎國立圖書館。

關於楊本刊刻年代，先前多認為是明代。三枝注意到塗本與楊本的異點，但仍認為二者均是明刻本，或其中之一可能是明刊偽版。藪內因未見楊本，引三枝之說后認為“這兩個本子都被斷定為明板，但是斷定兩者的先後，是很困難的問題”。孫殿起（1894—1958）先生過去可能經售過楊本。他在其《販書偶記》中寫道：“天工開物三卷，明分宜宋應星撰。無刻書年月，約天啟間書林楊素卿刊。”此或因孫先生經手古書太多，未細心考訂，故引出結論欠妥。查宋應星是奉新人，只在分宜任教諭而著此書。且書成於崇禎十年，天啟時尚未成書。陶湘等人也認為楊本為明刊原版，還認為楊本手書體序為應星手跡。前述俄籍漢學家貝勒和人文所書目作者也將此本定為明刊版本。其所以如此，主要是手書體序給人造成一種錯覺。而其實這是明清之際書林楊素卿為使此書發行，不得已而為之的，黃彰健第一個認定楊本是明刊清修本。這是正確判斷。

明末時楊素卿已將翻刊本板木準備就緒，時值明代驟亡，他為使此書在清初發行，遂決定去掉原序中崇禎年款，將正文中“我朝”改為“明朝”。但因署年款那一行字過多，挖板困難，乃決定請一書法高手重新抄序，未尾只書“宋應星題”。造成一種印象，似乎作者是清初人。

結果判定楊本為明刻清修本。楊素卿當為明末清初江南刻書商，其籍貫及事迹尚難查出。但楊本用紙的簾紋形刻及紙的質地與所見清初福建竹紙相似。因此疑此人為福建人，而明清之際福建刻書商也確有不少楊姓者，福建又與江西相鄰，能使楊素卿很快得到《天工開物》。應當說，楊本雖在明顯地方改動了塗本個別文字，以適應當時政治形勢，但改動得不夠徹底。如《佳兵》章塗本有“北虜”、“東北夷”等反清字樣，楊本卻一仍其舊。

而保留這些字樣比使用“我朝”或“崇禎”字樣，更有政治風險。這隻能在清初書籍審查制度不嚴的情況下才能順利出書。楊本刊行的具體年代當是17 世紀50 至80 年代。很可能是順治年間（1644—1661），再晚不能晚過康熙初年。而這時作者宋應星尚健在於世。

康熙中期以後至乾隆年間，清統治者加強了思想控制。順治年刊行的一些著作在修《四庫全書》時均列為“禁書”，下令全毀。而康、乾時引用《天工開物》的《古今圖書集成》，則將“北虜”改為“北邊”。可見當時編纂官已注意到這些字樣是清廷所不容的。

總結，楊本一共現存2本。一本現在北京圖書館，由民國人士黎子鶴由日本購回。一本現存台北歷史語言研究院，陶湘從日本尊經閣借回。

中國境內楊本是最後一版，事實是一共只有兩版，清朝一朝都不曾再印。《天工開物》多出現在一些書的引用中。

這是《天工開物》最早在國外刊行的版本。此書在17 世紀傳入日本以後，引起學者注意，競相傳抄，並陸續從中國進口。為滿足日本廣大讀者的需要，18 世紀60 年代出版商便醞釀出和刻本。從享保年（1716—1735）以後的《大阪出版書籍目錄》中所見，早在明和四年（1769）九月大阪傳馬町的書林伯原屋佐兵衛就已向當局提出發行《天工開物》的申請，同年十一月得到發行許可。因一時缺乏善本，出版計劃被推遲。後來刻書商從藏書家木村孔恭（1736—1802）那裡借得善本，遂決定粹行。伯原屋佐兵衛是菅生堂主人，故此版遂稱“菅生堂本”或簡稱“菅本”。木村孔恭字世肅，號異齋，元文元年（1736）生於大阪，是18 世紀日本書畫家、書畫收藏家，其藏書室名“蒹葭堂”，藏海內外珍本秘籍甚為豐富。當他將兼葭堂藏《天工開物》借給菅生堂使用后，加速了出版進程。更請備前（今岡山縣）的學者江田益英（南塘先生）作文字校訂並施加“訓點”，遂於明和八年辛卯歲（1771）出版了和刻本《天工開物》。書前再請當時大阪著名學者都賀庭鍾作序。序文是用草書體和式漢文寫的。

至1770年，菅生堂從木村孔恭得到楊本抄本，又請江田益英校訂后，再將書稿送到都賀庭鍾處徵求意見時，他對此很滿意，認為“大改舊觀”，遂迅即授梓，次年出版。從文字內容看，菅本以塗本為底本，以楊本對校，作三冊或九冊線裝。菅本的出版使《天工開物》擁有更多的日本讀者，加速此書在江戶時代學術界中的傳播，同時又成為後來20 世紀中國再版《天工開物》時最初依據的底本。

