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史

《中國文化史(上下冊)》創稿於本世紀二十年代，可謂中國文化史的地位，更確立了文化史寫作的基本框架。作為一代國學大師，柳詒徵先生的代表作首推《中國文化史(上下冊)》。《中國文化史(上下冊)》資料詳贍，含括極廣，舉凡典章政治、教育文藝、社會風俗，以至經濟生活、物產建築、圖畫雕刻之類，皆廣搜列舉，力求使讀者明了中國歷史之真相及其文化之得失。作者在《中國文化史(上下冊)》中更提出三個問題，即中國文化為何？中國文化何在？中國文化異於印歐者何在？帶著這三個問題來閱讀《中國文化史(上下冊)》，無疑更能明乎作者之良苦用意。著名學者蔡尚思先生為《中國文化史(上下冊)》撰寫的導讀，從柳詒徵先生的道德文章入手，於讀者了解柳先生其人其學，無疑亦可獲益良多。

柳詒徵(1879-1956)字翼謀，號劬堂、知非，江蘇鎮江人。17歲考中秀才，后曾就讀於三江師範學堂。卒業后曾任教江南高等商業學堂、江南高等實業學堂、寧屬師範學堂、兩江師範學堂、北京明德大學；並一度主持鎮江府中學堂校政。1914年2月，應聘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國文、歷史教授；1925年東南大學發生學潮后一度離去北上，先後執教於清華大學、北京女子大學和東北大學；1929年重返南京，任教中央大學；並曾任南京圖書館館長、考試院委員、江蘇省參議員。建國后執教於復旦大學。

博雅宏通第一人

曾與柳詒徵同在東南大學，並“素以平生風義兼師友與之相期”的吳宓教授曾稱許柳詒徵說，東南大學之教授人才，“以柳先生博雅宏通，為第一人”。

柳詒徵少時失父，家境清寒，常“僅賴少許醬豆腐下飯”。但其母出身書得門第，柳詒徵自幼受母教誨，許多古代文史要藉經典，讀得爛熟，背誦如流，17歲便考中秀才；當時一位詩人曾作“次韻柳翼謀”七律一首，結句對柳詒徵有“君看一代稱韓柳”之贊。此後柳詒徵又先後於金陵鍾山書院、江陰南菁書院師和三江師範學堂師從名儒繆荃孫、黃以周和李瑞清。他學習勤奮刻苦，“日常閉門自禁於斗室案頭之中，咸與書籍為伍”，與當時一些紈絝子弟的奢侈懶惰惡習恰成鮮明對照。經年積累，大師培育，使他學問日臻豐厚圓熟，以致他“日後寫稿，竟不假思索，往往振筆疾書，文不加塗改，作詩也如雲移流水，生花妙筆，一氣呵成。”自三江師範學堂畢業后，柳詒徵又得繆荃蓀資助東渡日本留學一段時期，就使他對當時的世界新思潮和西方文化有也進一步的接觸和了解，因而他的治學也遠遠突破了乾嘉學派的眼界，如他將董仲舒的“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易稱為“正其義而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他解釋說，“所謂利非為個人私之利益，乃指國計民生與國利民福而言；所謂功，非貪天功之說，乃指努力創建以竟全功言”，這和孫中山當時提出的“民生史觀”正是共通和相合的。

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時期，柳詒徵被聘為國文歷史教授，並曾任史地部和歷史部主任。東南大學時期，他主講中國文化史和中國通史，“聲如洪鐘，有條不紊，娓娓動聽，文法理工諸科學生，不論選讀與否，大都趨之若鶩，課堂總是座無虛席，擠得水匯不通。”柳詒徵“對來學之士，無不因材施教，誨而不倦，且為之曲予裁成”。著名地理學家張其昀曾談到他在南高師受三位教師的影響最深，即劉伯明、柳詒徵和竺可楨。他當年報考南京高師時，由於體格瘦弱而被認為不符錄取條件，后柳詒徵力陳其成績優異，提請複議，因而得被錄取。在學期間，柳之教澤，使他終生受用不盡。而得益最多的：一是方誌學，柳詒徵認為，各省縣的志書，卷帙浩繁，比國史所記載尤為詳備，應該充分利用，以補國史之所不足；二是圖譜學，柳詒徵曾引宋人鄭樵語：“古之學者，左圖右書，不可偏廢”，並親創以搜求圖譜和實物為職志的史地陳列室；三是史料學，柳詒徵曾引黃梨洲明儒學案語：“學問之道，以自己用得著為真”，強調史藉如煙海，必須有方法加以選擇。並認為章實齋在《文史通義》中所說的兩種方法，“裁篇別出”和“重複互注”，是做學問必須具備的功夫。而在張其昀離校畢業時，柳詒徵在其紀念冊上僅題“守約”二字，告誡他讀書不宜廣而宜專，並向他解釋說，“重要的書宜分精讀與瀏覽兩類，對精讀者必須自始至終絲毫不苟，一字一句地加圈加點，虛心涵泳，融匯體察，如此方能貫通領悟；至於瀏覽者，僅系供參考之用，庋藏儲備，隨時調閱，能提要鉤玄，明其大體即可。”張其昀所在的一班國文系一班學生十多人，經他精心培植，以後在學術上都卓有成就，除張其昀外，如繆鳳林、景昌極等人，因而吳宓曾評價為南高東大“空前而絕後”之最優秀之一班。