這是20 世紀以來中國刊行的第一個《天工開物》新版本。從整個版本史上屬於第四版，1927 年以石印線裝本形式出現。該書卷首印有下列字句：“歲在丁卯（1927）仲秋（八月），武進涉園據日本明和年所刊，以《古今圖書集成》本校訂付印。”1929 年該本又刊行重印本，在書的扉頁背面印有“歲在已已（1929）/涉園重印”八字。

出版此書的是出版家陶湘（1870—l940）。由於他是民國年間《天工開物》的最早刊行者，故此本稱為“陶本”。陶本是用安徽涇縣宣紙印的，分上中下三冊。早在民國初年《天工開物》便受到丁文江、章鴻釗、羅振玉及陶湘等人注意，但國內難以找到傳本，他們遂以明和八年（1771）和刻本為底本謀求出一新版。

關於出版經過，丁文江在1928年寫的《重印天工開物卷跋》中作了詳細說明，載陶本1929 年版書末。陶湘本人也在《重印天工開物緣起》（1927）中作了類似簡介。此本雖以菅本為底本，但亦參考了楊本。前三版（塗本、楊本及菅本）體例大致相同，版面、行款、文字位置都完全一樣，插圖也基本上為同一系統。至陶本開始則完全打亂了前三版原有的布局，而另起爐灶。

陶本在體例上的重大改變是對書中全部插圖重新請畫工加繪製版，有些圖參照清代《古今圖書集成》（1726）、《授時通考》（1747）加繪或改繪；有些圖（如《作咸》章）據《兩淮鹽法志》（1748）、《河東鹽法志》（1627）、《四川鹽法志》（1882）加繪結果弄得面目全非、圖文不符。也許陶湘的用意是好的，意在提供精繪插圖，使之勝過原有版本。而實際上陶本在藝術技巧上確實精工，但因是民國年間畫工所畫，在人物服飾及神態、室內陳設上反不如塗本、楊本及菅本那樣淳樸、真實，甚至有畫蛇添足之虞。對此，三枝氏已在其論版本的文內作了中肯的批評。然而陶本也有可取之處，即它作了文字校訂，排除了前三個版本中不少錯字。陶本中文字可取，但插圖則全不可取。

遺憾的是，20 世紀以來中外學者使用插圖時，常取自陶本，而其中插圖已失去塗本原有的真實性。有繪畫鑒賞力的人會看出，陶刊本插圖帶有民國年間藝人的畫風，與明人畫法迥異。陶本書首扉頁有羅振玉的篆文題籤，下面是陶湘的《重印天工開物緣起》、影印的楊本手書體序，再往下是塗本序及正文。刪去了菅本中都賀庭鐘的序，書未附丁文江撰《奉新宋長庚先生傳》及《重印天工開物卷跋》。正文前還有原書各章總目，但又另加各節分目。陶本的貢獻在於，它畢竟是中國中斷了200 多年後於20世紀新刊出的本子。它的出版激發了國內外對《天工開物》的注意及研究，添補了中國版本上的不足。陶本問世多年不曾再版，直到1983年台北廣文書局影印《喜詠軒叢書》時，才將陶本《天工開物》列入其中第一冊，文字及插圖都沒有變動，只是將插圖施以硃色，看起來效果不一定很好，反不如原來黑白分明。

現存這些版本，民國時只有李慶城先生的塗本在國內，但是屬於私人收藏，於建國后1951年才捐給國家。所以當時在中國境內確實找不到《天工開物》。在清朝它是以引用的形式微弱傳播。

日本科學史家三枝博音認為：《天工開物》不只是中國，而且是整個東亞的一部代表性技術書，其包羅技術門類之廣是歐洲技術書無法比擬的，稱此書是“中國有代表性的技術書”。

日譯本稱《天工開物》為“中國技術的百科全書”。日本學者評議道：“作為展望在悠久歷史過程中發展起來的中國技術全貌的書籍，沒有比它更合適的了。”

《天工開物》被歐洲學者稱為“17世紀的工藝百科全書”。

法蘭西學院漢學家儒蓮將此書稱為“技術百科全書”，將“天工開物”理解為“對自然界奇妙作用和人的技藝的闡明”。

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博士把《天工開物》稱為“中國的阿格里科拉”和“中國的狄德羅”，稱《天工開物》是“十七世紀早期的重要工業技術著作”。

日本學者藪內清也認為宋應星的書足可與十八世紀法國啟蒙學者狄德羅主編的《百科全書》匹敵。

宋應星（公元1587—約1666年），中國明末科學家，字長庚，漢族江右民系，奉新（今屬江西）人。

萬曆四十三年（1615）舉於鄉；崇禎七年（1634）任江西分宜教諭，十一年為福建汀州推官，十四年（1641）為安徽亳州知州；明亡后棄官歸里，終老於鄉。

在當時商品經濟高度發展、生產技術達到新水平的條件下，他在江西分宜教諭任內著成《天工開物》一書。宋應星的著作還有《野議》、《論氣》、《談天》、《思憐詩》、《畫音歸正》、《卮言十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