柳詒徵著述極豐，其力作有《中國文化史》和《中國歷史要義》等，而“把史學與哲學相結合，是其治學的特色”。其所著《中國文化史》分上古、中古、近世三冊，約一百餘萬字，“每編分章分段，緊接於段落後必附引經史、諸子百家語，以及現代中外學人的讜言偉論，藉供讀者的徹底了解。書中所紀俱系前言往行，簡精扼要，而尤在援古證今，以今鑒古，期能於歷史典章制度因革源流，得以明其得失匡其謬誤，而後折衷至當，以成定論。”其《中國歷史要義》一書，分史原、史權、史統、史聯、史德、史誠、史義、史術、史化十大篇。有的學者評價該書，“更見精采，美不勝收”，“在我國的史學名著之中即以之持與劉知幾的《史通》和章實齋的《文史通義》相較，要亦可以先後比美。”

除了史學上的卓越成就外，柳詒徵“詩文書法”也“俱足名家”，“為文不論說理、記事及其抒情，無一不精”，被人推許為“直入六朝堂奧”；其詩則得到吳宓“雄渾圓健，充實光輝”的評語；而“書法上除楷正外，兼工行草篆隸，幾無不能；尤以隸書筆法，與其師李瑞清相近”。

對這位學術大師的治學成就，吳宓在《空軒詩話》中曾有一番較全面的評述，他將其與梁啟超相比：“近以吾國學者人師，可與梁任公聯鏢並駕，而其治學方法亦相類似者厥惟丹徒柳翼謀先生詒徵。兩先生皆宏通博雅，皆兼包考據、義理、詞章，以綜合通貫之法治國學；皆萃其精力於中國文化，皆並識西學西理西俗西政，能為融合古今，折衷中外之精言名論；皆歸宿於儒學，而以論道經邦、內聖外王為立身之最後目的；皆緣行道愛國之心，而不能忘情於政治事功；皆富於熱誠及剛果之勇氣；皆能以淺顯犀利之筆，為家喻眾曉之文；皆視詩詞為餘事，而偶作必具精彩，此皆兩先生根本大端之相同處。”

“低頭菩薩”竟成“怒目金剛”

柳詒徵在南高、東大和中央大學之時，平素給人的印象是：清癯面孔，疏落長須，平日身著長袍馬褂，一尺長的旱煙桿系著黑布煙袋，始終不離手中；無時不是悠然自得，望之若神仙中人。學生見面行禮，他總是拱手作答，最為謙虛。言語幽默詼諧，一派謙謙君子風度。抗戰期間，江蘇省政府遷至興化，一天，柳詒徵有事與一隨從一起入興化城，崗哨衛兵照例盤問其居住地址，柳詒徵竟啞然無以為對，哨兵斥之離去，柳詒徵窘急之下，手指北門城內建設廳長住宅，崗哨始准隨從入城通報，由建設廳長到北門迎接後方得進城。以後省主席等向他道歉，柳詒徵卻連連誇獎哨兵訓練有素，忠於職守，並自嘲說：“這是報應，我平時當老師時常給學生吃鴨蛋，此次我連吃三個鴨蛋。”說畢大笑。但“緊要關頭”，柳詒徵卻“自然不肯馬虎放過”。抗戰勝利后，柳詒徵選聘為江蘇省參議員，凡關乎國計民生之事，他總是仗義執言。一次開會時，省主席及各廳長均列席被質詢，當時教育廳長曾為一件事指責議員吹毛求疵，柳詒徵先生當即抗聲而起，手指某廳長聲色俱厲地斥責說：“你是我在高等師範時的及門學生，何以這樣糊塗，不明白民主精神？你須知道議員是代表人民行使神聖的任務，你們不過暫時負一時治權責任，應當小心，敬聽主人翁代表的意見。沒有民主修養就不配列席會議，就不配做民主國家官吏。”想不到一個“低頭菩薩”竟成“怒目金剛”，教育廳長一時被訓斥得面紅耳赤，呆若木雞，不知所對，而全場則掌聲不已。